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碧峰峡旅游开发模式的意义

论碧峰峡旅游开发模式的意义——兼论“一般风景类土地资源”与“遗产资源”的旅游经营异同发布时间：2011-8-1信息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1作者:徐嵩龄随着旅游业日益成为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旅游地经营制度已成为我国旅游界、遗产界、土地资源界讨论的热点。

由“雅安万贯碧峰峡有限公司”开发与经营的碧峰峡风景区“碧峰峡生态乐园”,在2000年初诞生后,以其风景旅游和休闲旅游的吸引力与经营绩效,在四川省和全国旅游界引起轰动,并在中国的风景管理界乃至中国的世界遗产管理界引起关注、讨论与争论。

碧峰峡生态乐园的创建者与支持者,将这一开发、建设、经营的实践总结为“碧峰峡模式”,并认为这一模式对于我国风景资源利用,对于调动民间资金和人才用于发展中国风景旅游业,尤其对发挥旅游业在中国西部开发中的先导作用,有着开拓性意义。

然而,一些风景管理界人士则对这一模式所体现的国有风景资源的民营转让以及风景区景观质量保护的可靠性等问题提出质疑。

而且,上述讨论与论争还因这一模式能否适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旅游资源开发而进一步复杂化。

经过几年的实践,现在可以对碧峰峡模式的性质和价值作出界定。

而这种界定对中国风景旅游业和遗产旅游业的制度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将依次讨论以下四个问题:①碧峰峡模式的性质与特征;②碧峰峡模式能否适用于遗产的旅游经营;③遗产的旅游经营可以从碧峰峡模式中学到什么;④碧峰峡模式的政策影响。

一、碧峰峡模式的性质:一般风景类土地资源的旅游开发与经营模式碧峰峡模式的创建者对于这一模式有着自己的理论概括。

他们将这一模式分为“新”、“旧”两种。

其中,“旧”碧峰峡模式被称为“国有旅游资源与民间开发资本的结合模式”,即“国有民营模式”。

其内容是:“政府出资源、企业出资本,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授权一家民营企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资源进行整体控制与开发。

”“新”碧峰峡模式被称为“倡导新生代旅游”。

其内容包括:旅游资源、旅游市场、旅游人才以及其它旅游要素的进一步整合;旅游资源、旅游项目、旅游服务的进一步开拓和创新;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参与的监督审定体系;确保企业、消费者(游客)、当地政府与社区共同获益。

应当说,将碧峰峡模式分为“新”、“旧”两种,并不确切,因为它们之间并不是后者(即所谓“新”模式)替代前者(即所谓“旧”模式)的关系。

它们的内容表明,后者不是否定前者,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的丰富与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从实践上看,前者已有具体成果,后者尚处于原则性设想阶段;从内容层次看,前者是制度层面的,是最具挑战意义的,而后者是经营技术层面的,没有太大的争议。

因此,本文对碧峰峡模式性质的讨论,将主要针对前者而言。

在评价、讨论、争论碧峰峡模式的意义时,人们大多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碧峰峡模式的资源前提,也就是说,碧峰峡模式所处理的是什么类型的旅游资源问题。

碧峰峡无疑是优质风景资源。

它具有风景七要素中的六项,即地形地貌、水体、植物、动物种群、民风和民俗、人文掌故与传说。

然而,从这些要素各自的价值等级看,在四川省或四川西部或西南部地区,碧峰峡仅具一般性质,均不处于价值等级的顶端,均不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替代性,因而不必作为高品位遗产来处理。

