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与对策-张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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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职工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200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而国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5053元，私企平均工资比国企低48%。
此外，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如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一些行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一些行业人员收受红包、回扣、出场费等。这些被称之为“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的部分，往往难以统计，也难以纳入收入调节范围。③④
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03年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是金融业，平均工资水平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收入差距达到2.2倍，而到2008年，二者的差距已拉大到3.8倍。除了金融、IT和资源性行业，其他工资较高的多为垄断行业（如电力、水、气及交通、邮政等），制造、建筑、农林牧渔等行业平均工资水平最低。不仅如此，这些高收入行业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也高于低收入行业。
的比重从1983年的最高峰值56.5%降至2005年的36.7%，22年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近20个百分点。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78—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则上升了20个百分点。劳动报酬占比是一个相对量，而劳动报酬是一个绝对量。劳动报酬高不等于劳动报酬占比高。与劳动报酬相比，劳动报酬占比更能反映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劳动报酬占比越低，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越低。②
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偏小。一方面，我国的奢侈品消费近两年年均增长率达到22%，升至世界第二，但另一方面，用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还有近1亿的贫困人口。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由1998年的2.509升至2009年的3.333。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2008年东部各行业年平均工资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居民年平均工资高达56565元，而中西部地区各行业年平均工资最低的省份是江西，居民年平均工资仅为21000元。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
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对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看法和观点，可概括归纳如下：
有的学者将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归纳为发展性原因、增长性原因和体制变迁性原因。发展性原因指我国在改革过程中所选择的渐进式和倾斜式经济发展战略。例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政策”，在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引发了地区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增长性原因主要体现为由不同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和贡献程度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同要素所有者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都要参与分配，而要素所有者占有要素种类和数量的不同以及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不同，自然会导致要素收入差距的出现并呈扩大趋势。我国在改革开放和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属于短缺资源，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相比而言，劳动（主要是普通劳动力资源）属于过剩资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下降，这必然导致资本所有者（包括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过程中“重资轻劳”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变化无疑加剧了这一发展趋势。体制变迁性原因主要体现为市场化转型的先后和速度快慢所导致的不同要素所有者收入分配的差距。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在不同方面和领域，市场化的进展和完善程度不同，因而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公平性不同，相应地特权对法权的排斥、垄断对竞争的否定、权钱交易以及各种腐败的产生，都必然扩大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⑥
三、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的影响
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分扩大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内主要因素之一。综合各种调查研究，目前公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程度相当高，其中作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工人、农民的不满程度更高，且一些不满情绪已经开始转化为对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基于不满情绪的社会矛盾、冲突已经开始显现，目前各种群体性事件、各种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问题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关分配矛盾无疑是最重要诱因之一。此外，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降低居民预期，影响消费增长等。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发展停滞现象即“拉美陷阱”，与收入分配不当有很大关系。这些国家在初次分配丧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口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支持，出台许多超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结果造成很高的财政赤字，出现频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
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处于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47，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已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⑤这就表明，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亟待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体制性弊端是形成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原因，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弱劳动”，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二次分配力度不够，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存在负福利效应和政府职能的错位；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有限。
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劳资集体谈判制度缺失，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也导致分配不公，如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导致行业、城乡差距Baidu Nhomakorabea非法、非正常收入，行业垄断及权力寻租行为的存在也加剧了收入差距。
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公有制的比重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政府和工会未能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客观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越大，劳动报酬占比往往越低。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而初次分配的核心问题在于V和M的关系，即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往往是收入差别最重大的影响因素。所有制会直接影响到百姓收入。所有制结构变动是劳动收入下降的主因，并且贫富悬殊是过度剥削的结果，其制度根源是引导和监管不力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此外，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如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一些行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一些行业人员收受红包、回扣、出场费等。这些被称之为“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的部分，往往难以统计，也难以纳入收入调节范围。③④
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03年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是金融业，平均工资水平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收入差距达到2.2倍，而到2008年，二者的差距已拉大到3.8倍。除了金融、IT和资源性行业，其他工资较高的多为垄断行业（如电力、水、气及交通、邮政等），制造、建筑、农林牧渔等行业平均工资水平最低。不仅如此，这些高收入行业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也高于低收入行业。
的比重从1983年的最高峰值56.5%降至2005年的36.7%，22年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近20个百分点。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78—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则上升了20个百分点。劳动报酬占比是一个相对量，而劳动报酬是一个绝对量。劳动报酬高不等于劳动报酬占比高。与劳动报酬相比，劳动报酬占比更能反映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劳动报酬占比越低，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越低。②
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偏小。一方面，我国的奢侈品消费近两年年均增长率达到22%，升至世界第二，但另一方面，用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还有近1亿的贫困人口。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由1998年的2.509升至2009年的3.333。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2008年东部各行业年平均工资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居民年平均工资高达56565元，而中西部地区各行业年平均工资最低的省份是江西，居民年平均工资仅为21000元。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
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对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看法和观点，可概括归纳如下：
有的学者将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归纳为发展性原因、增长性原因和体制变迁性原因。发展性原因指我国在改革过程中所选择的渐进式和倾斜式经济发展战略。例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政策”，在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引发了地区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增长性原因主要体现为由不同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和贡献程度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同要素所有者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都要参与分配，而要素所有者占有要素种类和数量的不同以及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不同，自然会导致要素收入差距的出现并呈扩大趋势。我国在改革开放和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属于短缺资源，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相比而言，劳动（主要是普通劳动力资源）属于过剩资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下降，这必然导致资本所有者（包括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过程中“重资轻劳”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变化无疑加剧了这一发展趋势。体制变迁性原因主要体现为市场化转型的先后和速度快慢所导致的不同要素所有者收入分配的差距。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在不同方面和领域，市场化的进展和完善程度不同，因而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公平性不同，相应地特权对法权的排斥、垄断对竞争的否定、权钱交易以及各种腐败的产生，都必然扩大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⑥
三、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的影响
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分扩大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内主要因素之一。综合各种调查研究，目前公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程度相当高，其中作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工人、农民的不满程度更高，且一些不满情绪已经开始转化为对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基于不满情绪的社会矛盾、冲突已经开始显现，目前各种群体性事件、各种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问题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关分配矛盾无疑是最重要诱因之一。此外，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降低居民预期，影响消费增长等。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发展停滞现象即“拉美陷阱”，与收入分配不当有很大关系。这些国家在初次分配丧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口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支持，出台许多超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结果造成很高的财政赤字，出现频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
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处于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47，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已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⑤这就表明，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亟待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体制性弊端是形成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原因，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弱劳动”，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二次分配力度不够，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存在负福利效应和政府职能的错位；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有限。
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劳资集体谈判制度缺失，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也导致分配不公，如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导致行业、城乡差距Baidu Nhomakorabea非法、非正常收入，行业垄断及权力寻租行为的存在也加剧了收入差距。
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公有制的比重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政府和工会未能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客观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越大，劳动报酬占比往往越低。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而初次分配的核心问题在于V和M的关系，即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往往是收入差别最重大的影响因素。所有制会直接影响到百姓收入。所有制结构变动是劳动收入下降的主因，并且贫富悬殊是过度剥削的结果，其制度根源是引导和监管不力的资本主义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