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中国古代的理财达人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第一流的理财家经济管理, 思想史, 中国, 理财刘晏律已与用人方略刘晏（公元718—780年）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第一流的理财家。

他在唐朝中期执掌财经大权前后数十年，唐肃宗时任户部侍郎，兼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唐代宗时为吏部尚书、平章事，仍兼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

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安史之乱后，采取一系列具体有效的经济管理措施，迅速恢复了被摧毁的唐帝国经济。

但刘晏的杰出之处不仅在理财方面，他用人也很有方，还培养了一批财经管理人才。

正是有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管理人才，加上刘晏自己廉于律己，奉公自洁，勤恳工作，才使其经济管理政策得以顺利地贯彻实施。

拔用“后进有才能者”在刘晏的经济管理思想和工作实践中，理财与用人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事实上，重视选拔和造就一支能干可靠的财经管理干部队伍，建立一个由干练清廉的官吏组成的财经管理体系，正是刘晏财经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刘晏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之所以能取得封建时代第一流的成就，无疑重视人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刘晏制定了一套选拔、任用、监督、考核经济管理干部的办法。

这套办法的主要特点是：要用有朝气、有能力而又廉洁奉公的“新进锐敏”（引文见《旧唐书?刘晏传》，下同）的士人。

他认识到并且做到了“凡所任使，当以后进有才能者”。

这样，他就在用人制度上大胆实行了改革，果断地用“后进有才能者”换掉原先那些蠢笨贪吝、虚伪龌龊的赃官污吏。

刘晏认为，长期在封建衙门中任职的官吏，已经习惯于追名逐利、沉湎权势、营私舞弊，办拖拉推诿、敷衍塞责。

因此不能倚靠这些人来管理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

那么，他所任用的“新进锐敏”、“后进有才能者”又是些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士人”（知识分子）。

刘晏认为，士人有一定的学识，又爱惜自己的名节，较能奋发有为和廉洁奉公。

但他也并非只要是士人就用，他所使用的士人都是“必一时之选”、不拘一格地产生出来的，主要要求是要有所作为和廉洁奉公。

因此，在他自己主管的各级财政、经济等行政管理机构中，对于一应出纳、检核等管钱、管帐、管财、管物等方面的实职性工作，都委任给能干和廉洁的士人去干。

对于原先那些基本上还称职的官吏，就让他们“奉行文书”，干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刘晏把对干部的使用、奖惩同监督、考核结合起来。

由于他有了这一套高效能的干部管理办法，因而他的部吏都能做到“居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目前，虽寝兴宴语，而无欺绐”。

由于他有了这样一批干练、有才能的财经管理人才，这成了他实现不靠横征暴敛，而靠发展经济、改善经营、提高经济效益，以解决军国需用这一财政管理思想的根本保证。

处置“后门”进来人在封建时代，要建立一套纯正、高效的财经工作管理机构和培养一支廉洁守法、精明能干的干部队伍是很不容易的；而建立起来了，要保持廉洁而不腐化，就更不容易。

因而刘晏在这一方面，就更显出了他非凡的管理思想和才干。

由于理财工作是不少人垂涎的“肥缺”，因此许多有权有势者纷纷向刘晏荐举私人亲友。

在当时腐败的官场习气下，刘晏也不敢完全拒绝。

在无力抵制腐败风气的情况下，一方面他不说空话要严格杜绝，另一方面他也不对此妥协、听之任之。

于是必得在既不伤面子、又要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寻求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

刘晏做得很聪明、很实际，他对封建官僚推举来的亲戚之类人物，应承安排，给这些“后门”进来的人官位，俸给还可以高些，把他们养起来；事实上这些无能之辈的多数所求亦不过高官厚俸，并不在意要干多少事。

但有一条，不得让他们担任实职，不给实权，杜绝他们营私舞弊的机会，严防他们混进来败坏了自己苦心建立的高效能管理机构和干部队伍。

严于律己，作人表率刘晏能建立和保持这样一支比较廉洁和清正的干部队伍，同他自己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刘晏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到了财经管理工作上。

每天天明开始理事，直至半夜；当天公事当天处理完毕，从不积压过夜；连规定的“休浣”（放假）日，也常常成为工作日，有事及时处理；甚至在去朝见皇帝的路上，还用马鞭比划着算帐（“如见钱流地上，每朝谒马上以鞭算”）。

