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个复杂的人

王蒙是个复杂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而在别人的眼中，他又是什么样子？一个学生说：他太严肃了，见到他时感觉他从来没有笑过。一位学者说：王蒙是个幽默的人，和他聊天总是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王蒙说自己的一生扮演了多种角色。实际上，在别人的眼中，王蒙亦是一个多面的人。

作家眼中的王蒙

铁凝（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是一个丰富的，复杂的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不单是小说方面，还有诗歌散文，比较文学以及古典文学研究，表现在齐头并进的多个方面及前沿地带。他作为前辈给我的突出感觉是学习，这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词，但其实不然。贾平凹在一个场合说过：我是一个农民。王蒙就说如果任何人都给自己一个定义的话，我想我自己是一个学生，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让我对他充满敬意，因为这绝不是虚假的谦虚。这要比他说自己是一个学者来得真切。历经苦难后永不言败的激情、活力、情感、智慧、燃烧，这些词用在他身上并不过分，这些都是令人感佩的。

张炜（山东省作协主席）：用一个词来形容王蒙的创作道路就是“风雨兼程”，他是新时期最活跃的、始终处在生长攀登状态的一个代表，这是作为作家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的创作在内容上，既有一种触动感情的自由抒发，也有对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思考。从对王蒙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派生出不同的切入点。

周大新（河南作家）：王蒙作品中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就是通过文字透露出来的文学内涵和语言感受。文学的内涵或许需要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人物苦难的理解，而他的小说在语言上则有一种震撼力，就好像集束炸弹轰炸带给人的感觉。

张宇（河南作家）：讨论王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是如此复杂的一个人，光看他的称谓就有着许多的不可思议，既是作家，又当过官，甚至还当过生产队的队长。

学者眼中的王蒙

严家炎（北大教授）：王蒙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有激情、最有创造力的作家之一。

从文学技巧上来讲，王蒙是中国作家中最早尝试意识流小说的人，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看王蒙的小说可以发现，他的创作类型非常多样，除了意识流小说，他的传统类型小说也写得很有新意，像《活动变人形》之类，可以称之为“诗情”小说。到80年代末，在王蒙的文学创作中又增加了荒诞作品、寓言类作品以及幽默类型的小说。他的这些作品给中国新时期文学所带来的影响不是一般的，而是产生了深深的烙印。

我从50年代开始读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就开始喜欢上他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时尚与流行，而王蒙当时的作品就写出了我们那一代年青人的心中所想，表现出了当时年青人的青春气息。

作为一个作家，应该了解他所在社会的真实，通过文字来表达出他的思想。作家不一定都是思想家，但他们的作品中不能没有思想，这种思想是在关切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命运的基础上产生的。而王蒙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80年代提出了“FAIRPLAY（公平）应该实行”，要知道，当时社会上还是鲁迅的“FAIRPLAY应该缓行”思想占据主流，一个人只要被批判就会被划为敌人，只有检讨权而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力，因此出现了许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当时王蒙先生提出来这个问题，可以想见这要有多大的勇气，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对社会的进步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他还提出过“学者型作家”，发动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这些都表现出一个作家的责任。

黄维睴（香港文学评论家）：评价一个作家无外乎从其艺术性和技巧性两方面。从艺术性上来说，王蒙的作品与时代息息相关，在他的作品中写尽了人生百态；从技巧性上来说，他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在大陆开风气之先，尤其是在语言运用上，不论是严肃类型还是幽默类型，都可谓炉火纯青，所以有人称之为“语言集束炸弹”的说法。

我对王蒙的评价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个是“博”，一个是“新”。

之所以称之为“博”，主要在于王蒙涉猎的范围比较广阔，这恐怕得益于他的学习。就像他提出的“作家学者化”，一个作家可以有很有才华，但如果不从其他的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才华很快会被用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作家可能会创作出一两部不错的作品，但他没有深厚的基础，也就没有创作后劲。而王蒙却是老而弥坚。

“新”是指王蒙的?醋鞑⒉换嵬Ｖ筒磺啊Ｒ恍┳骷遥热缤醢惨洌醋鞯男∷滴液芟不叮渲行淳缮虾Ｄ侵窒改宓谋蚀ィ峭趺勺髌分兴痪弑傅摹2还馐改昀矗醢惨涞淖髌贩绺袢词敲挥惺裁幢浠Ｎ颐瞧兰垡桓鲎骷遥怂奶氐阋酝猓挂此淖髌肥欠裆羁淌欠癫欢系赝黄谱约骸4诱庖坏闵纤担趺墒且桓鲋档米鹁吹淖骷遥胨诘氖贝煌

诮剑且怀刹槐洹?

学生眼中的王蒙

郭静（海大中文系学生）：我很喜欢王蒙的作品，自从他担任我们院长后，看他的作品就更多了。我看王蒙的作品，是从中去寻找一些历史的足迹和投影，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一直在阅读他的作品，并逐渐开始敬佩他的思想和精神。我感觉支撑他坚持不懈创作的动力源泉，是他对祖国的爱，就像他自己说的：母亲有打他孩子的时候，但终会在本质上疼爱他的孩子的。对于处于青年时期的我们来说，从王蒙的执著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如何更有效的利用生命和时间，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意识。另外，还有他在逆境中乐观向上的精神，如果生活中有了困难，我们的抱怨和不满不会对此有任何的改变，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调整自己，克服困难。我想这些对我们的人生成长都是最宝贵的经验。

王大鹏（海大中文系学生）：我不喜欢王蒙的那些意识流小说，反而是更喜欢他那些传统的小说，就是故事性强，有情节的那种吧。除了他传统写法的小说，我还喜欢他的一些哲理文章，那是只有经历过人生风雨的老人才有的语言，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启示。某种意义上说，王蒙对于我们来说是“过去式”了。现在我们周围同学愿意看的书，都是一些大众文学，而王蒙文学并不是大众文学。

对于王蒙的评价，我觉得在这次研讨会上有些学者提得有点过，像有位老师提出“王学”的建立，我觉得就不是很恰当。王蒙文学是不是可以称得上“学”，我觉得一定要用时间来考验，像我们现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家的评价，比如鲁迅、梁实秋、沈从文等，和前些年就不太一样。现在大家都知道“红学”，但《红楼梦》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这期间有无数的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才有了“红学”的诞生。而我们如果现在对王蒙这么早的就下定语，眼光肯定会有偏颇。再经过一百年、二百年的研究，如果王蒙文学创作真得可以称得上是“学”，再提“王学”也不迟。文／本报记者赵笛图／本报记者邢志峰

从《围城》到《活动变人形》

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写中国传统文化，写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织，很容易让人想到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围城》在新中国走了一条“出口转内销”的曲折道路，直到改革开放好几年了才被国内读者认可重视。在国内接受和《活动变人形》的发表差不多时间，因此两部作品就有了更大的可比性。相信王蒙在写活动变人形之前读过《围城》，也说不定还受了钱先生作品启发影响呢。虽然说两部小说有着不小的相似性，可是读完了你还是会发现很多的不同之处。作者选择的时空背景，主人公的身份特征，所要表达的主题，以及两个作者的行文用语都有着很明显的区别。

先看一下作者选择的时空背景。“抗战”是两个作者的共选，他们都选择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时空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场景”，而且人物的活动范围都很大：《围城》：国外——上海（乡下-上海）——内地——香港——上海——内地（可能）

《活动变人形》：国外（藻）——北京（乡下-北京）——胶东——北京——解放区——北京如此大范围的活动也暗含了主人公命运的波折，而《活动变人形》的时空却更加延展到了解放后，改革开放后。作者写了历次的政治变动，把时间拉的如此大就是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主题。下面就试分析这两方面。

