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民族情感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民族情感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情感的存在和影响至今都是不可忽视的。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民族情感。
一、鸦片战争引发了民族主义思潮的萌芽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得中国与西方列强开始接触和交往，并最终导致清朝王朝的衰落和瓦解。
但同时，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列强入侵和中国政府的无力抗议面前，人们开始质疑自己的文化和国家，这导致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萌芽。
二、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的两种不同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是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体现。
义和团运动强调古老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主张抵抗外来侵略，并最终导致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
而辛亥革命则更强调现代思想和权利观念，主张中国应该改革现代化、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并于1911年成功推翻了清朝王朝。
三、五四运动引领了新文化运动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兴起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它在思想上推进了世界化进程，使中国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五四运动是一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反帝思潮的起点，它标志着改革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即先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然后再结合自身文化特色，进而吸收外来文化成分，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新时代的民族主义情感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情感仍然是中国国内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日益强大的国家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以及对传统文化和国家荣誉感的强烈认同，都成为了民族主义情感的重要表现。
总之，摆脱外来侵略和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是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情感的主要内容。
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与国家实力的增长使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呈现。
它们宣示了中国人民为独立、强大、进步而奋斗的信念，也反映了中国民族集体认同感的强烈表现。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现代化建设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现代化建设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决定性的时期就是从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的时间段内。
这一时期不仅见证了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同时也见证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这些思潮的出现与发展，不仅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乃至人民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作为清朝结束、中华民国建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普遍感受到的弱势状态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下降，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
这种思潮主张中华民族要求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并且反对外来侵略与控制。
在这些思潮的背后，是对于民族独立和民族自豪感的强烈渴望。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中华民族遭遇近代历史以来的最大失败。
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导致中国割让台湾、澎湖、雄安三岛及辽东半岛南部给日本。
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彻底的失落，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引发了一批有思想、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他们创新性地提出了“救亡图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五四运动”等思想和理论。
这些思想和理论把"国家"和"民族"挂钩。
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悠久历史的民族，有着自己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际，民族危亡、民族灭亡之虞日益加重，必须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进行民族复兴。
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采用国际大环境的经验及教训，民国政府开始从诸多方面开始现代化建设，进入到"自强运动"。
指出教育的先进性与技术进步是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确立教育改革、工业化等方面的成才工程，以供社会对人才的不断需求。
"救亡图存"主张中发挥教育的推动作用，将西方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相融合，创立出一套适应特点的现代化计划。
国民政府成立了教育部，制订了诸多教育改革计划，如新教育运动、科学技术运动等一系列政策的推行给民国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周锡瑞
30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周锡瑞■王 烨 田 耀/天津外国语大学摘 要：作为当代美国汉学界的著名学者，周锡瑞潜心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给其他学者研究史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
周锡瑞作为一名历史学教授，在美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后续人才，推动了海外汉学的发展进程，为中美两国学者的交流和合作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
关键词：周锡瑞 汉学 近现代史一、周锡瑞简介周锡瑞（Joseph W . Esherick ，1942-），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教授，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内最富盛名的美国学者之一，是当代美国学界汉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和领军人物。
