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中文系老教授印象记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第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上的演讲精彩实录各位尊敬的校长、尊敬的老师，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因为今天我是奉我的老学长俞敏洪学长之命前来报道。
本来题目是俞敏洪校长规定的，但是我在底下聆听了四中校长和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的发言之后我临时想不讲国学，我想改改。
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以一个家长的身份，以一个老师的身份，我来谈一谈对教育的看法，对中国当下教育的看法只有四个字“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中国今天的教育，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中国教育今天所有的看法都起源于一种错误，我们没有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是教育，我们不断在让步，在为自己找理由，为孩子们开口目前。
我想说教育不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我不相信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
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有一个固定的心态不怕有问题，只要找到办法就能解决，我告诉大家有些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
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当你得了癌症，是早期发现的时候还可以，如果发现不去治疗或者用更坏的办法去对待，或者说纵容它发展，到了癌症晚期再去治疗还有用吗？没有用。
我想教育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教育的现状，我们也给出了很多理由，也有很多理论，我们也在做很多努力。
但是请问大家相信中国的教育真的还有救吗？我觉得恐怕很难说。
我个人绝不相信。
为什么？我们有太多的事实而非的想法在脑海里。
我们对中国这30年的发展早就不再是发展，中国面临着很多人文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问题。
比如我们的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是人文历史上地球上有人这个物种以后所出现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亚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集中在那么短时间、被国家计划的集中出现。
我们所有的教育理念、所有的教育方法、教育手段从来都是针对有兄弟姐妹的孩子。
今天我们教育者拼命在反思，但是别忘了接受教育的对象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物种，我们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教育这些孩子。
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讲快乐教育，我们讲我们的童年很快乐，我们的童年快乐吗？各位老师。
复旦奇人孔宪德简介
复旦奇人孔宪德简介孔宪德，1927年10月2日出生于上海，是中国传说中的“复旦奇人”，他曾是复旦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他的职业生涯可以追溯到1949年，当时他在复旦大学任教。
孔宪德于1951年被授予复旦大学教授、1955年被授予中央研究院院士、1966年被授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他是中国现代学术界影响力较大的杰出人物之一。
孔宪德曾就读于上海第二中学和复旦大学，1951年获得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55年获得复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他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传统文学和文论，从早期的文学理论到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新文学，他都有研究著作。
孔宪德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唐宋文论》、《文学史》、《古典文学》、《文学批评》、《新文学研究》、《古典文献》、《文学理论》、《文艺概论》等。
他也出版了以《中国古代文代》为主要内容的教科书，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学术研究的重要著作。
孔宪德被誉为“复旦奇人”，学者一般认为这主要是由他在复旦大学任教多年，把复旦大学建立起来、成为一流大学的贡献。
孔宪德曾受日本研究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的热烈欢迎，他的研究也帮助复旦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学科。
孔宪德也曾担任过多个国家、社会等重要职务，他曾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研究院文科研究部副主任、中国学术会议文学研究会会长等。