倪吾诚和方鸿渐在家庭出身，知识背景，性格特征，人生遭遇，等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都是地主出身，都出国留学，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文明，回国后与各种传统力量发生了各种矛盾冲突，在社会上的处境极其狼狈，甚至于走投无路。细说来，倪吾诚却又“更甚之”。在他看来中国必须接受发扬西方文明，相比较于方鸿渐的“鸦片梅毒”他真正的学到了“先进的东西”。他回国后边执着地追求他心目中的“科学与文明”来，正是这些不切实际的追求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造成了他人生的悲剧。王蒙更进一步地让倪吾诚“接受了”革命和新政治。倪吾诚对革命的“热情”是他对“科学与文明”追求的继续。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命运多舛，可是他却笃信“真理”，不忘理想，至死无怨，甚至纯真虔诚到了真假不分，美丑难辨，是非不认的程度。这些都是他“自找的”，如果他不这样可能会生活的很安定。他不象方鸿渐那样是被各种矛盾卷来卷去，是被动的无奈。

主人公形象刻画是为了表达主题的需要。很显然，《围城》是在写“人生”，而《活动变人形》是写“社会”。虽然王蒙也写了中国出传统知识分子、中西文化等问题，但是他更直接地把“问题”摆出来，他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关注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中国的前途命运。较之于《围城》来讲《活动变人形》的主题更复杂、更加面对现实了。《围城》可以在古代发表，可以在近代发表，也可以在现当代发表，甚至还可以在将来的任何年代发表；可以在中国发表，也可以在外国发表。它是“普遍的、一般的”，而《活动变人形》具有特殊性。尤其是它写了“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生活在外国的外国人和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这几种不同身份的人，写他们对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看法，这使得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可能就是“学者”与“小说家”的区别：学者站在高出别人的地方最能看清世界，而小说家只有在人群里钻久了才会来“灵感”。

除了以上几点外，在叙事和语言运用上《活动变人形》也迥异于《围城》。《围城》采用“全知全述”的方式，除了个别心理描写外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叙述。而《活动变人形》却采用了多种人称相互穿插叙述的方法，而且作者很谨慎地运用了“意识流”的写法，尽管不太“地道”，但还是使小说的现代色彩加深了。还有就是《活动变人形》里滥用了议论。《围城》里的议论是尽人皆知的，那是作者智慧灵光的闪耀，他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几句最需要的议论。《活动变人形》里面的议论却到了滥用的程度，小说好象是作者在进行的讲演，就连年幼的倪萍、倪藻也是时常大发感慨，这里露出了作者过分雕琢的痕迹，使小说语言的艺术性降低了一个层次。这或许也是王蒙与钱钟书的又一个区别吧。

不知道从《围城》到《活动变人形》的变化，是时代变化的影响还是作者对小说认识的差别的影响呢，可能兼而有之吧。

王蒙

一种冲动被压抑在心底，变成一根弦，一拉拉过了五十年。我相信这根弦时常被作者在无人的角落轻轻弹拨。否则它不能保持如此柔韧，且发出震颤人心的声音，而早已僵死，泯灭于岁月的消磨之中。看王蒙的文字如听琴弦上的流水行云，感触颇多却难以道尽其丝丝微微的妙处，我这里仅从个别强音为基点写下些粗浅的想法。

冲突与共存

《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诚的家庭生活被三个女人所围绕：妻子姜静宜、妻子的姐姐姜静珍和岳母姜赵氏，另外他还有一个女儿倪萍和一个儿子倪藻。这看来就颇不平衡的关系中经常不断地爆发出激烈的矛盾与纷争。这种纷争以倪吾诚与姜静宜的夫妻矛盾为中心，辐射向所有家庭成员。其实矛盾和纷争存在于很多家庭，不仅仅是夫妻之间，还有子女同父母之间的斗争。喜欢或不喜欢、满意或不满意某件事、某个人，这些都源于价值观的不同。知识背景和年代背景的差异造就出不同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观支配下的精神以及行为冲突难以避免。然而冲突尽管存在，却很少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即家庭的分崩离析。绝大多数的人们仍然默默地共存着。或者说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共识，人们才冲突不断，否则只需要直接走人了事。年幼的子女无法离开父母除了血缘亲情外，生存资本即金钱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离开了父母无处安身无法温饱，求安逸的本能使得他们只能委曲于父母的看护范围之内。当子女长大成人，有了足够的经济基础之后，对于父母权威的认同便大大降低。我们的主人公倪吾诚对静宜的依赖除了他自己经济状况窘迫外，孩子们明显站在母亲一边的态度同样对倪吾诚有着扼喉的作用。因此虽然明显从精神上鄙弃妻子，倪吾诚却没办法轻易离开这个家庭。反观姜静宜对丈夫倪吾诚同样诸多不满，但传统观念所谓嫁鸡随鸡，丈夫虽然不成器但总比没有丈夫强。尽管委屈重重，心里仍然希望丈夫浪子回头，跟自己好好过日子。这种令双方都感到压抑的焦灼状态保持到倪吾诚偷偷找律师咨询离婚的事被揭发。最后静宜在筵席上对他的控诉，以及赵尚同当众的三个巴掌才使倪吾诚和家人都得到了快速的解脱。他上吊，没有死掉，但获得了他早就向往的离开的自由。说到自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的自由并不在于人可以支配别人，而只在于人可以逃避别人的支配。正是人的这种自由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冲突”。一个人似乎总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为别人所无法进入，这使得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人与人无法结为一体，即“他人是地狱”。

此外，由于小说中特殊的时代和人物背景，倪家的矛盾和冲突，又明显带着中西方文化的分野。且矛盾之激烈并非见只于墨守陈规的姜家母女同喝过洋墨水的倪吾诚之斗争。倪吾诚其自身也存在着矛盾。（矛盾不和谐的双方同样处于冲突中的共存状态）因为缺乏实质性的精神基奠，倪吾诚只是学到了西方精神之皮毛。他从西方学到的、接受的文化观念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腔调及做派，这就使得他在回国后的现实生活中不断陷入困境。倪吾诚竭力把西方礼仪灌输给具有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意识的家人，他“讲欧洲，讲日本，讲英美，讲笛卡儿和康德，讲人不应该驼背讲晒太阳对人有好处，讲不是妓女的女人也可以跳舞，讲不但应该刷牙而且可以并应该早晚各刷一次牙┅┅”然而他不考虑对象是谁，他们生存在怎样的伦理环境下？仅看如此表面化的说教加之本身的不良状况缺乏说服力，便足以使得教化的结果只能是徒劳无功，家庭成员间关系恶化。“每个人都可以说是由三部分组成。他的心灵，他的欲望和愿望，他的幻想、理想、追求、希望，这些是他的头。他的知识，他的本领，他的资本，他的成就，他的行为、行动、做人行事，这些是他的身。他的环境，他的地位，他站立在一块什么样的地面上。这些是他的腿。这三者和谐，能大致调和，哪怕只是能彼此相容，你就能活，也许还活得不错。不然，就只有烦恼，只有痛苦。”活动变人形，拍拍脑袋，转转身子，动动腿脚，倪吾诚究竟何许人也？他夸夸其谈，不顾实际。处处显示自己的博学，显示自己的文明，却洋相百出。讲课没头没脑，东一榔头西一锤椎，敲得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出生在陶村孟官屯的倪吾诚，出国留洋的倪吾诚，两个互相排斥的影子同时映射在倪吾诚的身上。口口声声批评中国人的愚昧落后，自己却常常在最关键的时刻想起并且实施他平时谓之愚蠢丑陋的举动。在受到诘问无言以对时，他的脸上会自动出现陶村人标准的茫然麻木的神情在遭到女人们围攻，无奈之时，他“灵机一动，无师自通地想起了孟官屯——陶村一带的男人对付女人的杀手锏来了，他大喝一声：我要脱裤子了！边说边做状。三个女人立刻落荒而逃，追也追不回来了。他笑了，他感到一种报复的快意。”他的愿望超出了脚下立足的社会环境，超出了本人资质能力范围，只能是个人的幻想。假如把倪吾诚看成一个活动变人形，他也只能是个令人发笑的不和谐的人形。

