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
关键 词 ： 行政证据 ； 刑事证据 ； 刑事司法化
中 图分 类 号 ： ＤＦ ７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 编 号 ： １ ６ ７ ４ － ５ ６ １ ２（ ２ ０ １ ４） ０ ２ － ０ ０ ４ ６ － ０ ５
一
、
背 景 与 问题 ： 从 转 换 说 到刑 事 司 法化
我 国惯 行 对行 政 违 法 处 以行 政 处 罚 、 犯 罪 处 以刑 罚 的二 元评 价 体 系 。违 法 与 犯 罪 的界 限并
２ ０ １ ２ ｛ 刑事诉讼法》 首 次 明确 规 定 了行 政 证 据 与 刑 事 证 据 的 衔 接 ， “ 行 政 机 关 在 行 政 执 法 和 查 办案 件 中 收集 的物 证 、 书证 、 视听资料 、 电 子数 据 等 证 据 材 料 ， 在 刑 事诉 讼 中 可 以作 为证 据 使 用” ， 此后《 高 法 司法 解 释 》 、 《 高检 刑 诉 规 则 》 以及 《 公 安 机 关 办 理刑 事 案 件 规 定 》 都 对 此 进 行 了规
证 言 或者 陈 述 的来 源 、 程序 合 法 ； 三 是有 其 他 证 据 相 印证 。理 论 上 ， 这 一 立 法 规定 否 定 了传 统 证 据 转 换说 。证 据转 换 说 认 为行 政 证 据 可 以在 刑 事 诉 讼 中作 为证 据 使 用 ， 但 是 其 必须 经过 “ 转换 ” （ 包括 证 据 收集 主体 的 移转 、 证 据 形 式 的转 换 等 ， 如行 政 机 关 在 行 政执 法 和查 办 案 件 过 程 中收 集 的物 证 经 过 侦查 机 关查 证 、 核 实 并 补 齐相 关 资 料 后 ， 成 为 刑 事证 据 之 “ 物证 ” ） 才 能 用 于 刑事 诉 讼
２ ０１ ４ 年
４ 月
四
川
警
察
学
院
学
报
Ａｐ ｒ ． ， ２ ０１ ４
Ｖ０ ｌ － ２ ６ Ｎｏ ． ２
第 ２ ６卷 第 ２期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ｏ ｆ Ｓ ｉ ｃ ｈ ｕ ａ ｎ Ｐ ｏ ｌ ｉ ｃ ｅ Ｃｏ ｌ ｌ ｅ ｇ ｅ
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
— —
兼论《 刑事诉讼法》 第５ ２ 条 的理解 与适 用
程 序 之 中 。 行 政 执 法 证 据 在 刑 事 诉 讼 中所 发 挥 的 不 可 替 代 的作 用 是 证 据 转 换 说 诞 生 的现 实 背 景 。转 换 说 在 回应 司 法 实践 的 同时 ， 也 不 可 避 免 地带 有 明显 的 缺 陷 ： 转换 说 注 重 行政 证 据 运用 于 刑事诉讼 中的结果 ， 忽 略了“ 转换 ” 过 程 中对 行 政 证 据 和行 政 机关 取 证 行 为 合 法 性 的 审查 ， 以及
范。 立法上 ， 该 规 定 体 现 了行 政 证 据 与刑 事 证据 衔 接 的从 无 到 有 ， 对 可作 为刑 事证 据 使 用 的行政
证 据 种 类 做 了 限定 ： 原则上只有行政机关在 行政法和查办案件 中收集的物证 、 书证 、 视 听 资
料、 电子 数 据 、 鉴定 意见 、 勘验检查笔录 、 检 验 报 告 等 实 物 证 据 材 料 可 以在 刑 事诉 讼 中作 为 证 据
收 稿 日期 ： ２ ０ １ ３ － １ ２ — ２ ６ 作者 简 介 ： 张 慧， （ １ ９ ８ ９ 一
） ， 女， Ｉ ｈ 东聊城人 ， ｌ ａ ｔ ） ｔ ｌ 大 学２ ０ １ ２ 级诉 讼 法学 硕 士 生 ， 研究方向 ： 刑 事诉 讼法 学
４ ６
张
慧 行 政 证 据 刑 事 司 法 化
使用。 高 检 刑诉 规 则 对 言词 证 据 做 了例 外 规定 ， 但 必须 具 备 三个 条 件 ： 一 是确 有 证 据 证 实涉 案 人
员 或者 相 关 人 员 因路 途 遥远 、 死亡 、 失踪 或 者 丧 失 作证 能 力 ， 无法 重 新 收 集 言 词证 据 ； 二 是供 述 、
不总是一开始就能确定的 ， 行政执法案件转入刑事诉讼程序 、 撤 销 刑 事 案 件 而 转 为 行 政 处 罚 成
为行 政执 法 与刑 事 司法 衔 接 的 主要 表 现形 式 。本 文 主要 探 讨 行 政 证 据 与 刑事 证 据 的衔 接 问 题 ， 是 行 政证 据得 以无 障 碍地 进 入刑 事 诉 讼之 中 ， 还 是无 论 在 任 何 情 况下 行 政 证 据 都 不 得进 入 刑 事 诉 讼 程 序 作 为证 据使 用 ， 亦 或 是 二 者 的折 衷 ？
张 慧
（ 四 川大 学 四川 成 都 ６ １ ０ ２ ２ ５ ）
内容摘要 ： ２ ０ １ ２ （ ￣ ４ 事诉讼 法》 对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 中作为证据使 用予以认可 ， 从理论维度对传
统 的 证 据 转 换说 予 以 否定 ． 行 政 证 据 刑 事 司法 化 应 运 而 生 。较 证 据 转 换说 而 言 ， 行政 证据 刑 事 司法 化 更 符合立法原意 ， 体 现 刑 事 法律 的体 系化 ， 遵循 尊重 和 保 障 人 权 以 及诉 讼 效 率 的 价 值 ， 对 立法 完善 起 着 导 向作 用 。 有 效衔 接 行 政 证 据 与 刑 事 证 据 ， 离不 开 司 法 人 员合 法 、 正 当司 法 ： 明 确行 政 证 据 在 刑 事 司法 程 序 中的 重 要 性 以 及 所扮 演 的 关键 角 色 ， 树 立 尊 重 和 保 障人 权 的理 念 。
由此而导致 的可能 的对相对人权利的侵犯 。因此新《 刑事诉讼法 》 否定了传统 转换说 ， 赋予行政
证 据 以刑事 证据 的证据 资格 和 证据 能力 ， 其 不需 要 经过转 换便 可 在刑 事诉讼 中直接 作为 证据使 用 。
新《 刑事诉讼法》 背景下证据转换说 已退出舞台。 那 么基于法学理论源于且 高于法律实践 的 认知 ， 行政 证据与刑事证 据衔接学说应该有所 突破 、 创新 ， 不仅要符合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关 于两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有效运用途径分析——兼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
刑 事 司法 的合法转换地位 ，行政执 法证据将 在刑事诉讼 规定 。针 对行政执法证 据 的规 范 ，分散见 于 《 行政处罚
法主体 的条件要求和证据收集方式等方面进行 了规范 。
中国检察制 度从历史上看源 于前 苏联 的检察制度 ，
吸收借 鉴了列宁 的全面监督 思想 。我 国宪法 规定检察机
至 于 行政 执法 证 据 的类 型 ，并 没 有统 一 、完 整 的 关是 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监督范 围 自然也 包括行政 机 规定 ，部分行政机关 自行 进行 了规范 ，如国家工商行政 关 的执 法行为 。国务 院出台的 《 行政执法 机关移送涉 嫌 管理 总局颁布 的 《 商行政管理机关行 政处罚程序暂行 犯 罪案件 的规定 》第 １ 条规定 ： “ 政机关移送涉嫌 犯 工 ２ 行 规定 》第 １条规定 ： “ ８ 办案机关对 案件进行调查 ，应 当 罪 的案件 ，应 当接 受 人 民检 察 院和监 察 机关 依 法实 施 收集 以下证据 ： （ ）书证 ； （ １ ２）物证 ； （ ３）证人证 的监督” ，这也强调 了检察 院对行政 执法行为 的监督 。
据材料进行 审查判 断，有效使用这些证 据材料 可以节省 司法资源 ，进一步提 高诉讼效率 。 《 刑事诉讼 法修 正