他先后受到《国务院政府特殊贡献奖》、《全国文艺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文艺贡献奖》等殊荣。
孔宪德在业界具有较高的地位，积极参与几代学者的培养，被誉为“中国文学史学的奠基者”。
他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台湾文学史研究均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的言论、社会活动也被广泛认可。
孔宪德于2017年1月2日去世，他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和学术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孔宪德凭借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和个人影响力，成为传奇，他的精神永存。
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杨玉良校长
我为此十分难过，而且也感到愤怒。学生低头捡帽子难道是她自己错了吗？希望同学们所拿到的照片上有自己，是小题大做吗？试想，照片上缺的不是这位学生，而是我们某位学院的院长或者书记，又会怎么样？也许你们就会连夜找人印将出来！我不得不把我前面说过的话重复一遍：一颗没有精神家园的心灵，不可能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也就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情感关切，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一个人的冷漠引起了另一个人或者一批人的失望，心灵的底线一退再退，那么最后也就退到校长这里，然而校长无处可退。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期望所有的复旦人自觉地去守护复旦的心灵？在这里，我唯一能做的是，我代表学校向那位女同学表示道歉！
一百年前，两位复旦公学的同班同学分别留学欧美，年龄可能比我们在座的还要略小一点。一百年后，两人分别作为中国的人文和科传颂。这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陈寅恪先生，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言说成为温家宝总理一生所崇尚的格言。他还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应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另一位是竺可桢先生。他说：“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
你们在追求更加完美的自我的同时，也对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复旦充满期待。去年的毕业典礼上，我对同学们说，希望我们复旦学子走上社会，不要做高高在上、漠不关己的批评者，要努力做勇于担当责任、解决问题的创造者。对2011届的毕业生，我也怀着同样的希望。我相信你们走上社会，一定会以自己的心灵和想象力，养护社会的心灵，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并和以往不同。这也是复旦的心灵和想象力在全社会的延续！
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
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您是1957年进复旦大学的，那个时候中文系好像只有一位一级教授——郭绍虞先生。
陈允吉：陈望道先生也是一级教授，管语言研究室。
我们57级一进校拿到新生手册，其中就有一篇郭先生谈治学方法的文章。
新学年开全系大会，系主任朱东润先生给大家介绍老师，第一位就请郭先生站起来和大家打了个照面。
郭先生有些胖，在教授里年纪最长，德高望重。
不过他那个时候在市里工作很多，在系里不担任课程，学生不太碰得到他。
我跟郭先生认识要到“文革”，他要到学生班里参加学习，有段时间每天上午都来。
“文革”时候老师学生都要写要抄大字报，我抄了很多大字报，我的字本来不好，抄抄大字报就有了进步。
有位64级的同学跟我说，郭先生看到你抄的大字报，说你字写得很好！我得到郭先生的鼓励，感到很温暖。
后来有一次在向阳饭店（以前叫来喜饭店，“文革”时改名）吃饭时碰到，他又当面夸我的字。
郭先生“文革”前就是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会长，系里就数他和朱东润先生字写得最好。
当时我还没有系统接触佛教典籍，就向他请教《五灯会元》是本什么样的书，他告诉我说：“《五灯会元》是部灯录，主要是记载禅僧的言论的。
”后来点校二十四史，我跟郭先生就更加熟悉了。
1973年后我们被安排在四川中路的新华书店总店工作，中午胡裕树、顾易生、徐鹏等几位先生要睡午觉，我就去城隍庙逛一逛，有次正好碰见郭先生和一位同行者因不知往何处搭乘回家的车辆，在丽水路上徘徊良久，我帮他们找到了那个公交车站。
郭先生晚年的科研助手蒋凡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一开始在外地，郭先生觉得他蛮好，就给市里写信请求帮助，就把蒋凡调到上海来了。
郭先生写完文章有时会让我先睹为快，譬如他的《声律说考辨》等文章，虽然并未涉及外国的资料，但对中文资料的使用往往是竭泽而渔的，他在学术上辩证的力度令我感到非常震撼。
郭先生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一说。
我共住一个寝室的同仁施昌东，搞美学的，先是胡风案受到一些牵连，后来鸣放的时候说了几句话，被打成右派，女朋友没有了，婚姻问题一直没解决。
陈望道——中国著名教育家