欺骗与自欺

如果说姜家三母女是以谩骂、诅咒、孤立为武器向倪吾诚进行攻击，那么倪吾诚的应对措施便是欺骗。他在家中三个女人加两个孩子的包围之下，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当人处于劣势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使用欺骗这种工具帮助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摆脱劣势转而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正如很多动物利用伪装欺骗其它动物，达到保护自己，躲避危险、利于攻击、引诱可食物或吃掉可食物的目的。人类的欺骗是为了自己能更好地生存和生活。当静宜为了家中开支不足跟倪吾诚展开斗争时，当他下意识地拿出自己的印章后，忽然从妻子发光的眼睛里看到了休战的希望。原本无意识的动作立刻转变成有意识地迎合，欺骗不知不觉从此产生。想想当我们发现被人欺骗总是只顾着痛恨他人，这种痛恨的情绪抑制了我们深入反思。事实上任何欺骗的种子能在你身上结果都是建立在自欺的土壤里。人若不是自欺自骗，谁又能骗你呢？另一方面，自己都不愿相信，又怎么骗得了别人呢？每个人都以欲望来生活，任何欲望都是对真相的掩饰、对事实的歪曲。所以不论持有任何欲望都是一种自我欺骗。“自欺”是萨特哲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是指一种事实上意识到自己是自由地而又逃避自由的态度。自欺不是指欺骗，欺骗是清楚地知道真象，而把真相掩盖起来。而自欺则似乎不知道真象，因此，自欺很像真诚。但自欺不是真诚，真诚是的确不知真象，或根据自己明白把握的真象行事。自欺则总是使事情处在若明若暗、不明不白的模棱两可的状态。在必须选择的事情面前，取自欺态度的人不说不选择，也不再焦虑中作出选择，而是将选择不断向后推，这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倪吾诚的人生账册里，有一些说了数遍该请而迟迟不得请的饭局，有对对妻子一而再的忏悔约定，还有对于国家民族命运凄凉的漠视。倪吾诚面对难题时的态度很明确，在“饱受问题的折磨之后认定，他可以不管这些问题，因为他管也管不了，因而这些问题对于他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他将事情延后的态度是一生的，直至晚年瞎眼瘸腿的状态下，仍不忘将其贯彻至终。他所有对于未来的抱负，对自己还未曾开始的伟大事业的展望都只是对别人尤其是对自己的欺骗。

再来回顾倪吾诚假死前的那段心声：不再有、不再徒劳、不再盼望，不再痛苦。看来倪吾诚骨子里一生都只在痛苦地逃避。他追求自由幸福，然而他不了解，自由意味着责任，他逃避了责任，真正的自由又如何获得？倪吾诚，终究一事无成。

[转贴]中国语境中的个体叙事——评王蒙《活动变人形》

中国语境中的个体叙事

——对王蒙《活动变人形》的一种解读

郭少周

引言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大家，王蒙的创作深刻地体现了中国某段时代的社会精神。在《活动变人形》中，他以独特的文化视角以及新颖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了超越出同时代作家的先锋性和前沿性。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倪吾诚的婚姻及人生的失败的的描写，思考了中国文化在面对以发达的经济作为后盾的西方文化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表达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历史责任心。如果我们说五·四运动时期的那一批前辈们重在介绍西方强势文化、暴露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到这两种文化将如何融合的话，那么王蒙就开始在思考文化融合时的可能产生的冲突了。两种文化的冲突的力量作用在那个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们，于是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在这里我打算将用个体的思想来深入地分析这种悲剧的来龙去脉，同时也是借助这部作品来展示阐述现代社会下我们所应该追求的个体精神。

一、人生的无奈

《活动变人形》讲述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半知识人（我觉得倪吾诚还不够资格称为知识人，所以以半知识人称之）在旧式家庭中的苦闷、游移和迷惘，向往西方现代文明而不可得，一生挣扎而终无所获。倪吾诚出生在近代社会革命风云突起的时代中，五四的思想开始逐渐深入人心，倪吾诚从九岁起开始上洋学堂，从小就失眠开始思索人生存的意义，而且还能无师自通地反对缠足,对佃户谈论国父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教导，评说迷信活动并扬言要砸掉祖宗牌位，（也许血液里继承了他祖父的思想）是一个很有现代思想的年轻人。然而另外一方面，倪家是生存在孟官屯的穷乡僻壤里，这是一块“羊巴巴蛋上搓脚”、“打死老婆”“再说个”的土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这里封建宗法势力封建思想依然浓重，人们思想落后而又固执、粗野，视野狭隘，倪吾诚的母亲为了留住儿子的心，竟引导自己的儿子吸鸦片，还试图给他说给老婆来保住自己的儿子的命。这两种相冲突的思想观念下，倪吾诚还是无力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精神，未能真正地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就注定了他在未来与旧文化斗争中必然失败，也注定了他人生的必将无所作为，在虚有的幻想中走完他失意的人生。

倪吾诚的人生悲剧是从他不自主的婚姻开始的，他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着走出这个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囚笼的婚姻，但是由于他自身的软弱，他只能是越陷越深。我们已经说过，倪吾诚是一个具有初步的现代民主意识的人，他从来都不隐讳自己向往自由的愿望，他热爱生活、向往文明，对落后的、肮脏的、非人性的生活深恶痛绝，看着自己的儿女不能过上一种文明的生活而深深地感觉到痛心。如果可以有假设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如果他能找到一个能像他这样更加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女性的话，他的婚姻也许会幸福的，但是现实却是他娶了一个百分之百的传统妇女，一个已经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思想深入脑海之中，一个脚踏实地的安安分分地想做一个贤妻良母的女性，这两个基于不同文化的人的结合必然暗示着悲剧。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不能说静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她最大的特征就是有自我设计的意愿和能力。人作为一个实在的身体存在，他/她必须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在虚践（与实践相对）中构造一个完美的超越自身实在的理想蓝图，再通过实践实现此蓝图，这就是一个自我设计的过程。虽然我们也看到静宜在不停地为生活而奔波，也看到她对丈夫的苦口婆心的劝导，希望能使全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我还必须清楚地了解一点，那就是个体的自我设计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便是独立个体的自我设计应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设计的最终归属应该回到自身上，而不是把这种自我设计寄托在他人的身上，不是寄希望别人为自己设计出理想的未来，因为此种行为便已经暗示着一个独立个体的消失了。静宜所期待的幸福其实最终都不过只是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一起经营这个家庭，她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丈夫的身上。倪吾诚大病一场后，在师大的工作也被辞了，于是终于肯“安心”（真的安心吗？）地回到家里，静宜不仅不伤心，反而内心里觉得高兴了，“中午，静宜用葱花炝锅煮了一碗挂面，挂面里卧了两个鸡蛋给倪吾诚补养”[1]。在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到她其实已经把自我设计交给了自己的丈夫，而自己对前途唯一的设计便是期待着倪吾诚为其人生作设计，换句话说，她把自己的前途、希望都寄托在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丈夫身上了。即使在最后她设下鸿门宴，当着各亲戚好友的面，声泪俱下地控诉倪吾诚的忘恩负义，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倪吾诚能迫于舆论的压力，真心地与她好好地过日子。静宜几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独立地生活，她那深入骨髓的传统妇德思想让她只能把生活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夫君的身上，而没有独立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独立精神的缺失，使得她与稍具有现代思想的倪吾诚之间的婚姻出现裂痕，并最终走向悲剧。

如果说静宜这个安分守己又缺少独立精神的人对他们的婚姻悲剧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话，那么倪吾诚对这个悲剧应该负更大的责任。我们说过静宜只是一个很传统的的中国典型妇女，她虽然缺少独立的人格精神，但是她却一心地为这个家的幸福作最后的努力，她养育儿女，照顾因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才回到家的丈夫，我们是不能因为否认了她的独立人格精神而否认了这些行位对维护一个家庭来说的重要性的。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倪吾诚这个所谓留过洋的人时，我们发现他的个体独立性并不比静宜好到哪里去。他从小入洋堂，后又出国留洋，受到现代思想的熏陶，然而尽管如此，他依然是没能成长成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自我设计功能的独立个体，顶多就是一个热爱的新生活的乐观主义者罢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自我设计功能便是先在虚践中构划出自己理想的超越此刻立场的新立场点，并在实践使自己逐渐接近这个新立场点，但倪吾诚只有虚践新立场的时候，却几乎从来都没有真真正正地去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在学生面前高谈阔论“我要和你们一起做出重大的激动人心的决定”[2]，对妻子说自己要翻译外国书籍，然而到了老年的时候，他还自己下的结论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3]这样一个“半个体”者，无力于践行自我设计的功能，于是对所有的追求也只不过是口头上的热情而已罢了，所有的民主、自由、尊严都在他试图享乐的那一瞬间被遗忘了——尽管很多时候也许他不得不忘。作品中用倪藻的眼光来描述了倪吾诚向杜慎行借钱时的情形：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杜伯伯显然是讨厌地掏出了一点点钱，相当于父亲开口索要的钱数的十分之一……然后是父亲的兴奋和生硬的笑声。这笑声已经够难听了，好不容易笑完了，偏偏又无端的重新从头笑了一遍。一共笑了三遍。就像公鸡不肯打鸣，而一个人捏着它的脖子，捏得它不得不出鸣叫一样。”[4]

