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的整体概述
英国汉学的整体概述资料
英国汉学的整体概述:四个阶段：(讲稿建议从打印pdf上的概述)传教士汉学阶段，这是研究的准备期和萌生期：（18世纪末—1840年）；中国和英国都是世界性的大国，都曾以其强盛的国力和灿烂的文化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书写过壮丽的篇章。
158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Ⅰ）派商人约翰•纽伯里（John Newbury）前往东方，并请他转交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书信，由此开启了两国的交往史（萧致治，2005）。
完全迥异于西方的东方文明深深地吸引了来自英国的商人、传教士等，使他们争相传诵中华文明的古老与伟大，纷纷投身于对中国文明的研究，也使得汉学在英国早早扎根。
1840年伦敦大学创办汉学讲座，聘请牧师基德（Samuel Kidd）为首任汉学教授，标志了英国专业汉学时期的到来。
17世纪中期,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又发生工业革命,这个时期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它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商船,大量发展海外贸易,开拓殖民地,向东方扩张势力范围。
为了寻求向亚洲扩张,英国开始注意中国。
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伯爵以专使身份来华,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他的使命是要求缔约通商,但没有成功。
1816年,英国又派出阿美士德勋爵以特使身份来华,商谈贸易工作,由于不遵守我国朝廷的礼节而被遣返,也没有完成任。
这个时期英国一再派特使来华,其目的均在于了解研究中国的情况,谋求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以进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侵略和扩张。
这就是英国初期开始注意研究中国的背景。
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转换阶段，这是研究发轫期（1840年—19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发展商业，开展传教工作以及外交工作的需要,英国派出大批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来华,深入到我国内地,他们先后开始注意学习和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但那时的英国公众对中国知识贫乏, 也缺乏兴趣, 因此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 英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是很少的。
19世纪50年代以后,也就是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英法联军侵华、1894年爆发的中日战争以及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以后, 英国学者通过侵略战争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从而使他们研究中国的范围随之扩大, 对一系列事件撰写的著作也日益增多。
英国汉学的整体概述
英国汉学的整体概述英国汉学是指在英国开展的中国研究。
它涵盖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研究。
英国汉学在十九世纪以来逐渐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科。
英国汉学在十九世纪蓬勃发展。
当时，中国开放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有很多英国传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不仅从事传教工作，还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和社会。
其中最著名的传教士就是叶德辉。
他将中国古代国学的研究方法引入英国，被誉为英国中国学的奠基人。
在英国汉学的发展过程中，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们对于汉字、汉语的发音、文言文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非常先进，也对全球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国的东亚学院开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者。
他们研究中国文学的同时，也关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为英国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二十世纪，英国汉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与中国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
但是，英国在这个时期仍然坚持对中国的研究，汉学界依然进行有益的研究和讨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英国对中国的研究日益重要。
英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积极开展中国研究，并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中英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也为两国的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持和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英国汉学在研究范围和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研究者们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为全球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
英国汉学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学术界对中国的认识，也为中英两国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未来，英国汉学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将继续为全球汉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剑桥汉学产生的历史基础
剑桥汉学产生的历史基础阙维民剑桥汉学是英国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剑桥大学的汉学与剑桥所在地的汉学1[1]。
尽管有学者认为近几十年来英国汉学是如何地受到“出奇的漠视(Singular Listlessness)”2[2]，但近二十年来仍然不断有著述关注着剑桥汉学，它们分别是以欧洲汉学研究为背景的叙述3[3]、以英国汉学为背景的简论4[4]、全面介绍剑桥汉学研究的文章5[5]以及中国学者利用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汉学资料所写的论文6[6]。