陈望道——中国著名教育家陈望道介绍中文名：陈望道外文名：ChenWangDao别名：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浙江义乌出生日期：1891逝世日期：1977职业：教育家、语言学家毕业院校：中央大学信仰：马克思主义主要成就：倡导拉丁新文字运动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发动“大众语运动”共产党上海地区早期发起人翻译《共产党宣言》代表作品：《辞海》(主编)、《标点之革新》、《修辞学发凡》、《漫谈“马氏文通”》担任要职：复旦大学校长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性别：男拼音：chenwangdao陈望道(1891.01.18—1977.10.29)，男，中国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南山、张华、一介、焦风、晓风、龙贡公等。
浙江省义乌市人，1891年1月18日他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金华中学，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大学等高校教授。
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篇《共产党宣言》，担任过旷世巨著《辞海》总主编，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和《修辞学发凡》等专著。
现上海复旦大学里仍保留陈望道先生的旧居。
生平介绍学习历程民国4年(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
民国8年(1919年)5月回国;同年6月，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
1920年12月起，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参编刊物民国9年(1920年)5月，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
同年春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8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民国10年脱离共产党。
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讲义》(民智书局)一书，是中国有系统地讲授作文法的第一部书，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民国16年兼复旦大学教授，并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
我印象中的季羡林先生
我印象中的季羡林先生作者：江锡铨来源：《莫愁·时代人物》2021年第11期20世纪30年代初，四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同在国立清华大学学习，由于共同的文学爱好走到了一起，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学新星，时称“清华四剑客”。
“四剑客”中的季羡林、吴组缃、林庚都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
改革开放之初，我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时，有幸在“四剑客”中除李长之外其他三位先生门下奔走。
吴组缃、林庚两位先生都是中文系教授，老当益壮，自然时常在课堂上耳提面命;而季羡林先生长期执教于东语系，我虽在公开场合下面聆过先生的教诲，但并未登堂入室、传承衣钵，只能算是他广义的学生。
当然，“广义的学生”也还是学生，学生和老师总会有近距离的接触，但所有这些接触都是在季先生浑然不觉之时，所以，也即民间所谓“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式的接触，其中印象较深的有两次。
一次是在我进北大的第二年春季，美籍华裔学者欧阳祯教授来北大讲学，安排在北大当时最大的教室——第二教学楼203室。
大家热情高涨，203教室座无虚席，座位间的走道里都站满了人，还有更多的人在教室门口和楼道里张望。
欧阳教授来了，颀长，西装革履而略显拘谨。
一位头发斑白的老教师忙着为欧阳教授开道，随后为讲座和欧阳教授做了简短的介绍，再看看已经爆满的教室，便很随意地在讲台边上坐了下来——203教室的讲台是一个离地约20厘米，五六平方米的水泥平台，也差不多等于席地而坐了。
周边的学生们则纷纷效尤敬陪末座，很快就把讲台也坐满了。
举步维艰的欧阳教授于是成了汪洋中的一棵树。
直至“一棵树”开讲前弯下腰来，毕恭毕敬地向老教师致敬和致谢时，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位席地而坐的老者竟是时任北大副校长、大名鼎鼎的比较文学前辈学者季羡林先生。
教室里有些轻微的骚动，但很快也就平静下来了。
我这才仔细地看了看季先生：面貌清癯，神情蔼然，着一件那个年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洗得有些褪色的蓝涤卡中山装，戴一顶同样颜色的解放帽，所有的纽扣，包括风纪扣都系得严严实实。
张怡微：不能把复杂简单归类
主持人：李昌鹏受访作家：张怡微张怡微，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导师。
出版有《细民盛宴》《家族试验》等作品20余部。
极端情境像显微镜，把人的潜意识和情感等，扩大至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有的作家喜欢把人物放在比较特殊和极端的情境，来完成人物心理、情感的转变。
张怡微并不属于前者，她潜沉于日常的书写。
日常生活本身，往往显得平静，是轻戏剧性的，而她写出了平静日常之真味，关乎生命、爱，寂灭、永恒……她小说的推进力量，如春夏交替，缓慢有力，顺应自然，无可抗拒。
