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敬琏商榷“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
在增长的迷雾中抉择行难知亦难——评吴敬琏著《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

在增长的迷雾中抉择:行难知亦难3———评吴敬琏著《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张 平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关键时刻推出来的一本力作,探索了对经济增长模式的新认知,即新型工业化道路,并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逻辑和转型的方向,详细分析了转变增长模式的政策,将理论的知和实践的行相统一。
本文也借评而论,加强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理论探讨,讨论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抉择 增长模式 增长路径 典型化事实 吴敬琏老师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简称《抉择》)开篇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现实的紧迫感溢于书表。
中国正面临着增长模式的选择,不能沿着现存“旧工业化”的轨迹继续和一成不变地走下去,要转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是这本书中“抉择”所要告诉读者的。
《抉择》一书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出发,梳理了经济增长的理论认知过程和各国增长的路径,直奔中国的现实和经济理论研究的最前沿问题,抉择的力量来自于对新道路的认识。
尽管《抉择》写到“这本讨论中国增长模式选择的小书,并非在书斋中披阅前贤论著,静心进行学术探索的产物,而纯然是为了回答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而作为理论和政策研讨得出的结果”,但它用了最大的篇幅条分缕析地探索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政策争论和增长的“典型化”事实,积极探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良知”。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不仅仅是实践,更是思想试验,因为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照搬,必须自己去探索其理论的知和实践的行。
很多人说增长模式转变是知易行难,实际上是行难知亦难,没有正确的知就无法指导正确的行。
经济学是为国家致富服务的,但任何一个经济发展决策都涉及到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不可能仅是经验主义方式的“试错”,而更多地要进行思想的逻辑实验和政策争论,因此逻辑和论争是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
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仅仅就事论事的对现实的一个默认,会迷失我们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也就没有了“抉择”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向了。
增长模式转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访吴敬琏教授

| ECONOMY高端访谈Interview.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Rights Reserved.摄/朋张者记ECONOMY | 本刊| ECONOMY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吴敬琏教授从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机理、分析短期问题和分析长期问题的不同理论框架、增长模式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等几个方面作了深入细致分析。
吴敬琏说,在顺利度过2009年的难关之后,今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如何,各方的意见见仁见智。
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很大,其中最大的变数在于政策不同会导致结果的差异。
吴敬琏指出,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久已存在而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机理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短期政策与长期目标之间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对此,吴敬琏指出:“面对危机这种情况,适宜的做法,应是综合运用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
在经济和市场面临崩溃的情况下,用短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撑市场,保证经济不崩盘,是必要的。
同时,必须对导致经济出现危机的原因有清晰的认识,认真解决长期增长中存在的问题,而不能将救急的短期政策视为能够治愈长期问题的灵丹妙药。
”吴老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资产泡沫的突然破灭和虚拟财富的蒸发导致一些重要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崩溃,引发了债务危机,于是大家都捂紧自己的钱袋,刹那间流动性极度短缺,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政府采取了救市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用政府信用替补民间信用来维持市场的运转。
然而,虚拟资产泡沫的破灭只是长期以来世界经济本刊记者张朋/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编者按: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和长期积累的经济矛盾。
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要把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变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契机。
吴敬琏“荷戟独彷徨”

吴敬琏:“荷戟独彷徨”作者:萧惑之(北京)来源:《中关村》2010年第05期吴敬琏教授一贯认为——“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困难。
但是,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
”“革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革既得利益者的命更难”。
由此而引发出诸多的争论,往往使吴敬琏教授成为争论的漩涡和“孤独战士”。
当前的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最受关注的热门话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经济发展转型的研讨班上,用了50次“加快”这样的语气,可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何等的重要。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两会”期间,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慢的状况“把脉”,认为“体制性的障碍”主要是“政府支配资源过大,政绩观过于强调GDP,财政体制和市场化改革滞后”。
因之,吴敬琏教授开出了“药方”:第一是改造我们现在的加工制造业;再是培育我们的新兴产业。
“政府需要做的是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提供共用的技术;政府要有所不为,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不指定技术路线”。
日前,我拜读了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新作《吴敬琏传》,特别是书中最后的一个章节——“孤独战士”。
掩卷沉思,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荷戟独彷徨”,经得住喧闹,耐得住寂寞,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正如封底的广告词所言:“‘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
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
”“工业化道路”之论争凸显吴敬琏的远见卓识2003年10月,吴敬琏教授多年来研究改革理论的成果结集《当代中国改革》问世。
好评如潮,不胫而走,不到3个月即销售告罄,一时洛阳纸贵。
吴敬琏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吴敬琏谈中国体制性障碍: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资源配置权力2010年10月08日08:10财经网【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15条经济学家吴敬琏(来源:中新网)过分倚重短期政策是出现“两难”困境的症结所在,其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改革,正确发挥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相当不错,2009年我们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为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超额实现了保增长的任务。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的刺激政策,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
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
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泡沫一破裂,国家经济就会出现困难。
中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危险。
去年年底,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
但是今年头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亿,政府也觉得这样有问题;到了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
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
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
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
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
通常,人们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去分析我们经济的问题。
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出口状况也不理想,所以总需求就不足。
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
市场化与私有化