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个缺少独立精神的人，其人生如何能不失败呢。如果倪吾诚放弃了尊严借钱只是为了维持他家庭的生活的话，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原谅这种行为，而不至于因此而否定了他做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资格，然而，当我们想起他在借钱的钱一刻还去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热水澡而忘记了家庭的拮据的时候，我们不免要继续坚持我们对他的裁判了。

其实静宜对他的要求是很低的，他作为一个吃过点洋墨水的知识分子（静宜可是这么认为的——虽然我们只能把他称为一个半知识人）他又在大学里做教师，待遇也不算太差，她唯有的要求就是倪吾诚能多照顾一下这个家庭，少在外面花天酒地，让家里的孩子也可以过上温饱的日子，她的要求是很低很低的，并没有太多的奢望。但是倪吾诚连这一点都作不到，只是在那里空谈他的自由恋爱的幸福，全然不能负起自己做为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责任。王晓华教授在他的《个体哲学》中写道：“我（个体）作为他人命运的创造者必须为他人的原始命运负责”[5]，换句话说，如果你生产了另外一个身体，便必须对这个新的还没长成独立个体的新生命负责。但是倪吾诚在打算和静宜离婚的前不久却还让静宜怀上了另外一个新生命，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行动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独立个体所不应该具有的。做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仅仅要对自己的生命做自我的设计，让自己朝着理想的立场点前进，他还必须为自己已经做出的行为负相应的责任，而并非为所欲为的以牺牲他人的幸福作为代价来实现自己享乐的目的。

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倪吾诚一生的悲剧以及因他而造成的其他人的悲剧，最终都是由于他不能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独立个体，他追求光明幸福的决心因为没有独立的人格精神而更加成为了生命的累赘，这种决心因为没有独立的人格精神作为后盾，从而使倪吾诚便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单不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还让其他人跟着他一起陷入黑暗的牢笼之中。

二、文化的困惑

在王蒙这部《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是一个在中西方文化碰撞夹缝中挣扎的可怜人，他是两种文化交锋（交融）时的牺牲品。在这里作者通过了对这样一个人的无所事事的悲哀的一生的展示，讨论的不再是五四时期的文化优劣的问题了，而是探讨了两种文化如何融合以及文化的走向等社会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倪吾诚一生的困惑，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可以看成就是文化的困惑，他的复杂的家庭纠纷也就是中西文化相面对的一个艺术缩影。所以对倪吾诚的探讨最终必然要提升到对文化的层面探讨上来，如果单只是揭示倪吾诚悲剧一生的个人原因，而不能落实到对文化的分析上来，就不能完整地揭示这个文本的文化上的和社会学上的意义。

在这部作品中，静宜以及其姐姐静珍和母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倪家这个家庭纠纷之中形成了一局。静珍在嫁给比她还小的少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开始了她的守寡生涯，而且守寡这种行为在他丈夫少华死去的那一刻已经无可选择地像命运一样赋予给了她，这就是文化赋予给她的使命，她无需反抗也不能反抗，而且她也欣然接受，甚至当倪吾诚提起她应该改嫁的时候，她没有接受、没有理睬、没有考虑，从此以后还更加厌恶倪吾诚，视之为怪物，在她看来“她之守志正如她之是女人”

[6]。她把自己的生活锁在了无尽的等待之中：

“……也许她只要像王宝钏一样地苦等下去，苦等下去，终于能在自己的寒窑里等到自己的丈夫的衣锦荣归？就是丈夫又娶上一个代战公主也不要紧。……。苦等十八年要什么紧？等十八年就能等回自己的亲爱的福气。这真是幸福啊！她可以等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即使等到咽气的那一天，毕竟她还在等……。”[7]

无尽的等待以及没有发泄出来的寂寞让她的性格变得怪异起来，每天的功课性的长时间的梳妆以及对野猫的仇恨行为暗示着她心理的微妙变化。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让她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种文化从她出生开始就为她规定了她做为一个女性的人生方向，她没有也不可能为自己的人生设计方向，改嫁追求自己的幸福对她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不是以建构个体独立为目标的文化下面，她静珍似乎不是作为一个目的性的存在物而存在的，而是做为工具性的存在物而存在的。文化要求她在家从父、嫁后从夫，取消了她做为一个人的独立性自我设计资格，她只能依附在他人之下，过完她寂寞无助的一生。从根本上来说，取消了一个人的独立自我设计资格，使一个人丧失了对前途的选择能力，这个人便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了，也就是说静珍在被这种文化彻底地吃掉了，这也就是鲁迅当年所说的吃人的文化。文化吃人的本质就是使人不能做为真正的目的性而存在，而是做为他人的工具而存在着，人没能为自己的前途做自我的设计，只能成为他人实现其目的的工具性存在，这些丧失了自我设计能力的人不仅对此无能为力，而且还不能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可怜位置。在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任何一种让人失去主体性的文化最终都走向吃人文化，

我们可以这么地说，静珍的所有的悲剧、她的人生所遭受到所有的苦痛都最终地来源于这种让她丧失了自我的文化。不管她是如何雷厉风行、如何敢作敢为、如何在守卫母亲的家产中表现出了女强人的坚强，但是那种把女人定义为相对于男人而存在从而取消了女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自我设计意识和能力的文化还是使得她在丈夫死去以后便终结了她追求自己幸福能力，她被自己困在一个无法解脱的牢笼之中——为夫守志，这种无意义的行动最终就消解了她一切追求幸福的愿望，她的个体自我设计资格被彻底取消，因此她便如同动物似的活着，没有目的地活着，人生的一切希望都在她丈夫死去那一刻被恰空了，无休止的长时间的病态的化妆和梦中的泪流满面正说明她自己走进了一个自我否认的悖论之中。她为她死去的丈夫化妆，为梦见自己的男人而泪流不止，这都说明她都把希望放到了一个无法触及的过去，而不是把身体的这种自我设计功能放到未来，于是所有的追求的被取消了，幸福的希望被实际上也从更本上被否定了。她一旦不能把自己的追求立足于自己此时的身体上，不能把追求的眼光放到还未被触及的未来上，她的悖论便是无法消解的，而这正是此种文化在背后消解着人追求幸福的可能性。

尽管静宜不像其姐姐那样早早地就死去了丈夫，自然也就不需要在回忆中寻觅自己的幸福，而能够把这种追求落实当前之下，然而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要求她出嫁之后从夫，并把所有的自我设计的出发点落实到丈夫身上，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一家之主的身上，这种设计本身就带有致命的欠缺，再加上这种设计又是指向稍微具有初步的现代思想而同时又不能成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倪吾诚身上，于是静宜这种设计便必然地无可奈何地走向悲剧，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本质上静宜和静珍的人生并无太大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就像作用在静珍身上一样地作用在静宜身上，它也同样地把她规定成相对于男性而存在着的女性，她基本上只是作为一种性别存在，