此外，作为剑桥汉学研究重要学术成果之一1[1] 剑桥大学是英国的主要汉学研究中心 (包括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等汉学研究中心)之一，但座落于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是独立于剑桥大学之外的一个汉学研究机构，所以“剑桥大学汉学”与“剑桥汉学”非同义词。
2[2] 巴雷特《出奇的漠视》1989(T.H.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
3[3] H·费兰克“中国研究：欧洲汉学史概述”，M·威尔逊与J·凯利主编《欧洲汉学》(Herbert Franke: “In Search of China: S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in Ming Wilson & John Cayley (Eds.) Europe Studies China, London, 1995).4[4] T·H·巴雷特《出奇的漠然——汉学著述与英国汉学家简史》，伦敦，Wellsweep出版社，1989年 (T.H. 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5[5] 麦大维“剑桥的汉学研究”，《剑桥社会杂志》1995-1996年，第37卷，第62-66页。
“中华大帝国史”与英国汉学
《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总第196期《中华大帝国史》与英国汉学赵欣1计翔翔2（1．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长春130023；2．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4）［内容摘要］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是第一部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介绍的通史型的巨作。
1588年该著的英译本在英国广泛流传，成为英国人获得真实且周详的中国文化资料库。
该著对英国人中国观的形成，汉学知识的获得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是英国人认识和了解汉学之肇始。
［关键词］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英译本；英国汉学［中图分类号］K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01（2010）02－0056－06［收稿日期］2010－03－07［作者简介］赵欣（1975－），女，吉林通榆人，历史学博士，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计翔翔（1950－），男，浙江平湖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1588年7月，在荷兰军舰的协助下，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海上实力日益强大。
这场因商业纠纷而引起的海上决战背后昭示着教权的斗争。
英国的胜利意味着新教地位的确立，宗教改革成果得到了巩固，教皇对海上的垄断权宣告解体。
追求现世的幸福和宗教自由成为英国等新教国家的主流思想。
初步获得的海上航行权使英国觊觎已久的远东贸易权成为可能，英国人极力搜寻有关中国的信息，以期打通远东贸易航路。
而葡萄牙、西班牙等老牌海上帝国与中国通商由来已久，择其有关中国的信息和资料为己所用无疑是英国了解中国的捷径。
但由于此前出现的《马可·波罗游记》等译著对中国的介绍太过笼统或太过传奇，英国人迫切想找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介绍中国的专著，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的出版正好迎合了这一现实需求。
1585年，西班牙奥斯定修会传教士胡安·龚萨雷斯·德·门多萨（Fr．Juan Gonzàlez de Mendo-za）的《大中华帝国史》（História do Grande Reinad da China）问世。
国外汉学研究
1.汉学：sinologg，指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现状、哲学、文学、语言等的研究，受西方学者所受教育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2.海外汉学的本质是外国的学问。
3.分类：①按国别分：英国汉学、美国汉学......②按时间段分：游记汉学（《马可·波罗游记》）；传教士汉学（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专业汉学4.书籍的名词解释：作者，年代，主要内容，主要影响，地位5.《中华大帝国史》：门多萨，1585年在罗马出版，西班牙文，涉及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教育、风俗、特产等；第一部欧洲撰写的中国史，比较严谨。
6.卫匡国，意大利传教士，主要在浙江传教。
7.利玛窦，《中国札记》：关于中国宫廷政治、地理、外交、科技等方面的内容；出版时受到教会的影响，内容作了删改，删除了其中关于批评中国的内容；它是16世纪末西方汉学知识的重要来源。
8.利玛窦：16世纪末生活在中国。
主要著作：《中国札记》；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注释。
主要贡献：在中国开创了融合儒家学说传教的方式，使基督教比较顺利的进入到中国；将西方的科技尤其是水利技术传入中国。
9.《通信集》：在中国和东印度的传教士之间的或写给欧洲的书信或报道集；包括了当时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成名于17-18世纪；评价：内容庞杂，记述全面，但是有诸多夸张和猎奇，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
10.《中华帝国全志》：18世纪在法国出版，法国传教士主编的多卷本的中国百科全书式著作，共分四卷；介绍了关于中国的地理、科技、宗教、道德、医药、少数民族的情况；18世纪西方传教士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专业汉学1.法国⑴雷慕沙：①著作：关于中国语言方面，《汉语语法基础》；②翻译小说《玉娇梨》；③翻译佛学《佛国记》。
④贡献：他主要集中汉语和中国佛教方面的研究。
⑵儒莲：①将《孟子》翻译成拉丁文②翻译《赵氏孤儿》，《大唐西域记》；③评价:法兰西学院教授，东方语言学院教授；出色的汉学家，对法国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世纪中叶欧洲汉学界无可争议的大师。
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
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是一位备受争议的英国汉学家，他的学术贡献被后人高度评价，但他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却备受争议，被誉为西方汉学界的“公敌”。
翟理斯于1845年出生在英国牛津郡，年轻时就显示出了学术的天赋。
他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典学，并于1867年毕业后加入了英国外交部，成为一名专职的中国翻译。
此后，翟理斯的汉学之路开始蓬勃发展。
翟理斯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语言和文化方面。
他精通中文和古代汉字学，成为西方汉学界的权威人物之一。
他编辑和翻译了许多中国古代文献，如《史记》、《礼记》等，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
此外，他还撰写了《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等著作，成为当时西方学术界最重要的汉英词典之一。
