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步高《回眸》

回眸王步高月到中天，清华园里月色溶溶，万籁俱寂，我上完晚间的三节课，答完疑，激情奔涌的心境还未平静下来，又骑车急急忙忙赶回寓所。

我要赶紧给妻子打电话，这是独处异乡每天必做之事，她不接到我的电话是不会睡觉的，虽然这时已过10点半钟。

我是从东南大学退休后应聘来清华任教的，转眼一年多了。

妻子刘淑贞虽也从南京大学退休，却因办着一印刷厂，不能陪我一起“北漂”，这就使我们年过花甲还得经历分离之苦。

结婚40多年了。

我们的父辈是上海同厂的工人，私交甚笃。

我俩又是初高中同学，我坐她前一桌。

她是初中全班13个女同学中唯一考取高中的。

我们都爱好文学，她经常把我课桌抽屉里的小说拿过去看，当时为此也有过不少次“冲突”。

从恋爱开始，我们就赶上了“文革”的时代列车，我们才通信一年多，约会过三次，我就在1966年6月初因参与了一张给校党委提意见大字报的起草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这也是全省“文革”中的第一批“反革命”）。

当时我是南京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不满20岁。

事发地点是南大的溧阳分校。

铺天盖地的反击大字报和无休止的批斗，使我很快将自己与50年代的“坏分子”划上等号。

我相信，等着我的是深重的苦难，我不想连累她。

就在被打成“反革命”的第三天我写信给她，如实告诉她我的处境，我已从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跌入深渊，要求断绝通信联系。

五六天后我就连续收到她的几封回信，她安慰我，劝我坚强些，并表示她会永远跟我站在一起。

我能想象她写这些信时会流多少泪。

收到她的来信的不久我们就被“平反”了，但她的信使我们确立了终身伴侣的关系，我们是可以互相信赖，是可以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

事实后来也一次次证明了这一点。

大学毕业第二年正月，我还在家乡扬中县的幸福公社农村劳动锻炼，因参加民兵造“土地雷”试验被炸伤，与我一起负伤的民兵一只手被炸飞，公社人武部长一只眼几乎完全失明（他们后来均被定为一级残废军人），而我被送到常州医院时，因严重脑震荡呼吸心跳都停止了，县人武部决定追认我为革命“烈士”，并让我家所在公社人武部长陪我爱人去医院。

我却在医院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她在我恢复知觉不久赶到医院。

当时我面部血肉模糊，焦黑一片，眼睛因负伤较重被绷带蒙着，头发被剃光。

我看不到她，我却分明感受到她在流泪，她拉着我的手还在颤抖。

她在医院精心照顾我。

我恢复得很快，是爱的力量使我在与死神的抗争中赢得胜利，我只22天就出院了，未留下任何后遗症。

我们一起坐小轮船回乡。

一个月后我就能回到生产队开手扶拖拉机耕地了。

最难忘的是“文革”后期那次被打成“反革命”。

我在故乡一所小中学里当副校长，教着语文课，因为给县里工业局长改一封给上级的申诉信而被审查。

我被县委工作组叫去训过几次话，并被勒令“边工作边检查”，工作组威胁要将我“隔离审查”。

“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仿佛头顶悬有达摩克利斯剑，不知落在何时。

当时县教育局分给我们公社一笔图书经费，有一天领导要我带着各校代表去县书店挑新开禁的图书，直到下午两点多才回家。

只见爱人与两女儿都未吃午饭，哭成一团，以为我已被关起来了。

被恐怖笼罩着的家庭，仿佛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在惊涛骇浪中随时有倾覆的危险。

我终究被关起来了。

就在我被关的当天晚上淑贞竟敢于找到分管政治运动的县委副书记家，责问县委凭什么关我。

妻子平时非常平和，也不知这时哪来的胆量？被关之后，也许是书生气，我自以为有理，竟不肯认“罪”，当时专案组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