市场化与私有化——卢麒元对厉以宁和吴敬琏的深刻批判陈思进发布于2015年6月2日05:47没有足够的哲学功底,就不要妄言经济学逻辑。
妄言经济学逻辑,不仅仅会犯教条主义错误,还有可能导致人民的苦难和国家的灾难。
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被捧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且为历届中国政府所倚重,他们的经济学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然而,单纯就经济学水平而言,此二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哲学讲究辩证,经济学判断从来都是相对的,或者说经济学没有绝对是非标准。
再深入一步,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度的问题,也就是所谓边际效用问题。
任何事情都存在局限性,正所谓过犹不及。
吴先生和厉先生走极端了。
吴敬琏先生推崇市场化。
笔者阅读过吴先生的大部分经济学著作。
老实说,吴先生的学问尚欠周严。
吴先生的研究欠缺两样东西:第一,市场化效能的外部约束条件;第二,市场化效能的边际确定与控制。
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第一,越是好的市场,越需要有效的行政干预;第二,市场是一个有限概念,过度市场化一定酿成灾难,必须确定市场化的绝对边界和效用边际,必须通过制度和政策实施有效地控制。
换句话说,建立市场的同时,必须完善实施管理控制的制度和手段。
否则,真理向前一步就会变成谬误。
吴先生及其弟子门生对推动中国市场化有贡献。
但是,那种近乎宗教信仰的市场化理论,严重误导了中国政府对改革方向的认知。
他们对于中国畸形的市场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市场,而不应该是建立“赌场”,更不应该是建立“屠宰场”。
厉以宁先生推崇私有化。
笔者阅读过厉先生的大部分经济学著作。
老实说,厉先生的学问不仅仅欠缺周严,还存在严重的道德缺失。
厉先生对股份制情有独钟。
很遗憾,厉先生却没有搞清楚公有制、股份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
厉先生戮力推行的其实不是真正的股份制,而是狭义私有制。
严格意义上的股份制,本质上是公有制的一种模式。
厉先生所倡导的畸形股份制改革,是将国有资产通过违宪和违法的方式转变成为私有财产。
吴敬琏:按照传统的增长模式走老路是走不出来的

吴敬琏:按照传统的增长模式走老路是走不出来的中新网3月7日电最新一期《前线》杂志载文称,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财经委副主任吴敬琏教授在接受该刊采访时称,“经济增长模式和技术进步”,是我们国家“十一五”期间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最近这几年,由大量耗用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经营城市”和兴建重点企业以便“迎接重化工业时代”的投资热潮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表明我们还是没有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
我们自己的发展历史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都证明,按照传统模式走这么一条老的道路是走不出来的。
吴敬琏说,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为了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首先是要转变思想,要理解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其实,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目标。
核心问题就是转变增长方式和走工业化道路。
首先,是要理解这种新的发展观和其本质和内涵。
其次,我想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
别人为什么在19世纪后期,能够走出了现代经济增长这条路?有两点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第一是认真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
我们全民的文化水平不高,科技水平不高,但是我们从绝对量来说,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不管是在校人数还是每年毕业的人数,绝对量都是世界第一,这为研究开发提供了条件。
第二是加快发展服务业。
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方面就是从制造业入手,制造业就是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能够伸到什么程度就伸到什么程度。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商业和物流,要发展综合物流管理。
再次,就是关于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认识误区:用老的工业化的概念去看待信息化。
一讲信息化、讲信息产业,就是硬件生产,就是电脑等外围设备。
其实从信息产业的构成来说,主要是服务部分,就是软件加服务部分。
信息通信技术的作用就是去改造各个产业,去帮助各个产业降低他们的信息成本。
吴敬琏谈:经济学家怎麼分析经济增长

