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经济发展论文集

六朝南方开发的几个问题何德章

一、六朝江南开发的环境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亦即长江流域的六朝时代，是大气环境相对干旱寒冷的时期，这是业已得到研究证实的事实①。六朝时代与气候环境相关的文献记录，不仅可以使我们对于这一时期南方开发的自然环境有一个较全面的把握，这些记录所体现出来的区域性特征，也可以使我们加深对于这一时期江南各地区的经济状况的认识。

六朝时代南方的开发有多种层面的内容，包含土地开垦、城市发展、社会文化进步等方面，农业生产无疑是这些进步的基础，寒冷干旱的总的大气环境，意味着六朝时期南方的开发并不是在一个较好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晋书》、《宋书》、《南齐书》以及《隋书》各书《五行志》都有关于这一时期南方气候异常阴冷的记录，如《晋书》记吴嘉禾三年九月初“陨霜伤谷”，次年七月，“雨雹，又陨霜”；赤乌四年，“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太半”。但此种记录并不全面。《三国志》卷六十五《贺邵传》称吴主孙皓时贺邵上书说：“自比年以来，阴阳错谬，四时逆节，日食地震，中夏陨霜。”尽管我们相信孙吴后期，即公元270年前后，长江流域确曾有“中夏陨霜”的情况发生，却没有准确的史料加以说明。《南齐书·五行志》记建元三年(481)，“十一月，雨雪，或阴或晦，八十余日，至四年二月乃止”；永明十一年(493)，“三月戊寅起，而其间暂时晴，从四月一日又阴雨，昼或见H，夜乍见月，回复阴雨，至七月乃止”，夏H阴雨连绵达三个月以上；“永泰元年(498)十二月二十九日雨，至永元元年(499)五月二十一日乃晴”，雨期绵长近六个月。如此长的雨雪天气，反映气候偏冷的事实，不仅对农业生产非常不利，也意味着维持社会发展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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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水旱灾害是农业生产最大的威胁。“江南卑湿”，相对于黄河流域，即便总的大气环境以干旱为主，水患仍是六朝南方主要的自然灾害，并随着开发的进程愈益严重。从文献中关于六朝时代频繁的水灾记录所表现的特征看，发生频率最高的地区为“京邑”，即当时建康今江苏南京地区，其次为太湖流域，再其次为荆襄地区①，赣江流域较为少见，湘江流域仅只一见，珠江流域基本上无水灾记录。除了六朝统治者更关心发生于京城地区及统治中心区域的灾害情况外，同样反映了当时南方社会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地区性差异，水灾频繁的地区即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地区，亦是自然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建康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兴起于古丹阳湖区的一座城市，至南朝梁时已拥有一百多万人口，如此规模的城市，成片的官衙民居，必然改变当地原始的水体结构，使原有的河流、湖泊消失，娄湖、青溪、秦淮这些孙吴时代的湖泊、水渠与运道，在南朝中期已被宅第民居所侵占，因而一遇大水，便成灾害。南朝时御道行船、百官于大水时赴救太庙等史实，便足以说明。至于太湖流域、宁绍平原，作为东晋南朝时社会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南朝时会稽郡民间自发出钱维修塘埭，亦有新开人工渠道使太湖水人海通畅的动议，河流、湖泊的原始状态有很大的改变，频繁的水灾不仅是自然气候波动的结果，亦是经济开发的副产品。相对来说，赣江、湘江以及珠江流域，全面开发还有待时日，因而大水亦难成灾。

尽管旱灾记录远较水灾要少，仍是六朝时代极有威胁的自然灾害。《建康实录》卷二称吴嘉禾四年(235)，“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不雨期长达半年以上。《晋书·五行志》记东晋一代旱灾共三十次，多记为“旱”、“大旱”，或“冬旱”、“夏旱”。太宁三年(325)，“自春不雨，

至于六月”；次年亦即咸和元年，“夏秋旱，自六月不雨至于十一月》。咸和五年五月、六年四月、八年七月均有“大旱”发生，而咸和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咸康六年六月，“时天下普旱，会稽、余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东晋末年旱灾频发，隆安五年秋夏大旱，至十二月不雨，义熙九年，“秋冬不雨”，次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渎多竭”。这些旱灾基本上未指明发生地区，无疑可以理解为京城建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而其中三次特别记明的灾害发生地，均在上述地区。建武元年六月，“扬州旱”，咸康元年六月长江流域普遍受到旱灾，“会稽、余姚特甚”，咸安二年，“三吴大旱，人多饿死”。这表明，这表明同样的旱灾对于“三吴”地区的影响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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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六朝荆襄地区以水灾为主的灾害研究，可详参牟发松《六朝时期湖北地区的自然灾害述论》，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6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从南朝诸史纪、志检得旱灾记录共十三次，这一定程度上表明南朝时期旱灾影响南方的频率较低，但有准确地域记录的仍基本上是京城建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据《宋书·五行志二》及同书《范泰传》，元嘉四年夏旱，“通川燥流，异井同竭。老弱不堪远汲，贫寡单于负水”。大明七年、八年，“东诸郡”接连发生大旱，“甚者米一升数百，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①。”梁天监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②。”大宝元年，“自春迄夏大旱，人相食，都下尤甚③。”偶尔发生的旱灾亦造成巨大的灾难。

疾疫是东汉中期以来造成人口剧减、社会衰退的主要原因。东晋时史书记“大疫”七次，其中永昌元年(322)大疫，“死者十二三”④，差不多同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亦发生大疫，同样“死者十二三”⑤，而山西、关中“疫气大行，死者十三四”⑥。则东晋境内大疫不应只发生在京城地区。20％—30％的人口死亡，比当时任何一场战争造成的死亡的人口更多。太元四年(379)冬江南发生大疫，一直延续至次年五月，“多绝户者”⑦，死亡人数当亦不少。据《宋书·五行志五》，南朝宋六十年间，京城建康发生五次疫疾，泰始四年“普天大疫”，“民大疾，死不收”⑧。《宋书》卷九十一《孝义·吴逵传》称吴兴乌程人吴逵，“经荒饥馑，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时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既而逵疾得瘳，亲属皆尽，唯逵夫妻获全”。同卷《范叔孙传》称：“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时疫死，唯余法先，病又危笃，丧尸经月不收……又同里施渊夫疾病，父母死不殡，又同里范苗父子并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丧没。”又称义兴人许昭先之舅“夫妻并疫病死亡，家贫无以殡送”。吴逵夫妻亲人因同一疾疫死亡达十三人，虽不见得就是泰始四年的事，范叔孙所居里病死者亦不见得为同一年之事，却可想见当时疫疾危害之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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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前废帝纪》，参同书《五行志二》。

②《隋书·五行志上》。

③《南史·简文帝纪》。

④《晋书》卷六《元帝纪》。

⑤《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称：“勒境内大疫，死者十二三。”时石勒据有河北及河南部分地区。同一史料又称时据青州的曹嶷“议欲徙海中，保根余山，会疾疫甚，计未就”，则当时今山东亦有大疫疾发生。《晋书》系其事于祖逖死后不久，按祖逖死于太兴四年(421)九月，据此推断其发生时间当与东晋境内大疫时间相近。

⑥《晋书》卷一百三《刘曜载记》，按此事系于东晋太宁元年(323)前，当亦永昌元年事。

⑦《宋书》卷三十四《五行志五》。

⑧《宋书》卷二十六《天文志四》。

南齐未见大疫记载，但事实上一些地区疫疾仍十分严重。《梁书》卷五十二《止足·顾宪之传》说：“齐高帝即位，除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太半，棺木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傍。”梁时，建康城中亦屡有大疫，中大通元年(529)六月，“都下疫甚，(梁武)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①。梁武帝爱女永兴公主亦患重病，救治无术，遂大赦以求福佑。一个时期发生的疾疫使一个地区的人口“死者太半”，必然会造成当地社会经济的严重衰退。

