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笔记和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详解-第八编 清代文学(第七、八章)【圣才出品】

第7章清中叶诗文词多元发展的局面

7.1 复习笔记

一、流派纷呈的诗坛和袁枚

1．诗坛多元格局

（1）沈德潜

①沈德潜论诗原本叶燮，经其推演，以儒家诗教为本，倡导格调说，尊唐抑宋，使诗歌“去淫滥以归雅正”，起到“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的教化作用。

②他以唐人为楷式，以古诗为源头，选辑《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树立学习的范本，影响颇大。

③其诗歌创作，古体摹汉魏，近体法盛唐。因曾接触人世祸患，也写有一些“以微词通讽谕”的诗歌。但其大量诗作雍容典雅，平庸无奇，为典型的台阁诗体。

（2）厉鹗

其主张作诗参以书卷，学习宋人，好用宋代典故，著有《宋诗纪事》。他作诗重学问，主空灵，合写景与宗宋为一，代表浙派的风格特点。其诗主要写山水，以杭州和西湖风景为主，遍及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诗中境界流露一种寒意，于幽新隽妙融入孤寂冷落之情。

（3）翁方纲

其论诗提倡肌理说，肌理包括义理与文理。义理为“言有物”，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思想与学问；文理为“言有序”，指诗律、结构、章句等作诗之法。义理为本，通变于法，以考据、训诂增强诗歌的内容，融词章、义理、考据为一。常以学问为诗，用韵语作考据。

2．袁枚及性灵派诗人

（1）袁枚

①袁枚生活通脱放浪，个性独立不羁颇具离经叛道、反叛传统的色彩。他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在性与情上，主张即“情”求“性”，突出尊情；在言志与言情上，认为“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对虚伪的假道学深恶痛绝，表现出封建社会末期个性解放思想再次苏醒。

②袁枚标举性灵说，与沈德潜、翁方纲的格调说和肌理说相抗衡，影响甚大，形成了性灵派。“性灵”，其含义包括性情、个性和诗才。性情是诗歌的第一要素，诗生于性情，性情是诗的本源和灵魂，而这种性情要表现出诗人的独特个性。他提倡创写“有我”之旨，这是性灵说审美价值的核心。同时，在艺术构思中，还要做到灵机与才气、天分与学识要结合并重。他推重独创，反对模拟。

③袁枚在“吟咏性情”的基点上构成完整体系的诗歌理论，冲破了传统与时代风尚，对格调模拟复古、肌理考据学问、神韵纤巧修饰、浙派琐屑饾饤给予有力的冲击，是晚明文艺思潮的隔代重兴，为清诗开创了新的局面。

④袁枚的笔触相当广泛，反映现实、咏物怀古、描绘山川自然和表现个人志趣，大都不受传统思想束缚和正宗格调限制，而且清灵隽妙，具有情感奔放、议论新颖、笔调活泼、语言晓畅、句法灵巧等特点，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定的创新。

（2）性灵派诗人

①与袁枚并称“乾隆三大家”的是赵翼和蒋士铨。

②和“乾隆三大家”对称的“后三家”是舒位、王昙和孙原湘。其中舒位、王昙是龚自珍的先导，后者的影响更为直接。

3．盛世中的哀唱

乾嘉诗坛上，吟唱盛世悲歌，可视为性灵派外围的是郑燮、黄景仁等。

（1）郑燮

擅长书画，为“扬州八怪”之一。他论诗提倡“真气”“真意”“真趣”三真，推崇杜甫，主张诗歌应该为民而作。

（2）黄景仁

①作诗“好作幽苦语”，放言无忌地倾泻“盛世”积在心头的怨愤，他常以“落日”“斜阳”等意象写景抒情，敏锐地感觉到世事殆将有变的征兆，写出个人对社会变迁的“忧患”。

②潜知“忧患”和过人的哀乐，使他对现实极为清醒，积郁满怀，并自视甚高，不肯伏就，以诗歌表现出个性意识在觉醒意义上的深入思考。

③诗人能博采唐人而自出机杼，“自作声”以发“不平鸣”。他的七言古诗以雄伟的笔触描绘壮丽的自然景色和抒发磊落恣放之情，既似李白豪宕腾挪，又兼韩愈盘转古硬，在跌宕跳跃中流转低吟。七律清丽绵邈，富有李商隐的优美韵致，瘦硬峭拔处兼得黄庭坚的神髓。

