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作者：刘洪志,江程铭,饶 ...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时间折扣”还是“单维占优”？——跨期决策的心理机制作者：刘洪志，江程铭，饶俪琳，李纾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对于公式P C = P（Inclusion）–P（Exclusion）；P A= P（Exclusion）/ （1 –P C）：（1）理论上可能为负数，如果是负数，又如何解释？（2）决策中分析式策略和启发式策略应该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不存在双高的情况），此时PDP范式的推论是否会受影响？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1）虽然根据文中的公式，P A和P C可能是负数，但该公式是根据原始公式P（Inclusion）=P A + P C - P A ×P C，P（Exclusion）=P A - P A ×P C推导而来，由于原始公式假设P A和P C是属于区间[0, 1]的，因此理论上P A和P C是正数。
在实际数据中，如果出现了P（Inclusion）< P （Exclusion）的情况，那么P C确实有可能为负值。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明PDP范式的算法是有问题的。
但是，本研究的实验数据没有发现负值，因此可以使用该算法。
（2）正如审稿人所说，确实存在一些模型认为启发式系统和分析系统并非彼此独立，但PDP范式认为二者是独立的，正如Ferreria等人（2006）所说：“The PDP conceptualization of RB (rule-based reasoning) and H (heuristic reasoning) processes as two independent and parallel reasoning modes differs from models that conceive of them as mutually exclusive. For example, a number of dual-process models have argued that heuristic and rule-based processes represent distinct alternatives and that the processes do not co-occur (e.g., M. B. Brewer, 1988; Fazio, 1990; Kahneman & Tversky, 1972, 1973; Petty & Cacioppo, 1981). Other models (e.g., Fiske, Lin, & Neuberg, 1999; Fiske & Neuberg, 1990) have argued that RB and H represent two ends of a continuum and that movement toward one end of the continuum (e.g., H or RB) necessarily coincides with diminished activity on the other end (e.g., RB or H). In contrast, the PDP approach assumes that all judgments reflect the joint and independent contributions of RB and H. Increases in one process do not imply decreases in the other. ”Ferreira, M.B., Garcia-Marques, L., Sherman, S.J., & Sherman, J.W. (2006).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components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5), 797-813.意见2：文中的实验三中，无关启动组的启动题目，如“两选项的时间相加后为多少年？”“两选项的金钱相加后为多少元？”这实际上也可能会诱发被试基于特征的比较加工。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强化敏感性基础作者：应梦婷江光荣于丽霞鲁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首先在此感谢各位审稿专家认真严谨的审稿，为我们的稿件提供了许多宝贵建议，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我们进一步改进稿件提供了很大帮助。
下面是我们针对各位审稿专家的意见作出的回复以及修改情况说明，同时，在稿件正文中也用蓝色对相应修改内容进行了标记。
审稿人1意见：文章写作规范，概念准确，有一定的创新，行文清晰简明，使用的范式具科学性，对无关变量的控制也很细致。
但是本文仍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建议修改后再审。
意见1：研究一没有报告描述性结果，不知道两个研究的被试是怎样的被试，也会影响对文章结果的理解，比如：研究二的对照组与实验组之间在其他人口学变量上是否有差异？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已补充研究一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并对研究二的被试组成作了更细致的说明。
见2.2.2描述统计结果和3.1.1（2）被试的组成，蓝色标记部分。
意见2：研究二的入组标准中，有“入组的自伤被试必须同时满足2个条件：（1）自伤问卷总分大于9；或自伤问卷总分大于6且至少有一种自伤行为的发生次数在5次及以上”，为何制定这样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否有文献支持？回应：针对审稿专家的意见，对此标准进行说明和修改完善如下：本研究所用自伤问卷是国内研究者在质性研究的基础上参考国外自伤量表编制而成，目前以此问卷为研究工具的研究表明，该自伤问卷上得分越高，情绪表达不能、情绪调节困难、冲动性等核心病理特征的程度越严重（冯玉，2008; 于丽霞，2013; 于丽霞等，2013）。
然而，目前尚缺乏对问卷划界分的相关界定，且由于是中国版问卷，缺乏国外研究证据的支持。
本研究起初制定筛查标准时，主要是结合DSM-5对自伤行为的界定，采用经验划分法选取的划界点。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选择多多益善？——选择集大小对消费者多样化寻求的影响作者：刘蕾郑毓煌陈瑞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本文通过三个实验研究，探讨了消费者多样化寻求行为与选择集数量之间的关系。