相对黄河流域来说，六朝时代南方蝗灾的记录较少，且均发生于梁陈时期②，但南方较为特殊的灾害火灾却相当严重。六朝时期吴孙皓建衡二年三月，建业发生大火，“天火烧万余家，死者七百人”③。西晋末，“武昌大火，烧数千家”④；东晋初，武昌再次发生火灾，“兴众救之，救于此而发于彼，东西南北数十处俱应，数日不绝⑤。”据《宋书》卷三十二《五行志三》，东晋永昌二年三月，“饶安、东光、安陵三县火，烧七千余家，死者万五千人。”太和年间(366—370)，会稽因盛夏大旱发生火灾，“烧数千家，延及山阴仓米数百万斛，炎烟蔽天，不可扑灭”。元兴三年(404)，广州发生大火，“府舍焚荡，烧死者万余人”。南齐永元三年正月，豫章郡城发生“天火”，“烧三千余家”⑥。东晋南朝，建康城非人为的大火灾发生得相当频繁。《宋·五行志三》于永昌二年、太宁元年、咸和二年、宁康元年、义熙九年、义熙十一年，都有建康发生火灾甚至大火灾的记录。义熙九年，“京都大火，烧数千家”。义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灾，吴(郡)界尤甚”。该志同时记录刘宋时建康城发生大火五次，其中元徽三年三月大火，“烧二岸数千家”。南齐永元二年八月，皇宫失火，烧房屋三千多间，引起民间恐慌，“京师民间相惊，云当行火灾，南岸人家往往于篱间得布火缠，云公家以此禳之”。这些史书的记录，当然是当时影响巨大的事件。隋拟灭陈，《隋书·高颎》传记其一计：“又江南土薄，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表明南方火灾发生的原因是“舍多竹茅”，同时也表明火灾在南方民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具体到一般民户，如遇火灾，如陶潜《戊申岁六月遇火诗》所说：“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则意味着多年劳作成果毁于一旦。

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开发较晚，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腹地山区的开发才刚刚起步，自然森林还比较多。孙吴时，赣东、皖南、浙西山地，“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自首于林莽⑦。”可见这一地区当时林木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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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史》卷七《武帝纪下》。

②《隋书·五行志下》梁大同元年(535)。“大蝗，篱门松柏叶皆尽”；《南史·侯景传》：大宝二年(551)，“江南旱蝗相系”；《陈书·武帝纪下》：永定二年(558)，“吴州、缙州旱蝗”。

③《吴书》卷《孙皓传》。

④《晋书》卷九十五《艺术·陈训传》。《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上》系其事于永嘉四年。

⑤《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上》。

⑥《南齐书》卷十九《天文志》。

⑦《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密，赣南、闽北、湘东，至到南朝，交通还非常困难①，虽然均成为建康等中心城市的木材供应地，自然森林应该还没受到严重破坏。

长江流域自然植被较好，野生动物丰富，且以老虎为例加以说明。三国时，孙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为方目，闲不置盖，一人为御，自于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②。东晋定太子婚仪，纳征以虎皮，沿用至南齐时，被指责为不遵古礼③。以虎豹皮为贽币，前提是其虎皮乃江南常见之物。

孙权射虎之地，当在建康附近不远地区，他亦曾至吴郡，“亲乘马射虎于废亭”④。义兴人周处少时，“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为乡里所患，与“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称三害⑤。东晋南朝，江南各地区均有老虎活动。东晋初，隐士郭文在吴兴余杭大辟山结庐而居，“时猛兽为暴，入屋害人，而文独宿十余年，卒无患害”⑥。刘宋时，沈攸之为吴兴太守，“晓达吏事，自强不息，士民畏惮，人莫敢欺。闻有虎，辄自围捕，往无不得，一日或得两三。若逼暮不获禽，则宿昔围守，须晓自出”⑦。南齐时，建康附近仍有虎患，“建武四年(497)春，当郊治圆丘，宿设已毕，夜虎攫伤人”⑧。东晋末，臧熹“尝至溧阳，溧阳令阮崇与熹共猎，值虎突围，猎徒并奔散，熹直前射之，应弦而倒”⑨。至梁时，皖南仍有虎患：“宣城宛陵有女子与母同床寝，母为猛虎所搏，女号叫挐虎，虎毛尽落，行十数里，虎乃弃之，女抱母还，犹有气，经时乃绝”⑩。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三月，白虎见豫章南昌县西乡石马山前；孝武太元十四年(389)十一月辛亥，白虎见豫章郡；刘宋孝建三年(456)三月壬子，白虎见临川西丰⑾。白虎为老虎生物性异变产生的品种，这几条史实说明东晋南朝赣江流域老虎不少。刘宋后期，庐陵郡(今江西吉安境)“荒芜，频有野兽”，内史周朗围猎时纵火趋野兽，竞烧了郡衙，在他不长的在任期间，“虎三食人”⑿。孙谦于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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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称谢灵运“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说明当时浙南闽北山地人迹罕至，森林密布。

②《三国志》卷五十二《张昭传》。

③《南齐书》卷五十三《良政·裴昭明传》。

④《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

⑤《晋书》卷五十八《周处传》。

⑥《晋书》卷九十四《隐逸·郭文传》。

⑦《宋书》卷七十四《沈攸之传》。

⑧《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

⑨《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

⑩《梁书》卷四十七《孝行传》。

⑾《宋书》卷二十八《符瑞志中》。

⑿《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

监六年(507)出任零陵太守，“已衰老，犹强力为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谦至绝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①。

汉沔地区有关虎的记录更多。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八月癸巳，白虎见枝江；元嘉二十五年(448)二月己亥，白虎见武昌②。汉沔蛮族，“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楯”③，盾蒙以虎皮，可见当地老虎很多。东晋时，“庾翼镇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兽入府，欲移镇避之”

④；桓石虔“从父在荆州，于猎围中见猛兽被数箭而伏。……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兽跳，石虔亦跳，高于兽身，猛兽伏，复拔一箭以归”⑤。南朝宋时，襄阳人张敬儿“年少便弓马，有胆气，好射虎，发无不中”⑥。梁时，南郡编县“境多虎暴，黔娄至，虎皆渡往临沮界，当时以为仁化所感”⑦。

虎多意味着其他大型野生动物常见。新野人曹景宗“幼善骑射，好畋猎，常与少年数十人泽

中逐獐鹿，每众骑趁鹿，鹿马相乱”⑧。成群的獐鹿应是虎的主要食物来源。鹿类动物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态环境的好坏，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特别是偏北干旱地区，鹿类动物相当多⑨，而长江流域亦不逊色。西晋张华《博物志》说：“海陵县扶江接海，多麇兽，千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麋唆。县人随此唆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⑩《宋书》卷二十八《符瑞志中》有关于两晋及刘宋时长江流域各地出现白鹿的记录31条，其中湘江流域10条，赣江流域8条，建康及其附近亦有7条，较为集中地出现在湘、赣流域，其次为今苏南、皖南，作为梅花鹿罕见的变异形态，白鹿出现的地区，应有相当数量的梅花鹿种群的存在⑾。上述地区正好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老虎出没的地区，说明当地生态环境相当好，森林覆盖率较高。不过，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来说，这并不是生态环境的好转，而是开发水平有限，自然生态还未遭受严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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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书》卷五十三《良吏·孙谦传》。

②《宋书》卷二十八《符瑞志中》。

③《南齐书》卷五十八《蛮传》。

④《晋书》卷七十五《王湛传》。

⑤《晋书》卷七十四《桓彝传桓石虔附传》。

⑥《南齐书》卷二十五《张敬儿传》。

⑦《梁书》卷四十七《孝行·庾黔娄传》。

⑧《梁书》卷九《曹景宗传》。

⑨详细情况见王利华《中古华北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⑩《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九《百谷部·稻》引。

