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读书笔记

《黄河边的中国》读书笔记
一、作者简介
曹锦清,1949年生，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

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

1996年，上海学者曹锦清两入中原，借助其“亲友关系网络”，深入河南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历时120余天，后以日记体形式写成本书。

《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在当年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反响，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翔实的资料，荣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二、研究理念
将“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结合起来，观察中国社会。

就是指从传统的角度去审视现化化过程。

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

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

“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

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
三、为实现这一理念而采取的方法
1、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

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接感受社会生活本身。

2、“入场”途径是：启用亲友关系网络。

依据这条传统习惯所认可的途径，既可“入场”，又能“保存现场”。

此次中原调查，我就是沿着市、县党校各位的朋友们所提供的“亲友关系网”而直达村落、农舍的。

四、本书精彩内容
（一）、农村现状：
A、生活异常贫困。

农民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但基本限于能“吃上白馍”。

一些地方竟依然保留着终年不吃菜的习惯。

“一般农民虽然盖起了新房,但里面空荡荡的,没有几样值钱的东西”。

多数农民生活的目标与样式仍然没能超越延续了千年传统——“一生积累,只为了盖房、娶亲这两件事”。

农民经常是“早饭:面汤加红薯,农忙时节加馍。

通常无菜肴,或有一点自制咸菜。

中饭:面条。

面条分两类:一是红薯粉制的面条,一是小麦粉制的面条。

晚饭与早饭相似”。

B、深受四害之苦。

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要么不动，要么乱动”，而所做之事大多是“催粮征款、刮宫流产”），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

四是疾病之害。

“如今农民最怕的就是生病，医疗费实在太贵，全家一人重病，这一家肯定要垮下去。

”
C、社会风气下降严重。

“既富之后,吃喝嫖赌之风大盛”。

不少先行富裕起来的农民沉溺于赌博,原本比较朴素保守的乡镇、县城如今也有了光怪陆离、拥红依翠的逍遥去处。

农村中很多地方“鸡叫不论更,男女分不清。

猫狗争着养,公婆扔出门”。

D、小农意识强烈，喜分不善合。

E、地方宗族势力抬头。

案例分析：
一个农民的困惑：
“虽然中央与省市一再要求我们延长土地的承包期限，前些年说是一定30年不动。

这一政策的动机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十分困难。

由于婚嫁、生育、死亡等诸多原因，家家人口及一村户数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每隔五六年或七八年，这个变动就很大了。

那些新增人口的家庭，要求增配土地，一旦这种家庭在村组内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村组干部的家庭新增人口，那就必须进行一次耕地调整。

我们乡政府对这种自发调整行为是无力干预的。

”这是曹锦清在1995年做调查时一位乡镇的领导干部告诉他的。

那么这种现象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呢？
山东东营市垦利县黄河口镇兴林村是一个以棉花种植为主业的农业村落。

最近几年，由于政府已将原来使用土地需要交纳的费用一一免去，加之棉花种植有利可图（每斤3元左右），那些新增人口的家庭，要求增配土地。

这种家庭（乙方）在村组内占有的比例并不太高（但人数不少），但是带头人却是村组干部。

他们利用在村委会的职权，先是从每家地中抽出一部分地作为集体地。

然后又强行耕种了这部分土地。

乡政府对此亦无力干预。

2006年10月，这一部分被占土地者（甲方）作为原告将抢地的村干部等人告上法庭，几乎甲方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会胜诉。

必竟土地原来由自己种着。

但是审判的结果却出乎每个原告的意料。

法院裁决：土地的所有权既不归甲方也不归乙方，而归村委会所有。

两者的纠纷应由村委会协调解决。

而把持着村委会的乙方裁决：“谁抢到归谁！”对此，甲方的百姓困惑不已。

怎么按国家政策种的地反倒不是自己的了？
（二）、干部现状：
A观念与作风不正。

在上者“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在下者“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

B缺少权力的制约，官员腐败严重。

不少干部“早上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

各乡镇书记与乡镇长，通常在县城里有私家别墅，且县级主要官员在地市拥有自己的楼房、别墅。

这不仅在驻马店各县乡如此，在整个河南也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

河南某县的刘县长更把“唯物主义”精彩诠释为“唯财物主义”,更似揭示出了某种真谛。

这位县长追问道:“举世若狂,围着金钱转,何能独独叫有权的大小官吏守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而甘居清贫?”。

C干部编制不断增加。

就一县而言，如今党、政、群三块所属机构总共六七十个，人员接近一千。

若加上全县19个乡镇的党、政群人员，那就更多了。

如今县乡两级党、政、群人员比1983年（公社制改乡镇制在1983年）增加了3倍多。

D、管理方式粗暴。

从这个计划生育口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锯树牵牛；上吊给绳，喝药给瓶；宁肯家破，不要国亡。

E、管理乡镇实行条块化管理。

凡是收钱的部门都抓到条的手中，凡是用钱的机构都推给块管。

使乡镇政府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乡村两级成为上级部门和农民批评的共同对象。

案例分析：
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叹息：
就拿我乡来说，光党政各部门的在职人员就有160名，加上离退休干部30余人，共计近200人。

他们都得吃饭拿工资。

上面还每年给我们下达指标，必须安排十几名复退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这是政府部门承担硬性规定的就业任务。

使得乡镇财政喘不过气来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日趋庞大的党政部门，更在于教育负担。

中央规定，每级政府负担各自辖区内的教育，这样，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全由乡镇一级政府来承担。

我乡财政收入的60-70%都被教育这一块占去了。

这里指的还主要是全乡300名教师的工资，尚不计校舍与教学设备的投入。

这对于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内地乡镇来说，行政与教育的自身压力就几乎把我们压垮了。

更要命的还有上面各部门的利益。

宣传部门每年要我们订几十种报刊杂志，这十几万元还不是最终摊到农民头上吗？去年，电力部门要在我乡建一所变电站，也要乡政府出钱，乡政府又不是摇钱树，这笔钱不也落到农民头上吗？每度电按规定只有四五毛，实收八九毛，这个差价给他们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内地不少的乡政府除了“催粮征款、刮宫流产”外，很少有余力办其他事情了。

五、读书感想
经过120余天的调查，作者对黄河边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

并用那些悬置的理论对发生于社会中的一系列现象作出了一定的解释。

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

”如何更好的解释这些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特殊现象，如何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寻找可行的出路。

也逐渐成为困扰我内心世界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