从论文选题来看，是消费行为领域的重要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所汇报的实验结果也支持了作者的假设。
论文优点在于：作者对相关文献有很好的把握和梳理，实验设计严谨规范，尝试利用moderator（研究三）来验证机制的尝试也值得肯定。
但是论文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需要在修改中加以完善。
意见1：论文摘要部分需要修改，现在的版本中有多处表述语意不清楚的地方。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将论文摘要部分做了细致的修改，以确保语意清晰，语句流畅。
详情请参阅论文摘要部分。
意见2：论文引言的第二段的出现非常突兀。
可以考虑放在最前面作为引出―多样化寻求行为‖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或者直接删除，或者在论文的discussion部分提及。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心审阅和建议，的确引言第二段内容与前后文逻辑关系不强，论文作者也非常认同评审专家的建议，已将该段内容放在文章开头作为引出―多样化寻求行为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意见3：论文第四段的相关讨论（―因此，作为生产企业和供应商，应找到倒U形的临界点，只要供应临界点的产品种类数量，就可以通过减少生产和供应成本而使总收益最大化‖）没有事实根据，建议作者谨慎。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认真严谨的审阅和建议。
为周密起见，我们已将该段表述删除。
意见4：第4页倒数第5行，―柯学‖的引用需要注明年份。
回应：特别感谢评审专家如此细心的审阅并耐心的指出文中不足。
已注明所引用论文的年份。
意见5：第5页作者提到―消费者多样性寻求行为随选择集增大而增加（McAlister，1982；Pessemier，1978；Simonson，1990；Walsh，1995）‖，这部分内容与本文立意相矛盾。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中文阅读预视加工中的词频和预测性效应及其对词切分的启示：基于眼动的证据作者：苏衡, 刘志方, 曹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论文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供作者思考：意见1：实验一到实验三发现，各种掩蔽条件下均影响词频效应，作者推论，中文读者词汇加工存在汉字加工过程，实际上，该实验结果也可能说明，预视加工不能够达到词汇水平（至少不能达到出现词频效应的程度），以此推测“存在汉字加工”阶段，对本研究的数据而言，有点过度推论。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李兴珊等人(2009,2011)提出的词切分模型是本研究所依据的理论背景之一，该词切分模型认为词汇识别的前期必然经过汉字识别阶段，还有证据表明汉字在中文词识别中有相对独立的作用(申薇，李兴珊，2012)。
当前的研究结果应该说是与李兴珊等人的观点并不冲突，但是考虑到本研究中并未操控和影响汉字加工过程，因此专家认为推测“存在汉字加工阶段”是过度推论，是有道理的。
根据现有多个文献均表明尽管读者基于词汇理解中文文本，但中文阅读中确实存在“汉字加工”过程(李兴珊等人(2009,2011, 2012; 李兴珊, 刘萍萍, 马国杰, 2011 申薇，李兴珊，2012;Yan et al., 2006)，因此在“总讨论”部分，我们根据本研究的数据结果结合汉字加工过程进行了讨论。
不过，为提高文章的严谨性，我们在将本版修改稿中的“结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将“存在汉字加工”的描述改变说法“不能达到词汇水平”。
整个“结论”部分被修改成“中文读者对词n+1的预视加工达不到词汇水平，读者较难通过字词识别切分词n+1；中文读者根据词汇预期加工切分词n+1”。
希望这个修改能够增加文章严谨，请专家审查。
意见2：作者在引言开头部分，直接引入“E-Z读者模型”和SWIFT模型将词汇加工区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具体指什么内容，他们与本研究之间的是什么关系，作者应该有明确的描述。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新生儿情绪性语音加工的正性偏向——来自事件相关电位的证据作者：张丹丹陈钰敖翔孙国玉刘黎黎侯新琳陈玉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我仅对实验范式有一个疑问：作者利用中性声音作为odd-ball范式中的标准刺激，而情绪语音（高兴、愤怒、恐惧）作为偏差刺激。
结果发现高兴会诱发一个更大的失匹配反应。
但因为这三种偏差刺激的声音是不同的，作者如何能确定观察到的现象是因为对不同情绪语音的处理引起的，还是因为三种不同的声音底层属性引起的？现odd-ball范式对这个问题公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用同样的声音即做标准刺激又作为偏差刺激。
比如可以在一个block里用高兴做偏差刺激，中性做标准刺激。
而在另一个block里反过来，这样可以直接比较高兴这同一个刺激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异，进而避开因不同声音引起的可能混淆变量。
当然，各种声音可以自由组合。
另一种简单的办法是做一个baseline run。
就是把高兴、愤怒、恐惧三种声音在一个独立的block里混合随机播放，来确定其反应。
再用这些反应作为相应的baseline与odd-ball里的反应做对比。
回应：审稿人的意见非常正确，本研究的设计的确存在不足，我们也准备在后续的相关实验中加入两种刺激位置反转的session。
由于参加此次实验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不是新生儿了，现在也不可能把他们找回来补测，因此此次实验的缺陷请审稿人原谅。
本次修改我们将此项不足在讨论中明确指出了（见讨论倒数第二段）。
