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阮籍传
晋朝阮籍传
生平与著作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为曹操的丞相掾。阮家与曹氏的关系较深，对阮籍的政治立场有很深的影响。
阮籍的传记，在《晋书》当中，但在晋朝建立前夕，他已逝世，他始终只是魏人。他和嵇康都是魏晋之际的人物。
阮籍的生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从建安十五年到景初三年（210—239），为青少年时代。阮籍三岁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其兄阮熙，官至武都太守。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字仲容），即阮熙之子①。族兄阮武，官至清河太守。阮武的父亲阮谌，官至侍中②。显然，由于阮瑀的早卒，他这一支家境中落。但诸阮仍聚居在一起。《世说·任诞》云：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
北阮富而南阮贫的情况，在阮籍少年时代恐怕更要突出，伏义给阮籍的信说：“行己无立德之身，报门无慕业之客。”“贫无方丈之肴，室无倾城之色。”大体上与《世说》的记载相符。但是年轻的阮籍，却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①。儒家思想对他有很大影响，他梦想建功立业，一试身手。这时与阮籍有关系的人是他叔父阮熙和王昶。他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的修养，在此时已经基本上成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异之，以为胜己。”魏晋的名士风流，在阮籍身上表现比较突出。二是从正始元年到九年（240—248），为第二阶段。竹林诸人的聚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何晏、王弼之流，在洛阳大畅玄风，竹林七贤在野与之互相呼应，形成一代思潮。但这时发表的文章还很少涉及政治。阮籍应太尉蒋济之辟，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曹爽辅政，召为参军，又以疾辞。嵇康尚曹魏亭主，出仕中散大夫，都是此时之事。这个阶段，竹林诸人正是时代的骄子，文化界的先导。《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就特别指出嵇康的论和阮籍的诗作为代表。王导渡江以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见《世说新语·文学篇》），其中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都是嵇康的作品。而阮籍的《咏怀诗》，在当时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三是从嘉平元年到景元四年（249—263），此为竹林七贤分化瓦解的阶段。从嘉平元年正月高平陵事件以来，司马氏营立家门，尽杀曹爽、何晏等敌对分子，夷其家。至此，竹林之游已经结束。阮籍和司马氏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司马懿为太傅，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师为大司马，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昭辅政，阮籍又为其从事中郎。
① 见《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阮咸传》。
② 《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杜笃《新书》云：“阮武字文业，陈留尉氏人。父谌，侍中。武，阔达博通，渊雅之士。”《陈留志》云：“魏末清河太守。..著书十八篇，谓之《阮子》”。
① 见《晋书》卷四九《阮籍传》。以下引用此传，不再注明出处。
中间一度出为东平相，后来又为步兵校尉。“但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他与司马氏的关系始终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而山涛、王戎之流已经打入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嵇康被杀之后，向秀应计入洛，阮籍也被迫写了劝进表。这时已经到司马氏代魏的前夕了。阮籍卒于景元四年（263）冬，时年五十四。这是嵇康死后的第二年，司马炎即位的前二年，《大人先生传》和《咏怀诗》的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阮籍是魏晋文士中放达派的代表，行为有些怪僻。服葬时居然饮酒食肉，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捉摸不透，对他作出错误的判断。当时人根据其疯疯癫癫的行为称之为“痴”，而礼法之士责备他不遵守名教，但这都是皮相之谈。他的这些行径，只是他自己制造的烟幕或保护色。它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有一次，阮籍登广武（今河南荥阳）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又登武牢山（即虎牢山，今河南荥阳），望京邑而叹，因赋豪杰诗。这倒流露出他对当时统治者的由衷的轻蔑。司马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只是通过宫廷政变，残酷地屠杀异己，窃取了政权。石勒就曾说过：“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①阮籍的用意大约和石勒差不多，只是没有说出具体姓名而已。李白以为阮籍用竖子讥诮刘邦、项羽，却没有说对②。
