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与西方 重商主义的异同
浅析西欧重商主义与晚清商战思想的异同
浅析西欧重商主义与晚清商战思想的异同———读《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有感摘要：17世纪于西欧社会盛行的重商主义理论是西欧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产物，在当时广为西欧统治者接受并实行，曾一度促进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发展。
而在时隔近三个世纪的中国清朝晚期，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这期间产生的商战思想也引发了社会中各阶层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活动。
虽然两者存在的缺陷导致其最终失去主导地位，但仍有不可否认的、各不相同的时代积极性。
关键词：重商主义商战经济西欧晚清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晚清社会中，有一股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从商界悄然升起，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商战”。
作为近代的重要思想之一，历来有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探讨，主要包括其产生的背景原因、流布状况、社会效应以及历史意义。
读了王尔敏先生所著《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收获匪浅，王尔敏先生从各处资料入手，在文中逐一排比识段，对晚清重商思想的发展做了较系统全面的梳理，使笔者对商战思想有了更全面深刻地了解，纠正了以前对此模糊错误的认识。
而联系到同一时期笔者于世界近代史课中所了解的西欧思想史上的重商主义理论，又与此思想有一定的相似相异之处，故在此对这两种思想发端、流传、具体表现、社会作用做一分析。
首先从产生的背景原因来看，对于西欧来说，主要背景有以下几点：一是在15世纪末期，中世纪进入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二是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给西欧的商业、航海业、工业以极大刺激；三是商业资本发挥其作用，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对外贸易大大发展；四是一些西欧国家同时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要求用国家的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
以上四点的汇聚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的要求，进而逐渐地形成了重商主义理论。
这一理论的中心原则是：国家的繁荣程度取决于贵金属的拥有量，即以占有黄金的多少来判断国家强大与否，具体则表现为国家用行政手段控制进口数量，而鼓励进口，以便储藏尽可能多的货币，这就意味着将本国的获利建立在他国得名贸易损失上。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中西方的重商政策在古代有着一些共同之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本文将就中西方古代的重商政策进行比较研究。
首先，中西方在重商政策的目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古代中国，重商政策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家财富和壮大国家实力。
通过开放贸易、促进商业发展以及吸引外国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希望通过商业活动来增加财富和资源的流动，以此提升国家实力。
而西方国家的重商政策的目标则更加注重维护国家利益，保护本国商人的权益。
通过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限制和惩罚外国商人，西方国家试图保护本国商业利益并保持对贸易的控制。
其次，在重商政策的手段和方法上，中西方也存在一些差异。
中国古代的重商政策主要是通过设立市场、商馆和商业街等，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吸引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
同时，中国还在一些重要的贸易城市设立商会，以便商人之间交流和互助。
而西方国家则更加注重对外贸易的掌控和限制。
西方国家通常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比如设立关税、限制外国商人进入本国市场等。
此外，西方国家还会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确保本国商人在其他国家的贸易活动中获得特殊待遇。
再次，中西方在对外贸易中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外贸易，并且对外来商人持开放的态度。
中国在古代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通过与中亚、欧洲和阿拉伯等地的贸易，可以获得丰富的资源和财富。
中国还积极吸引外国商人来华，为他们提供优惠政策和待遇。
而西方国家则对外贸易持相对保守的态度。
尽管西方国家也参与国际贸易，但更加注重保护本国商业利益，限制外国商人的进入，并尽可能通过贸易协议和条约来确保自己的利益。
最后，中西方在海上贸易方面的重商政策也存在一些差异。
中国古代的海上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中亚和南亚等地。
中国通过丝绸之路等海上贸易路线，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中国对海上贸易持开放的态度，并且积极保护和支持商人进行海上贸易。
与此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在海上贸易方面更加注重对海上贸易路线和航线的控制和保护。
历史小论文经济思想演变
历史小论文经济思想演变人们对于经济规律的探索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就有成型的经济思想。
如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分工、等级和财产”的探讨、亚里士多德对货物的划分等。
不同于西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作为政治的附庸。
只有像范蠡、司马迁等少数人才强调市场规律。
其中，一派主张压制商业，重农抑商。
如商鞅、桑弘羊等。
另一派主张控制商业，农商并举。
如管仲、刘晏。
但经济学的出现却还要等到近代。
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第一次综合经济学的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扩张，国内和国际贸易日益繁荣，新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逐渐取代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这一时期在英国和法国分别出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