二、桐城派及其以外的散文

桐城派在康熙年间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

1．戴名世

桐城派先驱戴名世，主张为文以“精、气、神”为主，“言有物”为“立言之道”，提倡“道”“法”“辞”三者皆备。他铺石开路，为桐城派理论的发轫。

2．方苞及“义法”说

（1）方苞提出“义法”说，“义”指文章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宗旨，具有明显的服务于当代政治的目的；“法”指文章的作法，包括形式、技巧问题。两者关系是“义”决定“法”，而“法”则体现“义”。

（2）方苞要求内容醇正，文辞“雅洁”，用语典雅、古朴、简约。适应清统治者“清真古雅”的衡文要求，给古文建立了严格的具有束缚性的规范，“义法”说是桐城派遵奉的论文纲领，它与制举之文相通，有利于维护理学道统，受到朝野的崇奉和欢迎。

（3）方苞的古文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开桐城派风气。

3．刘大櫆

（1）刘大櫆上承方苞、下启姚鼐，是桐城派“三祖”之一。他对“义法”理论进行丰富和拓展，以“义理、书卷、经济”的“行文之实”扩大“言有物”的内容，是姚鼐“义理、考据、词章”说的先导。

（2）他还对“行文之道”的“神”“气”“音节”等要素给予重视，突破“言有序”的范围。前两者是作者精神气质在文中的表现，“神”是首要的，居于支配地位，“气”是贯穿文章的气势韵味。

（3）为了使“神”“气”易于掌握而不至于无可捉摸，他又提出因声求气说，由字句以求音节，再由音节以求声气，为探寻“义法”奥妙揭示出门径和方法，也使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4）刘大櫆的文章抒发怀才不遇，指摘时弊，雄肆奇诡，有音节之美。

4．姚鼐

姚鼐壮大了古文的声势，在桐城派中地位最高。

（1）他主张“义理、考据、词章”合一，让儒家道义与文学结合，天赋与学力相济，达到既调和汉学、宋学之争，又写出至善极美文章的目的。

（2）他运用传统的阴阳刚柔说，将多种风格归纳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他追求刚柔相济，避免陷入片面和极端，接触到文学审美风格的实质问题，对后世影响甚大。

（3）他把文章的艺术要素提炼为“神、理、气、味”和“格、律、声、色”八字，前四者是内在的“文之精”，处在高层次，后四者是外在的“文之粗”，层次虽低但比较具体，精寓于粗，相互依存，使古文进入最高境地，细密、完善了刘大魁因声求气说。

（4）他还纂辑《古文辞类纂》，确立古代散文发展的“正宗”文统，被桐城古文家奉为圭臬，影响甚广。

（5）姚鼐的古文以韵味胜，偏于阴柔。散文成就比桐城派其他作家要高，虽寓考据于辞章，却文法考究，内容扎实，语言凝练简洁，刻画生动，颇有文采。

5．后劲

桐城派以“义法”为基础，发展成具有严密体系的古文理论，切合古代散文发展的格局，形成纵贯清代文坛的蔚蔚大派。

（1）“四大弟子”

姚门之后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四大弟子”，梅曾亮在姚鼐后“最为大师”，方东树继续鼓吹“义法”理论，使桐城派声势更甚。

（2）从湘乡派到“桐城嫡派”

桐城派余脉是道光末叶曾国藩领导的湘乡派和曾门弟子，声威重振，呈一时之盛，但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