阮籍也不是没有才干。他一度为东平相，小试牛刀。旬日之间，“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这一段短短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有着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不是无所作为。《晋书本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却是实录。他一醉六十日，逃避了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晋武帝）的求婚；锺会多次问以时事，企图通过他的表态，以便罗织罪名，皆以酣醉获免。这两个事例，说明了酒在阮籍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阮籍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载《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原注：梁十三卷，录一卷。两唐书经籍志《阮籍集》均作五卷。《唐日本国见在书目》：《阮嗣宗集》五卷。又《阮步兵集》十卷。故唐代实有五卷、十卷两种本子。宋代书目多为十卷本。但《直斋书录解题》别集类有《阮步兵集》十卷，诗集类又有《阮步兵集》四卷。与隋唐时期实无多大悬殊。明代诸刻有黄省曾十卷本，张溥一卷本，其内容大致相同。惟钱曾所见朱子儋本多出四言《咏怀》十三首。丁福保历访海上藏书家，都无朱子儋本，其所辑《全三国诗》中所存四言诗仅有三首，与通行本无何出入。黄节为《咏怀诗》作注，始从明潘璁本检出四言《咏怀诗》十三首，其一至三与丁书相同，其四至十三则丁氏所未见者。黄氏据以入录，并为之作注，始得重见于世。其所据之潘璁本，据云乃明崇祯间所翻嘉靖刻本，前有嘉靖癸卯陈德文序及崇祯丁丑潘璁序，分上下两卷①。黄氏卒后，此书亦不知下落。后来逯钦立同志重辑魏诗，即据黄氏所校潘本过录②。
① 见《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
② 见《登广武古战场怀古》，载《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一。有“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今，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等语。
① 见《阮步兵咏怀诗注》，第99 页。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
黄氏书成于一九二○年，逯氏书成于一九六四年，前后不到半个世纪，古籍仍在不断销亡，这一点也很令人吃惊。玄学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的新的流派。先秦道家的老子标榜小国寡民、清静无为，到了战国中叶，发展为庄子的相对主义，发生很大变化。战国末年以迄汉初吸收了法家思想的某些因素，演进而为黄老刑名。所谓黄老思想实以老子为主，庄子的影响并不显著。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垄断地位，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新儒学风靡一时。黄老思想一度消沉。东汉中叶以后，道家思想与神仙思想相结合，改头换面，成为道教的一个渊源。党人斗争失败以后黄巾大起义风起云涌，儒家思想丧失了过去的权威，思想界出现了新局面。儒家、道家重新组合，形成了新道家，即魏晋玄学。这个新道家，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代替五经，以客观唯心论或朴素唯物论代替汉代的宗教神学。和汉代的天人感应论、目的论相比，它有清醒和梦呓之别。这种思想的萌芽，应该从仲长统说起。“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的呼声①，标识着时代思潮的转变。
阮籍对于《老子》、《庄子》、《周易》，都下过工夫，他的《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就是这方面的著作，可惜篇幅断烂，不能反映他的全部思想的内容。能够指出的是，他具有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并且具有沟通儒道的倾向。他对于自然界的解释：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达庄论》） 他是用《易传》的思想，修正了老子的客观唯心论。他关于道的解释：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能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通老论》）肯定了道法自然。自然（物质）是第一义的，道（规律）是第二义的。有了自然世界，然后才有精神的存在。他摆正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说的非常清楚。他把太极、元、道，并列起来，有意识沟通儒道之邮，但三者并不完全一样。道是出于自然的，而太极是自然的同义语，道和太极之间，怎么能画等号呢？这是阮籍的一个漏洞。
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阮籍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自然的产物。他把人的精神分作性（天性）、情（欲望）、神（思想意识）三种。以为：人生天地之间，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达庄论》）
他在这里，谈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谈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有了自然界然后才有人，有了人然后才有各种精神状态。他不但用《易传》充实道家的唯物论，而且也用儒家关于性情的说法，补充道家之不足。这种作法的企图是好的。但是，自然、精气的道家用语，阴阳、五行、游魂之变的儒家用语，错杂使用，有意捏合而不能泯为一体。这是他的缺点。
虽然如此，他已经摆脱了汉代思想家的束缚，他在庄子的影响下，鼓吹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他说：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理其事。（《达庄论》）
