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语言学期末论文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ourse Name: 应用语言学Credits: _____2___________

Name: 田冬

Student ID: 2015110591 Date: Jau.15. 2016

应用语言学：基于实践的理论

我对这个领域的理解

从我在德国文学领域的研究，以及20世纪50年代在法国的学习，以及后来我移民到美国。我发现我在20世纪60年代在学术氛围浓厚的美国大学做出乎意料的大量的外语教学。我不知道在美国教授语言被认为不如教授文学，我开始厌恶美国外国语言和文学系中的语言、文学层级结构。终究，我认为，文学是由语言构成的，我们必须先学会语言才能明白文学的微妙。这些年来，我发现我对解析文学文本和分析句子都不感兴趣，但我对演讲者和作者如何在不同的语言中表达他们的思想很感兴趣。事实上，我对我和我的美国学生在世界观上的基本区别不感兴趣，尽管我们在课堂上都讲德语。我对英语和德语有一个法国局外人的观点，正如他们对法语和德语有一个美国局外人的观点。这种局外人的视角对我的实践来说是痛苦的，但对我的研究是有好处的。这些我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我的一块肥沃的研究领域。在教授我的学生德语词汇时我教授了什么认知范畴？并且，为什么我的美国学生总是用一些在法语或德语中没有对应的单词比如challenge或者agency?今天，这些问题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关于语篇和跨文化理解的更大的问题。我意识到我作为学者的身份或许和在这个特殊的领域做贡献的其他人有些不同。尽管我大部分时间在美国，我故意停留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欧洲大陆教育和文化传统的交叉点上。事实上，这些年来，关于不同文化间的误解一直是我研究工作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我沉浸于一本小的自传的原因是为了突出我如何来到应用语言学以及我个人对这个领域的理解。是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促使我在社会科学而非文学和文化领域中寻求答案。通过Pierre Bourdieu 的工作，我对演讲者而非演讲感兴趣，对话语而非语言系统感兴趣。Bourdieu在1977年用英语出版的Outline of a Theory of the Practice，美国应用语言学会也在同年成立，第一届大会于1978年由Wilga Rivers组织并在波士顿举行。他是当时哈佛大学的法语教授并且是学会的首任主席。由于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教学，Wilga Rivers慷慨地允许我参加他在哈佛的基于心理语言学的二语习得的研讨班并将我带入了应用语言学的领域。

Bourdieu当时在法国的畅销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启示。他对反映社会学的呼唤，冲破了科学的客观性和实践性的界限。这与我对理解语言学习者的努力产生了共鸣。它打消了我作为移民的焦虑并坚定了我对研究事业的决心。在那个时候我通过二语习得的分支对应用语言学的发现使我在社会科学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同时通过话语文体学的分支使我对文学的原始研究有了新的发现。

对我来说，应用语言学从来不是语言学理论或其他理论对语言教学中的实际问题的应用。它是语言研究本身的实践，并且是可以从实践中得到的理论。和Bourdieu对人种学的研究一样，我对应用语言学的兴趣源自它提供了基于实践的理论。与其称作应用语言学，我宁愿称它为实践语言研究。然而，这样一个名字必然会引来歧义。应用语言学不能等同于语言教学方法或者是课程与教学论。应用语言学不像理论语言学或者社会功能系统那样是一门抽象的研究语言系统的科学。它是一个基于实证经验的领域，从中产生基于实践的理论。

抛开它的名字，应用语言学不仅从语言学理论也从其它领域比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中发展的理论中获得启示。像其它对复杂系统的研究一样，应用语言学的目标有两方面。一是观察，解释，分析，阐释实践并将其研究的成果告知实践者；二是反映实践者和研究者的实践并发展实践的理论。

近年来，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语言实践的应用语言学理论。比如，维果茨基学派关于社会文化心理学的学者把活动聚焦于二语习得中的单元分析。Pennycook的《作为实践的语言》指出语言从活动中产生。Widdowson的《实践文体学》提供了探索它对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益处的机会。话语分析学家比如Kasper,Markee,或者Gardner和Wagner研究了会话实践分析如何促进二语习得理论。在专业领域，Chris Candlin和Srikant Sarangi和已将他们的期刊《应用语言学与专业实践》更名以缓解应用语言学中研究与实践的紧张关系。

然而，尽管应用语言学中的语言被认为是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美学的，并且是教育实践。根据我的经验，实践本身经常被年轻的研究者使用来解释别处的理论。为了成为合法学者，年轻的应用语言学家被鼓励阅读理论，尤其是法国的，并应用于他们的数据中。但与其从实践中获得启示去问关于理论的新的批判性的问题，那将使实践和理论最终双双受益。这可能增加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象征价值，但不是它的实践价值。正如Bourdieu写道：

