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研究

社会资本研究

一、社会资本的产生

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是建立在社会网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网研究的重点之就是考察个体的行为是如何受到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的，正是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美国学者格拉诺沃特和林南提出并发展了个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关系的理论，可以说是开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先河。

70年代初，格拉诺沃特在对个人寻职行为和结果进行考察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某个人寻找工作时，对他找到新工作的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过他的关系密切的亲戚或朋友而获得，而是通过他的一般亲戚朋友而获得的，这与一般人的想象似乎正好相反。格拉诺沃特对此的解释是：根据社会交往理论，只有那些在各方面与某人有较强同质性的人才可能与他建立起比较亲密的关系，因此，这些人所掌握的信息也和他差别不大。而与此人关系较疏远的那些人则由于较强的异质性，也就更有可能掌握此人及其周围圈子内的人所无法得到的、对个体求职有帮助的信息（1973，1982）。在此基础上，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的理论。所谓社会资源，就是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取。拥有此种资源可以使个人更好的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一个分层社会结构中，当行动者的行动为工具性行动时，他所拥有的弱关系将比强关系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但前提是这种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本人更高而不是更低的社会地位）。林南的这个“社会资源”概念与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其他学者的“社会资本”概念已无太大的差异，在后来的研究中，林南有时也将“社会资源”改为“社会资本”。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988年，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它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布特南(Robert D.Putnam)从政治学的角度，通过对制度绩效的研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这三种定义分别从社会文化、理性选择和政治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给予了确认，使它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概念具有了合理性。

科尔曼(Coleman)在他的《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中，从社会资

本的功能出发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财产，它决定了人们是否可以实现某些既定目标（科尔曼，1999）。科尔曼（Coleman）指出，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有利于行动的方式而改变（科尔曼，1999：356）。其中，信任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uetter)认为，经济是嵌入于更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所以，社会资本的运作就是以关系和网络的方式运作的。布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一般说来都是公共用品，并非是任何从中获益的私人财产，这是个人寄身于其间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性。社会资本在市民社会中的形成和运作，既促成了民主制度的形成，又构成了民主制度运行的环境和社会基础。

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指出，社会资本有三个基本功能：（1）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2）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3）作为家庭外的网络获得的收益来源。波茨是把社会资本当作社会整合的机制和获得社会资源的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运作。社会资本也并不是总是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1）排斥圈外人，因为为团体成员带来利益的强大联系通常也能够禁止其他人获得收益。（2）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因为团体或者共同体的封闭在特定条件下，可能阻碍了其成员商业创新的成功。在高度团结的共同体中，团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产生了巨大的搭便车问题，在共同的规范结构的支持下，不勤奋的成员会向更成功的成员提出更多的要求。对于要求者来说，他们的社会资本恰恰是获得同样资源的特权。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积累和成功的机会消失了。（3）限制个人自由，在高度控制的社会里，社会资本必然产生规范的压力，就会限制个人自由，使具有独立精神的成员感到受束缚，以至离开；（4）用规范消除秀异，由于共同的敌视和反对主流社会的经历，团体的团结得到了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成功消弱了团体的一致，最后的结果就是用规范来消除秀异之人，并强迫更有野心的成员离开。

1999年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 F. Brown)在因特网发表了《社会资本理论综述》一文，从系统主义的本体论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他直接把要素、结构和环境划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分析层面，提出了把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嵌入自我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关注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调动资源的能力；他把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探讨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该网络中的自我之间联系的定型，以及资源因其特殊结构而通过该网络流动的方式；他把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探讨特定社会资本网络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一书中指出，“信任可以在一

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这些规则不仅包含公正的本质这种深层次的‘价值’问题，而且还包括世俗的实实在在的规则，如职业规则、行为准则等”。他还指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它不仅存在于家庭这种最小、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还体现在国家这个最大的群体中，其他群体也同样体现这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获得不同于人力资本的获得，人力资本可以通过理性的投资决策如接受教育或培训而获得，而社会资本的获得必须要求人们习惯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忠诚、诚实和可靠等美德。它不仅靠个人的遵守来获得，而且要建立在普遍的社会德行基础上。这种具有社会性的社会资本的获得是基于道德习俗的积累形成，所以，社会资本的获得比其他形式的资本获得更难，同样，它也难以改变或摧毁。