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金银是财富的最佳形式。
（二）鼓吹殖民扩张。
（三）保护出口，限制进口。
重商主义其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曼（1571-1641），他强调生产的目的是黄金积累，提出了“国际贸易差额论”。
将重商主义发扬光大的是威廉·配第（1623-1687），他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也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他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并在《赋税论》对税收进行了研究。
与其它重商主义不同的是，威廉·配第也赞成自由的国际贸易。
重农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重视农业。
（二）对土地所有者征税。
（三）自由放任、自由流通，反对政府干预。
重农主义的先驱是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他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
他认为“一切的财富都来源于土地的耕种”，并《谷物论》论述了税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而重农主义的创始人是魁奈（1646-1714），他在《经济表》对重农主义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形成了一个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
而到了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十足的发展。
英国更是在商业和工业方面取得了霸权地位。
此时的英国能够在自由国际贸易中占有巨大的优势，自由主义逐渐替代了重商主义。
历史趣谈：经济奇才桑弘羊 西汉时期就可以达到调控经济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经济奇才桑弘羊西汉时期就可以达到调控经济导语：汉武帝刘彻是个雄才大略之主。
他继承文景之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使西汉从文景之治的小康推进到一个鼎盛时期。
在这个由兴及盛的历史阶汉武帝刘彻是个雄才大略之主。
他继承文景之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使西汉从文景之治的小康推进到一个鼎盛时期。
在这个由兴及盛的历史阶段中，被汉武帝一手提拔、重用的“兴利之臣”桑弘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在实行财政改革、广辟财源，“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给”上投入的智慧、做出的贡献与卫青、霍去病等人在军事上的贡献都可说是“功昭日月”。
公元前152年，桑弘羊出生在洛阳一个商人家庭。
在当时洛阳那种商贾云集、富冠海内的社会环境和父辈理财兴利的家教中长大的桑弘羊，很早就显示出聪颖和才能，以至刚刚13岁就被送入宫廷，做了汉武帝的侍中。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侍中”的地位。
公元前一四一年汉武帝刘彻（公元前一五七-前八七年）继承帝位。
不久便营建茂陵为死后的坟墓，并准备设置茂陵邑（今陕西兴平东南），把各地的豪富迁到那里去。
桑弘羊一家也在被迁之列。
他随家离开洛阳，经长安前往茂陵，到长安时被选入宫充当武帝的侍中（亲随），留了下来。
侍中是个小官，管理皇帝的日常生活事务。
由于是在皇帝左右办事，因此一般豪门富室都羡慕这个官职，都想为自己的子弟谋得这一职位。
汉初以来继续实行法家的重农抑商政策，工商奴隶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受到限制。
生活于工商奴隶主家庭的桑弘羊对此不能无所感受。
被迫迁徙，对他的震动更大。
但是，他到底还年幼，思想没有定型，而担任侍中这样难得的官职，又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希望。
他同生活常识分享。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背景介绍商业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相应的商业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古代，商业政策的制定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中西方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商业政策的制定影响了相应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后来的发展。
本文将比较中西方古代的重商政策，以探索其中的异同点和对后人的影响。
中东的重商政策古代中东地区的商业和贸易发展非常早期。
然而，中东文明的重商政策并不像现代化政策那样直接、有效。
相反，中东国家对商业的重视也许更多体现在信仰方面。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教的禁令。
在穆斯林世界的早期，受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影响，他们认为商业是一种清洁的职业，与卖淫、赌博、欺诈和耗费公共财产等“丑恶行业”所产生的利润是不同的。
因此，穆斯林国家的法律体系对商业贸易起到了保护和促进的作用。
此外，穆斯林的旅行信托制度（Safqah al-Safqah）也成为了探索贸易、开拓市场的经典实践方法。
通过这种信托制度，商人可以共同出资，共同承担风险，发展贸易业务，相互帮助，共同推进行业发展。
因此，穆斯林国家在信仰、法律和信托等方面的措施为中东地区的商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希腊罗马的商业政策希腊罗马是世界历史上商业最发达的古代文明之一，他们的商业政策与中东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在这些文化中，商业被视为一个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然而，与中东相比，希腊罗马的商业政策显得直接、有效，并且更加注重实际利益。
在这两个文化中，市场是商业发展的主要场所之一，然而，希腊罗马的政策更注重市场的规范和规模的扩大。
商品交易是希腊罗马财富积累的主要途径，其商业政策注重对贸易的监管和保护。
而在中东，商业政策更多地体现在信仰和制度上的保护上。
中欧的商业政策在欧洲，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与前两种文化不同，欧洲国家更注重商业的合法性和便利性。
在中欧，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优先考虑在世界贸易中占据领先地位，其认为财富创造了新的社会性质，因此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商业发展和贸易的政策。
中国古代的重商主义——汉朝的桑弘羊改革以及明代后期中国与荷兰的贸易摩擦
中国的重商主义——汉朝的桑弘羊改革以及明代后期中国与荷兰的贸易摩擦重商主义思想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诞生于公元15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
