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求模型解释现象

试论信誉度供求模型对最适外汇储备规模的厘定[内容摘要]本文在回顾代表性的成本-收益模型的基础之上，提出信誉度供求模型，以期从新的角度探讨成本-收益法指导下的模型在厘定一国最适外汇储备规模时未能解决的问题。

并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利用信誉度供求模型给出作者对于95-99年中国实际外汇储备规模的价值评判和理论说明。

[关键词] 信誉度供给信誉度需求一、传统模型的局限及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从理论上和计量上建立比较精确的模型来分析和解释最适外汇储备规模的方法最早可以溯源至H.R.Heller处。

Heller提出从成本-收益两个方向入手探讨估计特定国家的适度储备量，并建立了数理模型来阐释储备需求问题。

他的开创性研究为这一领域后来的种种研究奠定了基础。

因此，我先简要回顾一下他分析的主要内容。

他分析的情况是：当持有储备的边际成本（MCHR）等于边际收益（MBHR）时，所持有的储备便是最适度规模的储备。

从成本的方向上看，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等同于放弃持有同等规模的真实资产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假定为r；从收益的方向上看，持有国际储备的收益系指这一举措所避免掉的为应付对外逆差而进行收入调节的成本。

容易看到，调节成本取决于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而被迫进行调节的概率以及对这种或有逆差确实发生时进行调节所付出的真实代价。

为了表征出现逆差的概率，Heller假定国际收支差额的发生为一个对称的随机过程，每一过程长度为h，并且收支顺逆差的概率相等，均为1/2。

故连续发生逆差、并且用储备弥补逆差的的概率为πi=2exp(-R/h);当这种或有逆差成为事实而不得不进行调节时，我们的措施被假定为停止进口，于是，所付出的代价即停止进口造成的国民收入损失，这里用边际进口倾向的倒数1/m 来反映。

因此，增加单位储蓄持有量的边际收益是：MBHR=πi*(1/m)= 2exp(-R/h)* (1/m)根据MBHR=MCHR=r，求出最适度储备需求水平为R=h*lg(r*m)/lg0.5。

作为新方法的提出者，Heller的工作无疑把储备需求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他把或然性引入模型之中，以预测未来国际收支逆差的发生，这使得对储备需求及国际收支预期二者间关系的分析具备了数学意义上的可操作性，并触及到此前一直悬而未决的“同时性问题”；他所使用的“边际上相等”的最优化判别方法，相对于比率法、因素模型法等方法而言，有更加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以为支撑，因而也更容易为接受过一般经济学训练的人们所服膺；他所谓“连续逆差”假设更多地使用于研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除享有大规模征收“铸币税”的特权国家（country with special right）如美国之外），对这一假设的坚持在客观上有助于把研究这一领域的他的后继者们的目光更多的引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这将给致力于改变落后面貌的后进国家带去福音。

从构建全球范围内的国别经济正义秩序角度看，Heller的堪称“先驱者”的模型，的确起到了规范经济学所认同的正向作用。

前面的推导和阐释所要表述的无非是：如果一个国家单位真实资产的生产力是确定的，那么就可以利用Heller模型，将该国的储备量确定到这样一个规模——如果超过这个规模则会引起不利于该国正常经济运转的资金缺口；如果低于这个规模则难以提供给公众有保证的信息以支撑其对该国国际收支状况作良好评价的信心。

一般地，对于经济规模总量小、发展速度仍旧处于较慢阶段、对外开放程度一直保持较低水平的经济实体来说，更应当注意来自前一种情况的不利影响；但对那些经济规模总量大、发展速度保持快档前行并且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或具可预见的潜在高度开放性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主要的威胁会来自后一种情况的实现。

前述论断的详细推证将在本文的第二、三部分结合中国的若干情况展开。

在这里，我暂且先给出一个经验层面上的说明：对于发展较慢而又相对封闭的小国而言，调动一切可利用资源投入到生产性领域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及国民生活状况的迅速改善才是合乎理性的价值诉求，其国家经济战略自当体现为一种“突破型”的发展模式。

在国际收支“heller 模型中只考虑了这一因素，但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会做进一步的拓展）状况并不能对经济发展方向产生足够大的影响的情况下，风险也没有形成足够严重的破坏力，因而构不成实质上的威胁，所以，主要的负面影响来自外汇储备规模过大而可能形成的对经济发展步伐的制肘；但是，对于那些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发展势头仍旧保持高昂态势、对外经济联系日渐密切的经济体而言，更应当加注重对已有“量”做“质”上的修改和重构，在精化深化既得成果的基础上营造持续发展的氛围，其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也相应地体现为一种“稳进式”的发展模式。

此时，国际收支的变动会对当前或可预见的将来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后果，风险的成本也已经随着本国实有经济规模的增大而巨增，防范风险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大命题。

这时，外汇储备问题可能遭受的重大挫折不再同于前一种情况，政府对待外汇储备的行为特征表现为对储备不足引发信心危机从而引燃收支风险这支“雷管”的畏惧及合理的担忧。

因为在这“雷管”之畔腾跃着的，不再是唾手可得的鲤鱼，而是已然跃过龙门气候初成的长龙。

虽然heller模型相对于前人的研究更有理论背景，在概率等问题上的处理也相当巧妙，但是作为一种对现实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的政府行为目标机制，Heller模型还是显得比较简单和粗糙，存在着不足。