不过，Cheng et al (2012)在研究中还使用了对照刺激(control stimuli)，他们通过语音处理软件抽提出情绪语音材料的基频(f0)作为对照刺激，采用中性材料的f0作为标准刺激，情绪材料的f0作为偏差刺激，发现新生儿的大脑并不能分辨不同情绪材料的f0。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具身认知视角下软硬触觉经验对性别角色认知的影响作者：易仲怡杨文登叶浩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第一轮非常感谢审稿专家为稿件提出的建议，也感谢编辑部编委、老师的辛勤工作。
以下为作者针对专家意见所进行的修改说明：审稿专家1意见：作者从典型的社会语言现象入手，基于具身认知理论，旨在探讨触觉经验与性别角色认知的隐喻式关系，并通过三个实验揭示了触觉经验与性别认知间的双向作用关系：软硬—性别隐喻的心理现实性—性别隐喻的内隐程度性—抽象概念的心理模拟性。
考虑到当前热点词的流行、内化程度，进行这样一个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很有必要。
同时作者以具身视角从进化适应及传统文化方面对该现象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总的来说，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理论贡献，但仍有几个需修改的地方：意见1：引言中问题的提出应与总讨论相呼应，综述部分的段落建议精简一些。
突出重点。
回应：感谢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修改稿针对性地做了如下两点修改：（1）精简了引言的综述部分。
稿件从具身认知的视角切入，对性别角色认知进行了探讨，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身体触觉经验与性别角色认知之间的双向作用关系，为整合社会性别角色认知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提供一定的启示。
专家的意见让我们重新审视了文章的思路和侧重点，在引言对“性别角色的生物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争议”段落进行了删节，并对“性别角色的概念是否会通过软硬进行隐喻表征”段落进行相关研究的补充，突出从具身认知视角研究软硬触觉对性别角色认知形成与发展影响的必要性。
具体删补如下：①删除“如Paul和Perryjenkins (2016)对109个美国家庭进行的7年追踪研究发现，父母的性别行为和性别意识预测了儿童的性别角色态度，当父母在儿童生命的第一年时间里报告了更多的传统性别行为和意识时，孩子们就自己的性别报告了更多关于传统性别角色印象的知识。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二语情绪概念理解中的空间隐喻》作者：沈曼琼谢久书张昆李莹曾楚轩王瑞明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2.3 结果与分析部分中“根据以往数据处理的方法(Meier, Robinson, 2004)，删去词语判断准确率低于75%的被试10名(王穗苹, 迟毓凯, 王瑞明, & 吴岩, 2005)”，但是，Meier 和Robinson（2004）的研究中，并没有删去准确率低于75%的被试，而是“Latencies were then log-transformed to normalize their distribution (Ratcliff, 1993). Next, we replaced trials that were 2.5 SDs below or above the grand latency mean”。
另外，值得思考的是，在只有30个被试参加的实验中删去10个被试是否合适？Meier和Robinson（2004）的研究中，只是“Inaccurate trials were dropped from the analysis. ”；在Outlet等人的研究中，是“Trials with errors in any of the two tasks (8.79%, 743 trial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latency analysis.”。
是否这两个研究中用的方法会更为合理、可行？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为了验证实验结果是否稳定并增加有效被试量，同时针对审稿人提出的补充相关变量实验结果的要求，我们重新收集了实验数据。
先前实验中的被试只是通过大学英语四级，所以对二语情绪词汇的判断正确率低，导致删除的被试较多。
新实验中使用的被试均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实验结果中有效被试人数显著增多，最主要的是，实验结果与之前版本的结果相同，证明本实验结果稳定，具有可重复性。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说明书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辩证领导行为及其对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的影响:一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导行为研究作者：王辉王颖季晓得纪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评审这篇文章。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领导概念——辩证领导行为, 并试图通过概念分析和实证数据, 论证辩证领导行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据及对组织变量(一般绩效与创新能力)的影响, 研究设计严谨, 数据收集和统计方法科学合理。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本文的题目中明确提出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领导理论的探索”, 表明了作者的理论自信和探索勇气。
我有几个疑问和建议, 提出来供作者参考。
不过, 这些疑问只是本人的意见, 不代表编辑部, 如果与其他评审专家的意见有冲突或不一致, 请忽略本人的意见, 听取编辑部的意见。
意见1: 本文开头的铺垫似乎没有必要。
黄鸣鹏和王辉早在2017年就提出了辩证领导行为的概念, 与2020年的疫情蔓延没有任何关系。
本文也没有提供解释疫情应对的关于领导作用的内容。
所以, 这一段与本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 建议删除。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诚如您所说, 新冠疫情的蔓延与辩证领导行为的提出没有非常直接的关联。