他掌握着国家的钱财物资，但始终廉洁自守，生活俭朴，居食从不考究。

刘晏后来被奸臣杨炎陷害至死，在查抄家产时，发现他的全部财产不过书籍两车，米麦数斛（每斛十斗）而已。

刘晏的一套选拔和管理干部的办法，保证了他当时管理财经工作的需要，还为以后几十年的财政经济管理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

在他之后负责理财工作的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贞、李衡等历史上有名的理财家，都是刘晏当时培养的干才。

收藏分享春秋时齐国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亦称管敬仲。

据说，他早年经营商业，后从事政治活动。

在齐国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曾支持公子纠。

小白取得君位后，经鲍叔牙的推荐，不计前嫌，重用管仲为相，实施改革。

他在政治上，推行国、野分治的参国伍鄙之制，即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并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在经济上，实行租税改革，对井田「相地而衰征」，并采取了若干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政策。

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得到稳定和改善的基础上，管仲积极促使齐桓公采取尊王攘夷、争取与国的方针，以建立霸权。

从公元前681年北杏(今山东东阿)会盟开始，管仲辅佐齐桓公先后「存邢救卫」，伐蔡、伐楚，观兵于召陵，制止了楚向中原的深入，同时，又多次为王平戎难，甚至征集诸侯派军队帮助周王戍守成周。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把周王的代表周公以及宋、卫、郑、许、曹等国召来葵丘(今河南兰考)开会，使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 。

管仲作为齐国的政治家，其对内、对外政策，将守旧与革新结合为一体，具有明显的两重性、过渡性。

但是，他毕竟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孔子说：「(无)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当是事实。

《管子》《轻重篇》曰：“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

十年必有五年之余，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

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张仓是秦汉时期著名的会计专家。

秦时张仓任柱下史，主管郡国上计，明习天下图书计籍，是一个善于抓会计核算的老手。

西汉时归顺刘邦，萧何因他在秦国做过上计事务，能算计，对管理地方图书计籍有经验，就推举他以列侯身份居相府主持郡国上计事宜。

具体办法是：１、各封王侯国和各郡，都专设上计史，主管地方财政会计，掌握包括户口、垦田、物价、农业丰歉等基本情况和数字资料，每年底由各县核实情况后，上报郡国。

２、每年年末专派上计史携带计籍到京师参加正月朝贺，向皇帝汇报工作，并据此考核官吏的治绩，成绩优良者奖励，差次者予以督责，违法乱纪者治罪。

通过这些办法，使上计制度在秦汉时期得到发展和完善，加强了会计核算和监督，使汉初的经济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

评论这张转发至微博转发至微博傅山，明末清初山西帮商人，他参考当时官厅会计的“四柱清册”记账方法，设计出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龙门账”。

龙门账的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

“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

当时的民间商业一般只在年终才办理结算（称年结），年结就是通过“进”与“缴”的差额，同时也通过“存”与“该”的差额，平行计算盈亏。

“进”大于“缴”就是盈利，反之则为亏损。

它与“存”、“该”的差额相等。

就是：进-缴=存-该。

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

“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复式簿记的开始。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

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道德政治。

他注重道德，关心政治，热心教育，又“罕言利”，因而历来的研究以及对孔子以及儒家学说的评价主要集中在道德、政治以及教育方面。

其实，孔子对社会经济问题并不轻视，其经济思想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来说，并不亚于其道德与政治学说。

值得后人深入挖掘与认真总结。

孔子经济思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认识: 一是义利思想，它涉及的是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二是理财思想，它涉及的是国计民生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处理富国与富民的关系。

（全文见附件）白圭（前370年——前300年），名丹，战国时人，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国、秦国。

《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

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白圭和范蠡都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即农业的丰收和天时有关，认为十二年为一个周期。

开始的第一年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是衰退期，第四年干旱，再两年是小丰收，第七年又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又衰退，到第十年则又干旱，随之又是两年的小丰收，到下一年重新开始一个周期。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白圭提出了一套经商致富的原则，即“治生之术”，其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主张根据丰收歉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在当时的贸易是以货易货，而白圭的高明之处就是准确掌握时常行情，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他就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他就大量抛出。

这样低进高出，必能从中取利，积累财富。

这对秦汉以后各代的设市贸易、公输方式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白圭为达到理财富国的目的，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也极快，出手果断。

一遇行情变化，立即作出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用他的话说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

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否则经商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

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

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

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

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还有一个让现代人汗颜羞愧的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

”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