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2011-08-15 16:01:09刘天路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对义和团所采取的政策，历来是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

近年来，许多有关论者对此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新探索，在许多问题上推翻了前人的成说，提出了新的见解。

本文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义和团兴起时期清政府的政策略作探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研究清政府和义和团的关系，不能不注意义和团的性质，因为清政府的政策决定于它对义和团性质的认识。

以往对义和团的性质的研究多从它的组织源流入手，有义和团起源于乡团说和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说等观点。

近年来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认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拳会。

我们基本同意这一观点。

然而，对于考察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来说，恐怕还不能就此止步。

认为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并不能说明它本身具有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性质，否认它起源于乡团也无助于说明清政府对它的态度。

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义和团运动兴起前后民间拳会所具有的新特征，以及这一时期它与乡团的关系。

拳会做为民间私立的非法结社，和清政府官办的乡团自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两者的关系在历史上基本上是势同水火。

但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激流中，各种社会力量在外来势力的冲击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流动、重新组合与斗争目标的移转。

拳会与乡团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败以及战后的财政危机削弱了其对外抵御对内统治的力量，这种情况在它统治本来就较薄弱的鲁西鲁南地区尤为严重。

一向被清政府严厉查禁的各种民间结社迅速发展，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鲁西南的大刀会、直鲁交界地区的义和拳和鲁西北的神拳。

这些重新崛起的民间团体与乡团的关系如何？大刀会的早期历史，记载着与乡团合作维持地方秩序的事实：“该会初本保家而起，专意捕盗”，“并帮同各团长捕获巨盗多名送究”(《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150页。

)。

调查资料也表明大刀会与乡团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概敌对。

曹县东方团团总曾广寰“平素与刘士端往来，并且支持刘的大刀会”。

不仅如此，刀会的成员甚至还渗入到各类官方组织中去。

曾经比较详细地调查过大刀会的情况、时任江苏徐州道的阮祖棠就说过，由于大刀会刀枪不入、豪侠尚气，“乡村大户多有雇以保家，甚至营县局卡亦有召募防卫”。

以防御匪盗为主要目的的乡团中很可能也有不少大刀会成员(《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29页。

)。

赵三多的义和拳与乡团的关系大致也是如此。

威县配义团的副团总是赵三多的亲戚，冠县乡团首领杨昌濬与赵三多素有交情。

这一地区乡团的成员“玩义和拳亦不少”(《郭栋臣亲笔回忆》，载《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1期。

)。

官府在处理义和拳反教会斗争时，也发现这里“地方拳民团众势颇固结”(《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221页。

)。

济宁地区的红拳和朱红灯的神拳乡团的关系，相对来说不那么密切，但也不是截然对立，也有拳会首领“附入民团，煽惑聚众”的记载(《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409页。

)。

神拳攻打张庄教堂时，一支有十四五个村庄参加、人数很多的乡团赶来相助。

据说这支乡团甚至还帮助神拳对抗过官军。

直至1900年袁世凯抚东时，这里的乡团对拳民的反教斗争仍是“莫肯禁止”，以致地方官和袁世凯都认为“团练不足恃”(《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369页。

)。

以上这些事实表明，拳会与乡团的关系并不像以往所说那样，始终都处于对抗的地位。

至少在甲午战后到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在有些地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友好相处、甚至合作相助的微妙关系。

拳会和乡团的这种关系并非难以理解。

拳会成员固然大都是农民群众，但很难说它就是一种单纯的农民组织，地主士绅对各个拳会组织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

曹单地区的大刀会在一个时期内是受地主士绅控制的组织。

教会喉舌《山东时报》称：“富庶之家，堕其术者几乎千万户。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第182页。

)东抚李秉衡也认为它是这一地区“有业之户”“图卫身家”的民间团体。

山东大学的调查材料也证实了它的成员中有相当多的地主富农(《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25页。

)。

直东交界地区的义和拳民与当地士绅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的。

在争夺梨园屯庙产的持续几十年的斗争中，士绅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1887年争庙事件激化，档案记载表明了是梨园屯的会首、监生刘长安出头领导的(《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463、559页。

)。

调查资料和冠县县志的记载虽略有出入，但也证明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策划组织了这一事件。

惟其如此，拳民一方在1892年的斗争中才得以“动用昔年办团枪械”。

直到1898年拳民遭到镇压以后，冠县绅耆赵本章等还亲自出面向清朝官方保释被捕拳民(《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第323页。

)。

鲁西北地区的红拳和神拳中，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的比例似乎稍大一些，但也有一些地主士绅活跃其中。

平原知县蒋楷笔下的拳会，就有不少武举、里长、庄首等或者厕身其内或者参与其事。

所以，吴桥知县劳乃宣所说的“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于其中”(《义和团》第4册，第452页。

)，并非无稽之谈，在一定程度上确是拳会这类组织内部结构新变化的客观反映。

在内部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拳会一类民间结社的斗争目标也发生着移转。

它们几乎一无例外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异己力量——外国教会势力。

早在1896年，大刀会就打出了“逐灭洋教”的旗号，声言要把“天主教人尽行杀灭”、“天主教堂尽行打毁”(《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152页。