案 》进 一步对行政执法证据进行 了定位 ，但是 受制 于工作机制和配套措施 不健全 ，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
转化仍 面临不 少障碍 ，亟待加快 完善行政执 法证据 向刑事证据转化 的配套措施 和工作机制。
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转化的现实困境与途径
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转化的现实困境与途径[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证据制度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和完善，其中行政执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获取的特定种类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一规定正是为行政执法证据的刑事诉讼效力正名，既避免了重复取证造成的司法资源浪费，也确保了证据的及时保留。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行政管理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使得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何提高行政证据的转化效率，完善转化规则把握转化时机，是推动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转化工作必须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行刑证据转化；证据移送；转化途径一、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转化的可行性“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这一规定正式写入刑诉法修正案，结束了我国两法证据衔接主要以法规、规章、政策等为依据的历史，①使司法实践中的行刑证据转化开始以刑事诉讼法的正式规定为基础。
（一）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具有相通性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作为证据使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二者之间具有相通性，一般认为行政证据是指行政机关或者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在执法活动以及查办案件过程中，由行政主体及行政相对人为了证明具体的待证事实而形成的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以及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明材料。
②而《刑事诉讼法》第48条也对刑事证据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明确指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并将刑事证据的种类限定为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由此可见，两种证据在种类上具有相通性，这种相通性使得行刑证据转化成为可能。
（二）行政证据具有权威性刑罚是一个社会对其公民的最严厉惩罚。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直接关系着能否将嫌疑人的行为定性为犯罪并施以刑罚。
因此，刑事证据必须具有权威的公信力作为保障。
从_证据学_走向_证据法学_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
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陈 瑞 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1)摘要: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仅无法包含大量现代的证据规则,而且与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显现出明显的不兼容性,因而应该完成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
“证据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可以使研究者从法律程序的视角观察、研究证据问题,使证据规则真正成为程序法的一部分。
刑事证据法体系由两种证据规则组成:一是有关证据法律资格的规则;二是有关司法证明的规则。
只有确立这些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法才能通过规范法庭审判过程,进而对侦查和起诉活动发挥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作用。
刑事证据法不仅可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载量权,避免使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误判发生的可能以及避免司法裁判的拖延。
关键词:证据学 证据法学 刑事证据法一、对“证据学”理论的反思传统上,我国主流的诉讼法学理论将有关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审查、判断等方面的事项一律归入所谓“证据学”的研究范围,而不承认有“证据法学”学科的独立存在。
但近年来,在西方法学理论———尤其是英美证据法理论的深刻影响下,一些以“证据法学”命名的教科书纷纷面世,“证据学”的名称似乎开始被人遗忘。
①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证据立法和证据规则的制定问题,有关“证据法学”诸方面问题的研究,开始成为诉讼法学领域中的显学。
但是,一种以证据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在名称上所发生的这种微妙变化,难道就真的意味着这门学科从理论基础、体系到具体内容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在这场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冠名革命”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实,“证据学”的称谓是与法学者长期以来对证据制度的基本认识密不可分的。
按照一般的理解,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如何收集证据,如何审查、判断证据,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案情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证司法人员能够正确认识案件事实,亦即如何保证其主观符合客观。
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之规定
赖善 明 ， 罗 健 文