然而，尽管他的研究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但翟理斯的学术立场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他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常常与中国传统观念背道而驰，且过于西方化。
他批评中国传统价值观，并力图将西方的观点和理论引入中国学术界。
他声称中国缺乏进步和创新，需要西方的启蒙和现代化。
这种立场使翟理斯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敌人，他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西方的附庸和破坏者，被认为践踏了中国文化的尊严和传统。
中国学者谢葆光曾经称他为“文化浩劫的使者”。
然而，尽管翟理斯在中国学术界受到了广泛非议，他对于西方汉学研究的发展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开创了中国语言研究方法论的先河，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指导。
他的汉英词典也成为了西方研究中国语言的重要工具书。
此外，翟理斯还致力于推广中国文化和语言。
他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举办了许多讲座和演讲，为西方民众带来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兴趣。
他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上影响深远。
尽管翟理斯的学术立场备受争议，但他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和西方汉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外汉学家(名词解释)
1. 汉学定义：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是指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现状，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的研究，受到西方学者所受教育及文化背景的影响。
有宽窄两义。
广义上，它可以指“一切非本土的研究中国的学问”。
狭义上，则于以现代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
汉学的本质是一门外国的学问。
2.卫匡国：意大利人。
卫匡国是中国明清交替之际来华的耶稣会会士、欧洲早期著名汉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
他在中国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功绩，是继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之后，对中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科学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
著作有《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论鞑靼之战》和《汉语语法》。
3.利玛窦：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
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
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
利玛窦也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
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
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是关于中国的宫廷政治、地理、外文、科技等方面的内容。
出版时，受教会影响，内容做了删改，删除了其中关于批评中国的一些内容，是16c末西方汉学知识的重要来源。
其著作还有所译的《四书》，《交友论》《汉语拼音辞典》。
【法国汉学】1.雷慕沙(1788—1832)，法国著名汉学家。
著作有关于中国语言方面的《汉语语法基础》、中国小说的翻译《玉娇梨》、关于佛学的《佛陀记》雷慕沙是一个把汉语研究引入西方语言学界的倡导者。
也是第一位在欧洲仅从书本了解中国而成功地掌握了有关中国深广知识的学者。
2..儒莲：19世纪法国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东方语言学教授。
是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第一任教授雷慕沙的得意门生。
海外汉学发展意义
海外汉学发展意义1. 海外汉学的定义和背景海外汉学是指在海外进行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学科系统，一般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海外汉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逐渐兴起，例如英国的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先后开设了中文、汉学专业，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以华裔学者为主的汉学研究团体或学术组织。
2. 海外汉学的意义海外汉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
在全球化的今天，海外汉学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尤为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促进中外交流海外汉学强调中国文化的宣传和研究，通过汉语教学、中国文化活动等形式加深中外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增进中外之间的友谊和互信。
同时，海外汉学也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持。
2.2 传承中华文化海外汉学从陶渊明到现代文学，从谢灵运到明末清初的政治制度，再到现代的文化传承，涉及了各个时期的中华文化，深度剖析文化内核，不仅可以保护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传承性，更有助于世界各国文化的互通有无。
2.3 推动学科进步海外汉学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学科化，推动了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使中国文化研究成为独立的学科。
同时，海外汉学在跨学科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2.4 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持海外汉学可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的支持。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加强，中外文化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
作为宣传中国文化的一种途径，海外汉学可以为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树立更加正面的形象，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发展。