而不是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着，因为她的自我设计在根本上就是有欠缺的，这种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没有回到自己的身体，而是他人，换句话说，她失去了自我，她只是为着别人而存在，成为这种不是以构建每个人都成为具有自我设计能力的独立个体为目的的文化的牺牲品。她按照文化赋予她的责任去行动，她持家养子，扶助丈夫成器（如她还资助丈夫出洋留学），并以试图让丈夫回心转意当作最大的幸福，希望丈夫能像赵尚同那样道学、正统、顾家，所以当倪吾诚把图章交给静宜的时候，她自然以为倪吾诚终于肯结束他在外面的风流生活从此与她安心过日子了，所以笔者不同意某些学者把静宜收到图章后的快乐简单地解释成“粗鄙的物质主义”[8]，因为对静宜来说，倪吾诚愿意把图章交给她更多地意味着他已经打算浪子回头了，而且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就算她得到了倪吾诚的工资，她也并不会把这些工资简简单单地如倪吴诚那样用于个人的享受上，而是用于抚育她的两个孩子，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依然认为她是无私的，甚至无私到她丧失了自我的程度了，无私到把一切前途、希望、幸福都放到了倪吾诚的身上，丧失了自己的主体位置，也正是如此，图章事件对她的打击是更加致命的。因此当学者们都在用现代的眼光批判静宜的时候，当大家都一致地认为是她阻碍了倪吾诚的幸福了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想过其实她何尝不是一个受害者呢，就算用通常的伦理道德来判断，她无私地为了家庭而付出了整个人生，相对于无所事事的只会空谈和享乐的倪吾诚来说，实在要高尚出许多来了。因此，对静宜的批判与同情，我们最终都只能落实到对文化的批判上来，是这种消解人的个体独立性的文化在背后促使得这种无休止的悲剧的发生，一种不是把人本身当作目的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不文明的，尽管有许多的道貌俨然的所谓的正派君子为其作辩护，但是这并不能彻底地掩饰这种文化的根本性欠缺，而且这种一旦这种辩护松懈下来，外来文化入侵的时候，它的致命欠缺就更加地暴露了出来。

生活在一种使人丧失了主体性的文化下面的人都只是作为别人实现其目的的工具性存在，当所有的人的主体性丧失了以后，不再对自己的身体设计方向，于是便自然表现出一种表面上看来平静祥和的生活状态，没有过多的冲突，每个人“注意各安其位，克制自己，每个人尽到自己的伦理义务，以取得人际关系的和谐”[9]，这种表象让经历过了两次世界性战争的西方人羡慕不已（虽然中国也参与了这两次世界战争，但是中国并不是这两次战争的挑事者），史福冈对于中国的崇拜正说明了西方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深层的认识，而这更将中国传统文化抛到一个尴尬之境。尽管中国文化中也不乏不优秀的东西，然而当这种存在着根本欠缺的文化被一种更先进的文化所羡慕时，就好比颜回被孔子称赞博学多才一样，不免会有些尴尬和不自在。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会像颜回虚心向孔子学习那样主动虚心地学习西方的强势文化，它反而极力地捍卫这种文化内部的致命弱项，倪吾诚对西方的赞同遭到静宜的冷落便是就好的佐证。对此倪吾诚却不乏有深刻的认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史福冈羡慕的中国文化的要害：“但是你不知道实际的状况……在每间房子、每个家庭里、藏污纳垢，什么孝悌忠信，什么礼义廉耻……”[10]。尽管倪吾诚并没有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要害在于个体精神的缺失，然而却也指出了这种种中庸之道背后的隐藏着的罪恶。

如同史福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倪吾诚也是用一种仰视的目光去看待西方文化的，在他的心目中，西方文化才是先进的，西方式的生活才是文明的，并以此反观中国之落后，这虽然能使他在对比中发现中国文化中的欠缺，但基于他对西方文化

的了解是缺少深度的，片面的，所以他在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时，只是盲目地想用以西方的先进文明来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又走去了另外一个困境之中。他对西方的文化的这种缺少批判性的理解，这使得他天真地以为用一个活动变人形、一瓶鱼肝丸、洗几个干净的澡便可使人走向幸福，却忽视了西方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另外一个致命的要害，那就是个体的迷失。

从文艺复兴开始，敬神立人是当时哲人所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笛卡儿提出的那句“我思故我在”就充分地肯定了人自己的思考的重要性，不相信任何权威，而只服从自己的“思”，而“思”也是自我设计的前提，是“自我设计着的身体的自我省察活动”[11]，人只有通过独立的“思”才可发现自我，从而使人作为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独立个体。到了二十世纪，立人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的力量快速膨胀，神的地位在人的心中逐渐消退，于是人在这个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又陷入了另外一个困惑，那就是信仰的衰落，人刚从神的影子中独立出来又马上走进了迷茫。永远都没有到来的戈多其实正暗示了西方人在脱离神了控制之后又无可奈何地迫切寻求一个能给他们指导方向的超越者。于是西方人似乎又活在一个不可获救的悖论之中，同时人的个体性的增强也是得人更加走向多样化，并由此引起了摩擦。从文化上来说，那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源于独立的个体在缺少无限者的指引下欲望的迅速膨胀。失去了信仰的个体在迷茫之中，把眼光转向了对物质的无限追求中来，自我设计的全部表现便是最大限度地扩张自己的资本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文化缺少深刻认识的西方人把希望的目光转移到了中国上来也就不以为怪了。已经成为了个体的迷茫中的西方此时要解决的就是寻求一种力量以平衡个体迅速膨胀的欲望下出现的强烈摩擦，已经成为了个体的他们突然忽略了个体性的重要性，就像一个正常人很少会考虑呼吸对一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们对中国的伦理道德抱以极大的兴趣。在史福冈看来，中国当前出现的所有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把一个好好的皇帝给推翻了”。[12]他把中国人没有个体意识地生活看成是富于伦理性的，是和谐的，这也就说明了史福冈清楚地看到了西方社会中的混乱的一面，只是他也没有看到这种混乱的背后根源，但是假如西方人真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上，那么这实际上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人的个体性自我消解，把人重新变成工具性存在作为社会和谐的有效方法，而这显然是一种极危险的方法。

三、自由之精神

“自由就是自—由，即我作为存在者主动地成为自己存在的原因”[13]，并表现为人的自我独立设计功能上。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个体有自我设计的欲望与能力，这种设计就是他自由的必然结果，个体作为有别于自在物的存在，他能够自我意识到当前的不完美状态，意识到自己的作为身体的欠缺，（这种欠缺其实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规定）于是他便自由地在虚践中设计一个理想的未来蓝图，一个超越此刻的理想存在，并选择性地把他的理想蓝图诉诸于实践之中，为自己而努力超越当前这个不理想之境，这就是自由之精神。尽管马克思说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但是当我们用这个定义反观静宜，便不难发现她实际上以及不是自由之人了，因为人虽然在本质上都只能是自己存在的理由，人作为有别于自在物的存在都天然地要把自己领受为世界的中心，并以这个中心为出发点去观察探索这个世界，但是当这种探索落实到设计层面上来说的时候，有些人就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自我设计的能力了，或者这种探索只能局限在虚践的领域之中，而未能在实践中自由地设计自我，有些甚至连虚践

中的自我设计都被消除了，人成为了他人实现自己目标的一个类似于自在物的工具性存在而已。所以说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由并不能说明每个人都可能是自由的，这种情况就好比钻石和玻璃在本质上都是二氧化硅，但是这两种物质却依然存在着天壤之别。