（ １ ． 成都高新区人民检察院 Ｎｌ ｌ ｌ 成都 ６ １ ０ ０ ４ １ ；
２ ． 崇 州 市人 民法 院 四 川 崇 州 ６ １ １ ２ ３ ０ ）
内容摘 要 ： 新《 刑事诉讼 法》 第５ ２ 条第２ 款是 证据 能力条款还是证据 转化提 示条 款 ， 应 结合证据 能
力理论的基本法理进行讨论 ， 即应 将 该 条 文理 解 为赋 予 了行 政 机 关 收 集证 据 的证 据 能 力 。 取 证 主 体合 法 性 理 论 并 不 绝 对 导 致 非 法证 据 的 排 除 。 应 在 区 分 强制 侦 查 和任 意侦 查 的基 础 上 进 行 探 讨 。 行 政 主体 应 当 包含 授 权 行 政 组 织 ， 但 不 宜 涵 盖 纪检 监 察部 门 。对 条 文 中物 证 、 书证 、 视 听 资料 、 电子 数 据 “ 等证 据 材 料 ” ，
７ ０ 事 证 据 的衔 接
以 下几 个 问题 ： 一是 行 政 执 法 证 据 与刑 事 诉 讼 证 据 之 间关 系为 何 ？ 其二 ， 刑 事 诉讼 法 的这 条 规 范 是 对证 据 可 采 性 的 （ 证据能力 ） 的肯 定 ， 还 是 一 条 转化 规 则 。 其三 ， 新刑 诉 法 明确允 许 的行 政机 关
为哪些机关 ？ 其 四， 行政机关收集 的物证 、 书证 、 视听资料 、 电子证据等证据材料可以在刑事诉讼
程 序 中使 用 ， 那 么 涉及 行 政 犯 罪 案 件 中证 人证 言 、 被害人陈述 、 犯罪嫌疑人 、 被 告 人供 述 与辩 解 、
鉴定意见 、 勘验 、 检查 、 辨认 、 侦查实验笔录等地位 为何 ？ 结合新《 刑事诉讼法》 第５ ２ 条第２ 款， 笔者
行政执法证据刑事司法化的现实性浅析
事诉讼法》 第 四十八条则规定 ： “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
料， 都是证据 。 ” 这无 疑是立 法思想 的一 大进步 。首先 ， 如果 说“ 证据是事实 ” ， 那么不同的人在收集 、 固定 、 认 识证据的过 程中 ， 容易受 自身认 知或情 感 的影响 ， 对证 据本 身蕴含 的信 息往往会带有主观倾 向性 ， 这就 导致 了事实 的真 实性差 异。 其次 ， “ 证据是事 实” 割裂了证据的存在形式和承载信息之间 的联 系 ， 将证据本身 这一存 在形 式与其 承载 的 内容 相并列 。 因此 ， 结合相关法律 规定及 我 国司法实 务现状 ， 笔者将 行政
刑事司法证据都具有关联性 、 合 法性 、 真实性 的特征 ， 只是二 者之间的收集程序和法律依据不 同， 且 通说认 为行 政执法证 据认定规则要低于刑事司法证据 ， 但这并不等 于其 内在证 明
执法证据 定义 为 ： 依照法律规定在执法过程 中形成 的能够证
明行政执 法案 件真实情 况的一切 材料 。
１ ９ ７ ９年《 刑事诉讼法》 第三 十一条规定 ： “ 证 明案件真实
情况的一切事实 ， 都是证据 ” ， 这是我 国法律首次 对证据一词 做 出的 明确解释 。１ ９ ９ ６年修订 的《 刑事诉 讼法 》 第 四十二条
关于证据的 概念 完全 沿用 了 １ ９ ７ ９年 刑 事诉 讼 法 的证 据定 义 。我国一些学者提出 ： 证据是 以法律 规定 的形式 表现 出来 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 的一 切事实 。 … 而此次修 改 的《 刑
是说刑事 司法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 的唯一 依据 ， 是 正确处理
刑事案件 的坚实基 础。那 么作为 另一种 法律 范畴 内的行政 执法证据是否能承担起这一重任 ， 在 司法和执法 等与法律事 务有关 的活动 中， 什么样 的证 据可 以被采 纳 ， 具 体 的标 准并 不完全相 同， 但也 有一些 共通 的标准 ， 包 括采纳证 据 的客观 性标准 、 关联 性标 准和合法 性标 准等 。 而行政 执法证 据与
行、刑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行、刑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作者：董坤来源：《北方法学》2013年第04期摘要：从行政违法和犯罪行为之间“质”与“量”的二元关系出发，从证据的本质属性和取证主体的规范分析入手，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收集的部分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无需转化。
然而在行刑衔接中证据材料可直接移送的范围，原则上应仅限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这几类实物证据。
未来的行刑衔接中为了使证据的移送有序、顺畅，应尽快实现行刑衔接中证据种类的统一，同时对此类证据的审查判断和适用排除规则的标准也应兼采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取证、排除规则的双重标准。
关键词：行、刑衔接行政执法办案刑事诉讼证据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背景下，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是规范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也是推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
随着2001年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监察部共同下发的《关于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等规定的相继出台，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各项制度己初步建立，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大修顺利完成并获得通过，其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这一规定确立了行政执法中获取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间构筑起了新的证据移送流转机制，强化了行、刑衔接的紧密性和诉讼效率。
遵循这一条款的立法原意，笔者认为，应从行政执法所获取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得以确立的内在法理、行政证据可直接作为刑事证据的种类范围以及未来行、刑衔接中证据移交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求理顺行、刑衔接中证据交递的诉讼通道，实现证据移交的高效、顺畅，落实打击犯罪精准化，社会管理创新化的立法意旨。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兼论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论 新 刑 事 诉 讼 法 中 的 非 法 证 据 排 除 规 则
— —
兼论检察机关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的适用
胡葵 阳， 王新颖
（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 检委会 ， 江苏 杭州 ３ １ ０ ０ ２ １ ）
摘 要： 新 刑事 诉讼 法 明确并 完善 了非 法证 据排 除规 则 ， 对 司 法 实践将 产 生重要 影响 。非 法证
