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梁启超的新史学
读梁启超《新史学》
读梁启超《新史学》《新史学》是梁启超先生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提出了许多对中国史学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观点和理论。
本文将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题，对其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和分析。
首先，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复古与提倡新”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的古代历史学已经停滞不前，需要与西方现代史学相结合，借用西方学术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方法来推动中国的历史学发展。
梁启超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史学的成果，以现代历史学为基础，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
其次，梁启超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他认为传统的史家倾向于重视史实的收集和整理，而忽视了对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研究。
梁启超主张历史研究应该注重对历史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分析，以及历史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探究。
他提出，研究历史应该关注历史事件的发生背景、内在逻辑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历史事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本身的描述和记录。
此外，梁启超还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大历史观”的概念。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超越个别事件和时间的限制，而是要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把握历史的大趋势和规律。
梁启超主张，研究历史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把握历史发展的整体和全局，以及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他主张将历史研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从而深入理解历史的本质和意义。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一次重要反思和创新。
他提出的“复古与提倡新”的观点，倡导学习西方历史学的成果，以现代历史学为基础，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
他还提出了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批判和反思，主张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分析，以及历史背后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探究。
此外，他还强调了对历史的宏观研究和历史发展的整体把握，提出了“大历史观”的概念。
《新史学》是梁启超思想的一次重要体现，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的新史学
梁启超的“新史学”1、建立的原因❖《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
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
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可见，梁启超对旧史学非常不满，因此就要建立新史学。
那么不满在哪儿呢？2、对旧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确实没有接触过对史学的批判。
我们提到历史、史书，就觉得以前的史书很多，记载的东西也很多。
如果问以前的史学有什么弊病吗？就会觉得，弊病？什么弊病？不知道。
那看到梁启超的文章，他对旧史学就进行了特别犀利的批判，所以我觉得特别新鲜，感触也特别大。
❖“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四病二弊三恶果”❖“四弊”指：❖“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也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可见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史学应当是全体国民的历史。
“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
”史学家记载历史，你只记载这个朝廷的历史，记载这一朝代是怎么建立的的，怎么发展的，怎么灭亡的。
你记载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吗？是国民的历史吗？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吗？你不记载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却记载帝王的、朝廷的历史！朝廷和国家一样吗？我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个人就说了一句话“我可以为国家而死，可是我绝不甘心为政府而死。
”这两个意思应该差不多吧。
“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
梁启超与新史学
1918年底至1920年3月，梁启超游历欧 洲诸国。回国后，他对自己曾深信不 疑的进化史观产生了怀疑。此外，由 于梁启超退出政坛之后，其主要精力 主要集中于学术研究这一阶段，梁启 超的史学研究获得了极大的丰收，其 主要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为这一时 期的代表作。
梁启超晚年还十分关注中国近代新兴 学科考古学的进展。
在进化论史学思想已然深入人心 后，大批学者具有强烈的求变心理， 梁启超的议论切合了某种时代的要求， 新史学的思潮迅猛兴起。在新史学潮 流的冲击下，传统旧史学在理论上难 以应对，史学界的主流呈现出一派新 气象，史学发展的前沿具备了如下新 的共同趋势： 第一，转换旧史学的认识标准， 以进化论历史观为标准进行史学研究。 梁启超提出了指出：“数千年之历史， 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 世界也”。
1840年鸦片战争后，古老而悠久的中国史学开始向近代形态转变。并于20 世纪初年形成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所谓“新史学”。 “新史学”是建立在批判和超越封建旧史学基础上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样式， 是旧民主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史学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在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新史学”的领军人物以梁启超、夏曾佑）为主，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学 者（如章太炎、刘师培等），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新史学”代表了晚 清时期的整个资产阶级学术阵营。 新史学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客观上为马克思主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革命中的又一重要贡献 , 是他 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 对中国古代的思想遗产作了比较系统的 整理, 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 作了开拓性的工作。 第一, 对孔子和儒家思想重新作了评价, 初步打破了儒家独 占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局面。 第二, 注意对时代思潮的研究。抓住各个时代的思潮来认识中 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发展演化,这是梁启超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 史的一项重要方法。
梁启超新史学名词解释
梁启超新史学名词解释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核心在于批判传统史学的弊端，强调历史研究应以“求真”为首要任务，以“致用”为目的。