正因为如此，尽管每个人都天生都热爱幸福、期待幸福，在最终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地去观察这个世界，而当这些愿望落实到具体层面上去的时候，在某种文化氛围之下，人便可能往往脱离了自我，把自己规定为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的附属物体，因而也就没有办法使自己真正地成为自己存在的原由，故而我认为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的界定的意义是不够的，如果不能把这种规定落实到现实层面上来，就有可能导致一种麻痹的作用，就如一个总统在宣告这个国家的权利是属于他的所有的人民的之后，如果不能让他的人民在参加国家的管理，那么这种空话除了让人看到其中的虚伪之外再无他物了。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反观静珍的时候，我们便发现她存在的可怜性，因为从她的一切行动之中，我们可以说她连追求幸福的欲望都失去了，她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丈夫受志罢了。在梦中梦见了丈夫衣锦还乡只能说明她在潜意识之中仍然渴望幸福，但是由于文化在背后作推动力，她在清醒的时候（不是在做梦的时候）却只能把这种希望幸福的愿望往下压，让自己归之于表面的平静，更别说为自己设计未来追求幸福了。当倪吾诚把让她改嫁的想法由静宜传给她的时候，她“没脸红，没发火，没哭，连她素日不高兴时的鼻子一哼冷笑一声也没有。只是从此她更厌恶倪吾诚，轻视倪吾诚，视倪吾诚为异兽、为疯子——要不怎么能说出那种没用没趣没人行的话来？”[14]，她早已经把守志看成如同她是女人一样平常了，她活着已经不是为了自己，她是作为少华的妻子而活着的，这个角色必然支配她一生——即使少华已经死去，自己不可能成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这种角色设定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设定为他人之物，而非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独立个体，如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自在物，没有能力发现当前存在的欠缺和荒谬性，也就不能为自己在虚践中构建一个超越此刻之不完灭的“我”的未来理想蓝图，最终也就不能再实践为实现追求幸福的愿望。所以她从一开始就是不自由的，或者用更准确的话来说，她是没有自由的，因为文化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消除了她做为个体的资格，把她自我设计的自由从根本上解除掉，于是她变成是最自由的人了，自由到自己都不能意识到外部的束缚，对一切麻木，如同世界上的任何自在物一样了。

静宜或许已经表现出了自我设计的能力了，图章事件对她的打击、她把绿豆汤汤泼向倪吾诚以及最后的鸿门宴，都可以看作她对幸福的追求和对未来的设计，但是如果继续追究的话，便不难发现她和她姐姐静珍一样，从一开始便被取消了做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资格，文化同样地也把她规定为她人的附属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思想让她面对倪吾诚的无能时仍然死心塌地地相信总有一天也许他会回心转意，于是她的设计始终都是指向倪吴诚，而不是指向其他的多种立场方式，这种设计往往存在着极大的风险性，当倪吴诚试图放弃她的时候，她就走向了像静珍一样的尴尬的悲惨境地，因此我们可以说她是一被一条绳子圈在了脖子上，她只能在这条绳子所能达到的范围内艰难地挪动。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的设计所指能奔向尽可能多的多个立场方式的话，那么她在领受到这多个立场的理想性的同时就更能反观到自己此时的立场的欠缺，从而这种设计才具有多元性，才能超越此刻之境，这正是自由之人的权利，也是一个人自由

的必然追求。而当一个人受到文化的束缚——也只可能是文化的束缚——的时候，一个人自由地思想和设计的权利被取消，人的设计无法达到多元性，没有了关照的依据，人的生活也才无法超越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这里静宜就如同其他无数的中国传统女性一样，其设计功能都是不自由的，其命运就寄托在丈夫身上，一旦丈夫无法领受到她们的期望或者不愿意承受她们的寄托的时候，她们就走入了一个死胡同，无法自救。所以也许在本质上每个人都天生追求自由的，但是由于某种文化的熏陶，人渐渐地压抑心里追求自由的愿望，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自由为何物，只是沿着文化所规定的角色走下去，即使丧失了自我也不能察觉到自己的尴尬境地。

倪吴诚继承了某种自由的因子，逃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束缚，同时舶来了西洋的一些基本精神作补充，使他成为了两种文化交锋时产生的畸形产儿,所以相对于静珍静宜来说，他无疑更加注重自己的存在，更加关注自己的感受，更加期待生命的幸福。他就像一个英雄人物地关心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具有平等的思想，只是他最终都无法逃出自私的享乐的欲望，于是所有的关于民主、自由、理想的设计便只能局限在想象之中，而无法付诸于实践之中，于是他才会在老去了的时候还觉得自己的黄金时间尚未到来。从他与三个学生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所汹涌着的热情：

“……我是中国人，我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和我个人，我都负有责任！我却没有负起责任来！我胆怯，我犹豫，我不敢负责！我随波逐流，不知伊于胡底！这太可怕！我虽生犹死！……我要总结，我要反省，我要和你们一起做出重大的激动人心的决定”。[15]

但是一个真正自由之人不是一个只会在虚践中自我设计的人，自由之人在意识到自己的当前存在的欠缺之后，还能应该把理想蓝图落实到实际行动之中，通过身体的操作追求一种超越当前存在的存在，然而倪吴诚“只要能讨论一些与他个人的现实生活不相关的问题他就能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如雨得水，而只要谈一点实际的事，与他的生活事业行动有关的事，他就觉得千头万绪，焦头烂额，心绪如麻，垂头丧气”。[16]尽管一个人在困境面前可以自由地选择去克服困难或者自由地选择被困难所征服，但是这种自由其实只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借口或是对无法自由的慰籍罢了。因为自由的本质就是人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把自己作为自己存在的原由，并通过自我设计功能去超越当前的不理想的“我”的存在，实现“我”的超越性，而这种设计功能必然要落实到实践中来。在脑海中的设计功能是具有多维性的，人在虚践中自由地奔向了多种可能立场，在这多种立场中更能反思到自己当前的欠缺，从而为把这理想蓝图落实到实践中准备了基础。如果人不能把这种设计落实到实践中，人的超越性便无从说起，自然也谈不上人是自由的。一个连自我设计都无法完成的人不可能是一个自由人。

个体是一个独立的人格存在，我就是以自己的身体去感知这个世界的，所以我在思考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以自己做为中心出发点，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我就必然把自己领受为这个世界的中心。但是“与他人共在是我的另一个命运”[17]，我们的生存正证实了他人的存在，我们天生地被卷入到一个共同社会之中，而他人也必然和我一个一自己为中心出发点去观察、探索这个社会，这样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所以每个人都必然不能只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无限制地行动，个体实现自我的超越性不能以牺牲他人做为一个独立个体实现自己的超越性作为代价的，他的自

我中心主义并不等于个体的惟我主义，因此人在设计自己的超越性的时候必然要对自己的行为负相应的责任以及承担相应的后果，这就是自由的另一个原则。

倪吾诚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只是到了在外面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想到回家，对于妻子、儿女他都没有能够负起相应的责任。在他还没有为他的家庭负起责任的时候没，他已经把他的妻子当作是他不幸的来源了，他富有激情地说到：

“我的潜力现在发挥出来的连千分之一还不到！就是说，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压在五行山下边，绑在仙人绳里头！这五行山、这仙人绳就是我的婚姻，我的家庭！它败坏我的情绪，败坏我的胃口，扼杀我的灵性，压榨我的精神，辗扎我的灵魂……而只要搬掉这山，放开这绳，我可以做学问，我可以做教育，我可以从政从军经商理财……我什么都能做到……”。[18]

我们可以确信倪吾诚是有一颗真挚的心，也足够真诚，他的言论基本上代表了他的想法，只是他却只看到自己做为一个个体的的权利，却没有为自己所作的行动负起相应的责任，要不然怎么会在妻子怀上了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提出了离婚呢？在满足了自己的性欲之后把对他人的责任抛到了脑后大谈自由的做法只能表明了他远远还没有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对于个体之精神尚未有深入的了解，仅仅从西方舶来了一点自由之思想，但却没有深入地了解到与自由相随的责任。事实上，当他把婚姻当作他事业失败的原因也只不过是自己不肯面对自己的无能罢了，把自己享乐的后果引咎到别人身上。我们看到在他离婚后，他去过延安，积极参加大跃进劳动，也在大学教过书，但是最终也还是没有能够好好把握好机会，他只是“羡慕红火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罢了，他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懒散才使自己事业无成的原因，从内心里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享乐才是自己事业失败的真正原因。

自由独立个体能自主地设计自己，实现自己的超越性，但是与自由相伴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制约。制约与自由其实并不存在二元背反，因为只有在制约的情况下，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起相应的责任和后果，他才能更主动地设计自己的未来，他才能更自由地发挥自己，实现自己的超越性。

大时代的彷徨——论《活动变人形》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多重性

作为中国当代小说中少有的长篇力作之一，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展示是深刻的。自“五四”起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走过了从狂飙到规约、从规约到统一、从统一又到放逐的过程。站在今天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世纪的流变不管是在哪个发展阶段都迥异于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新范式。在这个时期的不同阶段的不同文学范式的规约下，文学自身存在的多重性与复杂性获得了新的阐释。同时，作为处于新旧蜕变的转型期的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被时代赋予了启蒙的使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成为一个时代的国民意识先锋性的体现。