1993年布特南(Robert Putnam)在他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中，研究了意大利20年来南方和北方制度改革的经验，他得出结论发现“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因素”。布特南本来的目的是研究意大利20个地区的制度绩效，他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公民参与、社区领导人对地方行政官员的民主态度、社团组织、公民共同体等维度进行深入研究，来比较不同地区民主制度运作的结果，结果却发现社会资本更多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因为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结构的特征都是公共用品，不同于私人用品，要将私人之间的信任转化为社会的信任，就得通过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来促进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形成普遍的互惠，即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布特南指出：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体现了合作的成功”。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由于利益集团所带来的集体行动阻碍经济发展的困境。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

布特南(Putnam)还指出，“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互惠规范(norms of recipocity)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积累性。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它们成为公民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与此相反，缺乏这些品质的非公开精神共同体，也会自我增强的，在恶性循环、令人窒息的有害环境里，背叛、猜疑、逃避、利用、鼓励、混乱和停滞，在相互强化着。这表明，至少存在着两种广泛的均衡，所有面临集体行动的社会，往往会朝着其中之一发展，而且，均衡一旦实现，往往会自我增强”。在这种反复的自我增强过程中，就促成了一种制度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形成了一种建立在互惠、信任基础上的均衡，而不是庇护、争斗的均衡。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用“路径依赖”分析了美洲的经验，发现美国和拉美诸共和国都享有宪政民主、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似的国际机遇。但是，北美得益于其分权的、议会制的英国遗产，而拉美则深受集权专制、家族主义和庇护制之苦；北美继承的是公民传统，而拉美得到的则是垂直的依赖和剥削的传统。所以，同样的制度运转的结果却形成了南北的巨大差异。

布特南(Putnam)还发现，社会资本运作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形成了不同的权威关系，在公民性程度较低的地方，政治生活以权威和依附的垂直关系为主要特征，体现在庇护——附庸的关系网落上，政治领导人都出自一个比较狭小的社会等级，他们对大众参与政治生活持怀疑态度；相反，在公民性程度较高的地方，政治领导人多数来自背景较一般的人群，他们积极支持地区民主改革，赞同大众参与地区事务。而在公民性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与公民之间较少发生冲突和争端，领导人一方面也更愿意解决他们的冲突，另一方面有一个开放的伙伴关系。所以，地区政府的效率与该地区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是横向地组织起来还是等级化地组织起来的程度密切相关。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体现了合作的成功”。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由于利益集团所带来的集体行动阻碍经济发展的困境。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

综上所述，布尔迪厄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社会网络，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林南则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科尔曼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便利与行动者的隐藏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布特南强调社会资本是一种规则、网络与信任。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超越了当时把资本等同于纯粹的经济资本的偏见，扩大了资本的内涵；皮埃尔·布尔迪厄和林南、科尔曼的主要区别在于：首先，她在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中强调了关系网络化的“体制化”；其次，他认为社会资本的主要功能除了满足个人的利益外，还有着将统治阶级的直接经济统治转化为非经济形式，从而使其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作用；最后，社会资源的形成方式也不是如科尔曼所称的是其他社会行为的“副产品”，而是个人或团体“有意识的投资策略”的产物。

社会资本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在研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调查和研究，为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解释范式。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形成

“资本”是经济学核心术语，是指以交换媒介为体现形式的价值凝结物，有具体的物质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本被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从资本的生产属性来定义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1]。从经济运行的层次来看，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凡用于生产、扩大再生产或提高生产效率的物质（包括这种物质的载体）都可称其为“资本”。

“社会资本”最初也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是与“个人（私人）资本”相区别的。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资本是与个人资本相对的概念，马克思说：“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

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2]可见，社会总资本就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个人资本的总和。社会资本的特征是：资本的积累方式、占有方式、分配方式和经营主体都是社会化的，它的发展形态有金融资本、法人资本和国有资本等形式[3]。

在社会学中，“社会资本”演化为与“经济资本”相区别的概念。在这一演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概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经济学家舒尔茨（1961）和贝克尔（1964）把“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认为社会拥有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资本”向广义扩展，成为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抽象了资本的最初含义，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奠定了词源上的基础（杨雪冬，2000）。

