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近代中国背景下的民族主义

浅析近代中国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摘要：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在现代化和东西方冲突的推动下，中国人民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

中国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曾有多种选择。

中国民族主义同时担任着政治救亡和文化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各种民族主义表达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

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再经过抗日战争，民族主义意识在中国深深扎下了根。

关键词：民族主义、“天下”文化观念、历史选择、政治民族主义正文：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现象是在近代才出现的。

民族主义现象是指以“民族”为符号、动力和目标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或以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意识形态，或以文化传统为依托的情结和情绪。

它可以是一种情绪，是关于国家的政治原则，可以是建立民族政权的指导思想，关于民族的一种理想，或者一种历史运动，也可以是个体归属感的需要，等等。

民族主义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当复杂的概念，每一种定义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种重要特征，每一种理论都有其所观照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隐含着特定的目的，甚至有非常强烈的价值立场。

但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共同未来的一致向往，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众对民族前景的明确期待。

民族主义的最主要目标是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

它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政治属性，这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最显著的特征。

即是说，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决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其结果，促进了社会生活的一体化，造就了现代民族国家，即建立主权国家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利益首先是从属于某一国家的，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利益是崇高的，必须将维护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来考虑。

因为国家必须强大，必须富足，必须有发达的现代工业，才能有效的维护民众自身的利益。

此外，民族解放被公认为是民族主义的主题。

民族主义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的社会动员能力。

它能够整合社会力量，使政治力量具有文化的合法性，究其原因，在于它对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都要具有更高的更有效的社会动员力量，可以凝聚民心，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它作为一种超越地方和社会阶层的广泛的文化心理现象和政治现象，说到底是民族大众性质的，因而主要是非理性的，在民众心中是一种激情支配的心理状态，是一种激发大众爱憎、造就大众理想的信念，以实际和想象中的民族区分为界的认同感和排他意识，而最终目的是要民族大众尽可能大的物质、精神以至生命的奉献。

只要民族主义思想一经转移到大众，便大致成了最简单的信条形态。

一旦民族主义思想转变为组织，乌合之众就会变成冲锋陷阵的洪水猛兽。

民族主义的历史创造者是由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发动的，精英和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的创造者，解说者，操纵者，他们表现的民族主义狂热，要比其他的社会集团更为强烈。

通过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意识形态操作，民族主义以群体的自我寻求和情绪为开端，以价值取向表达历史意向，这就是作为民族大脑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创造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同样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创造者、解说者和操纵者也是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了整个中国近现代激进思潮和反传统的激进思想。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在晚清时期从日本传入中国的。

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原发的”，而是“衍生的”，需要注意的是，它不是直接和完全的移植，而是“应激型”民族主义。

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曾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

在中国文化中，中国就是“天下”，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地方都是“蛮夷”和“化外”，是围绕中国旋转和朝贡的。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在中文“国家”这个概念里，没有联合体、联盟、共同体这一类的涵义，也没有管理或统治的组织的概念，更没有关于主权的思想。

中国的皇权完全不知道主权为何物。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家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

在天下观念中，“中国”指的王朝或文化，而不是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王朝的合法性在于代表文化的正朔，“它原是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兼国家的”。

文化决定了中国民族的形成。

李慎之先生也认为，中国传统的理想是“天下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国家是指政权，而天下是指文化，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

中国传统的国家观“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

中国基于对周边各族群居高临下的巨大文化优越感和无比的自信心，形成了“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

在经历了漫长的这种“天下”观念的主宰后，19世纪的鸦片战争的炮火迫使中国进入了基本上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充满竞争的国际社会。

——1900年以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民族”及“民族主义”等词汇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多。

中国本来只有天下意识，没有民族—国家意识。

到了近代，由于和西方的交往，受西方学说的影响，才形成民族—国家意识。

19世纪下半叶，以1840年鸦片战争历史事件为标志，中国的“民族”问题开始作为历史要求，并且是以民族危机的方式提到日程上来的。

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瓜分，存亡危机，现代思想和仪式形态的引入，社会政治运动，在新思想的冲击下，中国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传统的“天下”观念，此时，中西关系不再是儒家所界定的“教化”的中国与“蛮夷”的西方，也不完全是“适者生存”的竞争，而是演变成改造中国文化的现代政治问题。