首先，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而忽略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涵盖更广泛的主题，包括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变迁、文化的传承等方面。
二是传统史学过于追求“致用”，即服务于政治和道德教化，而忽略了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其次，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应以“求真”为首要任务。
他主张通过科学的史料考证和严谨的研究方法，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同时，他也强调历史研究应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
最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引导了史学研究的转型。
同时，他的思想也激励了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探索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理论。
它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梁启超的新史学名词解释
梁启超的新史学名词解释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知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他对于中国的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尤其在新史学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对于历史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了创新的探索。
本文将通过解释梁启超的新史学名词，来探讨他对于历史研究的独特思考和贡献。
首先，让我们来解释一下梁启超提出的“史实”的概念。
梁启超认为，史学研究的根本就是研究史实。
他将史学看作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和研究，而这些历史事实包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在梁启超看来，史学家应该通过对于历史事实的全面搜集和分析，来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
他主张通过客观和科学的方法，来寻找史实中的共同点和规律，以期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和洞见。
其次，梁启超提出了“史书”的概念。
他认为，史书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史学家对于史实的整理和阐释。
梁启超指出，史书应该准确地记录历史事实，同时还应该增加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和评价，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他主张史书应该具有科学性和思想性的双重特点，既要符合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又要对于历史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见解和思考。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梁启超提出的“史学理论”的概念。
梁启超认为，史学理论是对于历史研究方法和原则的总结和概括。
他指出，史学理论应该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
科学性意味着史学理论应该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符合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律。
系统性意味着史学理论应该能够对于历史研究提供一套完整的思考框架和理论体系。
创新性意味着史学理论应该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能够发现新的历史问题和开展新的研究方法。
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了“史学批评”的概念。
他认为，史学批评是对于史书和史学研究的评价和审视。
梁启超指出，史学批评应该站在批评者的独立立场上，客观地评价史书和史学研究的价值和局限。
史学批评应该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的双重特点，既要保持对于史学研究的严谨和客观，又要对于历史问题提出有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
梁启超的新史学
苦阳子：重读梁启超的新史学——以史学借鉴导出政治变革的理由梁启超新史学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批判与创新精神。
他的新史学观是在对封建旧史学的反思与批判中形成的，也正是因此才展示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开创性功绩。
当下，中国正是”爆炒国学“与“红色记忆”泛滥之时，重温梁启超的“新史学“和”史界革命观“颇有现实意义。
晚清王朝时，面对外来侵略和内部腐败，其所代表的皇权专制政治也已走到了尽头。
于是社会便开始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与”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相比，晚清社会的转型是以政治转型领先，经济转型滞后为特征的。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社会政治的变革成为决定和影响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救亡意识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渴望了解西方和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因素，并由此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改革要求。
从立宪到共和，从改良到革命，随着社会政治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晚清传统政治文化处于不断瓦解中。
这种政治形势，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思想文化和学术，因而也就导致了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的不相适应更加明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深感无史之痛：“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
“所谓无史，并非中国没有历史，而是指中国没有与近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史学。
在新史学的倡导者眼里，就是没有“民史“、”国史“和“信史”为中心的史书，没有能够与民族独立进步、国家富强发展相关的历史学。
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必须革新。
而恰恰正是这个时候，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入，极大地启迪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国家、民族、民权、平等等观念逐渐取代了朝廷、帝王、专制，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观念，为新史学提供了价值内容。
于是，一批学者在批判旧史学之弊的同时，提出了创立中国新史学的问题。
在这场中国史学界批评旧史学的主战场上，其旗手竟不是“激进革命派”，而是一度被认为“改良派”的梁启超等。
梁启超在新史学的创建上，并非以“保守“姿态亮相，而是以革命的批判立场开局的。
梁启超的_新史学_是文化史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张昭军【提要】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
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
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
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梁启超 文化史 普遍史 专门史 文化史观一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化大师和史学巨擘。
1929年,他归隐道山,去今虽历八十余载,但他所留下的史学遗产仍有认真梳理的必要。
①本文瞩意于梁启超“新史学”与文化史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此前已有学者论及。
神谷正男认为,梁启超的史学前后两期在①比如,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性质,就有民族主义史学、启蒙史学、科学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等诸多称谓。