⑾参蔡和林《中国鹿类动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二百六十七。

二、人口、地区分布、社会结构与六朝南方开发

司马迁称他那个时代的南方“地广人稀”，南方居民因自然采集资源丰富而“呰窳偷生”，缺乏足够的开发热情。一定数量的人口不仅是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人口增加带来的各种需求及自然资源的减少亦将刺激生产的发展。研究者论及六朝时代南方开发的原因，也总会提及汉末特别是西晋末年黄河流域人口大规模南迁。一般认为，六朝时代人口增加既是南方经济开发的原因，也是这一时期南方社会经济进步的表现，但这种认识并不能直接得到人口记录的支持。

比较《汉书》、《后汉书》关于南方各地区的人口记录，可知两汉问在北方一些地区人口下降的情况下，南方各地区人口都有极大的增长，湘江流域户口的增长幅度最大。赣江流域也有极大的增长，而江东地区相对缓慢。这反映了两汉时代南方社会经济发展及区域性特征。据《后汉书》所记，汉顺帝永和五年(140)，扬、荆、益三州户近400万、约有1785万人口，除去孙吴未能全部控制的九江、庐江、南阳等郡户口数，当三国吴、蜀两国控制区，仍有近330万户、1450万人。但蜀汉政权灭亡之际仅28万户、94万人①，与永和五年益州152万户、724万口相比较，户、口分别下降达543％、579％；吴国灭亡时，亦仅52万户、230万人，与东汉永和五年荆、扬二州除上述九江三郡之外的197万户、625万口相比较，分别下降377％、373％。蜀汉政权并没有实行孙吴那样的“复客制”，但户口数下降的幅度比孙吴还要大，户口数呈如此巨大的下降趋势，仅仅用南方依附关系发展或户口失载加以解释，似乎不通。我们只能这样理解，当汉末黄河流域人口因战乱疾疫巨减，经济衰退时，南方经济衰退亦相当明显。

从西晋灭亡之际开始的一个多世纪中，黄河流域人口大量南迁，是铁定的事实。谭其骧先生根据《宋书·州郡志》所列侨州郡的户口数，推断到南朝刘宋时为止，南迁人口共约90万人，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的1／6②。当然，这种推算并没有考虑到南迁人口特别是最初几批南迁人口在其后一个多世纪中的增殖情况，《宋书·州郡志》侨州郡下所列户口已不是流民南下时最原始的记录，因而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同时，由于东晋南朝人身依附关系强化，官府户籍上的人口远少于实际存在的人口，且“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属于大土地所有者荫庇的主要对象，因而流民及其后裔在南方实际人口中的比例应远高于1／6的估计数。但就是在接纳如许多的户口之后，包含上述东汉扬、荆、益三州地域的刘宋政权，刘宋末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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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裴松注引王隐《蜀记》。

②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第15期。

年的户口统计仅有90万户、535万人口①。将吴、蜀灭亡时户口数相加，再计入未入吴境的九江等三郡户口数与之比较，口数虽增加不少，黄河流域人口南迁与“土断”却没有使南方官方统计户数明显增加，吴亡后到刘宋末近两个世纪南方户口竟然是零增长。陈朝与孙吴国境大致相当，陈灭亡时，“隋家所收，户五十万，口二百万”②，户口数竞比吴亡时还要少。

比较局部地区的人口记录我们也可以看出上述现象。东汉时会稽、吴、丹阳三郡所统地域，相当于东晋南朝扬州，永和五年共有423763户、1812432口，同一时间赣江流域的豫章郡为406496户、1668906口，而湘江流域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四郡共有649833户、2813266口，显然，东汉中期湘江流域的人口密度高于赣江流域，更远高于“江东”。对应这三个地区，《宋书·州郡志》所显示的户口记录分别为：扬州247108户、1605694口，江州53763户、376986口，湘州(计入刘宋时改隶于郢州的武陵、巴陵二郡)51975户、419442口。将这些数字制成下表以便比较：

就官方统计数字看，南方任何一个区域在南朝极盛的时候，户口均未达到东汉中期的水平，当然如众多学者业已指出的那样，官方统计的户口数绝不是南方实际存在的人口总数。当时还有一些散见的人口数字，确也说明官方的户口数字与实际存在的人口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如西晋灭吴之初，“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③。检《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广州(辖地相当今广东全省及广西部分地区)10郡68县有43120户，桂林郡8县只有2000户。以此官方记录与上引史料对照，知西晋在广州掌握的全部编户还不及“广州南岸”即广州治所番禺(今广州市)以西以南地区“不宾属者”的数量多，桂林郡的编户只有该郡实际户口的1／5。东晋南朝，岭南地区局势稳定，有理由相信这一地区的户口一直处于不断自然增长过程中。南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关于这一具体数字的讨论，见拙撰《读宋书州郡志札记二则》之“《宋书·州郡志》所见户口数发疑”，刊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版。

②《通鉴》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③《晋书》卷五十七《陶璜传》。

朝宋广州辖地与西晋时相当，检《宋书》卷三十八《州郡志四》，南朝宋大明八年，广州有40359户、188264口，其末年有49726户、206694口，前者甚至低于西晋时的户口记录，后者虽略高于西晋时的户口，但出于上述因素，我们仍有理由相信这还是大大低于广州的实际人口数。《魏书》卷六十五《邢峦传》记邢峦于北魏正始二年(505)率军袭取汉中时奏称：

“且益州殷实，户余十万”；“且梓潼已附，民户数万”；“巴西广袤一千，户余四万”。据《宋书·州郡志四》，刘宋后期，益州所领民户总数为54042户，只有邢峦所说10多万户的一半，而梓潼领3034户，巴西领4954户，分别只相当于邢峦所说的1／10。可见《宋书·州郡志》所记远不是益州民户的真实情况。

因此学者们根据各自的理由与一定的文献史料验证，力图对六朝时代南方人口总量作出判断。葛剑雄先生判断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境内实际人口应在1800万一2000万之间，而梁末人口高峰值与此相近，陈境当有1500万人口。根据这种判断，南方官方著籍户口，只是实际户口的1／5—1／4①。

按照这种判断将上表所列刘宋时扬州、江州及湘州官方著籍户口数放大五倍，以反映各地实际的户口状况，我们会发现，扬州区的人口数较东汉中期增长了四倍多，江州仅能与东汉中期持平，而湘州仍远不及东汉中期的水平。我们相信，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富室豪族也越多，人身依附关系发育得也更充分，或者说，六朝时代湘、赣流域著籍户口与实际人口的差异程度应小于扬州地区。因此，两组数字相对照，我们无疑可以从中作出这样的判断：六朝时代长江以南各地区的人口布局与两汉时代呈现极大的差异，江东地域人口增殖的速度高于赣江流域，更远高于湘江流域。这必然对南方各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

北方流民南下地域的选择，应是南方各地区人口布局与东汉中期呈现极大差异的重要原因。六朝时期，北方流民对于南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亦为公论，但我们与其笼而统之地强调北方流民对江南开发的促进作用，还不如说北来流民对扬州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东晋南朝，政治中心所在的扬州区接受北来流民最多。如果说“庇大姓以为客”的下层群众多数还是因为地理的原因，选择最有利的路线南逃至江东，支撑东晋政权的百余家士族无疑主要因为政治上的归依而选择了建康，进而卜居于与建康间往来方便且有山泽可垦以建立家业的浙东。与此相应，能说明北方流民大量南迁至赣江流域的史料只有“流人万计，布在江州”一条②，湘江流域一条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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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148页。

②《晋书》卷八十一《刘胤传》。

南朝时扬州地区人口较东汉中期增长四倍以上，而赣江特别是湘江流域南朝时代人地关系与东汉中期差别不大，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前文所描述的南方各地区环境状况：官方记录的水旱灾害主要发生在扬州地区，而湘赣流域甚少；成群的野生动物更主要出现在湘赣流域，而扬州区域相对较少。史实还表明，六朝时期，扬州区域水利工程兴建如火如荼，湘赣流域却不见有重要的水利工程建设。东晋时，豫州刺史庾翼因“诸郡失土荒民数千无佃业”，“表移西阳、新蔡二郡荒民就陂田于寻阳”①。寻阳即今九江，则鄱阳湖区亦有陂塘兴建。东晋南朝，南康郡(治今江西赣州市)有属县名陂县或陂阳县，或许当地兴建过重要的陂。《水经注·赣水注》说：豫章(今江苏南昌市)有南塘，“汉永元中，太守张躬筑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每于夏月，江水溢塘而过，居民多被水害。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堤，开塘为水门，水盛则闭之，内多洩之，自是居民少患也”。赣江流域水利工程兴建见于史载不过如此数事，湘江流域史则无闻。无史料记载自然并不等于事实上就没有兴建，但史料的贫乏可以间接说明六朝时期的湘赣流域没有大规模的水利开发。换句话说，六朝时代湘赣流域社经济发展程