② 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第493 页。
① 引自《后汉书》有关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这种说法，援用儒家的词句，用庄子变换了它的思想。在下面的几句话中，情况更为明显。
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重阴需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达庄论》）
男女同位四句，阮籍引用《周易说卦传》而稍加变通。原文作“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高亨云：不字疑衍）相射”。意谓天地、山泽、雷风、水火每一对彼此矛盾对立。而阮籍则把本来有差别的东西，说成没有差别，把本来性质相反的东西，说它们可以相通。这是用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来解释《周易》，与《周易》的原意自然不能相合，但是它不仅直接继绍《齐物》、《秋水》的心传，而且间接也和惠施“万物毕同毕异”的说法遥相呼应。
阮籍的思想不够深刻，也不够成熟，但在魏晋之际，这种思想还有一定进步意义。因为他不谈天人相应，不谈受命之符，不谈天生圣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划清了界限；同是谈论《周易》，他不仅绝口不谈卦气（孟喜）、爻辰（郑玄）、升降（荀爽）、旁通（虞翻）等等，和汉易分道扬镳，而且也和王弼不同。王弼说：“圣人体无”①，对《周易》作了唯心论的解释，而阮籍则以为“天地易之主也，万物易之心也”（见《通易论》），对《周易》作了唯物论的解释。
在政治思想上，阮籍同情人民，强烈谴责统治阶级的强取豪夺，反对君主专制。他认为名教、礼法都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这种思想是相当深刻的，有一定的革命性。
他不仅不承认有什么圣君贤相，而且把他们都看成坏蛋。他谴责他们两面派的行径，“假廉以生贪，内险而外仁。”（《大人先生传》）廉洁、仁慈是外表，贪婪、险毒是实际。他们“欺愚诳拙，藏智自神”，以至出现弱肉强食的局面。他们真正有了地位之后，就不遗余力地剥削人民。“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同上）从思想渊源来看，这是仲长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阮籍的说法，比仲长统深刻得多。
国学 阮籍的任性不羁
——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 1 国学 阮籍的任性不羁
魏晋之际的阮籍，字嗣宗，名列“竹林七贤”，是当时的大名士之一，他的任性不羁是出了名的，《晋书.阮籍传》便称其“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世说新语.任诞》多载其“任性不羁”的行事：居丧期间不能吃肉饮酒，他竟然在葬母时“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再去向母亲告别(第9条)；裴楷往吊其母丧，看见他刚刚喝醉，“散发(第11条)；在自己家里如此也就算了，于司马昭坐上也公然吃肉喝酒(第2条)，让司隶何曾都看不下去，向司马昭建议惩治他，好在有司马昭替他开脱，才免遭惩处；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他常跑去喝酒，喝醉了“便眠其妇侧”(第8条)；又，邻家女有才色，未嫁而卒，他与其“无亲，生不相识”，却跑去吊念，还为之悲伤得流泪，然后“尽哀而去”(第8条刘孝标注)；其嫂还家，他与之面别，这在当时是违礼的，有人讥笑他，他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第7条)不仅生活上任性不羁，甚至连做官这样严肃的事也是如此，《晋书.阮籍 ——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 2 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第5条刘孝标注引《文士传》载：阮籍本“不乐仕宦”，但因为喜欢东平这个地方，就想去那里当太守，于是就向司马昭提出请求：“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愿得为东平太守。”司马昭听后，也居然派他到东平做官。于是，阮籍骑驴独自到东平上任，来到郡府后，他让人把府舍的屏障全部打开，使内外相望。但他在东平做官的时间却不长，而是“旬日而还”。真可谓性之所至，任心而行。
阮籍可以不遵守礼法，还有人替他说话，可以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官就一走了之，如此看来，他的人生真是潇洒无比。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这种任性不羁是表面的。阮籍其实是一个信守传统礼教的人，他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有司言有子杀母者”，他便慷慨而论：“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阮籍至孝，虽居母丧时吃肉饮酒，然而他心中却是真诚地悲痛与伤心。《晋书.阮籍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第9条都记载他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悲痛，是那些依照礼数而装模作样之人无法比拟的。阮籍自诩甚高，也希望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晋书.阮籍传》称他“本有济世志”，曾登广武古战场，观看楚汉争战之处，他叹息说：“时无英雄， ——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 3 使竖子成名！”又登武牢山，赋《豪杰诗》，都显示他原本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任性不羁”呢？