否认 了该类证 据 的证据 能力 。证 据能力 又称 为证 据 资格 ， 是指 在法 庭 上 能够 作 为 证据 使 用 的资格 。非
程序 ， 审查程序 ， 证明责任等事项 ， 对该规则予 以完 法证 据之所 以被 排除并 非是 其不 具有证 明力— — 证 善。其实早在 １ ９ ９ ８年最高人 民检察院颁布的《 人民 据对 案 件 事 实 是 否 具 有 证 明 作 用 以 及 作 用 的 大 检察 院刑事诉讼规则》 中就确认了非法言词证据排 小—— 而是 其根 本不具 有证 据能 力 。刑 讯 逼供获 得
据， 该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就是 因为未经质证无 以明确 ， 并完善了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的程序 ， 这 对 遏制 非法 取证 行为 ， 保 障人权 ， 准 确打 击犯 罪 和促 法保 证证 言 内容 的客 观性 和关联 性从 而不 具备证 明 而 并 进刑 事 司法 程序 的规 范化 将有 重大 裨益 。在 新刑 事 力 。总之 非法 证据 是不 具 备 证 据 能 力 的证 据 ，
工作 能 力 ， 转 变工作 方式 ， 以使该 规 则 准确适 用 。
关 键词 ： 新刑 事诉讼 法 ； 非 法证 据 ； 排 除规 则 ； 检 察机 关
中图分 类号 ： Ｄ ９ ２ ５ ． ２ 文献 标识 码 ： Ａ 文章 编 号 ： １ ０ ０ ８ ４７ ３ ８ （ ２ ０ １ ３ ） ０ ４ － ０ ０ ２ ３ － ０ ５ ２ ０ １ ２年 ３月 １ ４ １ ３十 一届 全 国人 大 五次 会议 审 对该 制度加 以研究 和梳 理 。
谈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司法中的转化——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解读
不少的涉嫌犯罪案件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一些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刑事追究，即便是进入司法程序的，追究刑事责任的 比 例 也 不 高。证据 转化 作 为行政 执 法与刑 事 司法衔接 的 重要 内容 同样 也 面 临着诸 多 问题 。这 次刑事诉 讼 法的修 改终 于从 法
律 的层 面规定 了有 关证据 转化 的 问题 ，填 补 了这 方 面 的 空 白，使 证 据 转 化 终 于 实现 了有 法 可依 。本 文 从 行政 机 关的 内 涵、 外延 ，可 转化证 据的 范 围，第 ５ ２条 的 未来运行 等 方面对 这一 条文进 行 解读 ，以期 对 司法实务 工作有 所 帮助 。
合 法是 证据 合 法 的必 要 要 件 ，取 证 主体 不 合 法 ，获 取 的
行 政 违法 和刑事 犯罪 是两 类性质 不 同 的不 法行 为 ，但
在 很 多行 为的表 征上 却是 相似 的 。有 观点 这 样 说 ， “ 行政
违 法 与刑事 犯罪 并 非行 为 类 型不 同 ，而 是 行 为程 度 不 同 ， 二者界 限 主要 是 社会 危害 程度 的差异 ，即严重 的行政 违法 即构成 犯罪 ” 。因此 ，本 属 不 同领 域 的行 政 执 法 和刑 事 司 法就有 了 密不可 分 的联 系 ，行政 执法 与刑 事 司法问 的转化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犯罪，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行政执 法 与刑事 司 法 的有 效 衔 接 ，２１ ０２年 ３月 ｌ 日通 过 的 新 ４
《 刑事诉 讼法 》 终 于在法 律上 对两 者 问 的证 据转 化 做 出 了 规定 。新 《 刑事诉 讼法 》 第 ５ 第 ２ 规 定 ，行 政机 关 ２条 款 在行 政执 法和查 办案 件过 程 中收集 的物证 、书证 、视 听资
论行政执法言词证据之刑事证据资格及转化适用
第44卷第3期2021年5月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 o fL i a o n i n g 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E d i t i o n )V o l .44 N o .3M a y2021D O I :10.16216/j.c n k i .l s x b w k .202103094收稿日期:2020-10-02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新‘民事证据规定“与‘民法典“中证据规范的回应与对接问题研究 (L 20B F X 001);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础项目 民事证据规则适用问题研究 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为中心 (W J 2020018)作者简介:毛淑玲(1970-),女,山西忻州人,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证据法学㊁法律逻辑学研究㊂①本文所称的两法 是指行政法律法规与刑事法律法规㊂②本文所称的行政执法言词证据 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程序中收集的涉案人员的陈词叙述以及相关人员的证言㊁陈述等㊂论行政执法言词证据之刑事证据资格及转化适用毛淑玲, 周好峰(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辽宁大连116081)摘 要:在赋予刑事证据资格的问题上,将行政执法中的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区别对待是不合理的㊂言词证据的不稳定性受心理学有关因素的影响,与取证主体㊁手段甚或证据种类的表述差异没有直接关系㊂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在刑事司法中转化适用虽有一定风险,但阻止其转化适用的做法并非理性之举㊂消解对行政执法言词证据转化适用的忧虑需从行政执法程序入手㊂为提高行政执法取证能力,提升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可信性,可引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并在立法上将录音录像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至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取证的全过程㊂关键词:言词证据;刑事证据资格;行政执法;监督中图分类号:D 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21)03-0094-07有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的问题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㊁四中全会都强调 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以后,学界有关 