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法理思考与立法建议(5)

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法理思考与立法建议(5) 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九节积极鼓励职工之外的非股东社会利益代表参与公司机关一、美国与欧洲国家在非股东社会利益代表参与公司机关制度方面的比较除公司职工之外的其他非股东的社会利益代表，特别是美国多数州的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立法中提到的供应商、债权人、顾客及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所在社区，是否也可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结构，是欧共体第五号公司法指令草案中的一个盲区，也是多数欧洲国家在公司法中很少提及的问题。

有趣的是，美国多数州的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立法意识到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不仅包括对职工的责任，而且包括对供应商、债权人、顾客及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所在社区的责任。

只可惜这么丰富的公司社会责任是由公司的董事和经营者去把握和履行的，很少向前面提到的欧洲国家那样，大刀阔斧地改革传统的公司机关体系，把职工请进公司的监事会，让职工直接与股东一道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

而欧洲国家带了一个让非股东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结构的好头，但又局限于非股东的社会利益代表中的职工。

美国与某些欧洲国家之间的这种强烈的反差，很有启发意义，很值得研究。

因为只要我们扬弃两者的各自缺点与不彻底性，并大胆地吸收两者的各自优点与先进性，特别是美国多数州的立法者在认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所面向的社会利益集团时所表现出来的开阔的视野、欧洲不少国家在破除传统的股东利益代表操纵全部公司机关的立法模式时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魄力，再加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很容易创造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利益代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结构的制度出来。

二、鼓励职工之外的其他非股东社会利益代表参与公司机关的方向1·不同的利益结构要求在公司决策结构中采取不同的参加形式。

例如，就工作安全和工作健康的决策而言，只有公司职工代表有资格与股东代表平等地参与公司决策程序;而就商品或服务的安全和健康的决策而言，只有消费者和用户代表有资格与股东代表共同参与公司决策程序。

2·在公司决策程序中参与表决不是影响公司决策的唯一途径。

因为占有少数席位的社会利益享有者(stakeholders)代表无法阻拦那些占据多数席位的股东利益代表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公司整体的意志。

让社会利益享有者与股东平等地参与公司决策应当是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必要一环。

平等式参加之所以公平合理，原因在于社会利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益享有者与股东对于公司的决策享有同等重要的利益份额和利害关系。

三、导入消费者董事制度的前瞻鉴于绝大多数假冒产品都是有形形色色的公司们炮制出锅的，作为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步骤，有必要积极探索消费者代表参与公司董事会的新路子。

具体说来就是，鼓励与保护被商家们奉为“上帝”们的消费者代表步入公司决策层，并赋予其全方位的知情权、与股东董事、职工董事一道就公司的经营战略、投资计划、产品开发、产品质量检验等重大问题参与表决的决策权、就涉及消费者切身利益的问题行使的否决权等积极、有效的权利。

当然，消费者董事必须来自消费者，由消费者所选，并为消费者服务，不能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公司所收买，不能与制假卖假的奸商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助纣为虐。

因此，消费者董事应当具有很高的素质，既要有德，始终不渝地把消费者利益的维护放在自己的心坎上;还要有能，通晓公司的经营管理，熟悉公司生产或经营的商品的有关知识，尤其是该商品对消费者切身利益的影响，从而做到耳聪目明，不为奸商的巧言令色和表面文章所欺骗，更有效率地在产品和服务投入市场之前为广大消费者站好岗、放好哨。

为确保消费者董事的廉洁与效率，立法中还要规定消费者董事对广大消费者的定期社会报告义务，这种报告要在新闻媒介上公开。

我国现在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公司已经逾越现行公司法和企业法的局限性，诚恳主动地把消费者请进公司、企业的经营决策圈。

据报道，1997年3月上海市虹口区商委及所属第七百货商店推出了一项新举措：召开顾客代表大会和成立“顾客理事会”，把消费者请进商店决策层，以促进商业零售企业规范服务达标。

该商店有8名顾客代表担任“顾客理事会”常任理事，直接参与商店的经营决策。

[113]此举的确大胆、睿智和超前，不禁让我们的学者和立法者汗颜。

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加紧研究有关消费者董事的具体制度，并尽快出台实施。

如果我国成千上万的公司里都有消费者代表活跃在公司的决策层，那么欺诈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必将收敛许多。

四、导入环保董事制度和其他公共利益代表董事制度的探讨除了消费者参与制度外，我们还要在《公司法》中引入环境保护代表步入公司决策层的环保董事制度。

适用环保董事制度的公司限于那些在其生产过程、经营过程中及其用户和消费者在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或消费过程中具有污染环境之虞的公司，至于那些无污染的无烟产业的公司在不在此列。

环保董事包括国家环保部门、民间环保组织选派的代表，也包括公司所在地的居民代表、使用或消费公司产品或服务的用户和消费者代表。

此外，其他非股东的社会利益代表在公司经营管理结构中的参与制度也要完善起来。

例如，为预防中银信托投资公司和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之类的公司丑闻事件再次重演，切实保护广大储户的利益，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我们应当鼓励储户代表进入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决策层，并尽快法律化、制度化。

