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口管理

一.中国古代人口管理概况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年代，已进入了奴隶制时代。

约公元前21世纪前夏王朝建立的时候，中国的人口管理就已经产生并开始形成制度。

夏朝留下的部分人口数字和井田农作制资料表明，当时已有人口统计和人口调配活动。

到了殷商，人口管理已“有典有册”了。

据史书记载，商朝统治者要求“多子孙甲”，明显反映出增加人口的愿望。

周朝取代商朝后，人口管理法律化。

周朝设有较完备的户籍管理和人口统计制度。

中央专门设置了管理人口的“司民官”，定期向周王禀报人口。

地方官负责日常的人口管理和统计上报事务。

为了增加人口，周朝还专门设置了“媒官”，掌管并促进男婚女嫁。

当时规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到此年龄不嫁娶者“官罚”，并禁止同姓为婚，采取“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等措施，以增加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春秋战国时，一些诸侯国已产生了专门管理人口的法律。

秦国推行“连坐法”加强人口管理。

魏国颁布了《户律》和控制人口逃亡的《奔命律》。

一些国君为了吸引移民，专门颁布了横徕民令》。

秦统一中国后，继续坚持“连坐法”，各种奖励生育和提高人口质量的措施都在实施。

汉朝代替秦朝后，实行“与民生息”政策，人口管理更加法制化，有关人口的法律条文纳入著名的汉《九章律》之中。

到了唐代，统治者已能熟练地运用一系列管理措施调整人口，把人口管理活动与其他社会管理活动有机结合在一起，按人口授田、赋税、治安、决定官僚升降、设置城镇等。

宋、元、明时期，基本上沿袭了唐代的人口管理制度。

但人口太多时，常常依靠自然灾荒和战争自发调节。

尽管一些学者竭力敲响人口警钟，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以致中国古代一直缺少从减少人口方面规范生育行为的管理措施。

中国古代人口管理总体上反映出了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特有的人口规律。

人口管理的很多重要方面及其对中国人口变动和人口发展产生的明显效果在世界各国堪称领先水平。

尤为值得重视的方面是户口管理、婚育管理和迁移管理。

二、以统计、赋税、治安为动因的户口管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设有户口登记的国家。

国外有专家认为，中国自古相传的户籍登记制度，是远东人口统计传统中的中心要素。

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户口登记，把它作为巩固本阶级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制订专门法令，设有专门机构，配有专职人员从事该项管理活动。

夏殷时，就开始了户!口的登记和管理。

司马迁《史记》中关于“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抚有民千三百五十五万”的记载，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户口登记数字，也是世界最古老的人口登记数字之一。

周朝设有专管户籍的“司民”之官，建立了比较严密的户籍登记和管理制度。

我国现在所能见到的有关人口调查的最早历史记载，就是约公元前800年周宣王所进行的“料民”，即登记户口。

分定赋税、徭役，划定行政区域，都以户口为依据。

春秋战国时，户口制度有了很大发展。

春秋时的鲁、齐、卫、吴、越诸国先后采用的25家为一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的“书社”制度，就是当时的户口制度。

战国时韩、赵、魏、秦推行的“上计”制度，也包含了户口管理的重要内容。

所谓“上计”，即地方官吏年初将所辖区的居民户数、钱、粮、赋税等，写在“卷”上送呈国君收存，年终再将本年度人口增减的实数和赋税结算的文册送上报请核实。

这既是统治阶级对人民剥削的需要，也是为兼并战争筹集兵员物资的需要。

自秦献公时，对户口制度进行了改革，采取“户籍相伍”的办法，把五家人口编为一伍，十家人口编为一什来管理。

商鞅在此基础上推行了“连坐”法，其作用是要族亲、邻里之间互相监视，防止人民对秦国苛政不满而串联造反。

商鞅还第一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周密、经常的人口统计，开创了人口出生和死亡的动态登记，并注重按人口性别、年龄、社会成分和职业的分类统计。