魏晋人物谈阮籍（4：）：“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魏晋人物谈阮籍（4：）：“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南开大学宁稼雨的雅雨书屋：青灯摊书、传道授业、以文会友、闲情雅致。
四、“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阮籍试图以兼顾“玉碎”与“瓦全”两种人格的选择来寻求一种明哲保身和心灵相对平衡的境地。但这种矛盾的选择却把自己带入无比痛苦的煎熬当中：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其三十三）
一方面，自己向往的人格和信仰不能尽情实现，而要极力压抑；另一方面，自己厌恶的人格和对象却要违心迎合，甚至助纣为虐。这就是诗中作者描述的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要承受那种难以承受的痛苦，以至发出“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口”的原因。因为有了这样的痛苦和煎熬，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经历和感受？
为了尽量减少这种痛苦给自己造成的难以承受的煎熬，阮籍也想尽了办法，其中最有效和阮籍本人最能认可的方式就是饮酒。对于阮籍来说，疯狂饮酒有两大作用：一是用酒精麻醉自己，使自己忘掉自己都难以原谅自己的那些污点和违心之处；二是饮酒之后的醉态又是隐藏自己真实面孔的有效面具。
先看第一方面：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
所谓“垒块”，就是因为选择兼顾“玉碎”“瓦全”两种人格而给自己心灵和精神造成的巨大痛苦和煎熬。为此，阮籍几乎把酒作为自己的第二生命：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刘孝标注引《文士传》：“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晋文帝亲爱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常从容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说，从其意。籍便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后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于是入府舍，与刘伶酣饮。”）（《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故事四则,阮籍的小故事
阮籍故事四则,阮籍的小故事
阮籍故事：醉酒避亲
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就想和阮籍结为亲家，阮籍为了躲避这门亲事开始每天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不醒人事，一连60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详见《晋书·阮籍传》）
阮籍故事：青白眼
阮籍不经常说话，却常常用眼睛当道具，用“白眼”、“青眼”看人。对待讨厌的人，用白眼；对待喜欢的人，用青眼。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後，嵇康的哥哥嵇喜来致哀，但因为嵇喜是在朝为官的人，也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于是他也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就给嵇喜一个大白眼；后来嵇康带着酒、夹着琴来，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
阮籍故事：蔑视礼法
阮籍好酒，他家旁边就是酒店，女主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阮籍常和王戎去吃酒，醉了就若无其事地躺在人家旁边睡着了，根本不避嫌。那家的丈夫也不认为他有什么不轨的行为。魏晋时期，男女授受不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阮籍全不放在眼里。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面对旁人的闲话、非议，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辈设的吗？”
阮籍故事：阮籍遭丧母
阮籍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他对文王说：“您正在以孝治国，而阮籍却在母丧期间出席您的宴会，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如此悲伤消沉，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况且服丧时有病，可以喝酒吃肉，这也是符合丧礼的呀！”阮籍依旧在喝酒吃肉，神色自若。
魏晋南北朝的那些文人们之：众人心目中不一样的阮籍
魏晋南北朝的那些文人们之：众人心目中不一样的阮籍
魏晋南北朝的那些文人们之：
众人心目中不一样的阮籍
阮籍是魏晋时期十分奇特的一个人。才华超众，个性独特，行为怪诞，处事方式与众不同，而流传的关于他的逸闻趣事也比较多。
阮籍（公元210年～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市）人，魏晋时期的著名诗人，“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
阮籍的父亲阮瑀，字元瑜，是“建安七子”之一，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可以这样说，文学的基因是有遗传的），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后为仓曹椽属。阮籍还有一个哥哥，名叫阮熙，做过武都太守。阮籍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对于他后来的人生成长影响很大。后人评价他的创作时，说是有“建安风骨”的韵味，可以说与其不无牵连。