吳敬璉談:經濟學家怎麼分析經濟增長怎麼才可以靠效率提高來支撐經濟增長?這個問題對我們的現實意義很大。
關在屋裡想當然也是一種辦法﹔但更討巧的辦法,不如看一看人家為什麼能夠做到。
在19世紀風雨飄搖的那些西方國家,為什麼到了19世紀末期進入了新的經濟增長模式了,好像又恢復了一些生機與活力,以至於整個20世紀都度過來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在某些方面還表現出一定的活力。
這是怎麼回事?所有的研究經濟增長的文獻,分析經濟增長的源泉大致上有三條,第一條就是庫茲涅茨所說的基於科學的技術的廣泛應用。
有很多書,研究在現代經濟增長中基於科學的技術的廣泛應用是怎麼發生的。
一個是科學和技術本身的進展。
研究這個問題時他們都共同指出一條,就是叫做有利於科學或者學術繁榮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的制度化,在19世紀中期這個制度化就大致上完成了。
科學這個東西是有很強的外部性的,能為全社會造福,怎麼來獎勵它呢?不是靠利用商業利益,因為用商業利益是說不清楚的。
我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去中科院調研的時候,數學所楊樂所長就問我一個問題,說你們什麼都要為經濟建設服務,但數論呢,你說不清楚怎麼直接為經濟建設服務。
所以對於科學家來說,他的動力是人類的一種求知的欲望,對他的激勵最重要的是看誰最先提出了這個定理、發現了這個規律。
那麼怎麼來做呢?辦法就是同行評議了。
這個激勵科學進展的競技規則就叫做學術規范,學術規范的建立、學術規范的執行和對於首創權的獎勵靠誰來做呢?靠科學家的共同體。
而對於技術發展來說,它的激勵、它的推動力量確實是商業利益,所以技術這個東西的發展要靠整個的市場制度,當然也包括一些法律制度,比如說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度。
前年我去浙江調查,一些技術創新的積極分子很苦惱,就是我們現在知識產權保護太差,所以大家都不願意做什麼技術創新。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來源大家可能就不是很熟悉了。
這就是服務業,就是所謂第三產業。
在工業化后期,服務業異軍突起,而且很快就超過了整個工業,成為國民經濟中最大的產業。
吴敬琏称应反思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执行力