两法①证据衔接的讨论可谓如火如荼㊂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发现,鲜有学者深入剖析行政执法言词证据②的刑事证据资格问题,他们或以行㊁刑程序差异明显,或以言词证据主观易变,或以言词证据提供者的权利受到克减为担忧,直接或者间接否定了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㊂2019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将特定情形下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证言与陈述的刑事证据资格予以了舍弃㊂在笔者看来,一概否定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是一种非理性的绝对主义,而且也是违背证据基本法理的,行政执法言词证据转化适用所引发的风险是可以规避的㊂本文以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特性考察为基础,对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问题展开讨论,并试图通过制度的完善使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得以合理转化适用㊂一㊁问题的提出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所收集的物证㊁书证㊁视听资料㊁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㊂这一条款可谓及时回应了司法实践的关切㊂有学者指出,该规定开创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先河,这对解决 两法 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难题大有裨益[1]㊂毋庸置疑,该规定在 两法 衔接中的作用功不可没,至少在文本层面为 两法 间证毛淑玲等:论行政执法言词证据之刑事证据资格及转化适用95据的转化适用提供了根本遵循①㊂随后,公安司法机关为有效对接或者细化此款之规定,纷纷颁布了相应的解释或规则㊂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2年修订)第六十五条原则上与此款保持一致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年修订)第六十四条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2年修订)第六十条均将可转化的行政证据的范围扩展至鉴定意见㊁勘验笔录㊁检查笔录㊂此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年修订)第六十四条第三款②也破天荒地将特定情形下涉案人员的供述或者相关人员的陈述及证言列入证据转化适用的范围之中㊂这些解释或规则的差异曾一度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强烈反响,但时至今日,就 两法 间证据转化的范围依然莫衷一是㊂梳理分歧观点会发现,学者们对赋予行政执法机关所收集的实物证据以刑事证据资格的问题已达成了共识[2],但是关于能否赋予行政执法机关所收集的言词证据以刑事证据资格的问题,则经历了从 绝对排除说 到 有限资格说 的艰难求索,不仅从未成就 完全资格说 ,而且‘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年修订)第六十四条将原‘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年修订)第六十四条第三款予以了删除,使得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重新回到了 绝对排除说 ,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转化适用由先前的可依法而行又变成了无法可依㊂反观这一修改,我们不禁会思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年修订)第六十四条第三款难道不是善法?因为依照法的继承原理,新法通常会将旧法中积极良善的因素继承下来㊂若该条款是善法而又没有被新法所保留,那是出于怎样优位的价值权衡或者政策考量呢立法的前后更迭究竟是受理论争议的影响还是迫于条款试行的现实压力我们无从得知㊂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是学界为了开展研究之必要而在学理上所做的分类㊂凡通过人的陈述来反映案件事实㊁以语言形式表现的证据是言词证据;而以物品㊁痕迹或书面文件等实物作为表现形式的证据是实物证据[3]㊂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存在一定的区别,而言词证据的主观性㊁易变性以及可重复收集的特点成为 两法 间证据转化中区别对待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的一个理由㊂就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而言,持 绝对排除说 抑或 有限资格说 观点的学者,其隐忧大同小异㊂他们所担心或争议的问题大致包括:不同的取证主体于不同程序的规制下对同一行为人收集的言词证据是否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刑事诉讼程序下收集的言词证据其可信性或者稳定性是否一定强于行政程序下收集的言词证据?如果允许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言词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会带来怎样的风险这些风险又是否可以通过政策驱动或者制度设计的路径加以合理回避?二、行政执法言词证据之刑事证据资格问题的探讨出于研究及使用的便利,学界与实务界依据证据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不同,将证据划分为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但这种划分并不会对证据的内在价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㊂就 两法 间证据转化适用的范围而言,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应当同实物证据一样有平等获得刑事证据资格的机会㊂ 两法 中取证程序与证据形式的些许差别不应成为证据转化适用规程的 绊脚石 ㊂若行政执法言词证据能够在刑事司法中被转化适用,也是对当下弥足珍贵的证据资源珍视的一种体现㊂(一)对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区别的误读1.