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下)

四、守“等级”董仲舒认为，在治国安邦的管理活动中，只有“以义正我”、“以仁安人”并教化百姓，仍不足以完整全面地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还必须要有“硬性”的管理规范。

而发展到他那时的历史的经验和理论传统使他认识到-一个和谐安定的理想社会只能是一个严格的等级制社会。

遵守等级制度本身也是董仲舒所讲“义”的要求之一，但它作为一项伦理制度规范，又与单纯作为思想教化的道德之“义”有所不同。

相比完全出于自觉性、诱导性的道德和教化之“义”，遵守等级制度之“义”带有更多的强制性，至少是一种规范和礼的制度。

董仲舒所讲的等级规范有两种。

（一）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董仲舒所讲的等级，开始是作为一种纯粹人伦关系上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三纲”。

他明确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思想，并附会上阴阳之意和天意来进一步论述其尊卑关系。

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基义》）其间的关系是“阳尊阴卑”（《阳尊阴卑》），即臣民必须服从君主的统治，儿子必须服从父权的统治，妻子必须服从夫权的统治，这样才有“国”和“家”的和谐与秩序可言。

他还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春秋》明得失，差贵贱，本之天”（《重政》），“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传》，因此“三纲”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三纲是实现董仲舒理想社会等级秩序的总纲，是他最为欣赏的人伦等级基本公式。

三纲概括了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父子、夫妇关系是基础，这种对家族宗法伦常关系的强化，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相适应的。

董仲舒认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就是家庭伦常关系的扩大，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其中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相同的。

倡扬维护尊卑贵贱等级秩序的礼，是儒家的一贯传统，“礼治”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维护等级制。

（二）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规范董仲舒主张用等级秩序来制约和规范人的求利活动，这样的等级规范就不是上述那种纯粹的道德准则了，而已变成一种经济伦理规范，虽然它的调节对象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重点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人的经济行为。

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并不完全等同于三纲的内容，它反映的是不同阶层（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但它以“三纲”为基础，明确上下、尊卑、贵贱的利益等差秩序，因此与“三纲”中的三种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前文已分析过，董仲舒是根据人性求利这一客观情况而提出教化主张的；同样，他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等级规范与教化在功能作用、目标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重视等级伦理规范是先秦儒家的一个传统。

荀子曾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荀子认识到若在芸芸众生的求利活动中有一个“度量分界”，就能抑制争夺。

而他认为“礼”就是调节物欲的“度量分界”，所以要“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

礼论》。

儒家“以礼治国”的思想源于周礼，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以礼作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传。

隐公十一年》）的根本大法。

周礼和儒家之礼包括了治理国家的各个方面，而等级之礼是其重要内容，它是把宗法等级关系制度化、礼仪化、规范化，形成一种外在的礼制规范。

孔子主张“为国以礼”（《论语。

先进》），治理国家必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

为政》），“不知礼，无以立也。

”（《论语。

尧曰》）孟子也认为，如果没有等级礼制来规范调节人们的求利行为，则“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孟子。

梁惠王上》）。

在以等级之礼来约束求利行为这一点上，董仲舒忠实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观点。

他认为人性是好利的，万民求利“如水之走下”（《董仲舒传》），“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董仲舒传》），“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而无礼则争，流争则乱”（《天道》）。

因此如不用礼制对人们的求利行为加以规范，就无社会的和谐安定可言。

而且他认为，等级礼制的作用不仅仅是要防治人们的争利动乱行为，它还是满足人们欲望之情的手段；如果不满足人们的欲望之情，社会也同样没有安定可言。

因此他说：“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天道》），“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奉本》）。

统治者必须“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董仲舒传》），“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未有贵贱无差，能全其位者也。

”（《王道》）对于国家官吏的求利行为，必须“以义”正之，对于老百姓的求利行为，必须用教化进行节制。

除此之外，董仲舒认为无论是国家官吏或是老百姓的求利行为，都必须将其置于等级制的规范之中，只有符合等级规范的、即按等级制规定所应有和许可的求利行为才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

这种不道德的求利行为必然是对社会和谐秩序的破坏，必然造成动乱和纷争。

因此遵守等级之礼被他提升到了“义”的高度，并且认为是最大的“义”，“大义不越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精华》），“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盟会要》），“礼重于身”（《楚庄王》）。