刘邦创建西汉王朝后，曾颁发了“编户齐民”这项历史上有名的立国兴邦之策。

西汉制订的法律章程《九章律》，其中一项就是“户律”。

按照户律，朝廷通过编制户籍(类似户口薄)掌管全国人口。

官府征收租赋、徭役和兵役，完全按户籍办事。

民户一律按户籍固定居住，不得随意搬迁。

凡被户籍固定的民户叫做“编户齐民”。

“编户齐民”如果丢掉户籍流亡他乡，就成为“流民”，一经抓获就罚作奴隶。

由于户籍是当时的主要册籍，土地情况也作为附带项目登入户籍薄中，所以户籍又起到地籍和税册的作用。

正是由于西汉有这样一套比较完备的户口管理制度，所以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统计数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基本认可。

东汉基本上全面承袭西汉的户籍管理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废两汉按人计算的租赋制，实行以户计算的户调制，即以户为单位征收赋税。

所以，当时封建王朝非常重视“户”的登记调查，忽视“口”的统计，致使当时的人口统计史料只有户数而没有人数。

隋朝时，统治者有效地运用国家的强制力量贯彻实施户籍制度。

隋文帝即位后，为直接控制土地和劳动力，与豪族争夺人口，曾采取措施，大力整顿户籍。

一是健全地方基层组织。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颁布“保正之法”，责令担任里正、党长的乡官负责清查户籍，清查不实者，要流配远方。

二是清查人口。

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和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先后两次大规模举办人口清查，为防止脱漏户口和隐瞒年龄、逃避赋役现象，竟命令州县查验到居民的面貌。

隋时还制订了“输籍法”，即将百姓应纳租税，依照每户财产状况，分别规定税额，登记在册籍内。

这就把户籍管理和赋税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到了唐代，户籍管理制度的完备为同时代其他国家所少有。

唐代设有“户部”，颁有“户籍法”和“手实法”。

唐朝规定：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五保为里(城居者为坊)，五里为乡，每乡大约500户。

乡是基层政权组织，这套组织就是通过户口管理催督粮税，维持社会秩序。

要对入口的出生、死亡、迁入、迁出以及家庭财产，进行登记造册。

登记人口还要区别性别、年龄。

地方官吏每年把人口实况造册，叫“手实”。

官府每年年底，令居民报告年龄及田地面积，编成“乡帐”或“手实”，据此编造每三年一变的户籍。

由于唐时实行“计丁授田，按田赋税”的制度，所以按人口划分的各级基层组织，要经常根据各家人口变化变更田地的收授。

家长、里正以及各级官员如果漏报或谎报人口，要负刑事责任。

宋、元、明各代沿袭了隋唐形成的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

基本上是三五年进行一次户口大检查，“检括隐漏人口”，以户口增减作为考核各级官吏政绩的重要标准。

唐朝的“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五里为乡”的户籍管理组织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保甲制度。

为了加强人口治安管理，宋以后又将“连坐法”中的株连三族延伸到“保内连坐”，并定期清理流民，控制流动人口，严惩各种“无故逃亡”者，不准私自迁徙和“蔽留异籍”。

说明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户籍管理的效用远远超出统计、治安、赋税的一般意义，成了稳定其社会统治的重要手段。

三、以增加人口为目的的婚育管理这种人口婚育管理制度和相应的人口婚育观念，是导致我国人口从古至今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的主要因素。

几千年间，尽管灾荒和战争不断，有时人口骤降大半，但最终还是不断上升，始终保持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

我国西周时期即已有推行早婚早育的法律规定，男女到了一定年龄不婚，家长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春秋战国时代，齐桓公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并遣散“未尝御”的宫女嫁至民间，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宋国大夫墨翟将男子20岁娶亲，女子15岁出嫁视为“圣王之法”。