1964年，周锡瑞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之后，周锡瑞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攻读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
求学期间师从美国学界从事汉学研究的学术泰斗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等人，受到了完整且系统的学术训练和培养。
周锡瑞关注中国近现代历史，其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中国近现代的农村社会和民众运动，包括中国革命史等，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其中，《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两部著作在中美两国学界中均具产生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必读书目，为中国学者了解汉学的海外研究成果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
20世纪90年代之后，周锡瑞开始涉猎中国近现代的城市发展和城市文化等领域，并主编出版了《中国城市的重塑》一书。
2011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一书，再次引起中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家族史研究领域内的一部力作。
二、周锡瑞中国近代史课题研究及其特点（一）《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重视经济因素周锡瑞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69年。
但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来说，是十分困难和不利的。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评析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评析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在近年来呈现出一定的兴起和发展趋势。
这一思潮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但在近年来在互联网和社
交媒体的影响下，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力。
一方面，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中国的崛起和国家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
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益提升。
这种自豪感和国家意识在一些民众中间激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思潮扬和扩大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使得
他们更加强烈地认同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点。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也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紧张有关。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崛起感到担忧，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保护主义举措，甚至对中国进行贸易战，这引发了一些民众的愤怒和反思。
这些外部挑战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一些民族主义情绪过度激化，甚至具有排外性质，对外国人和外国企业持有敌对和歧视态度。
这种情绪可能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关系。
其次，一些民族主义情绪过于情绪化，追求强硬的外交姿态，可能忽略了处理复杂国际关系的灵活性和需要。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的崛起、
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意识觉醒密切相关。
民族主义情绪虽然能够增强国家自豪感和凝聚力，但也需要避免过度激化和情绪化，注重文化自信和国际合作。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近代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多次外来侵略和国内动荡的时期，这使得中国人民对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产生了强烈的关注和认同。
因此，民族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也逐渐兴起，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
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人民深刻意识到国家的弱小和民族的危机。
于是，一些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开始提倡民族自强和国家振兴的理念，并逐渐形成了民族主义思潮。
在这一时期，许多中国精英纷纷走出国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以求实现国家富强和自主独立。
他们发现，西方列强的崛起源于其强大的民族意识和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
因此，他们开始强调民族团结和民族自尊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建立强大的国家，中国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同时，民族主义思潮还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开始对外来文化和传统观念进行反思和重新评估。
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开始探讨中国文化的根基和优势，并提倡扬弃外来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恢复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价值观念，才能实现民族的自尊和自重。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
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许多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
这些运动既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也表达了对于民族自由和民主的渴望。
这些运动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也加强了人民对于国家的关注和认同。
然而，民族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境。
作为一个复杂多元的国家，中国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这使得各地人民对于民族主义思潮的接受程度不同。
此外，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变革，部分人民开始对于民族主义的情绪产生了怀疑和质疑。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才能实现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爱国主义思潮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爱国主义思潮近代中国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期，爱国主义思潮在国家崛起的努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族主义运动席卷全国，推动了中国人民的团结和解放。