度远远落后于扬州地区。

南朝中期，扬州实际存在的人口可能是东汉中期的四倍以上，而编于官府户籍的还不到东汉中期的1／4，绝大多数人口成为私有的依附民或奴隶。《史记·货殖列传》将“无千金之家”作为西汉前期南方社会经济仍相当落后的一个标志，六朝时代私家占有众多户口及成片山林川泽的众多史实，足以说明南方社会经济的进步。但是我们注意到，这类史实从孙吴以后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扬州地区，南朝中期以前赣江流域相应的史实寥寥可数，到了梁末，“南川豪帅”或者说“乡里酋豪”才开始活跃起来，整个六朝，关于湘江流域“千金之家”的实际状况，在史料中几乎难以考索。这也证实湘赣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扬州地区②。

与社会结构相应的是，六朝时代或者说3至6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急剧发展③。东晋南朝政权尽管对贵族豪强广占依附人口及圈占山林川泽无力阻止，却不断发布诏令加以指责；当代研究者对六朝时代南方的开发津津乐道，对豪强荫占人口与湖泊山林表达的更多为义愤。事实上，六朝社会结构的变迁适应了南方开发的需要，是南方开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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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豫州》。

②关于六朝时代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从两汉由湘赣流域向长江下游推进，一变为从下游向中上游展开，其特征与原因的讨论，请参拙撰《建康与六朝江南经济区域的变迁》一文，刊于《东南文化》1998增刊2。

③详细的研究请参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版。

对于地广人稀的江南来说，占有人口是扩大土地的前提。东晋南朝政权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施行孙吴那样在搜剿山越的基础上实行大规模的屯田，也不可能如孙吴可以给贵族功臣赐田。东晋南朝相关史料中，赐官僚田地的事仅检得两例；东晋初实行给客制度，却并没有品官占田的规定，即便作这样的规定，在主体上处于未开发状态的江南地区，也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适应南方地理特征，占有山林湖泊，“加工修作”，“山作水役，不以一牧”，砍伐山林、填淤湖泊、山地建陂、湖区筑塘，是东晋南朝南方开发的重要方式。山林川泽的开发，需要一定数量的人手及一定程度的组织形式，同时还要相当的资金投入，这都不是个体农户所能独立从事的，贵族豪强对土地与财富的追求及其对人口的占有，恰好具备了这种条件。

东晋南朝政府对于封略山湖，政策上有一个从禁止到解禁的过程。禁止的原因有二：其一，沿袭周秦汉魏以来黄河流域开发过程中的一个已被法律肯定的传统：名山大川不以封。这里的“封”有两层意思，一是私人封占，二是政府封授给私家。对于平原少、丘陵山地多的江南来说，这显然是不实用的。其二，汉代早期，司马迁眼中的南方，“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在山林水域中樵采渔捕，仍是六朝时代江南个体小农重要的经济补充，甚至是一些人主要的经济来源，大族官僚封占，意味着更多的个体小农将失业破产。《宋书·谢灵运传》称谢灵运请求占有会稽东面的回踵湖，决以为田，皇帝实际上已批准，因“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太守孟觊“坚执不与”，便是出于保护贫民考虑。尽管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晋南朝各政权仍沿袭秦汉传统，以个体小农提供的赋役作为维持形式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因而东晋南朝有关禁止封占山水的诏令中，个体小农于山林川泽中樵采渔捕的权利被特别强调。

江南要开发，围湖造田，毁林为地，是一个必然的途径，个体小农不适应这一趋势，政府在不能出面组织山湖垦发的情况下，强调保护个体小农的传统利益，阻止封占山水，实际上是在保护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否定当时南方开发中出现的适应社会需要的先进生产力形式，

其实效自然有限。因而刘宋中期不得不通过封占山水的法令对于此前私家所占山林湖泊业已开发者一概认可，并对后来占有山泽给予有限制的开放，体现了大族封占山水的过程，是利用他们的依附性人口将江南山地湖泊开垦为良田或生产场所的过程，亦是江南社会经济逐步摆脱渔猎采集原始落后状态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在六朝时代发展得最为迅速的还是三吴地区及受其影响的周边地区。

三、六朝南方开发的局限

南方社会经济较之两汉有了巨大的发展，是魏晋南北朝动荡时代表现出来的历史进步因素之一。先秦汉魏不断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江南，六朝时期特别是东晋南朝，成为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并开拓创新的中心地区，《隋书·地理志》所记今江浙乃至赣江流域的社会文化面貌较之两汉有着天壤之别；建康、京口、广陵、毗陵、芜湖、九江、郢城等一系列新兴中心城市的出现，改变了江南“不待贾而足”的状况，并在以后的历史中长期带动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六朝政权在江南腹地设置远远超过两汉的各种层次的地方行政机构，围绕这些地方行政机构不断形成的南方腹地道路交通网络①，都在改变着南方社会落后的面貌。所有这些体现的是南方社会经济有别于两汉的质的进步，也为南方在以后时代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质的变化并不等于南方各区域的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越了汉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经济衰退的时代，长江流域同样如此，只不过局部地区因特殊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呈现出超常的繁荣。有关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的论著，特别是以六朝长江流域或江南社会经济为主要对象的研究论著，往往瞩目于宁绍平原、太湖流域社会经济繁荣的史实，并据史书中一些笼统概括的文人似的夸张词句，将之放大到整个长江流域，人为地以自然地理区域为据，列出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区”②。但六朝时期，南方真正可以算得上经济区的只有会稽、吴郡、吴兴所在的“三吴”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限与其进步一样，都是显而易见的。湘江流域、赣江流域社会经济并没有与三吴地区同步发展，即使在三吴地区，吴兴郡因太湖水患所限，东晋南朝社会经济一直未能获得长足的发展，而有关南方山区开发的史实，基本上与浙东、浙南山地有关，整个江南腹地并没有产生同样的社会经济问题，各地并未形成畅通的陆路交通。

除了上述地区外，今福建、两广社会经济状况还相当落后，研究者往往依据表明广州商业盛况的一些史料而提出的“岭南经济区”，还不见踪迹，广州并没有成为带动岭南经济发展的经济中心，只不过是建康上层人物获取岭南及南海奇珍异宝的一个场所。《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说“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踑踞，乃其旧风”。“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一如西汉时司马迁对于江南的描述，两广地区社会经济状况总体上还相当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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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六朝时期南方道路交通尤其是江南腹地陆路交通状况，参拙撰《六朝建康的水陆交通》，刊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2年。

②“经济区”这一现代经济学的词汇，往往在没有确定其内涵的情况下被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者滥用。邹逸麟先生认为：“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我国古代经济区的划分原则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若以此标准匡之于六朝时期的江南，很难找到研究者所说的那么多的经济区。

受宁绍平原与浙南山地开发的影响及自然的进步，六朝时期，今福建地区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但极为有限。据《宋书·州郡志》，刘宋中期，设于此地的晋安、建安二郡12县，总共只有5883户、37523口，如按著籍人口为实际人口五分之一估算，亦不到20万人，隋代仅设建安一郡，据《隋书·地理志》，隋大业五年有12420户，最高估计亦只有30余万人①。人口基数长期保持一个低水平，且增长缓慢，说明该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高。