遵守等级礼制重于求利行为本身，因此“君子笃于礼，薄于利”（《王道》），“君子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天道》）。

他说“春秋有经礼，有变礼”，“经礼”是不能改变的，“变礼”可以随机应变，而等级制经济伦理规范就是不可变更的“经礼”。

作为统治者必须“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玉英》），“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

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

”（《精华》）董仲舒把“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看作是“众人之情”（《度制》）。

认为富人虽然不盗，但却能凭“富贵之资”骄矜自势，横行霸道。

因此在他看来，造成争乱的不仅是生活不下去的大贫之人，还有那些养尊处优的大富之人。

这是一个比荀子更有见地的思想。

他说，圣明的君主正是洞察到这种“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度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楚庄王》）。

事实上，董仲舒是把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移植到了社会经济关系中来，从而形成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规范。

就拿“三纲”的基本内容-父子、夫妻的家庭伦常关系来说，他认为一个家庭之所以会和睦无争，就是因为有固定的父子、夫妇之伦的慈敬关系。

因此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也必须确立一种象家庭伦常那样的人伦等差关系，使每一类人以至每个人的所得都有道德上的明确规定，这样人们就不会为物质利益去争夺撕杀了。

如果“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因此如要以乱为治，以贫为富，就“非反之制度不可”。

如果“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那么“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就会“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这样动乱和纷争就难于避免了，“是世之所以难治也”（《度制》）。

董仲舒毕生研究《春秋》大义，他认为无论是在社会的政治、人伦、经济等各种关系中，《春秋》最敬重的是“名分”，最反对的是“僭越”。

按照《春秋》的规定，“亲有尊卑，位有上下”，上不能侵下，下也不能侵上，必须各守其位，“各死其事”而“事不逾矩”（《五行相生》）。

只有“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所以英明的统治者必须“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度制》）。

若“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

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

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

”（《度制》）董仲舒极力提倡以等级规范来约束人的求利行为，这跟他主张以教化来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一样，其目的并不是要完全制止和消灭人的物质欲望。

虽然他认为“民之情，不能制其欲”，求利若流水，但也必须要逐渐地“使之变化，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

这种等级制规定并“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

当然他也讲节制欲望，并且他讲等级经济伦理多以节欲论的形式出现，如他说“节欲顺行而伦得”（《天地施》）。

但要节的是按等级制规定所不应有的非分欲望，而对符合等级规范的欲望并不是要“节”、“夺”，而是要“安”。

他说圣人治理国家，是“因天地之情性，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但“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其足”（《保位权》）。

因此等级制规定不仅不是要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而是主张在自己所立足的等级层次上充分地享有其应得的经济利益。

“大富则骄，大贫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

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

”由于大富或大贫都会导致横行纷争，因此董仲舒立了两条原则：“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并主张“以此为度而调均之”，以达到“财不匮而上下相安”（《度制》）。

“调均”就必然要“有时损少而益多，有时损多而益少”，但基本的标准仍然是“少而不至绝，多而不至溢”（《基义》），从而避免“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董仲舒传》）的极富极贫两极分化局面。

他讲的“调均”、“利可均布”，并不是要人人平均、绝对平均，而是一种等级制“平均”，即人们只能追求按上下、尊卑这种等级制占有关系所应得的利益，而对这些应得利益则应给予充分满足。

而且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不是按贫富的经济地位来划分，而是按上下尊卑关系来划分，因此“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必须“各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重甲器有禁。

生则有轩冕之服位贵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槨绞衾圹袭之度”（《服制》）。

他认为社会国家就是通过这种等级制的利益“调均”、“均布”，从而达到有序、和谐与安定的。

五、行“仁政”在国家管理活动中施行“仁政”也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孟子曾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

离娄上》）董仲舒认为，只是做到以义正我、以仁安人、劝人为善、遵守等级秩序还不行，还必须把德治、仁政落实到国家的政策行为中，使德治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具体可感的、实惠的，这样一个具有良好风气的和谐安定社会才能最终形成。

在董仲舒的著述中，从当时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他所主张的“仁政”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消除苛政、暴政董仲舒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

”（《盟会要》）“患”是什么呢？从东周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生直到西汉中期趋于巩固的整个历史阶段，老百姓最大的“患”就是苛政与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