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并不是传统的外族入侵，而是深刻的社会转型——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化社会。

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组织机构，新的社会政治观念等不断产生、传入。

面对统一民族，确定民族身份、建立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使命，是西方给中国送来的对抗西方列强的一系列思想武器。

西方列强以血与火涤荡了华夏中心论的古老梦想之后，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对抗之中，人们对由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逐渐有了自我确认。

但这一过程是非常曲折的，至少是一个模糊的“民族”意识。

特别是当时的通知民族满族和占大多数汉族都统合到一个传统文化中，还需要一个“国家”的观念。

当时中国所面对的，是若干成熟的民族国家，它们与中国最大的优势，不仅表现在技术、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把这些优势变成一个整体的综合能力，这个综合能力即使现代民族国家。

而中国还是以儒教的“天下观”治理的帝国，只有靠儒家伦理的道统进行统治和管理，完全没有整合技术的、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等多种要素的能力，更没有从国家的角度动员整个社会的能力。

晚清虽然国势积弱，并不是缺乏社会财富，但满清皇权所代表的国家，与整个社会缺乏有机的结合，所以没有能力开发、分配和集中社会财富和资源。

所以，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民族主义的冲动，最终要表现为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政治革命，也就是说，中国民族主义采取了“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制来开始自己的历史。

综上，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是备受西方列强压迫、剥削、打压的血型史，同时，也是一部血泪抗争史。

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在现代化和东西方冲突的推动下，中国人民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

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发之源，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被打出来的民族主义，它的产生，主要是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

现代化的首要要求是先建立民族国家，这使得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中国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曾经有多种选择，首先是晚清政府选择的君主制的立宪制度，包括当时的洋务运动和康、梁唯心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以推翻皇权建立共和为目的的革命派；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共产党以及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革命，等。

这些不同选择的分水岭在于是用改良还是改革的方法或者是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宪政。

康梁新政宣传的重点是“变法图强”，认为只有迅速变法，推动更大规模的制度创新才是摆脱危机，实现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认为宪政是中国走出危机的唯一选择，革命是建立立宪政府的唯一途径。

这些不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或民主自由，或国家主义，或沙文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或儒家原教旨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等，关键在于那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在国家政权上取得合法性地位。

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各种民族主义表达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

例如，国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要求保存儒家文化，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相结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求创造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相关组织结构；共产党的民族主义，以革命为手段，付诸人民民主专制，等等。

此外，中国民族主义存在着主流和支流的分别。

主流是为中华民族的总体利益而奋斗的诉求和实践运动，贯穿于整部中华民族的全部斗争史中。

支流是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主张蒙、藏等族脱离出中华民族大家庭，因为不是主流，所以不多加评述。

中国民族主义同时担任着政治救亡和文化启蒙两大主题，它起源的主流是反对帝制。

梁启超是民族主义这个新名词的引进者和权威阐述者，也是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

它所阐述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各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

虽然中国的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思想上得到了来自西方的新思想资源的支持，但大多还集中在政治领域。

从近代看，政治民族主义的感染力要比文化民族主义大得多。

其实，中国民族主义从诞生伊始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不仅表现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并且是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运动本身，直接要求一个现代国家。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产生于对于国家认同危机以及文化、道德和政治认同危机的回应，形成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历史进程中。

在这一进程中，国家、社会、个人被整合入“中国民族”的共同体。

其中，20世纪的辛亥革命、30至40年代的抗日战争和1949革命是标志中国民族主义的里程碑。

这些历史事件强化了民族主义观念，并使中国进入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经过抗日战争，民族主义意识已经在中国深深的扎下了根。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求创造资本主义及其相关组织结构，是具有现代化历史意识的民族主义。

三民主义把民族主义放在了第一位，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三民主义的基石。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主义领袖提出了“三民主义”纲领，标志中国民族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现代史以辛亥革命为政治标志，以“三民主义”为思想标志，以“中华民族”的新生为文化标志，是因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获得了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从而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