尽管直接使用现代含义的“社会资本”概念是近来的事，但对社会资本的发现和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只是长期以来被社会科学研究所忽视。例如，大卫·休谟早就认识到，适当的道德行为（如“道德意识”和“同情”）会支持经济行为的新形态。埃德蒙·伯克则指出，除非获得了先在的“惯例”、“文明”和植根于“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之上的“自然保护原则”的支持，市场根本不能运转。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承认，市场确实需要一定的道德情感的支持。19世纪早期，德国的社会批判家亚当·穆勒认为，社会“精神资本”（包括文化价值，也包括“社会与国家的有机团结”）的存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经济命运（参见伍考克，2000）。但是，对社会资本的这些有益探索和重视，最终为后来的功利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们（如密尔、边沁、李嘉图等）所抛弃，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土地、劳动和资本（主要是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使社会科学沿着《国富论》而不是《道德情操论》所开辟的道路走下去了”（伍考克语）。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的制度经济学派（以康芒斯、凡勃伦、诺斯等为代表）则认识到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是人设计的，决定人际互动结构的约束。制度包括正式约束（宪法、法律、规章条例、个人间的契约）和非正式约束（包括价值观、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为人们的交易活动提供了秩序，制度与技术一起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盈亏，[4]从本质上看，制度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可以说，制度经济学派已开创了社会资本研究的先河。只是与社会资本理论有所不同的是，制度经济学派“更多地侧重于制度的强制”(张其仔,1999:50)。

波茨和塞森布雷纳认为，在古典社会学文献中，对社会资本的认定有四种理论传统：(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的团结”的观点，即不利的情形可以促使大家凝聚起来；(2)齐美尔的“互惠交易”、规范和契约，这些是通过个人化的交流网络而出现的（如邻里互助）；

(3)迪尔凯姆和帕森斯所讨论的“价值融合”、“集体意识”等概念，认为价值、道德原则和信念先于契约关系和非正式的个人目标而存在，而不是严格工具意义上的；(4)韦伯的“强制性信任”思想，即正式制度和特殊的团体背景使用不同的机制来保证实现对已经达成的行为规则的遵守，前者(如官僚)使用的是法律、理性机制，后者（如家庭）使用的是实质、社

会机制（伍考克，2000）。

一般认为，正式提出并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他于1980年发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也有人认为（伍考克，2000），汉尼芬、古尔纳、雅各布斯等人较早使用了这一概念。莱达·汉尼芬在《社群的中心》(1920)一书中较早独立使用这一名称，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的可触知的资产：即良好的愿望、遵循、同情，以及构成一个社会单位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社会交往。”从阿列文·古尔纳的《互惠的规范：初步的评述》（1960）一文来看，他可被推选为“社会资本文字和精神上的奠基人”（伍考克语）。而从现代的使用情况来看，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1961）一书中这段话似乎是最早的：“网络是一个城市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而失去了社会资本，它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消失，直到而且除非新的资本慢慢地不确定地积累后它才会返还”(参见伍考克,2000)。

另外，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社会网络研究也是社会资本研究较早而且重要的方面，其代表性的研究有科尔曼关于社会网络对信息传播、发明推广的影响研究（1966），格兰诺维特关于“弱关系力量假设”(1973)和“嵌入性”概念(1985)，以及林南关于社会网与社会资源的关系研究（1981）等。尽管林南等人没有使用社会资本这一名词，但他的“社会资源”概念蕴涵着社会资本，因此，科尔曼也“赞许地引用了他们的成果”（参见波茨，2000）。

三、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皮埃尔·布尔迪厄可能是最早对社会资本作出明确定义的学者。此后,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对社会资本给予了不同的界定和解读。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其关系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场域”和“资本”概念。“场域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场域是由不同的社会要素连接而成的,社会不同要素通过占有不同位置而在场域中存在和发挥作用。场域就像一张社会之网,位置可以被看成是网上的纽结。位置是人们形成社会关系的前提,“社会成员和社会团体因占有不同的位置而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源和权利”。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作为各种要素形成的关系网,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变化的动力是社会资本。布尔迪厄对资本有着独特的解释,他认为资本是一种积累劳动,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是较为独特的,超越了当时把资本等同于纯粹的经济资本的认识,扩大了资本的内涵,认为资本的表现形式除了赤裸裸的经济资本外,还有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他批评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单纯依赖经济资本解释社会经济运行的现象,认为必须从三类资本的总体框架出发才能真正深