其他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密切的公司也要引入非股东的社会利益代表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结构的法律机制。

笔者认为，应当鼓励公司在公司机关体系内部设立专门的社会公共事务机构，指派专职雇员负责处理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有关的具体工作。

社会公共事务机构的工作应当以追求营利最大化的商事目标与承担公司社会责任的非商事目标为理念，以带动和引导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为工作重心。

为做好这一工作，社会公共事务机构既需要与公司经营战略规划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本公司在追求营利方面的经营决策与重大商事活动;也要注意倾听社会公众对公司的评价、批评与建议，及时为公司决策部门调整经营战略、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意识、改善公司的社会现象，而及时提供相关信息与咨询意见。

第十节结论观念是行为的先导。

有必要在商界、人权界与国际社会普及公司社会责任的观念与指导思想。

如果全社会对公司社会责任普遍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态度，强化公司社会责任只能陷入空谈。

建议早日把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写入党的政治报告、每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

大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大股东(包括机构投资者)应当意识到摒弃铜臭气、建设公司良心、推进社会正义与社会权的重要性。

鉴于无法彻底把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鉴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不少行为表现为自愿式的慈善行为，促进公司管理层公司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显得十分迫切。

早在1900年时，著名的美国商人卡耐基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商人必须“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司资金视为一种信托资金，他有义务为了使社会最大限度地受益而管理好这笔资金”;[114]杜邦先生在1971年时也指出，“杜邦公司不仅要对劳动者、客户和股东负起责任，而且要对社会公众和公司所在社区负起责任。

杜邦公司认为，为了保持公司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商界必须以实际行动满足社会公众对自己的需求和期盼，必须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公司对社会的贡献”。

[115]相比之下，我国公司出资捐助“希望工程”、国粹中的文化艺术、大中小学、洪涝干旱地震灾区人民，为老少边穷地区修桥铺路、挖井引水、扶贫攻关的事迹亦不在少。

可惜，其中不少公司是在政府的动员下硬着头皮、或者为了改善自身的公司形象而为之。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如何让我国成千上万的公司董事、总裁、老总们真正在头脑中坚定树立起全面的公司社会责任意识，并将其落实到公司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除了对公司经营者进行道德教化，应当及早就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作出系统、全面的制度安排。

要充分发挥法律在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方面的推动、保护和规范作用，必须从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实践出发，大胆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先进的经济立法经验，以确认和保护经济民主、社会权与公司社会责任为价值取向，义无反顾地进行立法改革，构建门类齐全、结构协调、功能合理、层次分明、动态开放、与市场经济规律相契合、与现代先进国际惯例相接轨的法律制度体系。

当然，在运用比较法学研究方法从国外移植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制度时，必须十分谨慎。

稍有不慎，就很容易把貌似相同的法律制度视为同样的法律制度，甚至给世人留下削足适履之讥。

在完善立法、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应当及时公布相关的立法草案，鼓励公司的各类利害关系人参与立法讨论，并推出自己的立法建议。

某些地方的行业性立法，如出租车行业立法，单纯征求出租车公司的意见，主要保护出租车公司的利益，而对广大乘客的利益和意见体现不多，社会影响非常不好。

要想真正促进经济民主化、强化公司社会责任，促进措施的本身也应符合法治和民主精神，力戒立法者和规则制定者在公司财力的影响下产生腐败和专横。

鉴于传统公司法的理念是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而忽略了公司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的理念应当深深扎根于我国的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不应局限于纯粹的公司法或社会法部门。

换言之，所有的法律部门，无论是公法(如行政法、经济法、宪法)、私法(如民法和商法)，还是社会法(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都应体现公司社会责任的精神。

公司在推动社会权方面大有可为。

例如，社会保障基金与公司社会责任密切相关。

为应付有可能发生的福利国家危机，有必要改革公司税制与社会保障税税制，以缓解社会保障基金筹措中的难题。

应当摒弃传统的公司法理念，确认营利最大化的商事目标与承担公司社会责任的非商事目标为公司的二元化目的。

由于公司社会责任对营利最大化目标的限制和纠正作用，营利最大化目标应当改称为“营利最佳化目标”或“营利合理化目标”。

对我国对传统公司法中的越权理论也应重新作出解释，以保护董事会践行公司社会责任的正当决策，尤其是在合理限度内牺牲公司利润的决策，不为股东的直接诉讼或代表诉讼所推翻。

实际上，我国《公司法》第14条第1款应当解释为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雨伞条款。

[116]就公司机关体系而言，公司决策程序应当对社会政策、社会权与社会正义予以充分的关注。

应当进一步完善劳动者、消费者与其他非股东利益代表在公司机关中的参与制度。

借鉴挪威的公司大会制度，我国传统股东大会的组成结构也应进一步改革，同时容纳股东利益代表与一定比例的非股东利益代表。

董事会也应导入劳动者、消费者、用户(包括电脑用户与污染环境的化肥用户)、公司所在社区、政府机关与其他非股东利益代表的参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