据史书记载，阮籍天赋秉异，从小就聪慧过人（不过史书上的那些名人们大都被人这么说）。他三岁丧父，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他父亲死后，家庭生活条件比较差，可以说是十分清苦，但阮籍刻苦努力，勤学成才，八岁就能写文章，并且喜欢弹琴，还会长啸（类似于吹口哨）。他少年时期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经典、诗书，同时也表现出了不羡慕荣华富贵的人，而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他在后来的诗中写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颜、闵就是颜回和闵子骞）他崇拜颜回和闵子骞，而颜子之贫，闵子之孝，和他真的很相似。
阮籍在习文的同时还喜欢习武，他在《咏怀诗》里写到过：“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曲城：指汉将虫达。他随刘邦灭秦，封为曲城圉侯，以剑术名扬天下）。阮籍的自负由此可见一斑。他少年时性格比较孤僻，不善于也不愿意与人交流。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有一次随他的叔父到东郡，兖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他“终日不开一言”。按通常的道理讲，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见到一州刺史，应该是受宠若惊的，但阮籍却是截然相反，冷淡得连一句话也没有，这让王昶很惊讶，“自以为不能测”，就是不知道这孩子的深浅的意思。
阮籍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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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简介
家这样说到：“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看得更幸福，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自己的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酒意。”（《悲剧的诞生》）
《晋书·阮籍传》对此有颇为生动的说明：
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时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获免！
也许正是因了酒，狄俄尼索斯的癫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实写照呢？也许正像狄俄尼索斯一样，阮籍的醉酒会不会另有他最为癫狂的含义呢？
有别于对嵇康的肯定，历史之于阮籍多有争论。
史家对阮籍最为深恶痛绝的“罪状”有两点：一、阮籍撰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二、因有废立定策之功而封侯，后秉承司马昭之命沦为间谍（定策间谍之事见《魏志·高贵乡公纪》）。叶梦得说：“（阮籍）应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自应杖死。”
历史总是以主流的姿态来盖棺定论，而从不问其源发的究竟！
黄侃在《咏怀诗补注·自序》中这样告诉我：
阮公深通玄理，妙物达情，咏怀之作，故得包罗万象……。迹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2
非恒言所能尽，故发于诗歌。
阮籍为人在“竹林七贤”中最为复杂，心理状态也最为微妙。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惨遭横死，也不像山涛、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马氏做了大官。他不隐不仕，又隐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谨小慎微，屈己成人，比之嵇中散可谓深得“全身远祸”之三昧。
这是历史的障眼法！
魏晋时期，正是名教儒学与老庄玄学相互辩难与分合的时代，竹林七贤大多信奉玄学。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到：“他们以宇宙的最高本体作为追求目标，希望自我与本体合而为一，得到某种境界，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他们追求的本体就是自然。”这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从意识形态的范畴上说他们无疑是边缘者与异己者，因此，怀才不遇，醉心于山水之间，酣畅淋漓于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们抒发个体情怀仅有的出路。“恨天低，大鹏展翅难高飞。”是不言而喻的，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心境呢？其实，“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者，汉魏时代也并非阮籍一人。前有荀或，后有陶潜都是如此。生逢乱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道家的一种“大悲无泪，大音稀声”的无奈，一种痛彻肺腑的酸楚，这又哪能是诟病之后人所能领会得来的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这个惆怅不已的末路英雄！
竹林七贤阮籍的故事
竹林七贤阮籍的故事
竹林七贤阮籍的故事
阮籍与嵇康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但不同于嵇康的情感外放、激烈的反社会性，甚至面临杀身之祸时，还不愿意向当权者低头。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阮籍的故事吧!