两汉时代，汉水、湘江流域由于地处控制岭南的帝国交通干线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随着六朝定都建康，湘江流域政治经济边缘化，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大大落后于三吴地区。江汉地区于长期南北对峙的格局，处四战之地，经济发展亦颇受影响，虽有豫、陕居民移居此地，但南齐时，江汉“境域之内，含带蛮、蛋，土地辽落，称为殷旷”②。所谓“土地辽落，称为殷旷”，是“地广人稀”的另一种说法，所以至刘宋时，原居鄂西偏远山区的蛮族才能遍布于分别治于江陵与襄阳的荆、雍二州。宋、齐荆、雍地方政权将镇压与掠夺当地蛮族作为重要的活动，这显然不可能促成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东晋时，襄阳侨置雍州，附于荆州，统辖关陇南下流民。荆州刺史常兼领长江中上游军事，力量强大，不时发生荆州刺史起兵东下进攻建康的政治事件，被概称为“荆扬之争”，故有“江左大镇，莫过荆、扬”的说法。东晋荆州在与依托三吴的建康政权对垒中屡占上锋，所依凭的并不全是荆州的经济势力，而是其超越下游的军事势力。刘宋中期，将湘州固定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复将汉沔数郡置于雍州的直接管辖之下，另分荆州置郢州(治今湖北武汉市)，荆州不复再有力量与下游抗衡。史称这一政治处置的后果说：“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③这种行政处置更多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引起的变动。研究者常引“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证明“荆州经济区”的地位，但这段史实所说的荆州，与汉代包括两湖以及今南阳盆地的荆州为同一概念，难以将如此广阔的地区视为一个经济区，刘宋分割这一意义上的“荆州”后，荆州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足称道。《宋书》卷七十四《沈攸之传》说：“初，元嘉中，巴东、建平二郡，军府富实，与江夏、竟陵、武陵并为名郡。世祖于江夏置郢州，郡罢军府，竞陵、武陵亦并残坏，巴东、建平为峡中蛮所破，至是(刘宋末)，民人流散，存者无几。”据《宋书·州郡志》刘宋中期，荆、雍、郢、司四州共有141785户、647588口，《后汉书、郡国志》相当于同一地区的南郡、江夏二郡则共有221004户、1013068口。仅从户口的角度，我们并不能证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汉地区社会经济在东汉已有的基础上，有何明显的进步，只能说这一地区没有像河南、关陇那样呈现严重的衰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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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葛剑雄《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辨正》，载《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

②《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荆州条”。

③《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

长江上游以成都为中心的益州，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状况与江汉地区类似，东汉末及西晋末的政治动乱，均曾波及此地。东晋末，该地亦曾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刘裕欲遣军消灭割据此地的谯纵，有人劝阻说：“今往伐蜀，万有余里，溯流天险，动经时岁。若此军直指成都，径禽谯氏者，复是将帅奋威，一快之举耳。然益土荒残，野无青草，成都之内，殆无孑遗。计得彼利，与今行军之费，不足相补也。”①表明其时益州社会经济相当衰败。东晋南朝据有益州后，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建康，虽“州土壤富，西方之一都焉”，但“方面疆镇，涂出万里，晋世以处武臣。宋世亦以险远，诸王不牧②。”政治上的对益州的忽视反映了经济上不甚繁荣的事实。北魏后期邢峦说：“益州殷实，户余十万，比寿春、义阳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实在于兹。”③在邢峦看来，益州有十多万户，超过淮河流域三倍以上。据《宋书·州郡志》，刘宋中后期，益州登录在官方户籍上的有54042户、249088口，邢峦所说当更近于益州实际人口，但无论是5万多户还是10多万户，均少于蜀汉灭亡时的28万，而《后汉书·郡国志》所记东汉永和五年(140)益州各郡户口数，仅其中巴郡、蜀郡，都各有30多万户。用大族荫庇是不可能解释如此规模地人口下降的，正是因为人口实实在在的

下降，才导致僚人大规模地进入益州，“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在所皆有之”④。我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益州地区社会经济的衰退也是相当明显的。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赣江流域特别是宁绍平原、太湖流域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长江流域的各地区社会经济并非都呈上升趋势，长江上游的益州及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总体上仍呈衰退趋势，江南湘江流域亦未能保持汉代的上升势头，岭南、福建虽有所发展，总体上还相当落后，江南腹地山区开发还有待时日。关于六朝时代南方开发中生产技术的进步，一些论述也有夸大的嫌疑，限于篇幅，只好另文交待。

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发展述论

许辉

一、六朝时期我国南方经济的发展概况

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是相继建都于我国长江以南建康的六个朝代，史称六朝。六朝经历的时间从公元3世纪至6世纪，整整300余年。与六朝对峙的是北方中原地区的曹魏、五胡十六国及北朝。其中只有西晋短期统一了中国，但时间只有36年。在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北方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时间在一个半世纪以上；而南方长江流域以南，在六朝存在的300余年中，却基本上是统一的，是我国南方经济得到开发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众所周知，以荆、扬二州为代表的我国南方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也产生了以楚、吴、越为代表的强大的诸侯国，与中原诸国争霸，并在局部开发与发展南方经济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楚文化与吴越文化。但是直至东汉末年，就江南地区的总体而论，其经济的开发与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描述这一地区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与当时经济发达的关中地区是不能相比的，《货殖列传》云：“关中之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但是，经过东吴、东晋，至南朝刘宋元嘉末，南方地区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宋书》卷五十四“史臣曰”描述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情况时说：

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汉氏以来，民户凋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流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旁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从齐、梁时人沈约的这一大段描述中，可以看出：经过这一时期的开发，我国南方地区的经济，以荆、扬二州的精华地区而言，已经赶上并局部地超过了北方。这一状况的出现，为隋唐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根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六朝时期，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大致概况是：

在农业方面，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水利事业的兴修和荒芜土地的垦辟上。三国以后，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南方开始得到推广。东吴时，南方已普遍应用耦耕。孙权曾亲自将驾车的八头牛改充耕牛，“以为四耦”。东晋时，区田法已传入南方，

并已使用粪肥。宋武帝刘裕时的功臣广陵人到彦之微时以挑粪为业，说明粪已用作肥料①。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提高，东吴时已出现“再熟之稻”②，东晋后又出现了“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的“三熟之稻”③。麦的种植也得到了推广，东晋和刘宋时都曾以政府命令推广种麦④，麦类逐渐成为南方仅次于水稻的主要农作物。

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水利事业，在六朝时也有很大的发展。东吴时，张昭在江宁创建娄湖，“溉田数十顷”⑤。西晋末、东晋初，陈敏据有江东，“务修耕织，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⑥；会稽勾章(浙江慈溪县西)所复汉旧陂，溉田二百余顷⑦；吴兴乌程(浙江吴兴县)新筑狄塘，溉田千顷⑧；丹阳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葛洪为其颂”⑨；宋时在荆州的获湖，“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⑩；对汉时旧堰芍陂(今安徽寿县)，宋、齐、梁三代都重加修葺。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在江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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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晋书·隐逸郭文传》，《南史·到彦之传》。

②《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李善注引《异物志》：交趾稻夏熟，农者一岁再种。

③徐坚：《初学记》卷八引《广志》。

④《晋书·食货志》载大兴元年(318)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旱地，投秋下种”云云。又《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一年(444)诏：“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西属郡，自令悉种麦，以助阙乏”云云。又《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七年(463)诏：“近炎精亢序，苗稼多伤。今二麦未晚，甘泽频降，可下东境郡勤课垦殖，尤贫之家量贷麦种。”

⑤《元和郡县志》卷二五《江南道一》。

⑥《嘉定镇江志》丹阳县练湖引《元和郡县图志》。

⑦《晋书·孔愉传》。

⑧《太平寰宇记》卷八四江南道。

⑨《晋书·张闿传》。

⑩《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山南东道。

内的武进县修阳湖堰，齐明帝在句容县开赤山塘①，用于灌溉。梁武帝时，还在丹阳修建思湖、长塘湖、高湖等以溉水田②。这个时期在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以及浙江会稽郡一带，已经出现了旱涝保收和高产的湖田。刘宋时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又求始宁(浙江上虞县西南)休蝗湖作湖田，孔灵符也表请于余姚、鄞(浙江鄞县)、郧(鄞县东)三县界“垦起湖田”③。湖田土质肥沃，又接近水源，便于灌溉，特别适宜于水稻的种植。