)。

直东交界地区的义和拳则一直与法国教会势力进行着坚决的抗争。

济宁陈兆举的红拳、茌平一带的神拳都是在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中崭露头角的。

义和团运动兴起前夕，山东官府的多次调查也都承认，在拳会组织活跃的直隶、山东及江苏、河南邻近州县，“凡有教堂之处，与民人多有积怨，……恐因细故而酿纷争之祸”(《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页。

)。

这些都反映出拳会组织和教会势力广泛而又尖锐的对立。

那么，做为不受官府控制的民间结社，拳会在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斗争的同时，是否也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呢？我们认为对之很难做出肯定的回答。

诚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反对外国殖民侵略的斗争也必然会动摇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就具体的斗争目标而言，是不能不加区别，简单地混为一谈的。

至少在义和团运动的发生阶段，反封建不是这些拳会组织斗争的主流。

各方面的资料都记载了它们自发地遵守并维护着传统社会的秩序。

山东单县、曹县、城武三县官员的调查认为，大刀会的宗旨是“图卫身家”。

甚至力主镇压刀会的江苏官员也承认其“乐于助官捕盗，……官民交倚为重”(《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142页。

)。

长清、茌平、平原地区的神拳最初也是一种“和睦家乡、看家护院”的组织。

而直东地区的义和拳则被官府看做“以之捍卫乡闾、缉治盗匪颇著成效”(《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页。

)。

上述立场各异而看法基本一致的材料可以说明，拳会组织在其初起阶段并未公开地向封建统治挑战。

惟其如此，劳乃宣、蒋楷等一些力主镇压拳会的人，在现实中难以找到拳会反抗朝廷的“罪行”，不得不转向历史，去追查它们的渊源，来为其镇压主张提供依据。

这在一定程度上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甲午战后的这些不同于乡团的民间结社，并未象它们的先辈那样表现出鲜明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特征来。

民间结社的斗争新趋向，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它受制于近代中国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动。

列强对华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感，把农民群众的反抗和不满导向了外国侵略势力。

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支持下的教会组织，凭借着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形成了超越封建秩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势力集团。

它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领域，本来就发生着激烈的冲突。

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鲁西鲁南地区“教堂日增，教民日众，教焰亦日炽”，教会势力的强横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443页。

)。

以反教会为主的反侵略斗争也随之高涨。

民间结社这一传统的组织形式，自发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新使命。

与此同时，与外国教会有着利害冲突的地主士绅置身于这些民间结社，自然更会削弱其反封建的锋芒，而更增其旧式民族运动的色彩了。

在拳会调整自己的斗争方向，把矛头集中到教会势力的时候，乡团，这支受地主土绅控制、以维护封建秩序为主要任务的有组织的力量，也在发生变化。

它也直接地进行着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尽管其斗争性远没有拳会这样的民间结社那么坚决。

我们前面已经叙述了在拳会活动的地区，乡团和拳会共同进行反教会斗争的史实。

除此而外，山东郯城、巨野、日照等地的乡团也曾经单独发动过反教会的斗争。

总而言之，在外侮频仍、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一切事物都不是凝固僵化、一成不变的。

民间拳会组织，尽管在形式上与历史上曾反抗过清王朝的“异端邪教”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但在流动不居的时代潮流中，它们的斗争目标毕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反对外来侵略成为压倒一切的要求，并在一个时期内使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性黯然失色。

不仅如此，在反对外国教会的问题上，甚至与乡团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来。

正是拳会这一在现实斗争中的实实在在的特征，而不是它与历史上的秘密结社之间的那种似真若幻的联系，成为清朝官方决定其对义和团政策的出发点。

二义和团运动在酝酿发动时期，斗争主要局限于山东，其规模声势都还未足以引起清朝中央政府的特别重视。

清朝政府对人民反教会斗争，总的来看，仍然是从避免引发中外冲突和外交争端的考虑出发，对领导反教会斗争的民间结社采取了以镇压为主的政策。

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清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对以反对外国侵略为主要斗争方向的各支拳会所采取的镇压政策，也与以往对付秘密结社斗争的方针有所不同。

它不是大规模的坚决的血腥屠杀，而是一种有限度的镇压，而且往往采取和平方式。

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清政府的义和团政策具体表现在甲午战后相继担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对山东反教会斗争的民间拳会所采取的方针对策上。

甲午战后山东民间结社的纷纷兴起，自然引起了官方的密切注意，历任山东巡抚先后派出数批官员前往调查拳会的情况。

调查报告表明，一方面，他们看到了拳会是农村平民对抗外国教会势力的欺凌，“望图自保身家”的组织；一方面，也注意到这些拳会不同于历史上以反清复明相号召的那些秘密会社。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同样有着深刻的民族危机感的山东官府，在甲午战后的一个时期内对拳会组织采取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特殊政策。

由于受中央政策的制约，同时也由于拳会反教会斗争的形式和程度的不同，山东官府的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会匪区别、惩首解从和改拳为团。

最早提出“会匪区别”政策的是江苏官员徐州道阮祖棠。

他对解决大刀会问题，认为应“只论匪与不匪，不问会与不会，为之匪会划清，藉安反侧”(《教务教案档》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