而我公然对县纪委书记说：“我没有罪，我绝不走坦白从宽的道路”，“态度不好”倒成了我的主要罪行。

尽管来我专案组视察的县纪委领导私下对我说：“哪有组织向个人低头的”，我却天真的认为“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关心政治又心直口快的性格让我不得不每天为自己过去所说的话辩解，就是不肯认罪，这就使我愈关愈久。

开始我被关押在一所已弃置的乡医院里，周围没有围墙，倒有大片桑树。

桑树地的南面有两间被竹林环包的茅屋。

那家有个残疾学生在我们学校读书。

我爱人常先到他家，他母亲就让他的哑巴哥哥来通知我，哑巴向我做个眼色，民兵和专案组员忙于逗哑巴，我就向民兵请假上茅坑。

妻子已借夜色和桑树的掩护在茅坑附近等我，与我偷偷说上几句话。

她一再叮嘱我宁愿自己多关些日子，也不要乱交代，更不要去乱揭发别人。

在我被关押的309天里，妻子含辛茹苦。

县委专案组还到我家抄家，勒令他揭发我的问题，与我划清界限。

妻子当时在一家小工厂做工，一人带着两个不足10周岁的孩子。

她要上“三班倒”，经常上中班，深夜11点才下班；或是上大夜班，深夜11点上班。

厂里还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她，一些势利之人也冷嘲热讽。

我平素的某些同事好友，也变了脸，甚至捏造罪状诬陷我。

她到处打听我的案情，关心我有没有又挨批斗，有没有与专案人员干仗。

两个女儿还先后出痧子，多天发高烧。

她当时身体很弱，营养不良，严重贫血，劳累与精神打击使她一次次晕倒在车间和回家的路上。

当时物资也十分匮乏，过年只买得起二三斤黑市高价肉，妻子自己不吃，也舍不得给孩子吃，总是把肉和点别的菜一起烧，让孩子一次次给我送去。

甚至连一点肉皮也要炸炸，留着烧给我吃。

开始我关在医院时，孩子送菜来还能见到我。

每次见到孩子来，我都迎上去，大女儿燕子把菜递给我，都特别交给我一个小纸条。

我主动把菜送给看押我的民兵检查，回到屋里，迫不及待地拿出女儿给的纸条。

那是妻子写的，她听我在县委工作的学生说，县委领导经常开会讨论我的案情，将对我采取新行动。

还经常告诉我外面特别是与工业局长一起被关的23人的情况（他们因认罪态度好都陆续解除隔离了）。

连看几遍，能一字不错背出来，就把它撕碎，然后一点点吃下去。

有几十张纸条就这样被我吃掉。

纸条在胃里，妻子的话我却记在心里。

夜晚，久久难以成眠，我想着妻子女儿，眼泪止不住流下来，我给她们带来的罪孽，何时才能还清呢？对党、对国家，我问心无愧，我是个好教师，我教的学生刚刚夺得全县高中生作文竞赛第一名，我没有罪；对妻子儿女，我是有罪之人。

她们为什么要跟我受这样的煎熬呢？三个月后县委决定把我进一步“隔离”起来。

将我关到一个尚未完工的食品公司仓库里，四面有围墙，出大门就是大港，只有一个土坝通到对面的公路上。

又把关我房间的窗户钉死，窗外有铁栏，用油毛毡和牛皮纸遮蔽住。

我只能从窗角扒开一点缝隙，看到通往公路的土坝。

什么时候我才会走过这土坝回家呢？然而，接下来我倒是天天被专案组和民兵押解着走过土坝去县和各公社的人民大会堂（“文革”中在中国最受亵渎的大概就是“人民”二字，掌权者常常自封是“人民”的代表，而我们这些挨整的自然就不是“人民”了，“民”不是，“人”也不全是，往往猪狗不如）去接受批斗，对诬陷、恐吓渐渐麻木的我，对不绝于耳的口号也渐渐无动于衷，只是我站在批斗的主席台上，我都仿佛看到妻子的眼睛，似乎那双疲惫辛酸的眼光中才透射出温情和信任。