本文将探讨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爱国主义思潮，以及它们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影响。
首先，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源于对国家强大的渴望和对外来侵略者的反抗。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面临着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引起了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并激发了人们对民族尊严和自主权利的渴望。
由于满清政权的腐败和软弱，民族主义运动迅速兴起，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
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国家独立和解放。
在辛亥革命中，中国爱国者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辛亥革命的成功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力量，同时也使中国摆脱了列强的控制，重新获得了主权。
这一事件激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自豪感，引领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除了推动国家独立，民族主义运动还着眼于加强国家实力和民族振兴。
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潮强调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文化的重要性，并提倡进行自主创新和现代化建设。
这一思潮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和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爱国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体现在教育和文化领域，许多知识分子投身于启蒙运动，推动了思想和社会的进步。
然而，民族主义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
其中之一是民族主义情绪的极端化。
有些人过分强调民族主义，甚至对外国人产生仇恨。
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偏激了社会对外界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
在中国的近代史中，这种情绪导致了一些暴力事件和社会动荡。
此外，民族主义运动还与其他思潮和力量产生了复杂的相互作用。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论。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包含了民主、民族和民生等要素，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进步。
总而言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爱国主义思潮是中国近代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思潮发展的基本特点及规律
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思潮发展的基本特点及规律学习西方思潮1、鸦片战争前后学习西方思潮（1）兴起原因思想方面：经世思想推动人们去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和不断更新自我的博大胸襟，使经世思想家们把“睁眼看世界”的行动，发展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追求；学术方面：中国自古就重视地理沿革的研究，鸦片战争前夕，出现了一批外国史地著作，为研究西方潮流的兴起提供了资料；环境刺激：强敌入侵的外部环境刺激所致林则徐编写了《四洲志》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徐继畲编写了《瀛环志略》洋务思潮的兴起时间：19世纪60年代兴起背景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矛盾的产物，是中西文化初步接触、初步融合的产物。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加紧对华侵略扩张，迫使人们去寻求一种比较现实的抵制办法； 资本主义的侵略，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过程，又促使人们通过引进西方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去适应这一趋势；西学开始进入中国，为留心时务的人们提供了丰富而新颖的思想资料洋务官僚：奕 、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丁日昌、郭嵩焘等洋务思潮的主要内容：（1）时局观：认识“千古变局”，力求把握机遇。
自强观：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 求富观：以工商立国，振兴商务，通外国展开商战人才观：废八股、改科举，造就和选拔有用人才 文化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早期维新思潮及其与洋务思潮的关系（1）早期维新思潮的兴起时间：中法战争后（2）主要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何启、胡礼垣、陈炽、陈虬、汤震等（3）早期维新思潮的思想特色第一，主张护商富民，支持商办企业第二，主张君民共主，实行议院制度你如何看待早期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的关系？ 19世纪60—90年代，师夷长技以求富求强，是一切追求社会进步的人们的共识，洋务是这一时期社会新思潮的一面共同旗帜；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兴起和西学的扩大传播，早期维新思想家要求护商富民和采行议院制，其激进的主张显示出与洋务思潮分离的趋向；单早期维新主张不是通过向洋务派论战，而是通过向洋务派建言的方式提出，不是根本否定和取消洋务运动，而是希望洋务运动更有成效；早期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共同认识，又有自己的思想特色。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爱国精神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爱国精神近代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磨难与挫折，从列强入侵到内部动乱，国家的命运备受摧残。
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思潮与爱国精神成为了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激励着人们为国家的复兴而奋斗。
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思潮在中国迅速崛起。
中国人开始反思近代以来的历史，对于列强的入侵与侵略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与反抗。
这种情绪催生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注。
民族主义思潮在陈天华、严复等人的努力下逐渐兴起，他们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与封建观念和侵略者的统治。
严复在《砚箪集》中写道：“为国民所看重者为家有爱子，故悉心教育，使其长大成才，亦相似也。
”这反映了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呼吁民众维护国家利益与独立。
二、爱国精神的唤醒爱国精神是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民族复兴的基石。
从晚清到国共内战时期，中国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唤醒并弘扬了爱国精神。
中国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人的事迹被广泛传颂，激励着人们爱国奋斗。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国家的热爱与忠诚。