从当时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而言，已大体形成若干经济区，其中以三吴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地区成为与下游扬州有同等地位的重要开发区；包括鄱阳湖流域的豫章地区、南方的交广地区、福建的闽江流域，都成为当时新的重要开发区④。位于这些经济区的三湖流域渐次成为鱼米之乡。

手工业方面，六朝时期，南方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代表性的部门有冶炼、纺织、瓷器、造船和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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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史·循吏沈璃传》。

②《太平寰宇记》卷八九江南东道。

③《宋书·谢灵运传》，《宋书·孔灵符传》。

④参见冯君实《六朝时期南方的开发》，载吉林师大学报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论文集》。

虽然早在春秋时期，南方已发展了冶铁事业，但比之北方要落后得多。汉铁官44，多在北方，淮南只有广陵、庐江，江南一无所设。三国以后，原来落后的山越和广州夷人也都掌握

了冶铁技术。当时无论官冶或私冶都很发达，官冶以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东)和冶塘(今湖北武昌东南)最为著名，此外，扬州、石城、茅山、郯县、冶城、广州等地都有冶铁业的记载，特别是会稽郡，是南方冶铁技术较高的地方。东晋初年，会稽郡民为逃避赋役，从海道流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广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因此知造兵器①。这时冶炼技术的最高成就是炼钢技术的提高。东晋以后，不仅有称为“百炼钢”的锻钢技术的提高和热处理“淬法”的应用，而且出现了新的“灌钢”技术。梁代丹阳秣陵(今南京)人陶弘景发明的“灌钢”，即在炉中杂置生、熟铁，生铁熔后注入熟铁中，然后反复加热锤打，炼成质量较纯的钢铁，不仅可以打造刀剑，也可以打制镰刀等农具，对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齐、梁时建康的著名匠师谢平(浙江上虞人)和黄文庆(皇室作坊的匠师)并称为“中国绝手”，曾在茅山(江苏句容县)为皇室造出两批高级刀剑。丹阳郡永世县(今江苏溧阳)的铁岘山、郯县(今浙江嵊州)的三口山、江爰(今湖北武昌)的冶塘山都出产丰富的铁矿，是冶制兵器和农具的重要场所。梁武帝用建康东西冶数千万斤铁堵塞淮水上的浮山堰决口，可见南朝的铁产量是很可观的。

纺织业方面。南方原来有基础的是麻葛织业。左思《吴都赋》中关于纺织品的描写大都指麻葛织品。东晋以后南方纺织业的发达，一方面表现为葛麻制品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不仅有所谓越布、香葛、西葛、南布、花练等不同品种，而且高级织品织造极为精巧，以至刘裕曾憎其“精丽劳人”而下令禁织②。南朝末年还出现了“夜浣纱而旦成布”的“鸡鸣布”③。另一方面是丝织业的大发展。刘裕灭后秦姚兴时，曾把关中锦工迁往江南，于建康设立锦署，为日后金陵织造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与丝织业密切有关的蚕桑养植业在江南得到了普遍推广。优良的桑种，在鲜卑慕容魔通使于东晋时，被移植至辽东④。南方的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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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庾亮附弟翼传》。

②《南史·武帝纪》载：“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

③《隋书·地理志》。

④《晋书·慕容宝载记》：“先是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川桑悉由吴来。”章、永嘉、闽中等地，还出现了“四熟”、“五熟”和“八熟”之蚕①，江南地区逐渐成为除齐、蜀之外一个新的纺织业中心。

六朝时期是我国青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青瓷无论在胎质、釉色、纹饰和烧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时期南方大部分墓葬都有青瓷出土，尤其以浙江、江苏为最多。江苏六朝墓内出土的青瓷器，有许多在烧造工艺和造型技巧上都有出色的成就，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出土的带褐斑或褐色釉的瓷器，宜兴周鲂、周处、周玘墓出土的青瓷神兽尊等极为工巧。南京出土的东晋青瓷四系罐、羊首双复系盘口壶、青瓷天鸡壶、青瓷莲花尊，镇江出土的青瓷扁壶，苏州出土的青瓷人物飞鸟罐等造型也都非常美观别致②。特别是1972年3月在镇江市郊发现的东晋隆安二年墓中出土的青瓷博山炉，釉色滋润，呈青绿色，通高20．8厘米，盖作山峰重叠状，分为三层，每层五峰、交错排列，在二、三层的峰后有十个镂孔为出烟用，圆顶上附扁平半球纽，下部由腹、承柱和盘组成，高10．3厘米，腹半球形，腹间平行弦文两组，承柱矮，承盘平底，显得十分瑰丽多姿③。

六朝的造纸业相当发达，纸的名目繁多，且在利用南方当地资源上，取得了极大成就。藤皮纸即是利用当时南方所产的桑皮、藤皮作原料的，浙江郯县和余杭由拳都是这种纸的产地，除了白纸，还有青、赤、缥、绿、桃花等各色纸，最有名的是齐朝建康城中的“银光纸”。技术的改进和原料来源的扩大，也提高了纸的产量。王羲之曾一次赠谢安9万张纸，而桓玄则曾明令废除竹简。竹简的废除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反映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对文

化所起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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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地理志》，《太平御览》卷八二五引《永嘉记》。

②参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江苏部分。

③《文物》，1973年第4期。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当时商业和贸易的发达。江南地区众多的河流和湖泊，为商品的流通、航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东吴时的造船业本来就很发达，装载物资可达万斛，万人大舰队北航辽东，南到儋耳(海南岛)，东到夷洲(台湾)。东晋、南朝的造船业，在东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刘裕攻灭后秦时，王镇恶率水师诉渭水而上，乘坐的蒙冲小舰，行船者都在船内，秦人只见舰进而不见行船者，“莫不惊以为神”①。卢循起义军也曾“作八漕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②。起义军的庞大船队不仅回溯航行于长江里，而且驰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梁时江东有军舰千余艘，其中“鸼*[舟+了]”大船，“两边悉八十榷，榷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③。南朝时已能造载重2万斛的大船，比东吴时期的海船扩大了一倍。横贯东西的长江是南朝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把上、中游的益、荆二州与下游扬州联系起来，由首都建康往河道稠密的太湖流域与浙东地区，已由运河网贯通起来。吴大帝赤乌八年(245)“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晋宋齐因之”④。破岗渎是隋代江南运河的前驱。处于这条交通运输大动脉上的建康，不仅是当时政治的中心，而且它与江陵、夏口(今汉口)、京口(镇江)、广陵(扬州)等一起，也是长江南北上下的交通枢纽，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它“贡使商旅，方舟万计”⑤。梁时，“城中二十八万户，东西南北各四十里”⑥，如以每户5口计，当时建康已达140万人，俨然成为南北朝最大的城市。处于大动脉附近的山阴是三吴经济的中心，寿春为南北贸易中心，豫章是长江中下游新兴商业城市，地处交广的番禺则是南方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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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史·王镇恶传》。

②《北堂书钞》卷一六三引《义熙起居注》。

③《梁书·王僧辩传》。

④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二。

⑤《宋书·五行志》。

⑥《太平寰宇记》卷九○引《金陵记》。

当时的中西海上交通也有发展，东晋、南朝加强了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1970年1月，南京市新民门外象山东晋王氏墓地7号墓，出土了一只镶嵌金刚石的金指环和两只玻璃杯，金刚石直径仅1．5毫米。据文献记载，晋代已有金刚石指环输入中国。因此，这一发现为当时中外交流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佐证①。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使汉族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与南方原有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与当时北方民族的融合，同为这一历史时期最有积极意义的两个成果，无论对当时和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都有毋容忽视的重要影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文物》，1972年第11期。