然而，纵观中外文学史，当知识分子处于新生的资本主义和衰亡的封建社会交接点的断层或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异质文化的撞击使他们不满现实，神往另一种生活。精神上的富有，思想上的敏锐与语言上的锋利，足可以使他们成为“英雄”。但意志与行动上的懒惰与怯懦又使他们成了“悲剧式的英雄”，他们的呐喊注定是绝望的反抗，注定是只停留在精神层面上的时代叛逆者。知识分子的这种多重人格是时代早就的，同时知识分子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牺牲品。

《活动变人形》从多重侧面刻画了倪吾诚这样一个富有深度的形象。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矛盾体的典型。倪吾诚出身的时代，中国已经经过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大地上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觉醒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依靠中国本身固有的传统封建文化是无法拯救民族的，只有输入西方先进现代文明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倪吾诚九岁就进入洋学堂，很小就开始思考人生的问题。他钟情于西方文化，在他的眼里，西方代表着文明，古老的中华大地却只有野蛮于肮脏。在呼吸了新气息归国后，倪吾诚鄙弃一切即有的中国根深蒂固的旧伦理、旧道德，并与这些封建文化做艰难的斗争。

作为以文化冲突中的清醒者自居的倪吾诚，他的现实斗争主要来自于家庭，而无论在任何境况下，倪吾诚无疑是绝对的孤独者。在家庭里，妻子静宜、大姨姐静珍、岳母姜赵氏，三个女人结成了反倪统一战线，整日整夜无休止的争吵，家庭变成战场。这是西方于孟官屯-陶村的优劣之争，是封建伦理与西方资本注意新兴文明博弈的战场。这里没有硝烟、没有流血、没有枪炮，但有的是两个时代、两种文明、两种文化的冲撞。

倪吾诚曾一度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两个孩子身上，但从小就深受静珍、静宜、姜赵氏耳濡目染的倪萍、倪藻，对于父亲对他们的说教感到厌烦，甚至敌视。孩子的离弃、对父亲的冷嘲热讽成为对倪吾诚最后也是最为残忍的打击，他陷入了绝望的孤独。

孟官屯-陶村这块贫穷的碱洼地上造就了倪家。这是一块“羊巴巴蛋上搓脚”“打死老

婆”“再说个”的土地。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的几千年根深蒂固的逢甲宗法势力和封建思想灵魂也造就了倪家姜家这样的坚实的封建壁垒。而东进的西方文明方兴未艾，在中国这片古老而沉滞的土地上，社会基础相当薄弱，传统文化在大众心理织成的无形巨网把倪吾诚们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缠结其中，有翅难飞。这就存在着矛盾：不觉醒、不从社会影响下解放出来，就不能和吃人主义决裂，而一旦觉醒了，解放了，反而又无力改造这个社会和文化。这就决定了倪吾诚同旧文化无法脱离，同新文化无法交融的尴尬境地。这种游离于两者之间的非固定状态让倪吾诚最终唯有走向自我的毁灭。因此，他的斗争是徒劳的更是悲壮的。

然而，倪吾诚的反抗同样带有着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软弱性与空想性。当他陷入尴尬失败的境地时，他竟以“我不能有益于国家民族，还不能有益于自己吗？我不能得到友谊爱情和尊敬，还不能得到轻蔑、误解和仇恨吗“”之类的话来安慰自己。而他一腔崭新的学识学问、一股热烈的追求向往、一肚子的愤懑于不同政见，能付之实施的也唯有常常洗澡而已。即使在解放前夕，他突然作出一个伟大的选择，投身解放区时，他的“革命”让知情人目瞪口呆。结果，自然是他未真正地融入革命，而且“不久他就离开了革命大学，应聘到以个不怎么革命的私立大学做讲师去了。”他害怕哪怕是最微小的受苦，他是精神上的伟人，是实践上的侏儒，脱离民众，脱离现实，在反抗攻击封建文化、封建礼教上，倪吾诚是以个十足的悲剧实践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倪吾诚的身上，再现了阿Q式的民族劣根性。

倪吾诚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反复穿插，他在家庭中、在事业上、在社会是形影相吊的处境。他始终在希翼、在求索，却始终不知该干些什么。最终也没有干成些什么。所以，倪藻对父亲作了这样的总结：“他一生追求光荣，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耻辱。他一生追求幸福，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痛苦。他一生追求爱情，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怨毒。”就这样，他过完了他痛苦而无用的一生。

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赵尚同。他同样也留过洋四载，还获得了医学硕士学位，论文又发表在万国医学会上，英语又真的了得，还有外貌出众，风度翩翩。在小说里，他几乎是个全才，这样以个于倪吾诚有着类似经历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被作者赋予了完善的人格，他学贯中西，很好的将西方文明于中式文明结合在一起，他父亲是地主的账房先生，也算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孝顺父母，与那常人认为和他一点不般配的妻子相敬如宾，中国礼教的“仁义礼志信”在他身上充分的展现了出来。

他用西方所学的先进科技医治好姜家的病，又保留了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传统美德，成为有口皆碑的圣人。也正是因为出现了这样一个圣人，才让倪吾诚自惭形秽，他终于认识到处于文明夹缝中的自己原来所以自认为可以自豪的资本化为乌有。可以说，赵尚同是一个没有深入西方文明的人，但他真正做到了“师夷长技”。这以人物的出现绝非偶然，因为有倪吾诚，就要有赵尚同作为其对立面出现形成对照。他的人格完善、道德崇高、学贯中西、尊礼重道、仁义尽孝等都对倪吾诚构成反讽的效果。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形象。赵尚同，以一个高的视角来审视人生，审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苦痛，。他儒雅、他包容，他才是真正的绅士。类似的人物形象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也有出现，即朱先生。但不同的是，朱先生是作为全书的灵魂，作为超脱世俗、超脱利害、超越人性的充满神性的儒家圣人贯穿着全书的。他的神性最终以其化作白鹿精灵而逝去。而《活动变人形》中的赵尚同是专门作为与倪吾诚的无用形成鲜明对比的全才出现的。这种比较的深刻性更在于两人有着相同的留学背景，而两人在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态度上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是值得倪吾诚去反思的，更是值得所有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去反思的。因为，倪吾诚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上升到整个民族反省百年来中国实现现代化所走过的路的问题。

书中还有一个更为重要而特别的人物，那就是倪吾诚的儿子倪藻。叙述主体是隐形的，是冷眼旁观者。小说中的讽刺效果主要靠细节的夸张铺排而呈现。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嘲讽的姿态，如对静珍早上梳妆的连续铺排式的嘲讽。而在以讽刺为主基调的小说中，倪藻在小说中却没有被讥讽，也从来不会不加引号的连环说话。同隐形的叙述者一样，倪藻以冷眼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周围家人的无休止的争吵。作者有意安排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家庭关系并拉开与其他人的距离，将其定位为一个具有反省意识、改造意识、理性意识的有别于父辈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小说中的泼绿豆汤事件，倪藻在其中正是扮演着这样一个有着清醒的破旧立新意识的自省者形象。在绿豆汤实践刚刚发生之际，叙述焦点马上转到在一旁被吓得目瞪口呆的儿子倪藻身上，在全家人的哭闹中，儿子觉得“真烦闹，真烦闷”，倪藻八岁的时候已经产生了这样模糊而又坚决的思想，必须改变这一切，是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由于这个少年目击者的参与，小说进入了不同的意义结构。通观整部长篇，谁都有错，谁都可怜，谁都不幸，谁都是悲剧人物，除了倪藻。这或许正是作者寄托于叙述主体，而叙述主体又寄托于倪藻对那个时代，更是对后来“文革”十年的劫难予以反思。因此，便出现了倪藻这样的后来者的审视角度。

