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联合国大笑照的由来

乔冠华联合国大笑照的由来

乔冠华联合国大笑照的由来第26届联大会上的中国代表席，左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右一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外交大事在1971年接踵而来。它们与国际形势的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因势利导，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重返联合国的历程充满艰难，但最后顺利通过。美国仍不肯认输，最后一轮表决前，尼克松给布什打电话说：“我们要赢，我们要赢。”布什黑着脸跑上讲坛，要求删掉提案中驱逐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内容。布什神情严肃地讲完，却引来台下代表的起哄和嘲笑，许多非洲国家代表在席位上敲打桌子，布什只好在一片“No！No！”声中尴尬地走下台。

晚9时47分，表决牌上亮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投票结果：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当即表示：“恢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联合国才能说真正开始了工作。”

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从四面八方响起，足足持续了两分钟。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穿着事先换上的“毛制服”（中山

装)，与非洲兄弟们在过道里跳起了桑巴舞，阿尔巴尼亚代表则高喊：“美国人的巨大失败”。这个场面通过美国的三大电视网传遍世界，布什被迫承认：“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反西方战线第一次击败了美国。”他哀叹说，那些在联合国会议大厅里跳舞的代表们“就是要踢山姆大叔一脚”。

用毛泽东的话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了支持我们的票。哪名周恩来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在周重病时倒向江青2016年08月03日08:23

核心提示：乔冠华是周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干部之一。“文革”初期乔很是看不惯江青，说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可在“文革”后期周总理病重之际，乔却换了腔调，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从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夫人张颖新近撰写的《故友二人行———怀念龚澎并忆乔冠华》一文中，可以发现乔能进入江青集团组阁名单，位列副总理，这绝不是偶然的。乔冠华资料图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张颖，原题为：“文革”后期周恩来病重乔冠华趁机倒向江青乔冠华是周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干部之一。“文革”初期乔很是看不惯江青，说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可在“文革”后期周总理病重之际，乔却换了腔调，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从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夫人张颖新近撰写的《故友二人行———怀念龚澎并忆乔冠华》一文中，可以发现乔能进入江

青集团组阁名单，位列副总理，这绝不是偶然的。老乔变了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老乔正生病住在医院里。不久我

和文晋到医院看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来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么。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总理直接领导，有保密规定。那次看望乔，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上呈稿基本完成，经恩来同志审定，交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人参与。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不同意。但老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总理，总理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做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讲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龚澎去世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朋友们也为此高兴。可是，乔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章含之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乔的儿子告诉我说，他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邓颖超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我答应了。不久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里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

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乔冠华与“维特克事件”1972年夏，美国一位中国问题学者洛克珊·维特克到中国访问，了解中国妇女革命史。她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同志座谈两天以后，又提出要采访江青。几经周折，总理批示：可以礼节性接见。岂料江青对维特克大感兴趣，在人大会堂谈了几个小时，设宴招待，还陪维特克去人民剧院观看样板戏《红灯记》。江青的做法使我们陪见人员大为吃惊。江青还特别

约定在广州继续会见维特克，谈她的历史，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这一情况与总理批示的礼节性会见完全不同。第二天上班时，我即向乔冠华汇报并请示他该怎么办？老乔皱了一下眉说：江青的事情谁管得了？我没办法，随她去吧。7月间，江青去广州，随后把维特克接到广州，我们陪见的全班人马也到了广州。江青到广州会见维特克近10次，讲了60小时，内容无所不有，自我吹嘘、编造历史、诋毁别的领导，还有泄密等等。在这过程中我曾数次打电话向乔等领导汇报

情况，他们都回答说没办法，随她去吧。直至把维特克送走，我们回到北京，我又向他们汇报，江青要整理记录翻译成英文寄到美国。乔只耸耸肩，摊开两手，断然决定说，这事我真管不了，以后也别向我汇报了，你直接找周总理汇报吧。这之后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编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处，陪她整理记录，整理完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能寄到美国去，他找江青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十分被动，劝她不要这样做。江青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总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主席批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贴上绝密封条，交外交部保密室。1975年冬春我们从加拿大回京述职并休假。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老乔要我们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原本是要向乔请示汇报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乔就摆摆手制止他。乔与我谈起来，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开始也问及加拿大使馆一些工作情况，但很快就转了话题，谈起国内的“文革”，重点是谈江青。说她领导“文化

大革命”很受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很是看不惯江青，说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反而变了调。乔对我说，江青认为我很能干，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我直瞪瞪地看着乔，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乔感觉到了，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他习惯性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却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都谈了些什么。文晋冷冷地答道：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名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在为江青搜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1976年1月8日夜，我和文晋又回北京休假，在机场得知，总理在当天去世了。北京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外交部许多同志曾多次要求部领导在外交部内举办小规模

的悼念，乔都不加理会。一次。回国学习的驻外大使和参赞在学习会上，一致要求在内部举行追思活动，又被拒绝。当场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质问部长有没有起码的人性？由于过分激动，引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而乔还是不作任何解释。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外交部将我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详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我们立

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一大铁柜材料。经领导同意，我们去保密室索要。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就被江青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主席和总理指示封存不许动的，江青经过何人批准能全部取走呢？据江青当年的秘书和保卫人员回忆：1974年(或1975年)主席曾批评江青和“四人帮”，江青很紧张，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经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批准，把铁柜搬到钓鱼台江青住处，全部烧毁了。拒谈与江青的关系1976年10月，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我记得当时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也坐在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乔一言不发。部里有两三个人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一些行为。另一次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能作自我检查，乔仍是一言不发。1984年乔病故。外交部起草了一份乔冠华生平的稿件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此稿肯定了乔一生中的成绩，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章含之一定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据《百年潮》2004年第6期一代名媛章含之溘

然长逝，女儿洪晃倾情追忆母亲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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