二、东吴政权促进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以上概述了六朝时期我国南方经济的发展状况。这里特别值得重视者，是孙氏建立的东吴政权作为我国历史上东南地区第一个大的地区性政权，在开发东南地区经济和发展海外贸易中所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一)东吴建都武昌、建业，使长江中、下游经济得到切实发展

从三国分立到孙皓降晋(220—280)前后共60年，东吴两次建都武昌，为时近10年，而建都建业的时间则长达50年。东吴二次建都武昌，主要是从军事上考虑的。三国鼎立，战乱频繁，荆州为三国军事争夺的重点。而建业地处长江下游，上游“一旦有警”，“水道溯流二千里”，“不相赴及”①。武昌地扼长江中游，西援西陵，东达建业，军事上可应付自如。然而为什么东吴却又长期以建业为都呢?这是因为建业在军事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它是控扼长江下游的军事要地；更重要的是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又优于武昌。从政治上说，东吴立足江东，掌权者除周瑜、鲁肃等皖北地主集团外，主要靠吴地顾、陆、朱、张地主集团的支持，这些大族的根基地在长江下游。从经济上说，吴、会地区为东吴政权经济命脉之所系。这两点，正是武昌无法与建业相比的。故孙皓迁都武昌时，左丞相陆凯目睹“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上疏谏曰：“又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嵴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沈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②说明地居长江中游的武昌，尽管在军事上有重要地位，但当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弱点则是十分明显的，因而东吴长期定都建业。

东吴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视和着力经营，使长江中、下游经济得到切实发展。这首先表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东吴的重要农业屯垦区。长江中游地区为东吴对魏、蜀用兵之地，驻扎着相当的兵力，东吴实行全军皆农制度，士兵“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③。因而凡有吴军驻屯之地，即是军屯所在地区。这里有名的军屯区有长沙沤口、陆口、蒲圻屯、夷陵屯、江津屯、黄军浦屯、巴山屯、厌里口屯、寻阳屯、阳新屯。长江下游则有皖城为中心的江北屯，建业京畿地区则有大桑浦屯、牛渚屯、烈州屯、新洲屯、牛屯、华里屯等。民屯区则比较集中于长江下游地区，如海昌屯、上虞屯、新安屯、毗陵屯、赭圻屯、寻阳屯、湖熟屯、溧阳屯、于湖屯、江乘屯等④。这些军屯区、民屯区，有的规模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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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志·宗室孙奂传》。

②③《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④参见陈连庆《孙吴的屯田制》，《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6期。

成为东吴的重要农垦区。如以皖城为中心的江北屯，据《三国志·魏志·满宠传》记载，青龙三年(235)春，孙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后晋将王浑“遣军攻破之，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田四千余顷，船六百余艘”①。又如毗陵屯是东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建立起来的郡级民屯区，据《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赤乌中(238—250)，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东吴时期辛勤的垦殖，使原是虎狼出没的空荒地逐步改变了面貌。

其次是水利的兴修。东吴为与魏、蜀抗争，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力进行屯垦，水利的兴修是与之配套进行的。如武昌附近长江北岸有引巴灌区。《水经注》卷三五《江水注》鄂县北下载：“江水左侧巴水注之，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吴时，旧立屯于水侧，引巴水以溉野。”长江南岸，东吴修有“阳新灌区”。《水经注》同卷载：江水“又东

过下雉县(治所在今湖北阳新县东)北，……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阳新县(治所在今湖北阳新县阳新镇)之青湓山，西北流，径阳新县。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在江陵、安陆屯区也有水利的开发。《三国志·魏志·王基传》：“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

长江下游兴修的水利更多，更具影响。其中用于屯区灌溉的有丹阳湖区的浦里塘、娄湖。在建康城内，孙权在赤乌三年(240)开凿运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四年又凿东渠，又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青溪、潮沟，南接秦淮，西通运渎，北达长江，构成了建康城内较为完整的运输网络。更为重要的是孙权赤乌八年(245)使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3万人开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的“破岗渎”运河。破岗渎在整个六朝一直贯通不废。又据《太平御览》引《吴志》：岑昏曾开凿丹徒至丹阳的一段水道。这条水道的贯通，也是“自孙氏始”。丹徒水道成为日后隋代开凿的江南运河的前驱。说明东吴时围绕都城建康开挖的水利工程确实不少，这对长江下游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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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四二《王浑传》。

其三，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长江中游的武昌设有官府手工作场。《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载：“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此船可载战士3000人。武昌又为东吴冶铸业的一个中心。《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引陶弘景《刀剑录》，孙权曾于“黄武四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湖北东吴墓出土有大量刀、剑、戟、削、弩机等铜铁兵器，证实了当时武昌冶铸业的发展。如鄂城钢铁厂一枯井中出土的罐形铜釜肩、腹部刻有“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卅八枚”、“武昌官”等铭文①，说明仅黄武元年一次就铸这类铜釜三千多枚，可见这个冶铸作坊生产量之大。武昌又是东吴的一个制镜业中心。鄂城东吴墓出土的铜镜就有近百枚，且有的铜镜铭文上说明为“会稽山阴师鲍唐镜”、“家在武昌”②，可证武昌居住着当时制镜的名工巧匠。武昌地区也有青瓷制造业，其风格与会稽郡的产品有所不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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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鄂城县博物馆：《湖北鄂城发现古井》，《考古》，1978年第5期。

②贺忠香：《湖北三世纪考古与社会经济初探》，载《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

③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与断代——附论出土的青瓷器》，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

商业方面，长江是沟通中下游进行商贸贩运的重要通道。《三国志·吴志·孙休传》载永安元年(258)诏：“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同书永安二年(259)诏曰：“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可见在长江上从事贩运商贸的吏民和诸营兵不少。又据《三国志·吴志·全琮传》载：全琮父全柔，孙权为车骑将军时，徙桂阳太守，“柔尝使琮斋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还。”说明当时长江中、下游商贸的规模还不小。贯通建业至吴、会间的破岗渎运河的开凿，不仅运输吴会地区的米粮，而且也活跃了运河沿线的商业贸易。当时建业城秦淮河边不仅有大市，还有小市十余所。《太平御览》卷八二七资产部引《丹阳记》曰：“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建康四市，其中三市均为东吴时所立，说明东吴时建业的商业贸易已很发达。

随着吴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已开始形成一批城市群。长江中游的江陵、

夏口、武昌，长江下游的建业、京口、吴、会稽等就是这批城市群的代表。

(二)奠定了东南地区经济比较落后的豫章、岭南、闽江流域开发的基础

豫章郡是孙氏据以立足三吴的后院，又是夺取长江中游地区的前进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是该郡在孙吴时得到开发的重要原因。建安五年(200)，孙策亡，孙权当时控制的除三吴外，就是豫章郡和从豫章郡分出的庐陵郡。豫章地区地域辽阔，襟江带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雷次宗《豫章记》云：“地方千里，水路四通，风土爽皑，山川特秀，奇异珍货，此焉自出。”①由于它的富庶和战略地位的重要，因而孙策、孙权兄弟一直把吴会地区和豫章郡当作着力经营的两个重要目标。当时豫章地区居住着很多山越人，孙吴在镇压吴会地区的山越后，即将兵锋转向豫章，分派吕范、程普等将数路征讨。经过多次争夺和残酷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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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引《豫章记》。

孙氏终于平定了豫章郡山越的反抗，大批山越人被徙居平川，与汉族人民杂居，“强者为兵，赢者补户”①，既壮大了孙吴的军事实力，也使众多的山越人摆脱了强宗豪帅的控制，成为国家的编户。

孙吴除派出大批将领充任各级官吏，加强地方政权建设，还在豫章各地广兴屯田，兴修水利，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如柴桑屯是东吴在豫章的一个重要军屯区，而寻阳又是东吴一个很大的民屯区。由于豫章郡内居住着众多的山越，孙吴讨平山越后，往往就在这些地区推行屯田制度。如海昏上饶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孙策时刘表从子磐骁勇，数为寇于艾、西安诸县(均为豫章属县，后汉建安中分海昏立西安)，“策于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县，以(太史)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诸将拒磐，磐绝迹不复为寇”②。说明孙吴在海昏、建昌左右六县也大规模推行屯田制度。