所有活动都有相对独立的两个维度，技术维度和象征维度。在学界同样如此。减少时间投入意味着增加技术产出。

这种技术与象征间的矛盾，在我看来，植根于应用语言学领域内。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

我对这个领域未来的展望

我认为未来这个领域将会深深的陷入通过改善实践得到机构和企业赞助商的技术认可和通过重新定义理论获得象征性的学术合法性的斗争中。一方面，在教育，医疗和公司工作的行政人员都将从应用语言学的发展中受益，用以提高他们对移民和少数民族教授语言的实践，对双语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或提高工作场所的跨文化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实践经常被认为是在学术领域象征结构的服务活动。我对未来的展望聚焦于应用语言学最近的发展和它对实际实践的影响，这个领域的技术和象征维度，英语在世界范围的传播，还有应用语言学日益多元的研究文化。接下来逐一介绍它们。

最近的进展和它们对实际实践的影响

应用语言学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二语习得中双语和多语的转型，关于语言学习与运用中新兴理论的兴起，对历史性的更多关注，主观性，和反射性在今后日常的语言实践中将更为重要。应用语言学与其它领域如认知科学，文化地理，人类语言学以及后结构主义关于知识与能力的理论的关系日益密切。它们是相对新的研究领域，希望获得资金，学术地位和象征认同。因此，应用语言学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生机的社会政治研究领域，并被人文学家所关注。应用语言学与其它学科没有清晰的界限。我们可以预测到将来的研究重点是：文体与翻译学，语言技术，跨文化研究方法，语言与传媒，语言与宗教。

然而，不确定这些认识论的进步是否显著影响专业实践。这不是轻视实践取得的重大进步，通过二语习得研究的进步教授第二语言。其他方面的能力，比如运用符号学能力，象征能力，跨文化能力，施为能力也同样都非常重要。此外，其他语言学习实践在有不同教育传统的国家里进行，比如中国或者沙特阿拉伯。是否引用西方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和其他国家的英语教师是一个问题。

应用语言学中的技术与象征

随着应用语言学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智能化，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差距拉大。哪个实践者有时间或者训练过阅读《应用语言学》？此外，正如下面提到的，这个领域仍然被英语作为外语或者第二语言教授所主导。它在外语系中得不到一个同样好的位置。语言教师倾向于保持在自己国家，文化，语言学的界限内而不是与其它语言的教师建立联系。非英语语言的教师不需要通过应用语言学来解决他们实践中的问题。语言节目主持人，系主任，期待语言教师更加专业化，而非学术上更优秀。教授文学和语言学的教员的双层学术系统对在职的语言教师的学术发展是一个主要的阻碍。

在大部分学术机构，做智力工作的人和做服务业的人的差距在拉大。后者对机构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前者对它的象征价值—它在上海指数中的排名，还有它与最好的博士生和教员竞争的能力做贡献。我相信应用语言学总是处于一种学术上易受伤的位置，因为它与实践的联系。一个象征主义的区别经常在跨文化交际或文化教育等相关领域中缺乏。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普及

随着英语在全球的普及，少数民族语言和濒危语言的问题变得尤为突出。此外，英语作为地球上的第二语言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正在遭到汉语，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的挑战。英语仍会在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主导应用语言学，但越来越多地它将从非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语言中丰富意义。越来越多的人说英语，英语的口音，语法，词汇的变异也越来越多，理解讲话者意思的不确定性也越

来越大。最近弄懂一个说英语很流利的法国人“美国梦”的意思花了我三个星期。因此，与其减少其他语言的需要，我发现英语的歧义很多。由于讲话者，作者，互联网使用者的社会地位不同，美国梦变得越来越多元。批评应用语言学仍将会吸引对社会阶层，种族，意识形态感兴趣的博士生。

应用语言学中的研究文化

应用语言学已发展成熟，它已不像早期那样必须验证它的合法性，并且它逐渐地获得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的尊重。它不仅仅只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学里被学习，它被来自各种语言及文化的学者学习。国际应用语言学会现有25个研究基地，涵盖了由其34个成员国主持的每一个研究领域。作为现任学会的主席，我发起了一项研究项目，应用语言学中的研究文化。它的目的是揭示研究方法中的文化多样性，认识论的背景，研究方法以及成员国间的机构限制，还有应用语言学家们在他们各自国家里专业实践研究的多样性。每个成员国如何定义应用语言学？他们如何看待应用语言学与语言教育的关系，语言政策及规划，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研究，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机构的地位是什么，学术领域，应用语言学在他们国家的学科界限。这个不仅是用来记录应用语言学在世界各地是如何被认为的，也是解释，翻译应用语言学中的概念，比如“信念”在不同语言中的意象表征。