行㊁刑程序的差异不应成为行政执法言词证据被隔离考察的缘由㊂研究行㊁刑 两法 证据衔接转化的学者普遍认为,与实物证据相比,行政执法中所获得的言词证据在进行刑事证据资格考察时具有天然的劣势㊂其中,持 绝对排除说 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执法言词证据主观性强,受心理因素影响大,稳定性差,故而没有刑事证据能力,需要重新收集,以尽可能地保障其稳定性与准确性[4]㊂言下之意就是指行政执法机关所收集的言词证据客观性保障不①②按照通说的观点,本款中的行政机关不仅包括依据法律㊁行政法规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还包括履行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的行政机关,也即是说,具有行政㊁司法双重属性的公安机关也是包含在内的㊂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的立案侦查案件,对于有关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涉案人员的供述或者相关人员的证言㊁陈述,应当重新收集;确有证据证实涉案人员或者相关人员因路途遥远㊁死亡㊁失踪或者丧失作证能力,但供述㊁证言或者陈述的来源㊁收集程序合法,并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㊂96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44卷足,但笔者质疑的是,重新收集就一定能够保障言词证据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吗从实践情况来看,刑事言词证据并不必然比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言词证据更为客观,以不够客观为由排除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理由并不充分[5]㊂言词证据的易变性与任意性是诸多内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并不是换一种程序就可增强言词证据的恒定性或者提升言词证据的准确性的㊂就纯粹的刑事案件而言,侦查机关收集的被追诉者的供述与辩解在侦查阶段存在反复与矛盾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即使到了审查起诉甚至法庭审理阶段,言词证据的稳定性也未必增强,庭审的供述与庭前的供述依然可能存在出入㊂因此,言词证据的恒定性只能是相对的,简单地通过更换取证主体与取证程序的方式,显然不可能实现改变言词证据的易变性与任意性的美好愿景㊂持 有限资格说 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执法中收集的书面言词证据原则上不可以作为不利于被告人的实质证据使用,但在例外情形下可以使用[6],例外情形主要就是指‘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年修订)第六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这也是持 有限资格说 观点的学者囿于言词证据收集不能时的无奈选择,但当下该法第三款已经 谢幕 ,再无法律约束力可言㊂当司法实务者面对行政执法言词证据是否可以转化适用的棘手问题时,难免再度陷入困惑与不解之中㊂令人疑惑的是,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不可信程度真的到了须一律清除出刑事证据资格门外的地步了吗?2.行政执法证据均应接受刑事证据 三性 的严格审查㊂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从证据的显性特征入手去比较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的区别,从而得出实物证据比言词证据更客观㊁更真实甚至应优先获得证据资格的结论㊂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证据的价值问题㊂言词证据也好,实物证据也罢,其诉讼价值旨在揭露案件事实㊂在廓清案件事实这个层面,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均发挥着各自独特的功能㊂某些学者坚持认为实物证据的客观性强于言词证据,其实是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来审视两类不同证据而得出的结论㊂言词证据或实物证据在认定案件事实这个维度上并不存在能力上的等级差别,判断它们是否可采用,均需以证据的 三性 即客观性㊁合法性㊁关联性来严格审查㊂首先,就证据的客观性而言,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证据形式客观,二是证据内容真实㊂如果从证据特征或者外在形式审视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实物证据的客观性确实占据明显优势,但如果深入衡量实物证据的内在真实性则会发现,实物证据尤其是视听资料㊁电子数据等证据存在 易于改造 的特点[7]㊂申言之,单以证据的客观性不能直接得出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孰优孰劣的结论,因为两者都潜存着内容失真的风险㊂其次,就证据的合法性而言,主流的证据法学者普遍认为合法性存在两个向度,即基本权利未遭受严重侵犯与诉讼程序不存在严重瑕疵㊂针对实物证据我们设置了瑕疵证据补正规则,对于言词证据我们增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㊂行政执法证据无论实物证据抑或言词证据,在转化之前其合法与否的判断标准是行政法律规范㊂行政法规宽松也好严苛也罢,证据的合法与否只能是行政法规对它们的定性,即使行政执法证据具有行政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时也必须接受刑事法规的筛选与过滤,一味地放行实物证据而阻止合法的言词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做法实为机械主义㊂最后,就证据的关联性而言,是指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者其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8]㊂也就是说,联系一旦成立,将从逻辑上影响争议事项㊂从言词证据的主观性或者不稳定性中并不能直接推及其与案件的待证事实间不存在关联性㊂因此,无论行政执法的实物证据抑或言词证据,在证据资格这个问题上,两者均需被严格审查也均需被同等对待,那种武断地将行政执法言词证据排除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的做法实属不妥㊂在目前刑事侦查水平不高与刑事证据资源紧缺的现实背景下,仅凭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的外在区别就赋予两类证据不同的诉讼命运,这与证据的应然使命也是相悖的㊂(二)行㊁刑程序转化中对言词证据的过忧研究行㊁刑证据转化的学者趋同的观点是,行㊁刑取证程序的差异可能会使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因取证主体和取证手段的不同而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9],对此笔者不敢苟同㊂ 两法 程序在细节规制上存在差异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差异是由两套程序基于不同的价值理念而造成的㊂仅就行政执法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而言,它们秉持的基本原则是毛淑玲等:论行政执法言词证据之刑事证据资格及转化适用97类似的,比如两者均将高效及时原则㊁比例原则㊁客观全面原则作为各自领域开展工作㊁推动进程的基本要求㊂为回应实践的隐忧,梳理 两法 程序间真正的差异,笔者发现, 两法 程序在言词证据取证的环节上,都有两人取证㊁翔实制作笔录㊁提供人身安全保护,以及对个人信息进行保密等规定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刑事证据与行政证据收集要求之间的差别,呈现的是一种线性分布,这种差别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并不是很大[10]㊂也有部分学者从证据种类的视角考查 