《活动变人形》，这样的从不同视角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多重性的作品，它的深刻性足以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为数不多可以和其他现代文学经典对话的长篇小说。一个世纪过去了，反观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路，知识分子类型的多重性与知识分子本身人格的多重性一直在以个或隐或现的轨迹上演变着。直到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成为历史、现实发展的必然。转型是商业化的市场的需要，更是自身适应大时代的抉择。然而，作为长期处于夹缝中而找不到一个固定位置的中国知识分子，这种转型或许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或许，这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王蒙《活动变人形》的个体精神解读摘要：本文以个体为立足点，以个体意识来分析作品里面人生悲剧的来源，说明个体意识的欠缺，无能实现人超越性，最终只能苟且存活的悲惨命运。本文虽没有直接阐述个体精神在未来的现代后现代进程之中的重要性，但是通过反观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人物所生存的背景文化的分析，也展明了在现代后现代进程中立个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关键词：个体；独立；责任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讲述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半知识人（我觉得倪吾诚还不够资格称为知识人，所以以半知识人称之）在旧式家庭中的苦闷、游移和迷惘，向往西方现代文明而不可得，一生挣扎而终无所获。倪吾诚出生在近代社会革命风云突起的时代中，五四的思想开始逐渐深入人心，倪吾诚从九岁起开始上洋学堂，从小就失眠开始思索人生存的意义，而且还能无师自通地反对缠足,对佃户谈论国父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教导，评说迷信活动并扬言要砸掉祖宗牌位，（也许血液里继承了他祖父的思想）是一个很有现代思想的年轻人。然而另外一方面，倪家是生存在孟官屯的穷乡僻壤里，这是一块“羊巴巴蛋上搓脚”、“打死老婆”“再说个”的土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这里封建宗法势力封建思想依然浓重，人们思想落后而又固执、粗野，视野狭隘，倪吾诚的母亲为了留住儿子的心，竟引导自己的儿子吸鸦片，还试图给他说给老婆来保住自己的儿子的命。这两种相冲突的思想观念下，倪吾诚还是无力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精神，未能真正地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就注定了他在未来与旧文化斗争中必然失败，也注定了他人生的必将无所作为，在虚有的幻想中走完他失意的人生。倪吾诚的人生悲剧是从他不自主的婚姻开始的，他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着走出这个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囚笼的婚姻，但是由于他自身的软弱，他只能是越陷越深。我们已经说过，倪吾诚是一个具有初步的现代民主意识的人，他从来都不隐讳自己向往自由的愿望，他热爱生活、向往文明，对落后的、肮脏的、非人性的生活深恶痛绝，看着自己的儿女不能过上一种文明的生活而深深地感觉到痛心。如果可以有假设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如果他能找到一个能像他这样更加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女性的话，他的婚姻也许会幸福的，但是现实却是他娶了一个百分之百的传统妇女，一个已经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思想深入脑海之中，一个脚踏实地的安安分分地想做一个贤妻良母的女性，这两个基于不同文化的人的结合必然暗示着悲剧。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不能说静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她最大的特征就是有自我设计的意愿和能力。人作为一个实在的身体存在，他/她必须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在虚践（与实践相对）中构造一个完美的超越自身实在的理想蓝图，再通过实践实现此蓝图，这就是一个自我设计的过程。虽然我们也看到静宜在不停地为生活而奔波，也看到她对丈夫的苦口婆心的劝导，希望能使全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我还必须清楚地了解一点，那就是个体的自我设计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便是独立个体的自我设计应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设计的最终归属应该回到自身上，而不是把这种自我设计寄托在他人的身上，不是寄希望别人为自己设计出理想的未来，因为此种行为便已经暗示着一个独立个体的消失了。静宜所期待的幸福其实最终都不过只是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一起经营这个家庭，她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丈夫的身上。倪吾诚大病一场后，在师大的工作也被辞了，于是终于肯“安心”（真的安心吗？）地回到家里，静宜不仅不伤心，反而内心里觉得高兴了，“中午，静宜用葱花炝锅煮了一碗挂面，挂面里卧了两个鸡蛋给倪吾诚补养”。在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到她其实已经把自我设计交给了自己的丈夫，而自己对前途唯一的设计便是期待着倪吾诚为其人生作设计，换句话说，她把自己的前途、希望都寄托在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丈夫身上了。即使在最后她设下鸿门宴，当着各亲戚好友的面，声泪俱下地控诉倪吾诚的忘恩负义，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倪吾诚能迫于舆论的压力，真心地与她好好地

过日子。静宜几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独立地生活，她那深入骨髓的传统妇德思想让她只能把生活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夫君的身上，而没有独立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独立精神的缺失，使得她与稍具有现代思想的倪吾诚之间的婚姻出现裂痕，并最终走向悲剧。如果说静宜这个安分守己又缺少独立精神的人对他们的婚姻悲剧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话，那么倪吾诚对这个悲剧应该负更大的责任。我们说过，静宜只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典型妇女，她虽然缺少独立的人格精神，但是她却一心地为这个家的幸福作最后的努力，她养育儿女，照顾因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才回到家的丈夫，我们是不能因为否认了她的独立人格精神而否认了这些行为对维护一个家庭来说的重要性的。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倪吾诚这个所谓留过洋的人时，我们发现他的个体独立性并不比静宜好到哪里去。他从小入洋堂，后又出国留洋，受到现代思想的熏陶，然而尽管如此，他依然是没能成长成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自我设计功能的独立个体，顶多就是一个热爱的新生活的乐观主义者罢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自我设计功能便是先在虚践中构划出自己理想的超越此刻立场的新立场点，并在实践使自己逐渐接近这个新立场点，但倪吾诚只有虚践新立场的时候，却几乎从来都没有真真正正地去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在学生面前高谈阔论“我要和你们一起做出重大的激动人心的决定”，对妻子说自己要翻译外国书籍，然而到了老年的时候，他还自己下的结论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这样一个“半个体”者，无力于践行自我设计的功能，于是对所有的追求也只不过是口头上的热情而已罢了，所有的民主、自由、尊严都在他试图享乐的那一瞬间被遗忘了——尽管很多时候也许他不得不忘。作品中用倪藻的眼光来描述了倪吾诚向杜慎行借钱时的情形：“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杜伯伯显然是讨厌地掏出了一点点钱，相当于父亲开口索要的钱数的十分之一……然后是父亲的兴奋和生硬的笑声。这笑声已经够难听了，好不容易笑完了，偏偏又无端的重新从头笑了一遍。一共笑了三遍。就像公鸡不肯打鸣，而一个人捏着它的脖子，捏得它不得不出鸣叫一样。” 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个缺少独立精神的人，其人生如何能不失败呢。如果倪吾诚放弃了尊严借钱只是为了维持他家庭的生活的话，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原谅这种行为，而不至于因此而否定了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资格，然而，当我们想起他在借钱的钱一刻还去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热水澡而忘记了家庭的拮据的时候，我们不免要继续坚持我们对他的裁判了。其实静宜对他的要求是很低的，他作为一个吃过点洋墨水的知识分子（静宜可是这么认为的——虽然我们只能把他称为一个半知识人）他又在大学里做教师，待遇也不算太差，她唯有的要求就是倪吾诚能多照顾一下这个家庭，少在外面花天酒地，让家里的孩子也可以过上温饱的日子，她的要求是很低很低的，并没有太多的奢望。但是倪吾诚连这一点都作不到，只是在那里空谈他的自由恋爱的幸福，全然不能负起自己作为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责任。王晓华教授在他的《个体哲学》中写道：“我（个体）作为他人命运的创造者必须为他人的原始命运负责”，换句话说，如果你生产了另外一个身体，便必须对这个新的还没长成独立个体的新生命负责。但是倪吾诚在打算和静宜离婚的前不久却还让静宜怀上了另外一个新生命，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行动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独立个体所不应该具有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仅仅要对自己的生命做自我的设计，让自己朝着理想的立场点前进，他还必须为自己已经做出的行为负相应的责任，而并非为所欲为的以牺牲他人的幸福作为代价来实现自己享乐的目的。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倪吾诚一生的悲剧以及因他而造成的其他人的悲剧，最终都是由于他不能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独立个体，他追求光明幸福的决心因为没有独立的人格精神而更加成为了生命的累赘，这种决心因为没有独立的人格精神作为后盾，从而使倪吾诚便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单不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还让其他人跟着他一起陷入黑暗的牢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