但是, 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对当前中国经济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从零售餐饮、住宿旅游、交通运输、文化娱乐等行业营收大幅下滑, 到制造业、房地产、施工建筑行业等因人流、物流受限而复工复产缓慢, 再到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生鲜物流等科技公司的异军突起, 疫情给中国各个行业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与机遇, 而这些变化可能会深刻影响到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竞争格局。
开头铺垫的初衷是想说明在疫情背景下, 企业坏境变得更加复杂, 领导者需要权衡矛盾、应对变化、关注大局的需求变得愈发迫切, 这为研究辩证领导行为及其影响提供了前提, 故在问题引入时做了铺垫。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影响中国员工职业成功的元分析作者：周文霞、谢宝国、辛迅、白光林、苗仁涛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该文对已经发表的数据进行了元分析，试图得到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并检验了作者提出的研究假设。
用元分析数据检验理论假设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可以得到很多利用原始数据进行分析所得不到的结论。
但该文在数据整理、统计分析等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
在考虑发表前，还需要做较大的修改。
意见1：原始研究的文献特征没有呈现。
（page 10）76篇文献的基本特征应该整理成一个表格，置于表1之前。
具体做法可参考《心理科学进展》宋佳萌，范会勇（2013）一文。
进行基本特征编码可以看到影响本文结论可靠性的潜在文献特征。
请明确指出哪两个研究提供两个独立样本？(page 10)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为了不影响阅读，我们以附录的形式将相关信息附在了文章后面。
并在文中指出了潘静洲（2012）、杨凡（2011）的研究包含两个独立样本。
意见2：Effect size用的是什么指标？在合成之前应该明确交代一下。
(page 10)回应：Effect size我们用的是积差相关系数。
该信息已经在文中做了明确交代，请见“4.2 文献筛选”（3）的红色字体。
意见3：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有问题。
(page 11)。
建议试试Mike Cheung提出的two stage Meta-analytic SEM。
将元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结合的思想早已出现。
国内外也早有应用了。
用这种思想方法来检验理论的做法也早已出现。
因此，在方法学上难说是创新。
相反，这种方法还有不少风险。
主要问题是增加了接受错误模型的可能性（即拟合指标偏高）。
Mike Cheung提出的two stage Meta-analytic SEM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Cheung, M. W. L., & Chan, W. (2005).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two-stage approach. Psychological Methods, 10, 40–64.）。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推荐。
我们认真阅读了审稿专家推荐的这种方法，增加了新知识。
但是，我们发现该方法非常繁杂，应用性不强。
我们查阅了国外顶级期刊（比如，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所发表的“Meta-Analytic SEM”的研究论文发现，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Viswesvaran和Ones（1995）的方法（附上最近4年发表的5篇论文）。
而且，我们用MASEM的主要目的是对理论假设（即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不是为了获得一个最优拟合模型。
因此，我们用Viswesvaran和Ones（1995）的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是恰当的。
[1] Colquitt, J.A., Scott, B.A., Rodel, J.B., Long, D.M. et al. (2013). Justice at the millennium, adecade later: A meta-analytic test of social exchange and affect-based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8, 199–236.[2] Butts, M.M., Casper, W.J., & Yang, T.S. (2013). How important are work–family support policies?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their effects on employee outcom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8, 1–25.[3] Eean R. Crawford, E.R., & LePine, J.A.(2010). Linking job demands and resources toemployee engagement and burnout: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and meta-analytic tes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5, 834–848[4] Jiang, K., Hu, J., & Baer, J. (2012). How do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fluenceorganizational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mediation mechanis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5, 1264–1294.[5] Nahrgang, J., Morgeson, F.P., & Hofmann, D.A. (2011). Safety at work: A meta-analyticinvestigation of the link between job demands, job resources, burnout, engagement, and safety outcom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6, 71–94.意见4：从表1看，该相关矩阵有不少缺失值。