实质上,碧峰峡属于一般的风景类土地资源,是众多土地资源类型中的一种。

它的资源经济学性质是与农田、草原、山区、林区等土地资源一致,是可以也应当进行商业性开发与经营的。

所不同的是不同的土地资源应有不同的开发、利用、经营方式和管理标准,如农业之于农田、牧业之于草原、林业之于山区、房地产业之于城市土地,等等。

风景类土地资源的商业性开发,与其他类型的土地资源一样,都必须遵循两条原则:Ⅰ.应使开发的经济效应最大;Ⅱ.应使开发产生的负外部性最小乃至为零。

一般来说,土地开发的外部性大体包括两类。

其一是与资源保护有关的“生态外部性”,其二是与当地社区和当地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社会外部性”。

在土地开发中,应尽可能使这两种外部性为正,应尽可能减少这两类外部性的负面影响。

这样,可以将原则Ⅰ称为“经济效益原则”,将原则Ⅱ称为“外部性制约原则”。

对于碧峰峡这样的风景类土地资源,在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下,简单地进行种植业开发、牧业开发、林业开发或城市房地产开发,往往不是获取最大经济收益的恰当途径。

而旅游开发以及与旅游相关的房地产开发,却可能是碧峰峡土地资源利用的正确选择。

所谓的碧峰峡模式,应当从风景类土地资源类型、风景类土地资源的经济学性质及其开发必须遵循的两条原则等角度加以认识。

首先,碧峰峡作为可以用于商业性开发的土地资源,它与其它类型土地资源一样,其开发权及其后的经营权,完全可在合法的契约下由民营公司承担。

因此,碧峰峡风景区的民营,与农田、牧场、林区的土地承包制以及城市房地产业的民营一样,均是合法合理的。

其次,雅安万贯碧峰峡有限公司选择“旅游休闲业”作为碧峰峡风景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向。

显然,这一选择将资源价值与市场需求较好地统一起来,其经济意义远高于过去的传统产业选择。

它完全符合土地开发利用的第一原则,即“经济效益最大”原则。

第三,碧峰峡的开发基本上是“顺势开发”,很少有“逆势开发”。

所谓“顺势开发”,是让开发沿着资源价值和功能的优势方向,并进一步使之凸现与强化。

所谓“逆势开发”,是指开发、利用资源价值和功能的劣势方面,或以人为制造的场景取代资源原先的本色。

很明显,对风景类土地资源的旅游开发来说,无论是经济效益的获取还是对负外部性的抑制,“顺势开发”都远比“逆势开发”要好。

雅安万贯碧峰峡有限公司的“顺势开发”包括以下内容:①充分调动、利用、提炼、整合现有的风景资源要素,如天龙凌云、龙凤桥、十指补天、千层岩瀑布、女娲池、天衣有缝、原始森林、碧峰寺等;②创造、引入了无害于原来的天然资源但却能大大增强旅游景区吸引力的新的旅游要素,如生态动物园、雅女园、博物馆、生态别墅区、温泉疗养区等;③充分发挥天然生态资源的多功能性与多价值性特点,开拓和创造“符合生态学原理、具有生态学特色”的新的旅游经济要素,如森林氧吧区、森林探险区、珍稀植物观赏区、生态农业观赏区、中草药基地、熊猫基地等,以及它们所带动的一系列产业,如绿色食品业、房地产业、医疗康复业等等。

这些“顺势开发”既能进一步提高碧峰峡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又能有效抑制对天然生态资源的负面影响。

第四,为了尽可能抑制负环境外部性,万贯集团除实施“顺势开发”外,还采取了以下防范措施:①建立了一系列节污、治污设施和管污制度,以克服旅游和休闲活动所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②确保天然生态资源及其功能的可恢复性。

由于任何开发,即使是顺势开发,对资源的负面影响总是或大或小地存在着,因此,除力求使这种影响最小外,还应做到在放弃这一利用方式后,资源及其原先的生态环境功能能够恢复。