同时，民间文化也对爱国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湘军的士兵每年都要举行“洗军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寓意着向祖国表示忠诚与敬意。
中国的爱国诗歌和爱国歌曲也起到了宣传和鼓舞民众的作用。
例如，从晚清开始，《短歌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广为传唱，传达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决心和意志。
这些文化形式使爱国精神深深植根于人民心中。
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回归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爱国精神在现代中国依然存在，甚至再度回归并发扬光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成果，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这使得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认同，并且骄傲地表达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同时，中国的年轻一代成为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新推动者。
网络的普及以及平民化的传媒将世界各地的事件直接呈现给人们，培养了年轻人的国际视野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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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08-31他的期著作《现代中国：一部革命的历史》《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等，及最近出版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民族主义都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线索。
他在此次访谈中也说：“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试图在现代世界恢复中国的尊严、地位和主权。
”您最近在中国接受采访时曾谈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您的经历对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
能具体谈谈吗?周锡瑞: 1964-1965年我在香港学中文，放假期间，我跑到了越南当自由撰稿人。
我当时对越南还一无所知，但我看到的情况让我坚信，西方国家与越南民族主义的对决将注定遭到失败。
1965年我返回美国在伯克利读书时，反越战运动已经开始。
我的同学大卫·马尔(David Marr)是越南史专家，从他那儿我知道了不少越南的情况，渐渐地，我也参与了反战运动。
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攻读亚洲政治、历史的博士生组成了一个小组，后来小组成了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伯克利分会。
作为亚洲问题专家，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反殖反帝运动。
我们特别想要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亚洲民族主义运动常常由共产主义者来领导。
在美国，爱国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被看作是对立的。
可是，共产党人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越盟)就从不被看作与民族主义对立，相反，越盟倒是越南民族主义的领导力量。
作为中国研究专家，我相信，民族主义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
我们努力说明：亚洲的共产主义常常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就像美国没能阻止中国革命一样，美国也无法阻止越南革命，所以应该避免卷入其中。
您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早已成为经典。
这本书出版于1987年，二十多年过去，您认为有什么地方需要修订?您怎么看待其他学者关于义和团的研究，如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相蓝欣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佐藤公彦的《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等?周锡瑞：我对群众运动的社会起源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我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也很关注这一点。
你提到的书研究意图和我非常不同。
柯文在他的新书《对历史说话：二十世纪的越王勾践故事》中特别关注了历史编纂学的问题：历史是如何被书写以及被利用。
他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关注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这和我的兴趣是最接近的，柯文的叙事方法也和我非常类似，尤其是他提醒我们，当时身处事件中的人们并不知道历史会如何发展。
相蓝欣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主要关注在义和团运动中清朝宫廷政治和国际层面的问题，这是本扎实有用的书，但和我的研究差异很大。
佐藤公彦的《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与我的书最相似，是有关义和团运动的组织源流的代表作，当然，他的研究取向我并不同意，我的书试图提供另一种解释。
至于需要修订的地方，我的想法是：如果让我重写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我会更关注清廷的高层政治，这部分在我的书中过于简单了。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描写的义和团对千千万万逆来顺受的农民的动员，令人印象深刻。
有人称赞义和团是爱国主义运动，有人贬低义和团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运动，还有人说，义和团运动仅仅是一种对中华民族简单、质朴的认同情感，最多只能说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原始形态。
对此，您作何评价?周锡瑞：我想说，历史学家最根本的工作是分析人类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背景、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
评价工作最好留给政治家和公共知识分子。
历史学家只能寄希望于那些评论者参考他的研究成果。
尽管如此，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值得讨论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一个贯穿了整个近代中国史的主题。
公平地说，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试图在现代世界恢复中国的尊严、地位和主权。
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晚清洋务派主张与大国的外交协议与技术现代化;梁启超青睐宪政改革;孙中山倡导反清革命。
我相信这一点是我们在研究义和团运动与中国民族主义时应该考虑的背景。
义和团是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成长起来的，并获得了那些相信驱逐所有外国人将恢复大清荣光的保守派的清廷王公的支持。
而大多数中国汉族洋务派官员则认为，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并支持与大国签订东南互保协定。
康有为和他的改革派盟友则试图利用这次危机发动勤王运动以推翻慈禧和保守派在朝廷的大权，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
孙中山则在香港接近英国朋友寻求西方的支持，以推翻满清。
所有这些都是以不同形式展开的民族主义。