魏晋乱世，诗作甚多。其中，能以诗文加以隐晦的手法，抒发对朝政不满的，当推“竹林七贤”。而“竹林七贤”中又以阮籍、嵇康二人成就最高。二人各有所长。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指出“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可见二者作品的思想不谋而合。不过嵇康工于文论，而阮籍善于诗作。尤其在五言诗方面，更是成为绝响。
阮籍字嗣宗，生于公元201年，卒于公元263年。因其羡慕步兵营厨之美酒，曾一度作为步兵校尉。故后世称其为阮步兵。其父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但阮籍却无意继承父业，其主因可能是父亲早逝，对其影响甚少。这也使他在文学创作上独树一帜，为日后其诗的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他早期崇尚儒学，中期倾向于儒道综合，强调自然与名教的统一，试图设计一个“天人合一”的理想政治方案。但这一切都因司马氏与曹氏两大集团展开殊死的权利之争，大批名士为此走上断头台而归于破灭。于是他毅然选择了自我意识自身，在主观领域设计一个理想的精神自由的世界。但是，“它们并未从心灵之中销声匿迹，因为没有任何曾经被人感受过的经历会终止其存在的，只不过它们被贮藏在荣格称之为个体无意识的存在之中”。所以，这使他的诗作也多了愤世嫉俗与不拘礼法诸内容。
关于阮籍的一生，自然是在极度压抑与苦闷中徘徊的一生。如同钟嵘所言“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这集中反映在他的《咏怀》八十二首上。观其作品，不难发现，在失志之间，其内心仍隐藏着愤世嫉俗的内容，比如《咏怀》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
诗中难以克制作者的幽愤与苦闷心情，但在表现上却又相当隐晦。何焯曰：“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于知之。”蒋师爚曰：“案此刺善笺忧生之嗟也。徘徊风月间，号者自哀，鸣者自乐，忧思者以何自见乎。以琴见焉，弹毕而无可见矣。心以是伤，怀以是咏也。”可见，由于时代的束缚，使其无法公开抒发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无法排遣内心的.郁闷，从而诗作表现出极度的悲凉、幽愤色彩。“而此时，徘徊犹豫不决已成为他政治态度的基本特点”。
中华历代名人故事-阮籍的故事
中华历代名人故事-阮籍的故事
阮籍(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下面小编给大家讲一讲中华历代名人故事-阮籍的故事。
阮籍借醉避难
魏晋之时，天下多事，以致名士们也少有保全自己而不受损害的。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他常常酗酒托志，拒不参与世事。
司马昭早些时候想为儿子司马炎向阮籍的女儿求婚，可阮籍喝酒一醉就是六七天，司马昭面对终日不醒的阮籍，没法儿与他对话，只好罢休。钟会曾多次访问阮籍，请他谈对国事的看法，并想以其态度立场来定他的罪。可阮籍喝得酩酊大醉，钟会无法同他说话，阮籍也因此免去一场灾难。
醉酒避亲
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就想和阮籍结为亲家，阮籍为了躲避这门亲事开始每天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不醒人事，一连60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详见《晋书·阮籍传》)
青白眼
阮籍不经常说话，却常常用眼睛当道具，用“白眼”、“青眼”看人。对待讨厌的人，用白眼;对待喜欢的人，用青眼。 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後，嵇康的哥哥嵇喜来致哀，但因为嵇喜是在朝为官的人，也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于是他也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就给嵇喜一个大白眼;后来嵇喜带着酒、夹着琴来，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
蔑视礼法
阮籍好酒，他家旁边就是酒店，女主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阮籍常和王戎去吃酒，醉了就若无其事地躺在人家旁边睡着了，根本不避嫌。那家的丈夫也不认为他有什么不轨的行为。魏晋时期，男女授受不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阮籍全不放在眼里。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面对旁人的闲话、非议，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辈设的吗?”