在张怡微沉静有力的叙事中，有对事件入木三分的精准镂刻，也有对人物幽微心理的纤毫毕现，既有细致描摹的耐心，也有成竹在胸的挥洒。
主持人：张老师的许多小说并没有特地说写的是上海，但我从中读到了上海韵味。
我不过到过上海几次而已，我琢磨着，可能是因为上海在文学作品中有着自己的味道。
上海或许也是一种隐性的“主人公”，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你小说中的人物是如何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一部分的？张怡微：没有那么刻意设计。
在哪里就写哪里。
我写过很多地方，包括台北、香港、北京、广州，这两年因为写一些离散主题，还写到了海外。
我从台北拿了博士学位回上海工作之后，又慢慢回到了原来的汉语表达的环境。
“海派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变动的文化，海纳百川的意思就是各种外来文化，包括周边省市的移民、海外的移民等等，共同形塑市民精神。
这个市民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变化。
我祖辈是江苏武进人，2019年，《小说界》杂志邀请我和周洁茹一起去常州市武进区一个书店做文学活动，题目也定得很妙——《独在异乡为异客——她们如何在他乡写作》，当地电视台来采访我，不断问我对家乡的印象、离开家乡的感受，我都说不好。
但是那是我第一次被称为“武进籍”作家，印象很深。
我作为一个作者，没有办法左右别人怎么看。
别人觉得我是什么样的，那是别人的事。
主持人：确实啊，我们在做自己，却也在被善意地、不停地贴上各种标签，或许那些标签是立体身份的一部分。
汪雨萌印象记
今日批评家记得有一次看到一张海报，报告人是汪雨萌，要给高中生做一个写作的讲座。
我立刻对她充满敬意，谈高考作文怎么写或者我是如何写的，这是一件太有挑战的事情，后来听说汪雨萌的高考作文是满分，立刻放松了神经，她拥有实战经验，也有理论知识，应该可以讲好这个题目。
听她讲过自己学习写作的一件趣事儿：春天来了，很多学校都会有一个程式化的作业比如《寻找春天》，汪雨萌在作文中用了花团锦簇、万紫千红之类的形容词，她妈妈看到后批评了她，并且带她到郊外看了看花草树木，感受下春天的气息，回来之后她看到什么就写了什么，每一种花草有了自己的名字和独特的形容词，而不是集体的名字和概括性的形容词。
从这件小事儿可以看出汪雨萌有着雅正的写作修养和品味，从一开始就走在反程式化的写作之路上。
认识汪雨萌的时候，她刚刚博士毕业，但已经是一位成熟的评论写作者了，在各种平台上陆续读过她不少文章。
从文字风格看，她一定是一位好学汪雨萌印象记项静的。
博士论文要求有原创性的观点，字数一般都在十几二十万字，远非硕士论文可比。
而能够在三四年的学制中准时完成学业、取得学位的学生，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只有百分之三四十。
在考虑博士论文的方向时，我征询她的意见。
她说打算做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家庭婚姻问题。
应该说，这是个好题目。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形态的变化与思想观念的裂变，在家庭婚姻问题的描写与揭示方面确实出现了巨大的转型，值得深入探讨。
但我也觉得题目太大了，作家、作品不计其数，读博期间完成起来比较吃力。
于是，我建议她能否找个小的切口，比如一个作家群，或者一个作家进行研究？甚至我还启发她：范小青、王安忆、池莉？按理，当导师将学生的题目大幅度缩小时，学生往往会强压制住内心的兴奋而故作遗憾地说：好吧，等博士论文做完后再接着做。
但没想到的是，她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力图在一个时间的跨度中来展开她的论题。
我有些吃惊，也有些佩服。
这是一个有学术野心的学生。
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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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中文系老教授印象记作者：罗银胜来源：《世纪》2020年第02期朱東润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读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真是藏龙卧虎，十几位老教授个个学问高深，身怀绝技。
其中，朱东润先生是我敬仰的教授之一。
“军人死于战场，教师终于讲席”，这是朱东润先生生前经常提及的一句话，也是他治学不辍的真实写照。
朱东润先生崇尚正义，作品总是充沛着激越的爱国主义崇高情怀。
他在《陈子龙及其时代》一书结束时说道：“真正的战士，必然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或者死亡。
”他说的寓意是极其令人深思的，而且真正做到身体力行。
朱东润是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
他是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我1980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
当年9月初中文系召开迎新会，身为名誉系主任的朱东润先生，也莅临会场，向一群乳臭未干的学子训话。
他一身素雅的夏布装，留着短发，戴一副玳瑁眼镜，严肃端庄……记得朱东润先生训话的主旨无外乎“我们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作家不是中文系所能培养的”。
他老人家的一番话，给在座沉浸于“作家梦”的同学们，无异当头一棒！多年后，每当回想这一情形，不能不承认，朱东润先生的话是对的，他深谙文学的真谛。
经院学习固然重要，但作家更重要的是实际生活经验的积累。
1960年7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水照，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工作，所里给他指派了一名导师，此人便是学贯中西的钱锺书。
