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师范学院新校训

校训及说明
校训：厚德崇实善学敏行
说明：
厚德：语出《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厚德与大学精神一致。

《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德是做人根本，厚德是成才的前提，也是为师的职业操守，同时惟有厚德才能包载万物，兼容并蓄，这也体现了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

崇实：语出《论衡·定贤》：“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

”崇实本意为崇尚实际、崇尚朴实。

崇，有尊重、推重之意。

崇实体现了“以真为本、以实为基、以干为荣”的理念，也与我校“四实”（诚实、扎实、踏实、朴实）人才培养目标一致。

善学：语出《礼记·学记》：“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

”
善学既符合传统为学精神，又能体现时代发展要求。

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不仅要博学、勤学，更要善学，惟有善学，才能学有所得、学有成效。

对从教者而言，理应“善学乐教”，惟有善学才能善教，善学是近知之道、立教之本。

敏行：语出《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敏行，既符
合传统文化知行合一更重行的精神，又能体现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注重实践，强调行动，要求行应主动、行应勇敢、行应进取、行应创新、行应有效。

敏行，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中国民族器乐的历史悠久。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流行吹笙、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等器乐演奏形式，那时涌现了师涓、师旷等琴家和着名琴曲《高山》和《流水》等。

秦汉时的鼓吹乐，魏晋的清商乐，隋唐时的琵琶音乐，宋代的细乐、清乐，元明时的十番锣鼓、弦索等，演奏形式丰富多样。

近代的各种体裁和形式，都是传统形式的继承和发展。

民族器乐有各种乐器的独奏、各种不同乐器组合的重奏与合奏。

不同乐器的组合，不同的曲目和演奏风格，形成多种多样的器乐乐种。

各种乐器的独奏乐是民族器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琴曲《广陵散》、《梅花三弄》；琵琶曲《十面埋伏》、《夕阳箫鼓》；筝曲《渔舟唱晚》、《寒鸦戏水》；唢呐曲《百鸟朝凤》、《小开门》;笛曲《五梆子》、
《鹧鸪飞》；二胡曲《二泉映月》，等等，都是优秀的独奏曲目。

纯粹用锣鼓等打击乐器合奏的清锣鼓乐，音色丰富，节奏性强，擅长表现热烈红火、活泼轻巧等生活情趣。

如《八仙序》（浙东锣鼓）、《十八六四二》（苏南吹打）、《鹞子翻身》(陕西打瓜社)、《八哥洗澡》（湘西土家族"打溜子"）等。

由各种弦乐器合奏的弦索乐，以优美、抒情、质朴、文雅见长，适宜于室内演奏。

如《十六板》（弦索十三套）、《高山》、《流水》（河南板头曲）等。

高山流水
用吹管乐器与弦乐器合奏的丝竹乐，演奏风格细致，多表现轻快活泼的情绪，如《三六》、《行街》（江南丝竹），《雨打芭蕉》、
《走马》（广东音乐），《八骏马》、《梅花操》（福建南音）等。

由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合奏的吹打乐，演奏风格粗犷,适宜于室外演奏,擅长表现
热烈欢快的情绪。

