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读后感

娱乐业时代的反思——读《娱乐至死》有感久闻这本书的大名，不少文章和评论专栏都引用了这本书的观点，作为其批判当今电视娱乐、综艺节目的的理论依据。

那时就觉得这会是本让人思考、发人深省的书。

这学期，终于借着这个机会阅读了这部书和相关资料。

它的确是一本值得读的书，我也从中收获了很多。

在此，我想从以下个方面来谈谈我的一点认识和思考。

娱乐业时代的到来1、作者观点：电视把一切都变成了娱乐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中文版的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画中一家四口，父母和两个孩子围坐在电视机前，本该是一个愉悦温馨的画面，但画中的四个人都没有头颅，只看得到躯干。

这略带诡异的画面，配合着“娱乐至死”的标题，似乎已经体现了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电视将人们变成了一个空壳，没有了思想，丧失了判断，麻木不仁，任人摆布。

为阐明这一观点，作者在书中用了四章的篇幅，分别对新闻、宗教、政治、教育四大电视内容进行了分析。

电视新闻本该是严肃的，然而在这类关于“真实”的美丽帷幕背后，却浮现着娱乐粗俗而狰狞的面目。

我们从电视新闻报道的“好……现在”中，只能看到零散杂乱的新闻，再残忍的谋杀、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再悲惨的事件，被紧跟在后面的广告瞬间消解了它的重要性，让人感觉这不是真实的事件。

电视提供的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隐藏在其中的是以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为特点的反交流理论。

通过电视传播的宗教带有明显的现世主义倾向。

以前的宗教都努力通过艺术、音乐、神像和令人敬畏的仪式来吸引人们，通过赋予事物魔力来让我们获得神性。

但电视里的宗教节目通过舞台的搭建、名人的捧场、市场的推广来吸引观众，获得商业利益。

扎根其中的娱乐性实际上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

电视广告是现代政治观点表达的重要工具，它已成为政治话语最本质的象征。

在政治竞选中，政治家要做的就是把自己作为娱乐素材推出，塑造一个观众期待的政治形象似乎比他想要表达的政治内容更为重要。

建立在快速变化的电子图像上的教育似乎变得轻松而愉快。

观看教育节目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不需要有记忆，学习和运用的东西不需要阐释，任何信息、故事、观点都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

对电视来说，教育节目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作者援引大量的数据和实例，向我们证实：人类已从印刷业时代步入到娱乐业时代，电视具有娱乐性无可厚非，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2、写作背景：1980后的美国社会转型作者提出的观点与当时社会文化的整体娱乐化趋势密切相关。

从社会思潮来看，传统的价值理念遭到了巨大的颠覆。

以“节俭”、“勤奋”、“稳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规范逐渐被以享受和身体感官的满足为核心的享乐文化所取代。

整个社会开始注重自我个性发展、“感性解放”，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娱乐精神，西方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从文化背景上来看，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受到愈来愈多人的欢迎，追随商品交换法则的文化工业，让受众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情趣之中。

从传媒体制来看，美国主流传播媒体的运作方式都是商业化的，营运的根本目的是赚取利润。

而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罗理·沃伯认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

”因此，为获得收视率，赢得广告客户的青睐，媒体在内容选择、内容形态上有很明显的媚俗取宠倾向。

总的来说，1980年代后美国社会开始转型，美国民众变得更加现实，更加浮躁，比起印刷机统治下提供的深奥信息，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电视时代提供的肤浅而有趣味的内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写作《娱乐至死》来批评电视媒介对于人整体生活方式和社会总体存在方式的负面影响。

3、电视“泛娱乐化”成因：媒介即隐喻作者认为，电视与娱乐有着天然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由电视媒介自身特性所决定的。

在接受和继承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理论的基础上，作者对其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提出了“媒介即隐喻”这一观点。

作者在书中写到：“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

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在他看来，技术和人的关系绝不是机械意义上的工具和使用者的关系那么简单，“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

”媒介能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加工现实世界，对我们的文化产生无形的、有效的影响，最终变成整个社会文化精神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每种媒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规范并控制了传播内容的形式，而不同的传播形式又会规范乃至决定话语的内容。

根据这一理论，我们知道，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不同的媒介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

当媒介形式发生改变，公众话语乃至整个文化的内容和意义都会发生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及对世界的认识也随之改变。

在印刷术发明后的漫长历史中．文字一直是主要媒介，人们主要通过书籍传播信息、交流思想。

电报产生了大量及时传播的信息，摄影术使图像取代文字成为媒介。

电视的出现，更是两者的完美结合。

人类因此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

电视的到来，带来了海量的信息、成千上万的图片、铺天盖地的广告，，斑斓夺目而稍纵即逝。

信息由于时间限制被压缩成一个个片段，文图声并茂的表述调动着受众的感官和情感。

这种刺激性强、调动感官享乐、新鲜轻松的传播方式让人来不及思考，也没人费心进行思考，因为思考会妨碍观看。

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二、娱乐业时代的影响不可否认，电视的娱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的渠道。