直到1978年，王水照因为要与家人团聚，调离北京，来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
笔者当年在复旦中文系读书时，王水照先生曾经给我们班级上过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唐宋段，以及选修课《苏轼研究》。
在课堂上，王水照先生经常提及钱锺书的名字。
一次还特意提到钱锺书先生在给他的信中说，“郭朱二老，当代耆硕，学问笃实，亦京华冠盖中所无也。
”他说的“郭朱二老”，就是指朱东润先生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另一位大学者郭绍虞先生。
朱东润先生平时生活简朴而有规律。
他不抽烟，也不喝酒，而且不喜广事交游，很少参加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
平时，除了备课、授课，与学生、研究生、同事、友人等谈话外，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作文，数十年如一日。
他每天坚持写作两张稿纸，写完了便休息，或看点轻松的书刊以消遣。
朱东润先生长期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以儒家的积极用世而自律，但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素养。
他还是一位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善。
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校园文化风起云涌，校门口两端一溜玻璃橱窗，轮番陈列各种展览，朱东润先生的书法作品经常现身于此，这些笔力遒劲、气度不凡的字体，具有一种奇妙的魔力，令人不能自已。
我们总是驻足慢慢欣赏，从此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赵景深先生我在母校读书时，听闻不少老教授的故事。
赵景深先生也是我非常仰慕的老师，由于他当时年事已高，难得到校，但我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戏曲研究家，他毕生笔耕不辍，著书甚富。
我曾经读过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赵景深印象》（李平、胡忌编）一书，掩卷遐思使我更加怀念赵景深先生。
见过赵景深先生的人都了解，他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蔼的老人。
赵老胖墩墩，笑呵呵，手温而软，给人温煦的感觉，丝毫没有盛气凌人、傲视一切的架势。
我无缘见到赵景深先生年轻时的面影，不想读了收在《赵景深印象》中的赵易林的几篇文章，却满足了我的心愿于万一。
赵易林先生是赵老的公子，他以他的亲见亲闻和亲历，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诸如《父亲与“女星社”的组织者邓颖超》《父亲与幽默大师老舍》《父亲与落魄才子朱湘》《父亲与小峰舅舅》《关于绿波社》等文，勾勒了赵老早年投身革命、耕耘文坛的一些侧影，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赵景深先生作为戏曲专家，不但精通理论，还妙解音律。
他很早就爱好昆曲演唱艺术，常常登台演出。
他与京昆大师俞振飞先生过从甚密，并一直担任上海昆曲研习社社长。
记得有一次系里组织聚会，他当场来了一段曲子，赢得满堂彩。
虽然时光流逝多年，但留在脑子里的印象还恍如昨日。
记得我还读过赵景深先生的日记，这些日记除了记录日常起居之外，还详细记载了他晚年的学术活动、学人往来等内容，为读者展示了这位戏曲研究大师忙碌而又充实的生活场景，令人浮想联翩，心向往之。
特别是读到赵景深先生在日记中，提及与我的同班同学王岗、邱辛晔等人的接触，尤感亲切。
王岗、邱辛晔当时都是李平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而李平则是赵老的嫡传弟子。
据邱辛晔告诉我，赵景深先生病重后，李平老师安排王岗和他去病房“值班”，看护照料赵老，送赵老最后一程。
刘季高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复旦中文系，虽经“文革”浩劫，系里的老教授仍然名声煊赫，刘季高先生就在其中。
我从母校毕业后，有一年听说刘老所撰《斗室文史杂著》，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马上到书店购得。
尽管只是薄薄的一册，拿在手里却觉得颇似千钧。
大学时代亲承謦欬的情形，又重新浮在眼前。
当时复旦中文系的老教授虽说早已“解放”，但却似“古董”一样，轻易不露面，与本科生的接触机会更是比较少。
然而，刘季高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
记得刘先生教我们的是《左传研究》，每周两课时。
他上课很有特色，没有讲义，不用教材，每次上课时，也不带拎包，而在口袋里装有若干纸片——一种类似卡片﹑又似练习本的薄纸，上面直书文字，蝇头小字，密密麻麻。
每当讲到一篇章节，他就摸出一张纸片，吟诵相关文字，然后就此内容作一些解释或说明，十分干净利落，要言不烦。
在我的印象中，刘季高先生总是身着一件靛蓝色的哔叽中山装，有点稀疏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戴着一副秀郎架眼镜，气色闲定安详，且又优雅慈和，略带微笑，给人一种非常和蔼可亲的感觉。
在授课过程当中，刘先生始终神采奕奕，一丝不苟，广征博引，又不乏自己的见解，同学们听了大受启发。
刘季高先生的《斗室文史杂著》荟集了他的百余首旧体诗，展示了刘老鲜为人知的诗人风姿。
读着这些品格高雅﹑寓意殷切的诗歌，我仿佛又见到刘先生执鞭的场景。
书中有一首《西江月·送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届毕业同学》词：文史三冬足用，海天鱼跃鸢飞。