王晴佳的《台湾史学50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指出,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本质上是科学史学。
唐小兵的《全球空间与民族主义者论述:梁启超史学思想》(Global Space and the N ationalist D iscourse of M odernity:The H istorical Thinking of L iang Q ichao,Stanf ord University Press,1996)、汪荣祖的《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收入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等则认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民族主义史学。
汪荣祖同文指出:“论者辄谓:梁氏之《新史学》具‘启蒙’与‘实证’精神,甚至是在提倡科学的史学,殊与事实相违。
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
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新史学》是梁启超先生在1895年所著的一本著作，它试图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探讨中国历史的性质和发展规律。
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启迪，让我深刻认识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同时也让我反思了当今社会的一些问题。
首先，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真谛在于研究当前问题”。
也就是说，历史不应该仅仅是一个过去的记录，更应该是我们理解当今问题、发现解决之道的工具。
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今的问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问题的根源，并为解决问题提供更有价值的思路和方案。
其次，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应该“尊重事实，剖析原因，发扬精神”。
对于历史的研究，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表面现象，需要通过深入挖掘历史事实、分析原因，来探究历史背后的本质规律。
同时，在探究历史规律的同时，应该弘扬历史人物的精神，从而启示当代人们面对挑战的勇气和智慧。
最后，梁启超还提出了历史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观点。
他认为，把历史教育仅仅视为知识灌输，是对历史教育本质的误解。
相反，要通过历史教育，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其对历史的对话和思辨能力，从而塑造出具有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
这本书的阅读让我深刻认识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并激发了我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热情。
在当今社会，我们也正面临着各种复杂的问题和挑战，如何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更好地解决它们，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读书无涯，这本书只是我的一份启迪，我会不断地去探索更广阔的思想空间。
《新史学》是梁启超先生在1895年发布的一本著作，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性质和发展规律。
本书启迪读者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历史不仅是一个过去的记录，而且是在了解和解决当前问题的道路上的工具。
同时，历史研究应该尊重事实，分析原因，发扬精神，通过对历史背后规律的探究来找到解决现代问题的途径。
历史教育应该培养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
最后，阅读此书有助于激发读者探索更广阔的思想空间，更好地面对当今社会复杂问题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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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
“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
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
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
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
“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
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
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
”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
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
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
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
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
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
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
（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
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
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
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
（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
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
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
（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
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
（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
（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
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域。
（7）在方法论上旧史学不出经史的范围，走文以载道或乾嘉考据的老路。
新史学多借重西方社会学的方法。
进化论的思想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思想，促成了国人世界观的进化。
（8）从旧史学的地位上看，旧史家开始为神的仆役，后来又变成了帝王的侍臣，再变为民族主义的炮手。
新史家既不愿替神权或君权服务，也不愿专以发扬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为职志，他们眼中所关心的只有人类。
他们所从事的，只是人类的文化和幸福。
这是新史家把他们贡献于全人类的宏原，就是与旧史家地位分离的鸿沟。
（9）就史学的性质上说，新史学的性质是客观的、大众的、现实的、进步的、科学的，与旧史学恰立于相反的地位。
新史学侧重现在的问题，侧重在普遍的理法，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揭示。
也就是说新史学不仅注意例外异常的情形，并且注意普通的一般现象。
（10）在历史编纂学等方面，从前滥用史料，而现在知道严厉检查了；从前好用主观，偏重文采，而现在知道利用分工的方法了；从前只限于沿革的记录，而现在知道要于史实间探出理法了。
总之，旧史家之动机多源于恨，新史家之动机多起与爱，其教授方法，旧史家以教师为主注入的；新史学以学生为主，自动的，旧史学重记忆，新史学重推理，旧史家重保守，新史家重进取。
①（二）新史学的历史地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家的心目中，新史学有很高的地位，他们认为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方法、从主观动机到客观效果、从时间到空间、从价值论到史家地位，还是从史学性质到历史编纂学等各方面，都是全新的面貌。