入了解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在布尔迪厄的资本类型框架中,经济资本居于基础性的位置,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建立对经济资本有依赖性。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主张就是:关系网络创造了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源,并向成员提供集体所有的资本,即使成员相互信任的可信度。一般认为,布尔迪厄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尔迪厄开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资本研究。

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 1990)从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之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的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不是某些活动的完全替代物,而只是与某些活动具体联系在一起。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在这个定义中,科尔曼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及其公共产品性质。科尔曼将社会资本与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并列为组织拥有的三种资本,认为社会资本代表了与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是寓于人际关系之中的,反映了一个组织或个人的社会关系。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并为·13·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詹姆斯·科尔曼是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

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 1992)指出,社会资本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罗纳德·博特最早把社会资本由个人层次延伸至企业层次,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行为者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获得的一种资源,企业作为有目的的社会行为者,社会资本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会扩展到企业层次。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终决定者。罗纳德·博特提出了著名的“结构洞”(StructureHole)理论①,强调企业家在开发关系稠密地带之间的结构洞方面的重要性,企业家通过联结不同的、一定程度上相互隔断的关系网络为企业提供新的资源。

罗伯特·布特南(RobertPutnam, 1992)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它是生产性的,能够通过对合作的促进而提高社会效率。布特南主要从“社会资本存量”这个概念来研究社会资本,他将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网络联系起来,认为对个人行动的促进完全是繁荣社群,或者说是丰富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副产品。在布特南看来,社会资本已不再是某一个人拥有的资源,而是全社会所拥有的财富,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民主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布特南的论述引发了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的广泛讨论。他把社会资本解释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这一把长期以来为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基本关系转换为解释

潜在经济能力与行为差异的概念,作为一种对集体行为以及长期选择,对经济发展所须依赖的结构与制度安排的诠释,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赞同,并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层面的研究之中,如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 1995)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并非所有可用事例说明的规范都是社会资本。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因此,它们往往与诚实、遵守诺言、履行义务及互惠之类的美德存在联系。”弗朗西斯·福山从经济发展与社会特征方面考量了这一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实力是成就社会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其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将在社会或群体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并认为社会的经济繁荣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的信任程度的高低。

亚历山德罗·波茨(A Leiandro Porte)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而且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他的逻辑是,先有结构的存在,结构提供给行动者“互惠的预期”和“可强制推行的信任”这两种结构性约束,使行动者能够通过“理性的嵌入”或者“结构的嵌入”来具有某种成员资格,从而得到获取短缺资源的潜力。为了论证社会资本并不像布特南所说的那样有那么积极的效果,他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并认为社会资本至少有四个消极后果,即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差异。波茨详细论证说,过于亲密的社会网络具有封闭性,这样的社会资本为网络内成员带来强大利益的同时,也限制了网络外成员进入并获得社会资本的机会。不仅如此,也造成对团体成员本身要求过多、限制过多、并阻碍了他们的创新精神等等。

哈皮特和戈沙尔(Nahapiet& Ghosha,l 1998)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三个维度,一是结构维度(struc-ture dimension),又称为结构性嵌入,是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模式。该维度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非人格化一面,分析的重点在于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的特点,即网络联系存在与否、联系的强度、网络的密度、中心与边缘、连接性等。二是关系维度(relational dimension),又称为关系性嵌入,是指通过创造关系或由关系手段获得的资产,包括信任与可信度、规范与惩罚、义务和期望以及可辨识的身份。该维度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人格化的一面,即与社会联系的行动者有关,表现为具体的、进行中的人际关系,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建立的具体关系。三是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是指提供不同主体间共同理解表达、解释与意义系统的那些资源,如语言、符号和文化习惯,在组织内还包括默会知识·14·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构建了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便利了个人在这些结构中的行动,同时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智力资本的获取与创造,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肯尼思·纽顿(K.Newton, 1999)按照布特南的定义,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社会资本:首先,社会资本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与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所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

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纽顿认为,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在纽顿的眼里,“社会资本承担着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在其中,生命是低俗的、粗暴的、短暂的—转换成更加乐观、更少危险、更加长久的事物的责任。至少,它使在不求助于利维坦之极端强制力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允许集体行为和合作的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成为可能”。