冬冬腊鼓报春回，几处寒梅吐蕊。
惜别西腔动魄，论文笔阵惊雷。
前程无限莫低徊，子曰后生‘可畏’。
（西腔：西北民歌之代称。
元萨都剌句：“步虚声里带淮腔。
”）贾植芳先生贾植芳先生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母校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
我在校求学期间，有幸面聆謦欬，毕业以后更是隔三差五去看望贾植芳先生。
记得贾植芳先生追悼会那天上午，我特地去了一次鲁迅公园，拜谒了鲁迅先生墓，参观了上海鲁迅纪念馆。
因为一直以来，在我内心深处，贾植芳先生的精神与鲁迅精神一脉相承，他们都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文人精神，他们都是中国人的脊梁。
作为“喝鲁迅奶长大”的一代学人，贾植芳更入世，对现实中的热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对个体生命的忧戚充满了人文的关怀。
贾植芳先生倡导把“人”字写端正，这些饱含生命意义的精神遗产，其实是中国文人的血脉传承，也是十分宝贵、值得珍视的。
出了鲁迅公园，我径直来到宝兴殡仪馆，参加贾植芳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
贾老的遗像两边挂着大幅挽联——“从鲁迅到胡风，冷眉横世热肠扶颠，聚悲智良心傲骨侠胆为一腔正气;由社会到书斋，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创作翻译学术育人开八面来风。
”贾植芳好友兼难友何满子、吴仲华夫妇在挽联上写道：“受屈常将屈辱视为特种幽默故能历劫坚挺，做人要把人字写得格外端正诚乃匡世嘉言。
”贾先生一生追求是“把一个人字写端正”，自云“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一生经历坎坷，其跌宕起伏的经历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然而贾植芳先生的一腔热血、爱国之情始终不坠。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始获平反，重执教鞭，桃李满天下。
我在母校求学期间，虽未选过贾先生的课，但听过他开的讲座。
记得有一年恰逢复旦校庆，许多平时难得露面的老教授纷纷设坛讲座，贾先生也在其中，他讲的内容是对中国新文学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考察，他广引博征，侃侃而谈，十分引人入胜。
先生讲课中夹杂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毕业以后，只要回母校，我总要到国定路第九教工宿舍的贾老家里，坐在贾老身边，望着他瘦小的身子，心想：这八九十斤的身躯里，一半是热血，一半便是铮铮铁骨了，他多么像沙漠中的胡杨，他不会死，死了也不会倒下。
贾植芳先生是性情中人，记得有一次我和太太一起去他府上看望，正好他老人家的旧译《契诃夫手记》一书，收入由彭燕郊主编的《散文译丛》，在湖南文艺出版社重版了。
此书的旧版是1983年11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早就购读了。
那天看见我携太太一起看他，贾植芳先生满脸堆笑，连忙拿出新版的《契诃夫手记》，要送我们俩分享。
我谢辞道，此书我已经有了老版本了，还是送别人吧……贾植芳先生听后，有些不乐意了。
他说：“我又不送给你，我送给你太太。
”能够一再受赠贾先生的大作，当然是我们晚辈的荣耀。
贾植芳先生还在赠书上留言，我们真的受宠若惊。
回到寒斋，打开《契诃夫手记》，突然看到书中夹着一张汇款单（影印件），原来湖南文艺出版社送他的20本样书，根本不够送人，他又自费向出版社邮购样书。
后来我又选编了贾植芳先生的回忆录，这部题为《我的人生档案》（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回忆录，收录了贾植芳先生回顾自己人生经历和先生对亲朋好友的回忆文章，这样全面地汇集先生忆舊性的文章，应该说是第一次。
由忆旧性文章组成的这本回忆录，可以看出先生那种对历史和现实，对社会和人生，对知识和学问的深邃思考和忠于友情的人格，以及“生命不止、战斗不已”的坚韧精神。
透过这些历史风云的文字，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灾难史，同时也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希冀和企求。
贾植芳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经许多年了，但我们可以透过他以生命书写的这些书页，感受到先生的正直刚毅和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正是贾植芳先生道德文章的绝好写照。
章培恒先生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章培恒先生不幸去世，已有多年。
每当回想与章培恒先生生前交往的点滴往事，不禁神情黯然。
1980年我考入母校时，正巧章培恒先生应邀到日本讲学，回国后即继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先生之后，出任中文系系主任。
我们在系里召开的会上，经常能够领略章培恒先生的风采。
此时，章培恒先生早已摆脱“胡风冤案”的阴影，以厚积薄发的《洪昇年谱》一举成名！作为章培恒先生治下的中文系年轻学子，我们都想听他的课。
但是，系里却没有给八○级排他的课。
我只好出一下策，探听到课程表，到别的班级去旁听章培恒先生的课，对他在课堂上心无旁枝、博闻强记、舒缓自如的讲课风格，终身难忘。
毕业以后，我有时去章培恒府上看望先生，一如既往，又是风轻云淡的惬意闲谈。
一次，谈话中章培恒先生正色而言：“小罗，我记忆当中，我并没有给你们八○级上过课。
”确实，章培恒先生没有正式上过八○级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