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学_838605623

“反思文学”“反思文学”简单地说，有两个推进：一，在时间上的推进，由否定和批判文革的极左政治，进一步将这种左倾错误路线追溯到大跃进，乃至反右。

二，不同于“伤痕文学”的是，它已经不是简单地、直接地展览、暴露伤痕，而是对于这一段悲剧历史的进一步思考，不只归罪于林彪、“四人帮”几个人，不是简单地情绪化的控诉，而是转向更久远的历史纵深之处，进行理性的思考，试图去探索和寻找这一段悲剧历史发生的原因。

作家不再像伤痕文学那样直接表现痛苦的历史和私人感情，对反右、文革的历史灾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反思。

也就是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

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比伤痕文学有了发展进步。

《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刊载了的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被看作是反思文学的开端，她挖掘了发生在50年代农村“大跃进”运动中的灾难根源，检讨近四十年历史中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演变，甚至以梦幻的手法写出了令人痛心的警告：如果再一次发生战争，老百姓还会像抗战时代那样支持抗日军队吗？以这篇作品为标志，在1979－1981年间形成了反思文学的潮流。

反思文学作者主要是1950年代以来受到不公正对待，重新回到历史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为“归来者”。

他们的声音是当时文坛最主要的声音。

这些人归来时，首先感到欣慰的是就是一种归属感，他们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归属感化解了几十年的不幸，苦难升华为崇高，灵魂在受难中得到净化。

王蒙的《我在寻找什么》中的自白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20年来……我得到的仍然超过了我失去的，我得到的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得到的是经风雨、见世面，得到的是20年的生聚和教训。

”“党重新把笔交给了我，我重新被确认为光荣的、却是责任沉重、道路艰难的共产党人。

革命和文学复归于统一，我的灵魂和人格复归于统一。

这叫做复活于文坛。

”“文学与革命天生地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

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文学是革命的脉搏，革命的讯号，革命的良心；而革命是文学的主导，文学的灵魂，文学的源泉。

”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决定他们宿命般地承担历史的使命。

王蒙的《布礼》、《蝴蝶》，张贤亮的《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方之的《内奸》，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王蒙的《蝴蝶》通过老干部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把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展示出来，深刻地描写了人经过文革灾难重新获得新生的过程。

《天云山传奇》把50年代的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联系起来，形象地揭示了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于我们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

反思文学普遍的是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苦难的时代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有了超越个人的普遍意义。

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通常不是知识分子，就是干部，他们既是受难者，又都是心系天下、为民请命的英雄。

这样，在个人的苦难经验与民族灾难之间就建立了一种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满足了作家个人情感宣泄和表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迷恋。

他们将历史的劫难化为传奇，创造了知识分子受难圣徒的形象。

这些作品通常具有自传色彩，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布礼》、从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

王蒙的《布礼》中的钟亦成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充满了热情和忠心耿耿。

反右的时候，他被莫名其妙地划成了右派，开除出党，送到农村改造。

20多年里他受尽了灵与肉的折磨，“这二十多年中间，不论他看到和经历到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恐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他对共产主义和党的忠诚热爱仍坚定不移。

仍然是“忠”“诚”。

王蒙的《海的梦》里52岁的缪可言在经历了长期苦难之后，来到一个海滨疗养地度假，这一次疗养使他看到了一生向往的大海，他无限感慨。

但是仅仅过了短短五天，他就毅然提前离开迷人的海滨。

小说描述了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于历史人生的深沉思考。

缪可言出生于内陆，没有见过海。

由于安徒生、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等作家的熏陶，他浪漫的理想一直与大海联系在一起，即使是被莫明其妙地打成“特嫌”（特务嫌疑犯），经历了20多年的苦难，大海对他还是魅力不减。

当他终于投入大海的怀抱，辽阔的大海激起了他的阵阵思绪。

在缪可言的身上，包含了作者对生命一去不可复返的无奈感叹。

历史的谬误对于生命个体来说毕竟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

他在如愿以偿地见到大海的短暂满足之后，他想到的是青春不再的悲叹。

终于挣脱了特嫌的政治帽子之后，领导和同事们最关心他的是两件事：一是好好疗养一下以恢复健康，二是“刻不容缓地建立一个家庭”。

但他没有接受好意的劝说，因为他觉得已经错过了时间。

“萝卜、白菜，各有各的播种节令，”“俱往矣，青春，爱情，和海的梦！”对于海，他“梦想了五十年，只呆了五天”，因为这里的“天太大。

海太阔。

人太老”。

但是小说又没有沉溺在这种感伤里面。

他竭力要借助于现实，借助于对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思考从中摆脱出来，而早年确立的信念、理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人生观是他的支撑。

小说最后，当缪可言在夜晚的海滩上看到一对年轻恋人的身影时，当他把个体的生命融入到历史整体之中去的时候，他又找到了精神的归宿，“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断”。

理想主义精神在王蒙的作品里表现得特别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于理想的反思与执着在同代人中最具有代表性。