厄普霍夫(Uphof,f 1996)将集体社会资本分解为“结构性(structural)社会资本”和“认知性(cogni-tive)的社会资本”两个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通过依靠规则、程序和先例建立起来的角色与社会网络来促进共同受益的集体行动,它是相对客观的,表现为一种可见的形式,并可以通过群体的有意识行动来进行设计与改进。由于它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故可以直接观察到,而且容易改变或修正。而认知性社会资本则在共同的规范、价值观、态度与信仰的基础上引导人们走向共同受益的集体行动,它反映的是人们的想法与感觉,因而更为主观。它是内在于个人的,驻留于人们的头脑中,故较难改变。

托马斯·布朗(Brown, 1997)的本体论起点是系统主义(systemism),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程序系统(processual system),它根据组成社会网络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分配社会网络资源。他还指出,社会资本系统可以按照系统主义“要素、结构和环境”的三维分析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面。微观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发现个人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通向所需资源,如信息、工作机会、知识、影响、社会支持以及长期的社会合作等的途径,并区分了微观社会资本的三种构成形式:即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使用。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包括个人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而对资源的可获得性。而社会资本的宏观分析关注的则是在团体、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布朗认为,宏观的环境对嵌入于其中的社会资本网络的支配作用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决定网络有效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第二,表述可以与谁建立联系,因而建立和构建网络;第三,为交易立法和进行调整;第四,针对违背制度的行为建立和实施交易;第五,描述和调整网络的社会状况;第六,建立和推动网络交易;第七,建立和调整不同网络间的竞争。布朗的系统论视角对于解决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二元困境问题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与布朗这种三层次分类方法不同的是,阿德勒等(Adler, Paul&Kwon, Seok-Woo, 2002)采取了一种两分的分类方法。他们将微观层次和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合称为“外部社会资本”,因为它产生于某一行动者的外在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外部资源。而宏观社会资本则被他们称为“内部社会资本”,因为它形成于行动者(群体)内部的关系,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前者归属于个人而且服务于个人的私人利益,因此被列纳等(Leana& Van Buren, 1999)归为一种“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后者则正相反,它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因为它归属于某一群体,而且服务于该群体的公共利益。

林南(LinNan, 2001))的社会资本概念最为综合,在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以及布尔迪厄、科尔曼和布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强调“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林南定义社会资本时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先在性,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人们必须遵循其中的规则才能获得行动所需的社会资本,同时该定义也说明了人的行动的能动性，通过有目的的行动可以获得社会资本。林南的社会资本界定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社会资本;第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殖的资源,这种增殖功能不仅体现在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上;第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得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林南认为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应该包括三个过程:一是社会资本中的投资;二是社会资本的摄取和动员;三是社会资本的回报。他把社会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工具性行动被理解为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而情感性行动被理解为维持已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对工具性行动而言,可以确认三种可能的回报,即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每一种回报都可被视作增加的资本。对情感性行动来说,社会资本是巩固资源和防止资源损失的一种工具,原则上是接近和动员享有利益和控制类似资源的其他人,因此为了保存现有资源,可以储存和共享嵌入性资源。情感性回报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三个方面。对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的回报经常是彼此增强的。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的特色在于社会资源的视角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所谓社会资源,就是指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获得。林南强调,决定个体所拥有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三个因素:一是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二是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三是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因此,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网络成员的地位越高,个体与成员的关系越弱,则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就越丰富。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强调,就将行动者有目的的行为放到了一个结构中去考察,承认了结构对于行动者选择行为的影响。与科尔曼与布特南不同,林南是从个体主义原则出发的关系论视角来弘扬结构中的行动者的选择能力。考虑到人的行动或互动的动机,他把人的行动划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并认为情感性行动在行动中占有基础地位,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人的意识活动中的理性与感性层面及感性相对于理性的基础性。林南从个人主义的视角发展了社会资本理论,并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突出了社会资本的两个重要属性:关系性和生产性,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1999年。

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2001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6，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87-48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4，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392页。

张彤玉，1999，《社会资本论——产业资本社会化发展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28-233页。

毕世杰主编，1999，《发展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43-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