当时的欧洲正处于封建君主制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刚刚起步，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迫切地需要消除更多的限制来扩大贸易，并试图获取统治阶级更多的支持，因此重商主义的理论就应运而生。
这种理论既论述了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又提出了要使国家在贸易中保持出超地位，以此来获取更多的财富（即金银货币），因此，该理论对于封建贵族们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们为了获取财物而支持商人对外贸易，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抢夺，由此而开始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
处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正是朱棣靖难之后，满清铁蹄入关之前，存在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
虽然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国家，自秦商鞅变法后，历代王朝统治者也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却从未停止，那么中国历史上是否有重商主义的幽灵在“农本商末”的夜空中飘过呢？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商思想（一）财富的占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实力主要由各自控制的财富多少来决定，当时各国都有自己的工商业，且基本上由贵族控制，由百官掌管。
虽然手工业者的产品大部分供贵族享用，但这也使得当时的社会形成了积累财富的思想，故《礼记·王制》云：“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
凡执技以上市者：不贰市，不移官。
”也就是说，从事手工业为贵族服务的人，不能为了其自身而兼有副业，也不能在中途转换职业，这便于贵族控制财富。
当然，除了满足贵族需要的手工业，还有民间的家庭手工业，说明当时人们认为财富的数量与社会地位高低是成正比的，但无论官府手工业还是民间手工业都是为了积累财富而诞生的，只不过的主体不同罢了。
欧洲重商主义者将财富分为货币财富、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三种，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了类似的货币财富和自然财富，只不过在不同阶层中有不同的体现。
桑弘羊个人简介
桑弘羊个人简介桑弘羊?-前80年，洛阳人，西汉政治家、财政大臣，事汉武帝、汉昭帝两朝，历任侍中、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职，因功赐爵左庶长。
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十三岁时以精于心算入侍宫中。
自元狩三年前120年起，在武帝大力支持下，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同时组织六十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
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后元二年前87年，汉昭帝即位，桑弘羊迁任御史大夫，与霍光、金日磾等受武帝遗诏，同为辅政大臣。
始元六年前81年，盐铁会议召开，因贤良文学指责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政策"与民争利"，桑弘羊与之展开辩论。
会后，废止酒类专卖改为征税，其他政策仍沿袭不变。
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桑弘羊因与霍光政见发生分歧，被卷入燕王刘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谋反事件，牵连被杀。
经济思想工商富国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在盐铁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
在桑弘羊看来，农业并非财富的唯一源泉，工商业尤其商业同样是财富的源泉，甚至提出工商业的发展还制约着农业发展，指出"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
"正因为强调工商富国，所以站在国家的立场，桑弘羊极力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调控政策，由国家积极介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
他所定制的各项经济措施，都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他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利用垄断价格，收取高额利润;推行均输平准，调节商品流通，平抑市场价格。
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无论古代还是当今，桑弘羊的财政调控思想都有着难以否定的积极作用。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
古代中西方的重商政策指的是政府在商业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
措施。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即重视农业，忽视
商业。
而西方则存在着不同的经商观念，例如古希腊的“商人无罪”，表明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受到重视的。
在商业政策方面，古代中国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商业的措施，例如：禁止私人贩卖盐、禁止私人开设商铺、重税商业所得等。
这些政策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活动，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停
滞和落后。
相反，古希腊的城市国家则鼓励和支持商业的发展。
城市国家
的政府为商人提供了一系列的保护和优惠，例如：设立市场、为商
人提供保护、放宽商业税收等。
这些政策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商人
的积极性，从而为希腊城市国家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古罗马帝国在商业政策方面也有较为积极的措施。
例如，罗马
法律规定商人在做生意时享有法律保护，并规定一些贸易商的权利
和义务。
罗马还开发了商业海道，为贸易提供了便利。
古代中西方的重商政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古代中国政府将重
点放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上，忽视商业的重要性。
而西方城市国
家和罗马帝国的政府则积极鼓励和支持商业的发展。
这些政策对两