没有哪一种节目能像娱乐节目一样，可以如此彻底地摒弃观众的各种差异，在不同阶层的观众面前实现如此平等的沟通；也没有哪一种节目可以为范围广大的观众提供轻松忘我的休憩环境，让观众在紧张的社会节奏下进发会心的微笑。

就像波兹曼所说，我们要反思和批判的并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一种“泛娱乐化”现象。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消解崇高、解构经典、恶搞历史、窥视明星。

我们的政治、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

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传媒已经被影视剧、综艺节目、八卦新闻所充斥。

“读图”时代确实给我们一道道视觉盛宴，而且其所具有短时间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是大部分文字所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如此丰盛的享受到底又留下了多少有意义的东西呢?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只是在一味地看，一味地接受电子媒介传达的讯息，却忘了思考或来不及思考。

如此过度的娱乐让我们失去自我，失去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下面几个例子是在我看这本书时想到的，虽然我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但在看书过程中的这种联想，加深了我的体会和感受。

a.《新闻1+1》栏目近期播出的一期节目，报道了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多家门店关闭的消息，反映了在网络书店和电子化阅读的冲击下，我国民营书店堪忧的生存现状。

习惯并享受着“读图”乐趣的我们，还有多少人愿意静静地读一本书，进行一次严肃的思考。

b.广电总局下发的“限娱令”，虽不敢说它对各大卫视盲目跟风、竞相制作娱乐节目的现状有多大的改善，但至少可以把它看做是在电视“泛娱乐化”趋势下的另一种声音。

沉溺于内容和形式都不断丰富的娱乐节目中，我们缺少的或许正是一种批判思考。

c.《中国青年报》曾报道，北京市某著名学府一名中文教授在年终评教的学生打分中，出人意料地居于末位，而这位教授在全国业内向来以“治学严谨”著称。

也许个案欠缺代表性和广泛性，但结合自己的体会，确实可以感到现在的课堂教学与以前大不相同。

据说现在的大学教授上课如果不准备几个笑话，底下绝对没人肯听。

在这个时代，乏味却认真的教师似乎无法得到关注，相反麻辣犀利的教师可以得到更多的喝彩。

书中提到：“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

”对比如今新媒介提供的多媒体课件和所谓的“快乐学习法”，印刷文字显得沉闷枯燥，通过无声无图的阅读过程培养思维能力，这甚至成为一种近乎苛刻的要求。

d.《百家讲坛》制片人曾向记者透露，不少主讲人刚上节目都不合要求，经过培训后，他们逐渐悟出，在电视上讲课和在学校讲课完全不同，在电视上讲课就像说单口相声，三五分钟要抖个包袱，学术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有娱乐精神。

本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让学术走向大众，学术才能更有活力。

但问题是, 一些传统文化在所谓的“普及”中早已面目全非，不少学者明星和娱乐明星一样，出入媒体机构，到处演讲、签名售书，有时甚至打着文化的幌子追名逐利，误导大众。

e.有人说80、90后是历史知识贫乏的一代，这话有点道理。

现在我们了解历史，不再通过单调无味的教科书，而是通过电视上各类历史记录、历史题材电视剧。

而电视中的历史，大部分仅仅作为戏说、作为娱乐而存在。

正如特伦斯·莫兰所说：“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段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

”历史事实是索然无味的，当下的刺激和体验却是趣味无穷的。

这本书出版的1985年，互联网还没有大行其道，作者还只视电视为洪水猛兽。

但他所描述的有关娱乐的一切，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有了更为多样的表现、更加多彩的内容。

我们似乎又向着娱乐至死的进程迈了一大步。

如果不想让赫胥黎的预言成为现实，反思刻不容缓。

娱乐业时代的反思1、媒介素养教育波兹曼在书中提出了三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方法是反对娱乐进入严肃的话语模式——例如新闻、政治、教育、宗教，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种是找到怎样看电视的方法——以娱乐反对娱乐，也就是创作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让我们认识到电视对公众话语的控制，但是这种方式仍然要依赖电视自身的力量，难以实现突破。

最后一个希望渺茫的方法是让我们的学校去解决这个难题。

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们仍然对此抱有希望。

他的这一方法让我想到了媒介素养教育。

这一概念在90年代以后逐渐被国内的学界接受。

在《媒介素养引论》一书中，作者特意就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做了说明。

她认为，大学生是媒介使用的一个特殊群体：与上一辈不同，他们是中国社会“电视陪伴成长”的第一代；与中小学生不同，这群人对于电视的亲近感以及唯我独尊的收视习惯在进入大学这个相对自由的环境后得到延续和释放。

要培养他们的媒介素养，让他们用批判的眼观、四边的头脑来看待媒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创立媒介教育学科、开设媒介素养的互动型课程、开设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媒介批评课程、组织相关的学生社团或让学生自主管理校园媒体。

由于时间有限，对媒介素养教育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我会在今后的学习中进一步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