回应：表1是各研究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矩阵，我们只提供了相关矩阵的下对角。
上对角属于冗余信息。
意见5：Q关系到分析模型的选择与结论的推广。
本文没有说明统计分析所依据的模型及其根据。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提醒。
我们用的是随机效应模型。
关于为什么用随机效应模型，我们在文中做了补充。
请见“4.3 元分析程序”中的红色字体部分。
意见6：“表1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page 12）所有的Q检验都非常显著。
意味着存在潜在的调节变量mediating variables? 调节变量效应需要进行计算，并解释其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
对此，Lipsey & Wilson（2001）可能讲的不详细。
可参考Applied Meta-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ard, 2012)的chapter 9 and 11。
回应：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探讨中国组织情境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对职业成功的解释力以及中介机制问题（mediating），变量之间的调节机制（moderating）并不在本研究范围内。
当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是一篇文章无法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这种研究思路在国外顶级期刊（比如，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都是接受的。
（比如，[1] Colquitt, J.A., Scott, B.A., Rodel, J.B., Long, D.M. et al. (2012). Justice at the millennium, a decade later: A meta-analytic test of social exchange and affect-based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8, 199–236. [2] Jiang, K., Hu, J., & Baer, J. (2012). How do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fluence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mediation mechanis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5, 1264–1294.）。
关于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我们已经在文章中的局限部分做了说明，请见6.3。
意见7：publication bias必须加以说明，因为它关系到结论的可靠性。
回应：在计算真实效应值（r c）之前，我们对所有的样本加权平均效应值均做了出版偏差检验（漏斗图）。
只不过，由于漏斗图太多（22个漏斗图）就没有放在文章中。
出版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有一个研究存在出版偏差，因此我们将之删除在元分析之外。
具体说明，我们已经在原文中“4.2 文献筛选”做了补充说明（见红色字体部分）。
意见8：“首先，采用路径分析对第一组假设进行检验。
”（page 11）为何不用SEM？建议文章通篇采用同一分析风格。
回应：我们就是用SEM做的路径分析（即SEM的结构模型），不是用SPSS做的路径分析。
之前表述可能让人误解，因此将该句话更正为“首先，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对第一组假设进行检验”。
意见9：“由表2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与晋升、薪酬和主观职业成功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第一组假设得到完全验证。
” （page 11）若能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变成图1那样的，应该更具有可读性。
回应：用图形的方法展示出来会非常复杂，更加不利于阅读，而且也无法将三种资本对四个因变量的优势关系显示出来。
另外，如果用图形来展示，也非常占版面（每个因变量都得做一个图形出来，这样会出现4个图形）。
不过，之前的呈现方法确实不太清晰。
为此，我们进行了修改。
具体修改，见表2。
意见10：本研究主题下的原始研究有没有变异？大家所得结果是否不同。
如果不同就必要进行元分析。
回应：以前，研究者认为两种情况下适合做元分析：（1）变量之间的关系有正有负；（2）虽然结果都一致，但是需要看看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到底有多大。
本质而言，这两种情况其实就是对定量文献的回顾，有人将之称为“psychometric meta-analysis”（Viswevaran & Ones, 1995）。
但是，元分析最新发展是，与结构方程模型技术相结合实现对理论假设的检验，比如中介机制等。
〔Viswesvaran, C.,& Ones, D. (1995). Theory testing: combining psychometric meta-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s modeling.Personnel Psychology, 48, 865–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