应当说,在碧峰峡风景区开发中,对负环境外部性的防范是比较周全有效的。

第五,碧峰峡模式在防范负社会外部性上也颇有成效。

万贯集团对碧峰峡的旅游开发,不仅使自己获益,同时使碧峰峡周边社区、雅安地区以及碧峰峡地区原先的林业和电业部门职工共同受益。

它既直接吸收了当地劳动力,又带动了当地新的产业发展,并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公司每年向当地政府缴纳税金约500万元,带动当地ＧＤＰ增长近3亿元,完全吸纳了原先林场的职工,以从事公司林区的养育、防火等工作,景区原住居民人均年收入约6000—7000元。

可见,碧峰峡模式不仅克服了可能出现的负社会外部性,而且将之转化为正社会外部性。

从上述五点可以看出,碧峰峡模式实质是对风景类土地资源进行商业性的民营旅游综合开发,并在其开发、建设、经营中遵循“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与“负外部性最小化原则”。

这与其它类型土地资源的商业性开发模式的实质是一致的。

碧峰峡模式真正创新之处在于风景旅游资源的民营开发。

中国是一个风景类土地资源的大国,具有日益增长的旅游市场需求,迫切需要类似碧峰峡景区这样的旅游开发实践。

从这一角度看,它是开拓性、革命性的。

和我国其它经济领域的民营企业一样,万贯集团经营碧峰峡风景区具有风险意识。

中国民营企业的辉煌开端,往往缘于产品的独创性而获得的垄断。

但是,企业的长久繁荣则需要发挥综合因素的作用。

对于从事旅游景区经营的民营企业来说,应有初始垄断优势丧失的危机感,坚持不懈地进行自然与人文资源的保护、旅游产品的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以及资源市场与消费市场的开拓。

二、碧峰峡模式不是遗产旅游的经营模式碧峰峡模式的推出,导致中国遗产旅游经营体制论争出现新的波澜。

一些人认为,这一模式似乎适用于中国遗产旅游业。

但是,这是一种误解,因为遗产旅游与一般的风景旅游有着不同的资源前提。

这里所指的“遗产”,是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与《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建议》所定义的。

本文所指的遗产概指世界级层面与国家级层面的遗产,包括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国家级历史文化遗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遗产与一般风景资源相比,有着本质区别。

1.遗产的价值是在严格的人文、科学、美学意义上加以界定的。

它具有独一无二性、不可替代性,而一般的风景类土地资源不具备这样的价值等级。

2.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享用,是以遗产的原真性为前提的。

它首先是一种文化价值型享用,即对遗产的历史、科学、美学意义的享用。

而人们对一般风景资源的享用主要是感观意义和生态功能上的享用,并不一定以风景资源的原真性为前提。

3.对遗产保护的理解,必须严格建立在遗产的“原真性”概念基础上。

从这一角度看,任何有损于遗产原真性的行为都是破坏,都会造成不可恢复、不可再生的影响,都是不允许的。

但是,对于一般风景资源来说,人类附加的建设与开发行为,不仅是可以的,有时还是必要的,只要这些开发活动能满足土地资源的生态环境保护及其生态功能的可恢复性需要即可。

由于遗产与一般风景类土地资源有着上述不同,对它们必然存在完全不同的管理制度。

在中国,这些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由于遗产在文化价值(历史、科学、美学意义)上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因此,遗产管理是文化事务,是“保护”与“展示”,具有非营利性。

而一般风景类土地资源的管理则是经济事务,主要是合理的商业性开发与经营。

第二,由于“保护”是遗产管理的首要任务,“展示”具有相当的公益性质,并且遗产管理需要专门的知识能力,因此,在现时中国,遗产管理应完全由国家遗产主管部门及其下属的遗产管理单位承担,而不能由旅游部门或企业或私人等代为行使。

第三,由遗产“展示”所派生的“遗产产业”(包括遗产旅游业),它的经营(包括遗产的旅游经营)现已成为现代遗产管理制度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并与传统遗产管理制度存在区别。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遗产经营是一种与遗产特性和遗产使命相协调的特殊制度,应由遗产管理单位实施,而不能转让给非遗产管理的国有或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