作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并没有抛弃早年的理想。

《布礼》中的钟亦诚，《蝴蝶》中的张思远、《杂色》中的曹千里、《相见时难》中的翁式含等，他们的性格都是一脉相承，李子云用“少布精神”来概括他的作品，而王蒙自己也被这种解释感动得眼睛发热。

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现象并不仅仅体现在王蒙身上。

王蒙198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与此不同，对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了反思。

这是他比较重要的作品。

从维熙笔下的葛翎、鲁泓、范汉儒，鲁彦周笔下的罗群、冯晓岚，张贤亮笔下的许灵均、章永璘等人物形象构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

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葛翎被诬陷下狱，同30年前枪伤过他的还乡团分子、流氓头目同囚一室，受尽凌辱，但他仍痴心不改，与大墙外天安门的群众运动相呼应，不顾个人安危爬上大墙，摘取白玉兰花，殒命于大墙之下，他的鲜血染红了白玉兰。

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描写两个右派在劳改中的爱情悲剧。

女主人公陶莹莹被划为右派，企图越境逃跑而被捕入狱。

男主人公范汉儒被划为右派劳改。

在监狱内他们产生了爱情，后来他们两人都获释出狱，本来他们自然应该可以结合了，但是最终却分离了。

分离的原因很简单，陶莹莹曾经叛国潜逃，范汉儒的爱国主义不能容忍陶莹莹的叛国潜逃。

他曾追问陶莹莹为什么被送来劳改，而且可以原谅她除了叛国之外的所有罪行或过失，这些只要改了，就可以完全不计较。

“‘只要不是叛国犯，我都能谅解。

’我脱口而出，‘别的错误都能犯了再改，唯独对祖国，它对于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它不能有一次不忠……”在范汉儒看来，“一个炎黄儿女的最大贞操，莫过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

”高尔泰在《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中对此提出批评：“祖国是一种实体，不是一种观念，爱是一种情感，不是一种规范。

”“把祖国同极‘左’路线混为一谈，这实际上是为极‘左’路线辩护和粉饰。

”1小说中的陶莹莹并没有真正背叛国家，仅仅想摆脱当时地狱一般的非人生活，就被小说作者认为是叛国，所以，这反映了这些作者本身所包含的极左思想。

如果按照这种观点，生活在流亡状态的马克思就成了他们所谓的叛国者了。

80年代初，丁玲曾经有一句有名的话：“狗不嫌家贫”，用家来比喻国家，用狗来比喻个人。

与此相对照，诗人白桦创作了电影剧本《苦恋》，拍摄成电影《太阳和人》，电影叙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遭遇，主人公在临死前发出了这样的悲叹：“我爱我的祖国，可是，谁爱我呢？”这部电影因此被禁止发行，并在1981年4月掀起了批判《苦恋》的一个小高潮。

对电影《苦恋》的批判是新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它既表明了当时创作和表达的限度，同时也说明了新时期对越界者较为温和的处理方式。

与伤痕文学相比，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刻划悲剧人物的性格，是它们共同的特点。

这种揭露性的内容和思想特色也成为反思文学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

反思文学的一个共同艺术特征是突现故事的政治背景和故事情节。

反思文学试图将悲剧的历史真相昭示于人，加强了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的批判意义。

其中大量作品描绘了一幅好人落难、坏人当道、君子不遇、小人得志的社会人生世相图，并以启蒙式的话语突出了极左政治1高尔泰《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读书》1985年第5期。

路线与传统封建思想所造成的社会与人的深刻异化，赞美了人性的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执着信仰。

小说反映历史的悲剧与苦难，但是黑暗终于过去，苦难终于结束，“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结局常常体现在这些作品中，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反思的局限。

从道德化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和解释历史的悲剧和历史的灾难，这是一种简单化做法。

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小说打乱了故事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过去的历史与现实的交错。

小说一开始写大跃进的时候，到处放高产卫星，甘木公社的甘书记只好急起直追，放出一颗特大的卫星，亩产一万六千斤，名扬全县，甘书记也由公社书记提为县的副书记了。

实际上却是浮夸风，弄虚作假，把十多亩稻子搬到一亩地里去收割。

村里去送高产粮的时候，谁也不愿去赶车。

田寿本提出，粮食不能送走，不然大家一天只有八两口粮了。

田寿本大家叫他老寿，长眉善目，什么时候脸上都是和和顺顺的，从没有发过脾气，像财主家玻璃罩子里站着的老寿星。

上面让送粮食，但是他认为上级应该实事求是，他赶着车到公社，到县，县委大院没进去，粮食进了收购站。

甘书记批评他：“你们的目光太浅了，整天盯着几颗粮食。

现在的形势是一天等于20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一步差劲，就要落后。

你们老同志更应该听党的话，想想过去战争年代，那时候，咱算过七大两八大两吗？”老寿想“兴许是自己老背时了，老落后了。

他想不清。

”老寿想起了1947年冬天，还乡团来了，老寿把家里15斤高梁面，包括已经烙成了烙饼的也切碎，连孩子也没让吃一口，全省下来送给了转战的老甘他们。

老伴流着泪，他劝慰她：“别难过，等解放以后，那时候啊！……嗨！到共产主义那更美了，吃香的，喝辣的，任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