阮籍遭丧母
阮籍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他对文王说：“您正在以孝治国，而阮籍却在母丧期间出席您的宴会，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如此悲伤消沉，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况且服丧时有病，可以喝酒吃肉，这也是符合丧礼的呀!”阮籍依旧在喝酒吃肉，神色自若。
阮籍：浊世中的疏狂
阮籍：浊世中的疏狂
阮籍：浊世中的疏狂
在很多人眼中，魏晋风度代表着超凡脱尘，放浪形骸，返璞归真的名士风范，代表着风流自赏的人生态度。
从建安七子到正始名士，再到竹林七贤，他们以清谈、喝酒和著文为乐，每个人身上都有着属于那个时代特殊的烙印。
而在魏晋名士中，阮籍以“疏狂”著称。他看似无所挂怀，放浪形骸，却常常独自驾车随性出游，在无路可走的地方放声痛哭。
阮籍的一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时代抗争与妥协的一生，其间的矛盾与纠结，只留待后人细细体味。
迷惘的时代
阮籍出身于陈留阮氏，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三岁丧父后家道中落，由母亲抚养长大。
与每个天赋异禀的少年一样，阮籍饱读诗书，尤受儒家文化影响，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之梦。
少年时期的阮籍雄心勃勃，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感慨“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少年时的阮籍可能会做许多梦，关于留名青史，关于肃清弊政，关于天下大同，关于美好的乌托邦。盘旋于脑中的图景是理想化的，现实却常常是阴暗血腥的。 那是一个长达百年的迷惘时代，也是充斥着腥风血雨的丛林时代。玩弄权术的人道貌岸然，将仁义道德视为废纸一张；他们的双眼望不见百姓疾苦，只醉心于计算自己的利益，只沉溺于权力的争斗。
东汉后期，权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宦官祸乱朝纲，高居大殿之上的皇帝变成了各方势力的傀儡；三国时代，群雄割据，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战乱频仍，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战场之上，人命皆如草芥。
社会矛盾不断恶化，欺世盗名、相互贿赂的现象层出不穷，名教理论开始崩解，传统价值体系开始崩溃。
如此时代，与书简中所述“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相去甚远，“仁义礼智信”的理想只存在于文人的笔墨间。
热衷于谈玄的魏晋名士们并不是无心于家国，而是因为世道不济，天下无道，以至于才无所用，无力求治。这些痛苦的历史事实让名士们理想崩碎，只得苟全性命于乱世，无奈才表现出出世的情怀。
出世与入世
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所谓的光风霁月，所谓的君子慎独仿佛一个个笑话。美好的传统已然远去，现实变成了理想主义者的坟墓。出世还是入世？这是足以让名士们纠结一生的的矛盾。
晋朝阮籍传
晋朝阮籍传
生平与著作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为曹操的丞相掾。阮家与曹氏的关系较深，对阮籍的政治立场有很深的影响。
阮籍的传记，在《晋书》当中，但在晋朝建立前夕，他已逝世，他始终只是魏人。他和嵇康都是魏晋之际的人物。
阮籍的生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从建安十五年到景初三年（210—239），为青少年时代。阮籍三岁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其兄阮熙，官至武都太守。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字仲容），即阮熙之子①。族兄阮武，官至清河太守。阮武的父亲阮谌，官至侍中②。显然，由于阮瑀的早卒，他这一支家境中落。但诸阮仍聚居在一起。《世说·任诞》云：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
北阮富而南阮贫的情况，在阮籍少年时代恐怕更要突出，伏义给阮籍的信说：“行己无立德之身，报门无慕业之客。”“贫无方丈之肴，室无倾城之色。”大体上与《世说》的记载相符。但是年轻的阮籍，却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①。儒家思想对他有很大影响，他梦想建功立业，一试身手。这时与阮籍有关系的人是他叔父阮熙和王昶。他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的修养，在此时已经基本上成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异之，以为胜己。”魏晋的名士风流，在阮籍身上表现比较突出。二是从正始元年到九年（240—248），为第二阶段。竹林诸人的聚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何晏、王弼之流，在洛阳大畅玄风，竹林七贤在野与之互相呼应，形成一代思潮。但这时发表的文章还很少涉及政治。阮籍应太尉蒋济之辟，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曹爽辅政，召为参军，又以疾辞。嵇康尚曹魏亭主，出仕中散大夫，都是此时之事。这个阶段，竹林诸人正是时代的骄子，文化界的先导。《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就特别指出嵇康的论和阮籍的诗作为代表。王导渡江以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见《世说新语·文学篇》），其中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都是嵇康的作品。而阮籍的《咏怀诗》，在当时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三是从嘉平元年到景元四年（249—263），此为竹林七贤分化瓦解的阶段。从嘉平元年正月高平陵事件以来，司马氏营立家门，尽杀曹爽、何晏等敌对分子，夷其家。至此，竹林之游已经结束。阮籍和司马氏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司马懿为太傅，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师为大司马，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昭辅政，阮籍又为其从事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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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景元四年冬卒，时年五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