我在这里就其中的一些缺陷谈谈看法。

Heller模型存在的问题大致有四个，都与前面述及的公式所含带的假设条件有关。

其中一个认为国际收支失衡是随机的，而不是体制性或周期性失衡，但他同时将这种随机事件限定为连续发生，显然这种限定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换言之，顺逆差发生的概率各为0.5，但未必是连续逆差或顺差，而有可能是二者交替发生。

Heller模型对这种交替出现的顺逆差现象缺乏考虑因而没有解释力。

另外，Heller模型中，1/m是用来表征调节手段的唯一因子，这里所预设的前提是将支出缩减政策作为绝对优先战略使用，即在储备耗竭之前，政府不能够采取任何支出转换政策（如汇率贬值或设置关税壁垒）、借款融资政策抑或直接管制政策来替代或配合支出缩减政策。

事实上，当支出缩减政策在其改善国际收支的成本高于其他政策时，理性的政府没有理由不改用别的政策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关于Heller模型的一切顺理成章的描述无不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前面所提到过的一国的单位真实资产的生产力可以确定。

如果这一前提无法从实实在在的经济数据中找到依据，那么Heller模型的实证意义无疑会因缺乏对现实的说明力而大打折扣，这恰恰是Heller模型的缺陷之三。

在对Heller模型的实际运用中，这一参变量往往被简化为一个固定的值，这样就把确定最适储备规模的变动因素全然寄托到外汇储备的收益方向上而忽略了各国在外汇储备成本方向上的差异。

根据Heller在模型中使用的储备成本的定义不难看出，由于各国在资源禀赋、社会环境、制度约束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其单位真实资产所能带来的社会收益也不一样，甚至各国对真实资产的内涵也有不同的界定。

这就使Heller模型处于两难的境地：要么牺牲精确性，通设一个固定的r来表示储备成本；要么牺牲简洁性，使问题十分复杂乃至无法做实际上的解答。

虽然人们普遍认识到 Heller 模型在这里的缺陷，但一些作者提出，在估计资源的社会收益方面，可以大致地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做一个区分，从而为这两类国家确定出不同的储备边际成本。

这其实是一种折中主义的做法，但鉴于成本-收益法本身更适用于估计特定国家的适度储备规模，要在“个”的考察中羼杂进“类”的因素，可以预见，其结果仍旧难逃“粗糙”的诟病。

本文要述及的Heller模型的最后一个缺陷涉及对“避免损失”和“获得收益”两个概念的区分。

Heller模型中储备的收益被定义为保持储备而避免掉的收入调节的成本，其实质是将确保福利的行为（避免损失）等同于福利改进的行为（获得收益）。

这一看法似乎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然而，经验的反例来自公园之中。

假定一个公园有“禁止吐痰，违者罚款”的规定，那么某君倘若堂而皇之地吐痰，则难免蒙受罚款的损失。

避免损失的方法之一是背着管理人员偷偷地吐痰（假定此时吐痰为此君的生理需要）。

按照流行的逻辑，则这种“避免损失”理当视为一种收益的获得。

可以预见，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此君的吐痰行为不可避免地将会由原先潜意识的生理需要转变成为有意识的逐利手段。

维克利（Vickrey,1961）在用“第二价格法”（second price method）研究偏好表露(demand-revealing)问题时所涉及的刺激兼容性（incentive compatible）可被借用到这里来进一步说明吐痰者的行为及后果，即：假定人的行为不是彼此独立，则个人刺激兼容性（individual incentive compatible）在允许结成联盟的条件下可转变为群体刺激兼容性（group incentive compatible）。

只要把握住这里结盟的实质，就不难将这个条件拓宽到信息互换和共享上。

对于除公园管理者之外的人们而言，吐痰行为是可观察的和可模仿的，也即这类信息在交换和传递上并无障碍，所以其直接的推论必然是众多本无吐痰之生理需要的人也会因群体刺激兼容性的实现而加入到偷偷吐痰者的行列中去。

用简明的行为流程图可表示如下：通俗地说，即是所有的游客都有偷偷地躲到公园的角落里不停地吐痰以增进自身福利的动机或行为——这显然是荒谬的和与观察事实相悖的。

如我所想，前面推导的过程并没有违背逻辑一致性的要求，那么引致如此不经结论的病灶只能出在推导所依仗的前提上——“避免损失”与“获得收益”两种情况无条件的混同。

再回到Heller模型中看，把“避免的调节成本”直接视为“收益”似乎再无最初想象中那样的理直气壮。

前面所论述的内容与其说成是Heller模型本身的缺陷毋宁说成是对其所运用的一个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的置疑。

在Heller之后，其他经济学家如P.Clark、M.G.Ketly、J.Agarwal、E.Classen等人也相继使用了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讨论一国的最适储备量，其中Agarwal模型被认为是最详尽的。

Agarwal模型的基本情况如下：它假定由于进口和出口需求弹性低，该国家易出现外汇短缺现象；国内存在大量的闲置资源；该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能力有限；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该国多进行直接管制进口。

Aargwal用实物产出衡量持有储备的成本和收益。

持有储备的成本，用将储备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所能增加的产出表示；持有储备的收益用国际收支调节政策带来的产量下降表示。

其国际储备适度性的公式为：R=D(lgm+lgq2—lgq1)/lgπ其中，D是国际收支逆差的概率；π是国际收支逆差的概率；m是该国资本与产出比率的倒数；q1是该国追加资本中的进口含量；q2是进口的生产性物品占该国总产量的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