吴敬琏称应反思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执行力新浪财经讯12月18日《财经》年会2010:预测与战略今日在京召开。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演讲中表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说了很多年,但收效甚微,需要反思一下为什么在十几年中,执行的情况不太好,这样就可以真正走出这期经济危机。
吴敬琏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失衡,消费率稍有增长,但没有根本改变。
投资大幅增长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方式,但要保持中长期的增长这仍旧不够,未来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增加消费的需求。
吴敬琏称,提振消费有多种方式,比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采取家电下乡等补贴消费的政策,但根本的途径在于人们收入的增加。
而收入的增加又要依赖于就业增加和技术的进步。
“增加就业可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收入,而技术的进步可以提升专业人士的收入。
”吴敬琏说,目前要从依靠投资、依靠自然资源的投入的发展方式转化为依靠就业的增加、依靠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结构的转变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目标。
此外,吴敬琏认为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之所以推进缓慢,主要是由于体制性障碍没有消除,很多政府地方把GDP的增长当成其重要政绩,鼓励创新的机制不健全,导致技术发展面临众多障碍。
(雪婷)以下是吴敬琏演讲实录。
吴敬琏:各位下午好。
我今天讲的题目只有实践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够真正的走出经济危机。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的财经年会,我是参加了,主持了一个讨论。
财经给我出的题目叫做从三架马车的状况,从投资、消费、出口三架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它的状况来预测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
拿到这个题目以后,我就有点犹豫,想不清楚,三架马车的状况跟未来的走势之间是什么关系。
当然这是一个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因为过去我们的经济主要是靠这三个需求支撑的。
那么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消费需求没有起色,出口的需求大量减少。
于是我们经济增长就走下坡路了。
要预测未来,用什么样的问题框架?就是看未来一年、两年三架马车会是什么样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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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敬琏商榷“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
吴敬琏先生在《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人民网》等主流媒体发表了数篇文章——“经济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论述经济增长的来源,几篇稿子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基本意思相同,无非是说“科技、服务业、信息业,三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我从“小猪派”的“产经联”理论出发,认为吴先生的结论比较粗糙,犯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错误,因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好坏不分”的指导性意见,特此做出以下分析,向吴老讨教一下,希望吴老回应。
所谓经济增长,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物品生产的增长,一种是经济交易金额的增长,因此,“国民生产”和“国民经济(交换)”是有差别的两个概念。
有的“生产”不是经济,比如农民生产的用于自己食用的粮食;有的“经济”不是生产,比如餐饮业的服务,保姆的家政工业,股市上的买卖,期货的买卖。
以前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学的主要指标是工农业生产总值,市场化以后用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数值之间的内涵差异巨大。
工农业生产总值统计计算的目标是物,媒、钢、油、棉等多少多少吨,国内生产总值统计计算的目标是钱,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建设成就是物品数量的大幅增长,到了今天市场经济的建设成就就是钱的高额数值,人民银行存了多少多少钱。
为了让人民银行多存点美元,中国可以把国家的重工业支柱工厂卖掉换钱,这叫“引进战略投资者”,还可以把国家工商银行等廉价卖掉股权,换取美元货币的存储增加,这些“重钱不重物”现象就是改革开放的误区。
吴文说,“所有的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大致上有三条,第一条就是库兹涅茨所说的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来源大家可能就不是很熟悉了。
这就是服务业,就是所谓第三产业。
……经济增长的第三个来源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信息化。
”吴先生所谓的科学技术、服务业、信息业三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论述经济增长具有三个成因,您分清楚这三个成因的所在领域差别了吗?如果说这三个成因就是经济增长源泉,这个分析也太表面化了,难道制造业、交通业、娱乐业难道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了,芜湖市当前是靠奇瑞汽车制造业增长的,石家庄历史上是京汉铁路和石太铁路交汇从农村增长为城市的,拉斯维加斯是靠赌博娱乐业增长的。
按照吴敬琏所说的科学技术、服务业、信息业三种“增长”拉动,是具有不同行业效果的,科学技术领域发展拉动的多是生产性增长,比如能源、材料、交通等行业多需要科学技术的创新飞越来拉动生产能力;而服务业发展多拉动的是交易性增长,如第三产业的餐饮、娱乐、传媒等行业的增长多属于商业交易的增长,这些行业在具体生产方面往往不增加物品产出,而只是增加了“经济交易”。
当代信息产业的兴盛于全世界,源于个人计算机PC和互联网的诞生,因此信息产业有两个分支“传媒信息和科技信息”,因此信息产业的两个分支拉动了两个产业方向的发展,一是传统领域的信息化技术改造,二是传媒领域的新型媒体信息,前者是生产性增长,后者是交易性增长。
所谓“党中央提出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吴文望文生义的原话),本质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原来运行模式的优化,优化带来了工业化的效率,进而带来了生产的增长,比如电力系统中的SCADA系统就是最典型的电力信息化。
为什么吴先生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从不分析不同行业增长的拉动效果,而现在我们的民族产业经济学需要分析行业差异呢?这是中国当前的经济历史现象决定的,由于当代中国出现了“空心GDP”、“血汗GDP”现象,增长货币价值,不增长国家实力,也不增长民众
福利,因此就必须区分好的经济增长和坏的经济增长。
苏州地区的经济就是一个代表,GDP 快速增长而GNP(人均消费)十年来不增长,这就是坏的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就是增长领域里面,只有经济交易的增长,而没有本土民众福利和消费物品生产的增长,或者说本国消费物品的生产增长比重过少。
而好的经济增长呢?就是带来全人类和全中国人民福利的共同提高。
因此,在吴先生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结论当中,就分不清楚什么是好的增长,什么是坏的经济增长,这就是江湖上人称“吴市场”所误导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
科技行业拉动的增长既有提高传统产业效率的,也有淘汰就业人数的问题,服务业中金融服务业拉动的增长有时可以掏空制造业需要的资金,信息业拉动的传媒增长没有带来更多的物质产出。
所谓“科技、服务业、信息业,三者拉动增长”实在是一笔“中国综合国力增长的糊涂账”!
分不清经济增长的好和坏,中国的GDP增长到底是世界第四,还是世界第六,就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国家统计局的计算方法和联合国接轨也没有意义。
加上尚未计算在内的几千个亿娼妓业交易值,也许中国经济规模就是世界GDP第二了。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没有关系,和民众福利也没有关系,这些结论请吴先生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