3. 海外汉学的未来发展3.1 深化中外文化交流未来，海外汉学应进一步深化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在青年交流和学生交流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海外汉学者可以探索一些富有实践性和寓教于乐的交流活动，例如中文角、文化沙龙等，吸引更多的中、外青年积极参与其中，推动中外文化的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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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汉学的整体概述:四个阶段：(讲稿建议从打印pdf上的概述)传教士汉学阶段，这是研究的准备期和萌生期：（18世纪末—1840年）；中国和英国都是世界性的大国，都曾以其强盛的国力和灿烂的文化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书写过壮丽的篇章。
158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Ⅰ）派商人约翰•纽伯里（John Newbury）前往东方，并请他转交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书信，由此开启了两国的交往史（萧致治，2005）。
完全迥异于西方的东方文明深深地吸引了来自英国的商人、传教士等，使他们争相传诵中华文明的古老与伟大，纷纷投身于对中国文明的研究，也使得汉学在英国早早扎根。
1840年伦敦大学创办汉学讲座，聘请牧师基德（Samuel Kidd）为首任汉学教授，标志了英国专业汉学时期的到来。
17世纪中期,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又发生工业革命,这个时期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它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商船,大量发展海外贸易,开拓殖民地,向东方扩张势力范围。
为了寻求向亚洲扩张,英国开始注意中国。
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伯爵以专使身份来华,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他的使命是要求缔约通商,但没有成功。
1816年,英国又派出阿美士德勋爵以特使身份来华,商谈贸易工作,由于不遵守我国朝廷的礼节而被遣返,也没有完成任。
这个时期英国一再派特使来华,其目的均在于了解研究中国的情况,谋求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以进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侵略和扩张。
这就是英国初期开始注意研究中国的背景。
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转换阶段，这是研究发轫期（1840年—19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发展商业，开展传教工作以及外交工作的需要,英国派出大批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来华,深入到我国内地,他们先后开始注意学习和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但那时的英国公众对中国知识贫乏, 也缺乏兴趣, 因此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 英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是很少的。
19世纪50年代以后,也就是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英法联军侵华、1894年爆发的中日战争以及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以后, 英国学者通过侵略战争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从而使他们研究中国的范围随之扩大, 对一系列事件撰写的著作也日益增多。
总的看来, 英国早期汉学主要是根据一些来华人员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以及现场的观察来进行分析研究, 较着重于语文学和对中国现代以前各方面情况的研究 (包括中国宗教、风俗习惯、法律、历史、地理、哲学、文学等方面的论著和工具书）,此外,也有许多人撰写游记,实际上是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纪实, 较着重于描述情况,积累知识,尚未形成一个发展中的学科。
由于工作性质的决定, 传教士是最早学习汉语(包括很多方言)的外国人,可以说他们是英国汉学的先驱。
英国汉学研究是从19 世纪初一些新教传教士开始的, 如R.马礼逊,他是英国伦敦会于1807年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汉语造诣很高,曾从事《圣经》的翻译, 右汉语研究、编纂汉语语法、词典,在培养汉语人才、撰写基础课程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
麦都思 , 他是英国伦敦会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 曾在东方作过旅行, 学过马来语、汉语和日语,用英语写过有关汉语研究的重要著作, 编过词典等等; J.马什曼他在印度传教, 先研究印地语, 后来研究汉语,他虽没有来过中国,但发表了大量研究汉语的著作, 并且用16年时间把《圣经》翻译成汉语。
早期一些外交官也开始研究中国, 德庇时,威妥玛及梅辉立等人,对中国文学、法律、政治机构以及语言学的研究都很卓著。
早期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把“四书”“五经”及我国很多古典作品译成英文，对西方汉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销售鸦片,从中国把茶叶和丝绸运回英国,两国间的贸易开始发达起来。
由于语言不通,贸易中需要依靠翻译, 这就使英国商人感到迫切需要建立一所语言学校, 以培训汉语人才。
1825年,他们请著名汉学家R.马礼逊在伦敦建立了伦敦东方学会,讲授汉语和日语。
这个学校只办了3年, 后由于马礼逊返回广州而停办。
这个时期, 英国一些大学相继设立汉学研究的大学教授职位。
传统汉学发展繁荣阶段，这是中研究确立发展期（20世纪初—20世纪二战前）；20世纪初,伦敦大学正式改组成为一所教学大学,大学学院和帝王学院成为它的重要核心组成部分。
1906年,英国政府接受在伦敦大学内部成立东方研究院的建议,决定成立以雷伊爵士为首的委员会进行调查。
经过8个月的调查和征询意见,委员会于190 8年向政府提出报告, 认为政府部门、商业团体、教会和学者一致同意这一建议, 主张成立东方研究院, 其主要研究范围包括近东、印度、马来亚与缅甸, 中国与日本, 东非与西非等国语言。
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成立东方研究院的筹备工作受阻,学院直到1918年才正式建立,任命D.罗斯为第一任院长。
东方研究院于1938年改名为东方与非洲研究院。
不但伦敦大学不重视把汉学作为一门需要进行研究的学术性学科,而且牛津和剑桥大学也都持这种保守态度。
传统汉学向现代汉学转换阶段，这是收获期和转向期（20世纪二战以后—21世纪初）。
1940年以前,英国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这3所大学, 但由于思想保守,它们的汉学研究水平不可能提高,也不可能涌现大批杰出的汉学家。
从它的成就和发展规模来看,这个时期就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更加落后于美国、苏联。