豫章较大规模的开发，使得行政建制也发生重大变化。献帝兴平中，孙策分豫章立庐陵郡。孙权又分豫章立鄱阳郡。孙亮又分豫章立临川郡。孙皓分豫章、庐陵、长沙立安成郡，分庐陵立庐陵南部都尉。原先豫章一郡，经孙吴时的开发，增至六郡，县邑扩大为58个，基本上奠定了今江西省行政区域的基础。

岭南地区在秦汉帝国时，已纳入版图，并设置郡县进行统治。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南越五主赵建德与丞相吕嘉反汉，武帝讨平吕嘉，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阯七郡。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阯刺史以督之。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罢儋耳并珠崖。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又罢珠崖郡。后汉马援平定交部，始调立城郭置井邑。顺帝永和九年(1417)③，周敞为交阯刺史。桓帝分立高兴郡，灵帝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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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

②《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

③东汉顺帝永和终于六年，疑“九”为“六”之误。

曰高凉郡。建安八年(203)，张津为交陆刺史，士燮为交阯太守。十五年(210)，交州治所移至番禺。吴黄武五年(226)，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立为广州，交陆、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后因乱，广州仍并交州。孙休永安六年(263)，“复分交州置广州，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领之。孙皓分郁林立桂林郡”①。据统计，岭南交、广地区秦时为3郡，汉时为7郡55县，经吴时开发，至晋太康平吴时为17郡120县。

东吴时，岭南地区经济得到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汉末三国以来岭北人民的迁徙南来定居。如《三国志·吴志·士燮传》：“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又《吴志·薛综传》：“少依族人，避地交州。”《程秉传》：“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汉末三国时，越岭南迁人口有多少，不得而知。但士燮传称，南徙避难士人就以百数。考虑到汉末士人迁徙，往往有众多宗属宾客跟随，因此，南徙人数当不在少数。这些南徙人口不仅为开发岭南带来了劳动力，而且带来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同时，汉族人民越岭南下，与岭南少数族蛮、俚、僚杂居，也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融合，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其次，由于岭南为东吴的战略后方，也是开展对外交易的重要地区，因而东吴政权十分重视对岭南的统治和经济的开发。如士燮在建安十五年以岭南归附孙权后，孙权一方面任命步骘为交州刺史，同时仍保持士燮交阯太守和其弟士壹合浦太守等职务。东吴对岭南地区实际实行的是羁縻统治②。同时对少数民族征收的赋税也比内地为轻：“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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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

②③《三国志·吴志·薛综传》。

东吴在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统治政策，既易于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同时也收到了加强中央统治的效果。如吴赤乌十一年(248)，陆胤为交州刺史，“入南界，喻以恩信，务崇招纳，高凉渠帅黄吴等支党三千余家，皆出降，引军而南，重宣至诚，遗以财币，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①。陆胤在任交州刺史任内，曾率民修筑蓄水陂池，使“民得甘食”②，既改善了当地饮水条件，又可灌溉农田。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开发和发展。

对闽江流域地区，孙吴自孙策起，经孙权至孙亮，曾五次对闽地用兵。前后历时62年，才压平了闽地山越人的反抗，迫使他们“率众出降”，或“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孙吴在闽地则“复立县邑”。建安八年(203)，首立南部都尉府于建安。至建安十二年，闽地已有侯官、建安、南平、汉兴、建阳五县。孙休永安三年(260)，“分南部立为建安郡”③。这标志着孙吴对闽地的统治得到了巩固，也有利于闽江流域的开发。

在农业上，闽地人民辟草莱，尽地力，首先是开发山区。最早建立的建安郡治，介于武夷和鹫峰之间，“山谷延袤相属，田居其间，裁十三四”④。在开垦的梯田上种有早熟的粳稻、橘柚，也修有一些水利工程，在深林丛竹、蝮蛇猛兽出没的空荒之地，逐渐开辟出田园和村落。闽地的冶铸业、造船业向称发达。冶县的设立，当与闽地冶铸业发展有关。孙吴在闽中建安设有典船校尉和温麻船屯，专门用于建造海船。左思《吴都赋》云：“弘舸连舳，巨舰接舻。……槁工楫师，选自闽禺。”⑤孙吴航海的优秀水手，均来自闽粤两地，也反映了这里造船、航海业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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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三国志·吴志·陆胤传》。

③《宋书·州郡志》。

④《重纂福建通志》卷五七《风俗·建宁府》。

⑤《文选》卷五。

(三)积极开拓东南沿海及与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东吴莅临大海，颇具地理地缘优势，积极开拓东南沿海交通，发展与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1．万人舰队到达夷洲，使台湾岛与大陆发生了正式联系孙权黄龙二年(230)春，“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直洲”①。历时约一年，“卫温、诸葛直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直洲绝远，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数千人还”②。据《后汉书·东夷传》载：会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传言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福惧诛，不敢还，遂至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又据沈莹《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地有铜铁。夷洲为宝岛台湾，这是历史上台湾与大陆首次发生的正式联系。《临海水土志》中对台湾地理风土人情的记载，在史籍中出现也是首次，这些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直洲离会稽更远，但它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早有贸易往来。据《后汉书·东夷传》，童洲即为秦时徐福到达之地，王于斯，后世世相承，至今倭人庙祀徐福。据此推断，亶洲应为日本列岛③。说明秦汉以来，至东吴时，与海中的日本列岛是有着商贸和人员来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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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志·孙权传》。

②《资治通鉴》卷七二。

③参见罗其湘著《东渡蓬莱第一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

2．远航辽东半岛，吴使至高句丽、朝鲜半岛吴嘉禾元年(232)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从公孙渊求马”。九月，吴使由辽东返还时，在山东成山遭魏将田豫的伏击，“斩贺于成山”。嘉禾二年(233)，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奉表称臣于吴”。三月，孙权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

①。结果，公孙渊考虑魏近吴远，难以依恃，乃斩张弥、许晏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

②，分其部伍。吴将秦旦、杜德等逃脱，“走于玄菟”。八月，“旦等自玄菟走句丽。句丽王见旦、德等甚敬之，曰：‘此天子边人也。’乃发皂衣使二十五人送归，兼表献方物，豹皮千枚，鹖鸡皮十具。”冬十月，孙权遣中书郎陈恂、谢宏往拜句丽王(位)宫③为单于，并赐衣服。恂至，句丽已受魏幽州牧，讽旨不受诏赐，遂郊止吴使。令主簿笮资、带固往与恂、宏相见。恂等怒，乃缚资、固为质，使让句丽。句丽王谢罪，献马百匹，乃释资等，令奉诏赐物，而将马还④。

三国时期的高句丽，其境域“南与朝鲜、涉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⑤。是时高句丽人西向辽东郡发展，北面则侵凌夫余，东面蚕食南沃沮，南面则逐步南下，略有朝鲜半岛地域。由此可以看出，东吴派出的万人大舰队不仅远航辽东，而且与高句丽、朝鲜半岛等地已有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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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三国志·吴志·孙权传》，《通鉴》卷七二。

③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载：此时句丽王应为位宫，为句丽王伊夷模子。

④《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

⑤《三国志·魏志·东夷传》。

3．开拓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据《三国志·吴志·吕岱传》载：黄武五年(226)，广州刺史吕岱讨平交州九真太守士徽(士燮子)等人的反抗后，“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又据《梁书·诸夷传》载：“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州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纪传。”说明吴时朱应、康泰等人曾到达扶南等国。当时天竺使臣正在扶南，朱应、康泰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庞，土地饶沃。其王号茂论。所都城廓，水泉分流，绕于渠堑，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镂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饰香华，水陆通流，百贾交会。”①朱应、康泰归国后所著《扶南异国志》、《吴时外国传》就记述了当时中国与南海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成为十分宝贵的文化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