种文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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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与西方重商主义的异同
重商主义或称重商制度产生于15世纪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期。
适应这一时期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开始出现作为封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商主义，并逐渐发展为重商主义政策体系和经济学说。
在我国，主张重商主义最早的是管仲，却是发展于桑弘羊。
我国自孔子以降，未有不重农抑商的，在这个问题上，儒法两家的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桑弘羊却依据《易经》的思想，提出了本末并重的思想，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着实难能可贵。
桑弘羊说：“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
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
’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
农不出，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
”这里他指出，自古立国、立家者，都要开启本与末两条渠道，以此做到互通有无，满足上上下下各个阶层的需求。
如果无人从事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无人从事商业工作，货物流通就会断绝。
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则粮食就会减少，货物流通受到影响，国家财政就会发生危机。
桑弘羊所说这段话是针对贤良文学们对官营盐铁与均输的指责而进行的答辩，文中虽没有涉及私人的工商业，但这句话仍是十分精彩的。
因为在汉朝虽然仍然是以农立国，但工商业对国家和百姓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事业。
同西方的重商主义相比，桑弘羊的理论与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学说，也注定拥有者本质的不同。
以下，是两者的相同之处：
社会财富观
重商主义是特定历史时期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
它强调积累金银货币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国家的繁荣依赖于资本（贵
金属）的供应，贸易的全球规模是不可改变的，贵金属所代表的资本量可通过多出口少进口来增加，认为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对外贸易，要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只有通过出超，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下使金银的重要性显著提高。
重商主义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将财富等同于货币，金银，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越多就越富有。
所以用积累金银的方法来增加国家的财富。
同西方类似，桑弘羊也将货币与财富等同起来。
弘羊说：“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
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
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
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
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这里桑弘羊强调，全国各地富裕的都市，虽然只有街道，没有耕地，但由于商贾云集，因而才涌现出人们所需要的各类物资。
这就是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生财之道：圣贤依仗天时取得财富，有智能的人依靠地利取得财富，上等人借助人力取得财富，中等的人就只有靠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
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的长沮、桀溺两位隐士，他们逃避社会而靠种田生活，却没有百金的积蓄，跖虽然平定了云南的各部落，但却没有因煮盐而致富的猗顿更富有。
宛、周、齐、鲁等地商贾遍天下，这些商贾之所以能积累万金的财富，就是由于他们追逐剩余利润的结果。
桑弘羊将货币的积累当做财富的标准有其历史渊源，并不是主观的臆造。
财富源泉观
重商主义认为，财富的源泉，除了开采金银矿藏之外，就是对外贸易。
商人手中的货币，只有通过流通才能增加。
因此，重商主义的着眼点只限于流通领域，认为流通领域是财富的直接源泉，只有依靠流通领域才能获得利润，才能获得更
多的金银财富；也只有在流通领域中的产品价值的追加即贱买贵卖才能获得利润，才能获得更多的金银货币。
他们还认为，外贸不仅使本国的产品通过通过出口转化为金银流回本国，而且也是利润的源泉。
但是，在国内贸易中，一部分人得到的是另一部分人所丢失的，这种贸易不呢不过给一国带来利润，从而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财富总量。
只有对外贸易才能使财富增加，使资本增值，使国家富足。
而在对外贸易中，又必须遵守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力图做到出口大于进口，保证贸易顺差，使金银源源不断的流入本国。
桑弘羊的对外贸易思想大多取法于管仲，与管仲“外因天下”的思想一脉相承。
桑弘羊说，汝水和汉水所出产的黄金和精细的丝织品都是我国无用之物，以此换取匈奴和西北的少数民族的骡、驴、骆驼、各种良马和各种珍贵的皮毛等我国所需要的宝物。
中国以一端的缦，换匈奴数百斤的货物，从而消耗敌人的财政，充实了我国的财政。
这样，骡、驴、骆驼就可以成群结队地进到边塞之内，各种良马也都变成了我国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种贵重皮料，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毯子将充满皇宫里的仓库，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国的宝贵物品。
外部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而内地的财物不外流。
外族的东西运进来，国家财用就充足，自己的财物不外流，百姓就会家家丰足。
这正是利用他国的资源，充实本国财政的外因天下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汉朝是十分有价值的。
因为汉朝的经济与今天的经济不同，对外贸易的观点也与今天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们今天的对外贸易原则强调的是“互利互惠”，而汉朝时的对外贸易原则强调的是“以无用换有用”.
国家干预政策
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是保障财富增长的重要手段，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