（一）背景从19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叶，英国汉学渐次走上真正确立和发展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来临，既反映了英国继续推进对华关系的实际需要，也得力于英国国力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张。
英国的汉学研究，商业和外交气息更为明显，也不失学院式研究的一面，而且还带有独特的英国“绅士式的优越感”。
英国学院派汉学研究开始于1823年大不列颠爱尔兰皇家亚细亚研究会的成立。
英国的汉学家，有两类:一类是传教士出身的，如马礼逊和理雅各；另一类是外交官出身的，如威妥玛和翟理思。
马礼逊的无声传教1.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2.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并著有《通用汉言之法》、《中国大观》等汉语研究著作，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最初尝试。
3.1815年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被誉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山鼻祖”。
4.1818年，马礼逊和米怜创办英华书院，为第一所教会学校，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5.1827年，马礼逊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
福钧从1843年起被东印度公司派到中国考察植物情况尤其是种茶技艺，以便在印度建立茶叶种植园。
他引进了2万株茶树至印度的大吉岭。
由于他个人的努力，在印度及锡兰引进的茶工业，结束了一直为中国茶垄断的茶市场。
主要成就1.中国境内首次全译《圣经》：马礼逊认为，作为一名译者，应负有双重任务：其一，要正确地理解原文的意义、感情和精神；其二，用清楚、正确、熟练的文字，将原文的意思、感情和精神表达出来。
早期翻译《圣经》其中一大难题在于由零开始，要创立一套术语。
“天国”、“弟兄”、“福音”、“使徒”等宗教词汇都是来自马礼逊译本，由于马礼逊译本的自身特点及其翻译原则使得它成为文理译本的主流。
马礼逊的大量译经工作是在澳门完成的。
这部中文《圣经》在印制过程中，英国方面共捐赠了六千六百英镑，美国方面共捐赠了三千六百余元西班牙银币，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共捐赠了一千元西班牙银币。
（得到多方的支持）马礼逊译经（影响）《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作为基督教经典，它的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使中国人得探《圣经》教义的全貌，无疑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时中国严禁传教士布道的情况下，散发《圣经》译本和其他宗教小册子，就成为在华传教士进行传教的一个重要方式，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后来的新教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
《圣经》搭起了中西文化、语言交流的桥梁，并因为出版这些出版物而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出版业。
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马礼逊编这部字典的初衷，是给以后到中国活动的传教士提供方便。
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富含对中国各派宗教哲学及神话传说的介绍、对中国礼仪和风俗习惯的介绍、对著名历史人物的介绍、对中国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评价、对中国天文学、音乐戏剧的介绍，堪称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
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其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它为西方人、尤其是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提供了便利。
《华英字典》出版后，受到欧洲各界尤其汉学界的普遍赞誉，并很快风靡欧洲大陆。
其次，《华英字典》作为中国英汉字典编纂之嚆矢，被以后来华传教士奉为“圭臬”。
还有，《华英字典》对日本英日字典的编纂产生了很大影响。
《华英字典》出版后不久，就有日本翻译家准备把它译成日文。
再有，《华英字典》对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和中国近代文学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华英字典》中已包含许多现代汉语语词。
《华英字典》的出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出版无意中改写了中国的出版史，它无意中揭开了中国现代化出版的序幕，《华英字典》的出版催生了第一个现代印刷出版机构的诞生，因为印刷，制造了第一副中文铅合金活字，第一次用中文铅活字排版，并使用机器印刷，开创了中文图书采用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现代出版历史首创。
《华英字典》对中国从文言到现代白话的过渡也有先导之功。
虽然《华英字典》主要取自《康熙字典》和中国古代典籍，但也有部分是来自他在应用中文过程中积累的知识。
当然，《华英字典》也有不足之处。
马礼逊囿于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的有些评论存在不当之处；有些词句的汉译不准确甚至有错误。
《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是马礼逊关于中国语言学的第一部著作《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是马礼逊继《通用汉言之法》之后的第二部文学著作，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马礼逊坦言是为了帮助学习中文的学生，并非供人娱乐用的。
该书包括年表、地理、政府、节令、节日和宗教神学等部分。
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他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被誉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山鼻祖”。
传播基督教义是马礼逊对西方教会的最大贡献。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影响：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月刊，第一，此刊对促进基督新教在华人中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此刊宣扬基督教义的同时，对儒、释、道进行了攻击；第三，此刊对中西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意义。
它在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上起到一定作用；第四，此刊首次引用西洋标点符号顿号和句号。
中国古代作文不用标点，全凭语感断句理解，往往因句读不同而引起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