两法 间的证据差异[11],他们担心 两法 间言词证据法定种类的差异会阻碍证据形式的转化或者加大审证者对证据审查的难度㊂笔者认为,这种顾虑也属正常,毕竟 两法 在法定证据种类的罗列或者表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就证据的内容而言没有太大差别,况且,行政执法言词证据与刑事司法言词证据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体现为笔录类材料㊂换言之,实践中的言词证据多通过纸面化的文字材料加以固定㊂行政执法证据中独有的当事人陈述㊁现场笔录与刑事诉讼证据中独有的被害人陈述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文字表述虽有不同,但在实质上却是相通的㊂就二者的证据转化而言,在证据的形式方面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12]㊂研究行㊁刑证据转化适用的学者可能也会关注到 公安机关 这一特定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证据(尤其是言词证据)的转化适用问题㊂如果严格按照现行法的逻辑,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执法机关,他们在治安管理过程中所收集的言词证据也是不能在刑事诉讼程序启动后直接获得刑事证据资格的㊂当案件性质发生改变时,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对相关的言词证据也需要再行收集㊂但有学者认为,行政案件之取证主体与取证程序与刑事案件基本一致,只要行政案件言词证据合法㊁客观,在补充若干程序或适用若干补救规则后就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13]㊂笔者以为,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所收集的言词证据均可通过适用审查或补救规则而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中㊂当然,证据转换期间可能存在风险,如何规避这一风险,笔者在下文会通过制度再设计的思路予以探讨㊂(三)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具备刑事证据资格的正解刑事诉讼程序对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不信任很大可能与当前行政执法的法治化水平不高有关㊂当下,行政权在 三权 力量配比中仍占有绝对的优势㊂行政执法的任意性现象在某些领域还比较普遍,非理性执法的案件时有发生,是故,对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真实性的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㊂但程序运行的本身就是对制度的落实,关于行政执法的有关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制度再设计加以解决㊂只要行政取证程序正当且合法,我们就应该给予行政执法言词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复验的机会㊂1.行政执法言词证据是证实刑事案件事实的一种材料㊂由于行政执法的结果往往不涉及对违法行为人长时间自由的限制甚至生命的剥夺,因此,行政执法言词证据是在相对较为宽松的程序中收集而来的㊂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宽松的执法环境下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提供者承受的外在压力相对较小,证据的真实性更有保障㊂笔者认为,执法人员只要在取证前履行了相关手续,尤其是事前告知被取证者所享有的权利以及虚假陈述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执法中所获得的言词证据就可以作为证实刑事案件事实的一种材料㊂从证据材料到定案根据,这期间不仅有侦查人员的严格把关,还有公诉部门的严谨复验㊂也就是说,虚假的行政执法言词证据流入刑事庭审环节的概率不会很高,即便真实性不足的行政执法言词证据进入了刑事庭审环节,还有控辩双方围绕证据之可信性而展开的质证与辩驳,最后法官也需经由一番心证的斟酌而审慎定夺㊂2.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在当下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不可或缺㊂言词证据是一种在思维的主导下感知与表述的产物,无论证人抑或违法行为人,其对行为细节的存储㊁记忆与表达都不是一成不变的㊂根据心理学著名的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可知,存储在大脑的新知如果在两天内没有被再次唤醒或者刻意重复的话,先前的那些记忆很容易被遗忘㊂在证明行为不法这个层面,先前获取的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在该类言词证据不可重复获得时其诉讼价值愈加彰显㊂也就是说,即使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存在被刑事程序二次收集的可能,但如果行㊁刑衔接的时间跨度较长,违法行为人及证人记忆的鲜活度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大打折扣㊂所以,尽管刑事侦查程序中收集的供述或者证言可能与行政执法程序中制作的相关笔录存有误98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44卷差,但这种误差与取证主体的前后不一是没有绝对关系的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以取证主体专属性理论来否定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我们应当关注的是言词证据的获取规律及其内在特征㊂除了要面对因陈述者遗漏行为细节或出现事实认知偏差所带来的挑战外,在某些情形下,侦查人员还要面对言词证据无法重复收集的缺憾,比如,言词证据提供者失踪㊁死亡或者永久性丧失作证能力㊂在这些情形下,如果还固执地坚持排除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观点,一刀切地阻却行政执法言词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这是违背证据运用基本法理的㊂当然,倘若某些案件证据种类足够丰富,完全舍弃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后所余留的行政执法证据,经转换后所构筑的刑事司法证据链条足以达到案件事实清楚㊁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那么据此定案裁断并无不可㊂立法要面对现实,回应司法需求㊂透视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可知,在绝大多数刑事案件中我们对言词证据还是有所期冀的㊂行㊁刑证据的顺畅衔接本身就是一套需由多方力量参与方可完成的复杂程序,一律否定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绝非明智之举㊂三㊁行政执法言词证据被赋予刑事证据资格的真正隐忧行政违法行为发生后,通常是由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做出相应的处理,但当行政违法的程度逾越一定的界限后就会被刑事不法所吸附,此时行政执法机关就必须依照既定的规则将案件与证据全部移送至刑事侦查机关㊂两机关在业务上的这种交集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极易滋生权力乱用的现象㊂行政执法取证过程对言词证据提供者权利保障不足也会影响言词证据的真实性㊂(一) 