这并不意味着应用语言学的所有研究都是用英语来做的，但是希望探索通过在世界各地的各种语言使用的各种应用语言学话语。它的发现将会被呈现并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应用语言学家们所讨论。这将作为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国际应用语言学会的一项固定议程。他们将作为学会报告出版物的基础。

这个领域的挑战

应用语言学将面临四方面的主要挑战。

如何使应用语言学与其它相关领域相联系

有几个与应用语言学相关的领域正在被语言教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所欢迎。尤其，跨文化交际研究对商务和工业中的跨文化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向应用语言学靠拢。Scollon里程碑式的书《跨文化交际》《话语方法》被认为是架起了应用语言学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桥梁。它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和跨文化交际研究出版物的发行做出了贡献。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领域曾植根于社会以及文化心理学，现在转向包括话语视角的应用语言学。跨语言交际研究在语言教学上的成功在澳大利亚和欧洲比较典型。

其他领域的重要性也在增强。随着应用语言学转向语言实践中的社会及文化情境，语言社会化的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类似地，应用语言学家正不断从语言人类学的领域中获得启示。由于在二战后在英语教学领域中的首创，应用语言学与托业考试保持着紧密联系，但它也在其他语言中寻求更广阔的空间。这些领域相互促进，并在社会科学中有很多相似的方法，但它为清楚地划定应用语言学领域的界限增加了难度。

如何在建立理论时验证实践

应用语言学通过应用可靠的语言学理论，方法和结构或者发展语言学中新的理论和方法框架解决语言和交际中的实践问题。实践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实践者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研究者的问题。对研究者的挑战是如何在学习他们的时候验证实践者。科学研究中兴起的关于人种志方法的兴趣还有参与客观性，或者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反映性是一个问题。所有的应用语言学研究都应该是概念化的而且是对长时间的研究。正如Pennycook写道：我在发展一种作为地方实践的语言观。我们应该欣赏语言不能与讲话者，历史，文化，地方，意识形态分离对待。语言问题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非常重要。然而，到最后，研究者和实践者承担着不同的成功的压力：研究者首先服务于这个领域，然后是实践者；实践者首先服务于实践，然后间接服务于研究领域。

如何多语地研究

应用语言学的多学科性促使研究者采用多种研究方式，这比单一研究方法产生出了更多概念化并因此更为有效的发现，并对这个领域研究的复杂系统做出了更好的贡献。这个领域倾向于研究在社会和历史情境中更加复杂的语言现象。研究者对语言使用中关于多样性，变异，改变的后结构主

义理论研究更多。但这对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提出了挑战。

从各个领域使用理论的研究者们可能会面对一些方法上的不兼容。尤其是，研究者应如何处理社会实践中有关共时与历时语言学不相容的问题。社会语言学家如Jan Blommaert曾将历史性引入批评话语分析，人类语言学家如William Hanks曾运用历时观研究玛雅的语篇实践和殖民时期西班牙的演说家。但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仍然是共时水平上的实验事实与数据。多语言的研究需要另一种运用档案馆数据或从历时或比较语言学中得到的数据的相关训练。

语言教学中的实践者从另一方面仍然被结构主义的教学方法所牵制，只有通过测试学生的语言学或者语篇结构的知识的压力。他们不必要获得需要理解历史，文化，地方，意识形态中的分析与解释技巧。

一个多语的、多文化的应用语言学是否可能？

应用语言学当中的重要问题是它能否突破把英语当成第二语言教授的单一范畴。应用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但在它的研究文化和教学传统中仍然是单语和单文化的。二战后需要教英语，苏联解体，维果茨基的理论，发展中的多语化社会，全球化与互联网，新解放主义，社会阶层问题，政治经济问题。它的理论重点已从个人思想转到社会环境，转向互联网和全球化-从心理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转向社会文化理论，连接主义，语言生态学和复杂理论。它已经经历了一个社会转型，然后是一个双语、多语的转型。

但是这个领域仍然被英语教学和盎格鲁-美国研究所主导。出版仍在单语和单文化的出版社进行。最大的挑战将会是对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将实践理论化，在变化的过程中接受多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