它让我挺直腰杆。

我想起鲁迅的话：“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想到这里，我会心地笑了。

挨批斗还笑，而且绝非装出来的笑。

台上台下都笑了。

这是主持者始料不及的。

在县人民大会堂斗我一场，我笑了六次，全场也大笑了六次。

县委领导未想到才30出头，书生气十足的我，却叫他们下不来台。

王某人的头这样难剃。

在我专案组的那位特派员几个月前还夸口他“过的桥比我走的路还多”，这时也觉得无奈了。

这里离家远得多，孩子小，要上学，妻子就不让她们来看我了，来了也见不到我。

经常淑贞却总要找个理由来看我，给我送点东西，送吃的，也送衣服，还送王力《古代汉语》等与古代文学有关的书籍。

她已在为我出“狱”后考研究生考虑了。

当时，专案组已不容许她与我见面，等她走后，检查过她带来的东西，才让人把东西给我送过来。

我一接到东西，知道妻子刚来过，立即到被封闭的窗下，从缝隙中看，这时她刚走过土坝。

当她快踏上公路之前，总要驻足朝着关押我的囚室深情的回眸一望。

虽然相隔不过数十米，我已不能看清她的目光。

但与之相依为命十多年的我，却分明能见到她的泪花。

她充满爱和恨的目光，此时无声地告诉我：别气馁，要挺住！困难总会过去！我也仿佛看到她瘦骨伶仃（当时她体重只剩70多斤）的身子后所蕴含的力量。

她总是比我坚强。

时过三十多年，我永远忘不掉她那回眸一望的目光。

每当我疲惫欲偷点懒时，想起那目光就平添了无穷的力量；每当我小有成就，有点自满自足时，就会从那目光中看到轻轻的责备；每当我再度受挫，就会想起妻子的鞭策与期望……妻子这回眸成了我永生难忘的记忆，成了我毕生自强不息的动力。

后来，我终于作为那次运动镇江地区11个县市最后一名被关押人员放了出来，又被送农场监督劳动几个月后才恢复我的工作。

为了改变工作环境，又是她督促我排除万难报考研究生（我是跨专业报考，难度要大得多）。

当时家庭经济困难，她自己种菜喂鸡，还给她所在工厂糊包装螺钉的纸盒，把省下的钱给我买书，三年间我买了近千元的书，差不多等于我三年工资的一多半（当时我的月薪51元）。

她无怨无悔。

全家人都跟着我节衣缩食，至今我们保留着大女儿上初一时被评为县中“三好生标兵”的照片，清癯瘦弱的她穿的是她妈很旧且有点破的春秋衫。

后来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到江苏某出版社工作，设法把她调到母校南京大学的出版社工作。

当时我正在读唐圭璋教授的博士生，我所在的出版社领导迫使我或脱产读完博士生，或中途退学，还以停发了我五个月工资，扣发七个月奖金来要挟。

为了妻子的工作和两个女儿的学业，我选择中断博士生的学习。

虽未能取得博士学位，第一次能以自己的辍学回报妻子女儿，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是妻子身体力行，为我们树起事事为他人着想，为别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家风。

再后来她支持我离开出版社到东南大学任教，支持我编《大学语文》教材，支持我进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创建两门国家精品课程，支持我撰写《东南大学校歌》，是她鼓励我接受撰写《司空图评传》、《唐诗鉴赏》、《唐宋词鉴赏》等大量南大出版社的书稿，是她支持我退休后来清华大学任教。

每次人生的低谷我都能重新跃起，每一个打击都变成进步的阶梯，都缘于她的推动。

我很多的文章，著作，她是第一个读者和审稿人。

我五十多部著作、教材的封面上，我的名字之前都应写上她——刘淑贞的名字。

夜半了，月光静静的照在我的脸颊上，泪水打湿了枕巾，我每晚都在这思念与回忆中安然入睡。

梦中我又穿山度水回到南京，和她在一起，我又能见到那双永生难忘的眼睛……2010．9.22（中秋）改定于清华大学2010.10.十多次修改于清华西南楼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