亲和 过度:滋生行政执法乱象行政执法活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考虑到行政执法范围宽广的特点,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即为执法机关开展工作预留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㊂但自由裁量的尺度也是有限的,当行政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若继续采用行政执法的评价标准处置不法行为就明显不具有合理性,这就需要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给刑事侦查机关处理㊂两机关因工作上存在的这种必然交集,长此以往难免会略显 亲和 ㊂为此有学者担忧,两机关的 亲和 会导致行政执法机关以执法办案之名行刑事侦查之实[14],这种担忧并不无道理㊂基于打击违法行为㊁制裁违法人员㊁消除违法影响的共同目标,行政执法机关为了实现程序顺畅衔接的理想愿景,不排除为了迎合刑事司法的要求或者 听从 刑事侦查机关的意见,在行政执法领域即采取刑事侦查措施以开展刑事取证活动的可能㊂从 分工负责,相互独立 的角度看,行政执法的这种乱象确实有悖权力互不交换与转移的底线要求㊂两机关的 亲和 加之监督失范,可能造成行政执法权僭越刑事侦查权的混乱局面,这是完善行㊁刑证据衔接制度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㊂(二)保权不足:影响言词证据真实性笔者认为,影响两套程序言词证据顺利转化的因素不是行㊁刑程序取证主体与取证手段的不同,也不是二者证据种类的差异,而是行政执法程序中因缺乏第三方参与而导致的对言词证据提供者的权利保护不足㊂刑事侦查程序开启后,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往往可以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与引导㊂在刑事侦查视域下,言词证据提供者可与辩护人一道防御来自刑事侦查机关的不当侦查㊂而在行政执法的程序中,由于辩护权的阙如和必要监督的缺位,不合理的询问极易对被询问者造成影响㊂当行政询问带有一定的诱导倾向时,言词证据提供者陈述的自愿性极易受阻,他们往往会顺着执法人员的询问节奏进行陈述,这或许就是大多数学者质疑言词证据客观真实性成分不足的理由㊂为保障言词证据提供者在陈述时基于自由意志且言词证据的真实性不受行政执法机关的不当干预,笔者将在下文探讨如何完善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取证程序㊂四㊁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在刑事司法中转化适用的路径为了提升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取证的规范化水平,在行政执法关涉的食品㊁药品等领域可引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以公权力监督的方式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理性执法㊁依法执法㊂为了保障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就需立法为之发力,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取证的整个流程均应被录音或者录像㊂如此,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在刑事司法中转化适用就会更加顺畅㊂。
行政诉讼法第52条依据法律法规
第五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
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
第五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
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不一致的，以及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者裁决。
【相关法条】《行诉解释》第62条。
【意思分解】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律依据，一直是司法考试热点、重点，同时也是难点。
务求准确掌握：1、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律依据包括法律(狭义)、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52条)。
2、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可参照地方政府规章和部门规章(第53条第1款)。
3、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援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行诉解释》第62条第1款)。
4、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引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不要混淆】务必掌握第53条第2款，规章冲突的解决办法，此系司法考试重点。
可与《立法法》对照记忆。
行政诉讼法第52条依据法律法规一、以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为依据这里的法律是指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法律的制定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
我国人民主要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因此，在国家权力中，立法权是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均从属于立法权。
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行使都有必须服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因此，毫无疑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其法律适用的依据必须首先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