新史学不仅提出了要进行史界革命、史学革新、建设新史学，而且还对旧史学进行了初步分析；其主张不限于史学，更成为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确立了进化史观的地位；尝试编写出一批新的中国通史，把新史学变成一种切实的实践，梁启超用文白参半的“新文体”，既宣传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主张，又在社会各界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对后来的五四运动起到了前驱的作用。
这些都奠定了新史学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
首先，新史学成为国人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
作为与社会思潮紧密相关的新史学思潮，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所起到的这种振聋发聩的作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新史学学派的史家介绍弱小民族的亡国史以警示国人。
据统计，从1900年到1911年，出版此论著超过50种以上。
这些此类论著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手段，或记录亡国人民的悲惨生活，其目的都是令国人自警，总结教训，奋发图强，挽狂澜于既倒。
在实践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和发展，起到了思想启蒙和催人惊醒的积极作用。
其次，从对旧史学的批判，到重新认识以往旧史学主张的提出，不论其具体态度如何，应该说是自觉的史学意识进一步加强的表现，是以前所没有的。
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批判，认为旧史学有“四弊”“两病”“三恶果”，此外，他还以“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和历史研究的范围与内弄等专题，对旧史学的重要范畴进行了重新的认识。
正统之弊，主要是君统观念在作祟，梁启超对正统观念的破除，对封建、道统的有力批判，对新史学的观念和普及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论书法中，对所谓的春秋笔法进行了批评，认为“春秋之笔法，非所以褒贬也。
”梁启超以国民之前途命运为中心，对历史评价的标准进行了初步的界定。
这些都说明梁启超等新史家均试图在重新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确立了近代进化史观。
20世纪初，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宣传，近代进化论不仅使整个社会振聋发聩，更在学术思想领域奠定了其不可移易的地位。
新史学对于近代进化论虽无首创之功却有普及宣扬之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梁启超认为史学本身就与进化现象分不开。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各派之间政治上分歧的扩大，人们对历史进化的方式、原因也做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历史进化论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但是，无论何种进化论，在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这一基本认识上是一致的，此后谁也不认为历史是循环的，更不认为是退化的，而是向前发展的。
这种历史观的变革是历史认识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
第四，新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对历史的理论的重要范畴进行了初步探讨，使历史学在学科建设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20世纪20年代前后，社会历史及其运动变化状况，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在这个过程中，《新史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前在历史学家眼中历史人物多是一个个个体，好像不受一切外物所左右，史学家本人多半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下功夫，社会科学处处从环境入手,认为其生理、心理，日常生活和特别行为，都与前后左右的社会有联系，使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较前大为开阔。
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考查也更近于科学。
新史学在中国史学思想从旧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开心布局的作用，大大推进了中国史学的学科化建设。
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也为日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历史编纂学上，新史学尝试了新的编纂体例，并有一批新体中国通史问世。
正因为有了进化史观的理论指导，有了对社会历史的新认识，才可能有新体的中国通史问世。
章节体一个最大的功能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脉络，之所以分章分节，均以大量实例来说明人类社会的进化和道理。
（三）新史学的局限性新史学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其对旧史学的过激否定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从历史观上看，梁氏说“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砧书”。
事实如何呢？对于历史进程到底如何看呢？是不是几千年的历史只是无穷无尽的斗争，一点变化都没有呢？显然不是。
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历史是永恒不变的《礼记*礼运》篇对社会历史“大同”“小康”的划分，把这种意识更向前推进了一步。
因为“大同”说的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前的状况；“小康”说的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后的状况；这是私有制产生前后的两个阶段，这种朦胧的认识，含有真理的成分。
还有中国历史上对“理”“势“的认识，都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朴素进化思想。
这种对历史进程的看法，显然有不断进步的一面。
其次，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梁说：“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有认为几千年来之史所记无非邻猫生子之事，比如,“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
”那么事实如何呢？史料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史料的范围扩大了，对史料的处理方法也日益精审了。
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辑佚书、辨伪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古器物学、年代学、严格地理、史料学、以及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等，或者直接属于史料学范围，或者跟史料学有密切关系，足以说明史料的范围大大扩宽了。
在史料学的处理上，从搜集、校订到考辨，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些成就不仅可以说明中国传统史学中历史文献学之发达，恐怕在世界上也罕有其匹。
复次，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梁氏所说旧史学详古略尽，知故不知今，陆沉国民之罪，实乃史家的罪过。
列传本纪等，实际上是无数墓志铭的合成。
事实如何呢？传统史学不但不详古略今，相反，详今略古倒是一个传统。
孔子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②但他又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无从周”③这说明他还是注意现实的。
司马迁作《史记》，从上古写到汉武帝，也有所谓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之分，而且叙述原则则是越远越略，越近越详，这是不是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近现代的学术思想史。
中国史书体裁的丰富多彩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最古的史书流传下来的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书，一种书就代表一种体裁。
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纲目、学案等门类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