在我看来，试图去评价这些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意义不大，更有意义的，是研究这些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在推动历史进程中彼此之间的联系。
我想用比义和团时代稍晚却具有相似性的一个历史阶段来类比一下，当然这可能过于简单。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蒋介石想通过美国的支持来推进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愿景;中国共产党寻求苏联的建议和帮助;汪精卫则认为他能与日本合作来消除西方和苏联对中国的干涉。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每一种都有着中国境内特定群体的支持。
但有些显然赢得了比别人更多的支持，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了解这些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的。
在《大清如何变成中国》中，您谈到，虽然认识到了中国的民族认同是以文化为核心的，但您并不同意某些西方学者在研究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时候，将中国与西欧(特别是英国和法国)这些“历史国家”(Historic Nations)划分为一类，用来和人为创建起来的东欧或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近代国家进行对比。
能否请您详细谈谈，之所以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什么?周锡瑞：把中国与“历史国家”划分为一类，存在的首要问题涉及这个类别本身的含义。
支持“历史国家”这一概念的人声称，一些国家长期以来享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统治管理模式，并且这些“历史国家”可以与非洲或拉丁美洲的一些新建国家进行对比。
尤金·韦伯(Eugene Weber)在一本名为《从农民变成法国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的著作中，描述了现代教育、通讯、国家建设和军事征兵逐渐同化地方农民的过程。
但其实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与巴黎人有很大差异，是近代国家将这些农民转变为了法国人。
换句话说，法国也是一个近代新建的国家。
就中国而言，它有一块核心地域长期享有共同的书面语言、文化以及许多精英信仰和民间宗教的元素。
但问题是，清朝时期这块核心地域的领土被扩大了一倍，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些与汉民族腹地有着截然不同的语言和习俗的大片领土再次被纳入了中国版图。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它设计出一种方式将那些清朝的新领土囊括进新中华民族的概念中。
我写的那篇文章，所讨论的正是辛亥革命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您对辛亥革命也有深入研究，您曾经提到，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满汉矛盾。
事实上，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经过长时间的同化，满族已经汉化极深，几乎和汉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某些革命知识分子通过借用西方的理论工具，有意识地建构出来，以达到发起革命运动的目的?我记得您也曾经谈到过梁启超、章炳麟这些知识分子积极鼓吹民族革命，起到了巨大的动员作用。
周锡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需要一个详尽和复杂的回答，我现在只能简单谈谈我的观点。
我同意，到二十世纪初，满族人已经被极大地汉化了。
也就是说，满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鸿沟已经缩小到最低限度。
但问题是政治上的分歧仍然存在：中央政府为满族官员的数量留有配额，而且比例极为失衡，他们占有大量的地方性职位(尤其是总督);虽然八旗子弟在军事上已经不起作用了，但他们仍然拥有固定薪俸;而且朝政显然被满族亲贵把持着。
所有这些特权都在汉族精英中造成了愤恨，而且由于这些原因，端方一类的改革者呼吁取消他们的特权。
然而，在清摄政王载沣的统治下，朝廷拒绝了这些改革的呼声。
压倒这些改革者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11年任命的皇族内阁，它使得宪法改革派的领导人被彻底疏远了。
我相信，是满族精英的政治特权注定了清朝灭亡的命运。
同一时期，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士兵、秘密会社成员和其他一些人中，被称为种族革命的反满情绪也很高涨，而且毫无疑问，是那些受到西方民族主义观念启发的革命分子鼓动了这些观点。
但问题在于，种族革命和驱逐鞑虏这些口号在中国边疆地区引发了众多矛盾。
最终，主要是张謇为首的立宪派的更成熟的声音获胜了，并且一场以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为目的的政治革命，成为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政治联合力量的共同使命。
您的新书《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中，民族主义仍是一条重要线索。
叶维丽老师在此书座谈会上的发言里提到，叶笃义、叶笃庄、叶笃廉、叶笃正、叶笃成这“叶氏五兄弟”受“一二·九”运动影响很深，而这场运动恰恰是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他们不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而是积极地参与其中。
您怎么评价这种观点?周锡瑞：叶维丽教授目前正在研究这个时代，我很期待她的书出版后能够拜读。
目前我还没有机会研读她的研究，因此我并不清楚有哪些史料来支持她的观点。
当然，她的父亲是新华社的方实(编者按：即叶笃成，后曾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所以有些我无法看到的口述史材料，她有接触的渠道。
不过，杨奎松有句话值得留意：没有当时的档案史料支持的回忆录不应轻易采信。
就你的问题而言，我特别注意到叶笃义1934年在燕京大学用英语写的论文，此文并不支持民族主义。
例如，他写道：“民族主义的观念仅仅致力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人”，“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绝不可能分割的。
”在燕京大学，叶笃义是一个坚定的国家联盟甚至是世界政府的支持者，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他在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里说，他自己在大学里并没有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
1935年，叶笃庄身在日本，但他并没有参与“一二·九”运动。
所以我认为把这两人划为“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有些问题的。
当然，这不是说“一二·九”运动不重要，我在书中也讨论了很多。
但我们不应该过分简化或夸大它的影响。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下反日民族主义非常流行。
但1936年初，激进的学生一直在他们的出版物中抱怨自己的同学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时表现得过于不在乎。
另外，1935年到1936年期间，前往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超过了晚清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在承认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同时，我们不应该认为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回事，或者“一二·九”运动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唯一合法形式。
叶老师还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叶家五兄弟都是在天津南开中学受的教育，南开中学是知名的“贵族中学”，推行典型的自由主义教育，为什么自由主义土壤中会生长出民族主义情感极其强烈的一代人呢?叶老师提示说，这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