越王勾践则规定，男20岁不娶，女17岁不嫁，其父母有罪。

西汉时代则出现“五倍罚税”的规定。

凡15岁以上，不分男女，都要缴纳人头税。

女子15岁还不出嫁，要加倍缴税，每超过5年加征一级，30岁不嫁，每年就加征5倍的赋税。

西汉的人头税本来就很重，如果家里有一个超过15岁未出嫁的姑娘，再加征几倍的人头税，这是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因此不得不过早地把女儿嫁出去。

我国整个古代社会，都是只规定必须结婚的最高年龄，无最低年龄，结婚越早越好，童婚不禁。

早婚对提高人口增殖率有一定的作用。

鼓励和奖励多生多育，是我国古代以一贯之的人口管理制度。

奴隶社会的统治者即明示天下“民众则国强”。

春秋战国时代，有的诸侯国规定，一户有三个幼儿的，家中一个妇女不交税；有四个幼儿的，全家不交税；有五个幼儿的除全家免税外，官方配给一个保姆，并发给两个人的口粮，直到幼儿长大能生活自理时为止。

越王勾践的规定是：生男孩奖励两壶酒、一头狗，生女孩奖励两壶酒、一头小猪；生二孩者给以粮食补助，生三孩者由官府给雇乳母；失去父母的孤儿及贫病交加家庭的子女，官府予以抚养。

汉朝规定，妇女产一个孩子，免产妇三年税，丈夫一年税。

唐代李世民曾下诏：“赐妇人正月以来产子者粟一斗”，还以其他方法奖励生育和多育者。

为了使人们多育，很多朝代都要求掌民官尽量使鳏夫寡妇结合为婚，并提供其成家的物质条件和环境。

对影响多生后代健康的近亲结婚，历代都严加禁止。

奴隶社会的统治者告知民众，“同姓为婚，其生不蕃”。

唐朝规定，同宗同姓为婚判处徒刑两年，五服以内通婚以乱伦罪处罚。

抑制不婚不育行为可以看做是鼓励生育的另一种形式。

古代统治者除加重不婚不育者的赋税劳役以外，还要处罚媒官或掌民官。

而从奴隶社会开始实行的“出妻”制度，更明显地限制着不育者。

“出妻”第一条就是“无子”。

男子必须休弃不生育的妻子，否则妻子应同意丈夫纳妾。

不休弃不生育妻子又不纳妾的男子，要受处罚。

我国古代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此类规定。

为了广增人口，古代统治者还分别禁止过当时影响人口生育的不利习俗和行为，如取缔活人殉葬制度，禁止婚龄悬殊者结合，禁止一般官僚和百姓多妻多妾，准予奴婢自相为婚，禁止厚葬久丧，强令僧侣还俗等等。

四、垦荒戍边的人口迁移管理地广人稀，是世界各国古代普遍存在的现象。

大力发展人口，是古时发展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原居住地人口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调整人口布局，开辟新的生存之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

此时，人口管理也相应地由婚育方面拓展到迁移方面。

在春秋战国时代，统治者主要是以“徕民”政策为主，辅之以在内地垦荒的安民措施。

商鞅作为秦国的丞相，其人口思想已超出了单纯依靠自然增殖追求人口众多的想法，认识到人口与土地比例关系以及人口迁移的重要。

他认为，靠自然生育增加人口比较缓慢，主张采取优惠政策吸引移民，移民到来后，实行垦荒政策解决所需土地。

移民与奖励垦荒政策使秦国人口大增，国力强盛。

史学界认为，秦国《徕民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历史上进行了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人口迁移行动，对秦统一中国起了很大作用。

根据《徕民法》，对吸引并安置好较多移民的官员，奖励官职和财物，对新移民垦荒者5年免赋税，所生育子女享受秦民同样的待遇。

后来，由于秦暴政，不少移民又迁移他乡。

秦亡汉兴，西汉统治者颁布“招抚流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的政令。

当人口在内地密集、荒地垦完之后，又将人口迁移政策改为以“移民戍边”为主的奖励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