如《将军令》（苏南吹打）、《大辕门》（浙东锣鼓）、《普天乐》（山东鼓吹）、《双咬鹅》（潮州锣鼓）。

有不少吹打乐种，在乐队中兼用弦乐器，因而音乐兼具丝竹乐的特点，如《满庭芳》(苏南吹打)、《五凤吟》（福州十番）等。

一般说来,北方流行的吹打乐重"吹",吹奏技巧高；南方流行的吹打乐重"打"，锣鼓在吹打乐中起重要作用。

传统民族器乐演奏多与民间婚丧喜庆、迎神赛会等风俗生活，以及宫廷典礼、宗教仪式等结合在一起，较少采取纯器乐表演的形式。

民族器乐的实用性使不少器乐曲牌因用于不同场合而产生变化。

传统民族器乐曲都有标题，分标名和标
意两类。

标名性标题只给乐曲取名以示甲与乙之区别，它和音乐内容无直接联系,如《工尺上》、《四段锦》、《九连环》、《十景锣鼓》等。

标意性标题以曲名、分段标目和解题等提示乐曲的内容，如《流水》、《霸王卸甲》、《赛龙夺锦》等。

民族器乐曲按传统习惯分为"单曲"与"套曲"两类。

单曲多为单一独立的曲牌。

套曲由多个曲牌或独立的段落联缀而成。

如南北派十三套琵琶大曲，晋北的八大套等。

如按乐曲的曲式结构类型分，主要有变奏体、循环体、联缀体、综合体等，其中以变奏体、联缀体最为多见。

创作中各种变奏技法被广泛运用。

民间艺人在一首曲牌反复演奏时，善于用各种演奏技巧对旋律作加花装饰而形成变奏，如《喜相逢》(笛曲)、《婚礼曲》（唢呐曲）等。

"放慢加花"也是一种常用的变奏手法，它将"母曲"的结构成倍扩充，同时作加花装饰。

如《欢乐歌》（江南丝竹）、《南绣荷
包》（二人台牌子曲）、《柳青娘》（潮州弦诗）等乐曲都把"放慢加花"的段落安置在"母曲"之前。

另一种变奏手法是采取变化主题的结构，如二胡曲《二泉映月》主题在其后的五次变奏时作句前、句中或句末的扩充和紧缩。

而琵琶曲《阳春白雪》中之《铁策板声》则采取结构次序的倒装。

这种结构次序的变更在锣鼓段中更为常见。

20世纪20年代以来，刘天华、聂耳等对民族器乐的继承和发展做过一些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工作者继续对各种优良传统曲目进行整理、加工、改编，使乐曲原有精神得到更加完美的表现，同时还涌现出大量的新作品。

乐器改革方面，在统一音律、改良音质、扩大音量、方便转调、增加低音等方面有了很大进展，并产生了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合奏等新品种，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

编辑本段
发展历史
先秦：编钟改写先秦的音乐历史
编钟
在中国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
编钟是先秦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

它的出土改变了一段时间内在民族音乐领域内
所认为的先秦音乐只有五声音阶的观点，彻底改写了整个先秦的音乐历史。

据了解，曾侯乙墓被发掘以后，其中有陪葬的64枚编钟。

从编钟以及钟上的铭文反映出的内容看，中国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能制造出七声12律齐全，还可以旋宫转调的编钟，因此这些编钟被视为考古界和民族音乐一个历史性的符号。

编钟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既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乞求平安的祭祀用品。

唐朝：以弹拨音乐为主体的华丽浪漫民乐时代
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的提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乐器的制造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唐朝音乐的特点是以弹拨音乐为主。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经济水平相比于秦朝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与此相应的，在民族音乐领域内，先秦那种在室外演奏的、相对粗糙的编钟渐渐衰落，而具有浪漫和华丽色彩的弹拨音乐、歌舞乐队迅速发展起来。

另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包括高丽、胡人、西域等地音乐开始传至中原，极大丰富中国民族乐器的品种。

进入宋朝后，弹拨音乐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管弦乐得到了了发展，这也是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这种趋势和宋朝的战争不断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

元朝：文人推动下繁盛的元曲时代
元朝没有科举制度，于是大批的文人都转入了民间艺术的创作之中。

元曲因此具有很强的故事情节性，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进一步促进了它的繁盛。

中国的元曲同外国歌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元曲重要形成了一系列的曲牌名，每一个新的创作都是利用已经形成的曲牌名。

而外国的歌剧就没有这样的“格式”可以套，所有的创作结构都是全新的。

到清朝以后，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乐器繁盛的时代，以明末清初出现的二胡就是这个时代民族乐器发展的一个缩影。

汉人的音乐一直都是以“单字”居多，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萧、笛、琴、钟等。

通常在乐器中出现的两个字的乐器多是外国传入中国民族音乐之中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唢呐、二胡等。

近代：民族音乐发展艰难
二胡演奏
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为大部分观众所耳熟能详，但是李教授认为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时期，民族音乐的发展进入一个步履蹒跚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两个标志性人物就是阿炳和刘天华。

刘天华是我国着名的民族音乐家，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刘半农的弟弟，他是与瞎子阿炳同时代的一位着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经典代表作有《月夜》、《空山鸟语》、《良宵》、《光明行》等。

这位民族音乐的宗师是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第一人。

从他开始，中国民族音乐进入了学堂化的发展时期，这使中国民族音乐发生了质的变化。

建国后：民族音乐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建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中国建设战天斗地的气氛使社会各阶层群情激昂，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也由此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广泛开展，出现了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乐曲，如很多人熟悉的《赛马》、《喜看麦田千层浪》等作品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的作品。

在这一时期，民族音乐的一些旧的观念得到了剔除，很多西洋乐曲中的一些新的元素被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