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内容提要] 从一般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

具体表现是：有等级，无平等；有强势，无弱势；有传统，无创新；有人治，无法治；有礼节，无理性。

在现实层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权威主义、机会主义、平均主义、血缘主义、功利主义。

在宏观的社会效果方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

中国文化的单向度性和强势性体现在微观的个人人格方面，主要表现为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

具体表现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

中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催生文化不均衡性和强势性的根本原因。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其中体制创新是关键。

关键词：中国文化分析作者简介：宋圭武，男，甘肃靖远人，1964年10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理学、经济学双学士学位，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曾先后公开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5本，并获得过10多项科研奖励。

什么是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本文所指中国文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表现出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主导性的一种文化形态。

在现实层面，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并融合其他文化的一种文化存在。

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里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及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文化有些什么特点？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下面谈谈本人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从一般的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

具体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有等级，无平等。

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

家族的等级性立足于血缘。

而社会和国家的等级性是家族等级性的进一步推演。

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剩余分配权。

一般而言，等级越高，其所具有的分配权就越大，其享受的待遇就越高。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平等，只能是同一等级内部的平等，并没有全社会的平等。

所以，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

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

二、有强势，无弱势。

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

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

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

有的同志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人本的特点，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

民本与人本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

人本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范畴，而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只是民本范畴。

民本的目的为了强者，是最终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人本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

所以，民本只是一个局部范畴。

当然，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现实主义导致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人本；因为这种以人为中心只是以少数人为中心，只是以强者为中心，而非以所有人为中心。

三、有传统，无创新。

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顽固特点。

由于缺乏创新，所以中国文化实质是一种静止的文化，或是一种循环的文化。

虽然有局部的变革，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枝叶的修剪或是对整体的一种修饰。

其修饰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原有本质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实质的变化。

这里中国文化没有创新根本原因不在自身。

任何文化本身都是极具创新力的。

中国文化缺乏创新，根本原因是外在力量的压抑，尤其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压抑。

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创新总会遭到原有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摧残。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均衡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格局是：强势太强，弱势太弱。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创新除非对强势有利，否则，创新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四、有人治，无法治。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是人治社会。

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种人治文化。

反过来，人治文化又促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

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

要实现人治的有效性，道德自律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周公在总结商殷灭亡的教训时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儒家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这里修身是起点，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

另外，统治者也是历来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的。

因为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

所以，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

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

五、有礼节，无理性。

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

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

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

在中国古代，各朝都设有专门管理礼制的官职。

在周代，礼制的管理属于宗伯，后世逐渐演变，就成了礼部。

“礼”的实质是“利”。

“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

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

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

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

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

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

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

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在现实层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权威主义。

权威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上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精神世界的不确定性。

由于落后和不确定性，人们必然就有追求和向往。

而权威是与追求和向往相伴而生的。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子，所以，中国具有产生权威主义的肥沃土壤。

对个人来说，权威主义表现出两极的特性。

一方面，个人需要和崇拜权威；另一方面，自己也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权威。

在中国，权威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时间的不断强化，已进入到国民的深层意识结构中，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和巨大的。

二、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产生的一般原因是：经济人假设、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

但在中国，机会主义的诱因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

首先，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博弈不同于工业社会由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容易诱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其次，封建专制体制所体现的人治传统是催生机会主义的天然政治温床。

再次，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文化乐园。

正因为有如此雄厚的现实基础，所以中国机会主义的泛滥也就是一种必然。

三、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由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原生平均主义，这是人类所共有的，它不因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别而有所差别，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

由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派生平均主义，它与特定的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有关，体现的是一种特殊性。

在中国，一方面存在原生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有着产生派生平均主义的更为雄厚的土壤。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不均衡一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首先是经济的不均衡。

经济的不均衡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生产的不均衡：一方是高度集中的完全垄断；另一方是高度分散和小规模的无序竞争。

二是分配的不均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

其次是政治的不均衡。

主要表现有：天下权力集于一人之手，等级制，权力缺乏制衡，上下级之间权力不对称等。

再次是文化的不均衡。

主要表现是以强势为中心。

不均衡必然导致人们对均衡的渴求，越是不均衡，人们对均衡的渴求度就会越高。

从结果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终表现就是不平均。

所以，人们希望均衡，往往就会演化为对平均的追求和执着。

四、血缘主义。

血缘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

血缘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以基因为准则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

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远近是与所含相同基因的多寡成正比例的。

血缘主义的原则可以泛化到血缘圈子以外，如朋友之间的称兄道弟实质就是血缘关系的泛化。

血缘主义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组织均衡，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但血缘主义不利于社会化大分工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不利于社会的平等化建设，最终，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

在中国，血缘主义可谓根深叶茂，所以破解血缘主义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五、功利主义。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功利主义是一个普遍范畴，中国也不例外。

但在中国，功利主义表现得更为现实和具体，中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是与农业文明紧密相关的。

中国现实功利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重经验，轻理论；重短期，轻长期；重局部，轻整体；重特殊，轻一般；重人情，轻法律；重迷信，轻自信。

这种更重现实的功利主义很容易导致社会发展的“囚徒困境”。

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必须要有理性的约束；否则，功利主义只会导致功利主义的异化。

在宏观的社会效果方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

中国文化是一种富于弹性和随意性及人治特征的文化。

文化的灵魂是价值，是规则。

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凝聚、导向、整合和规范的功能。

而规则本身又是人们谋利的一种手段。

在强者和弱者共同参与的博弈中，如果规则不具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则博弈结果未必一定有利于强者。

但在规则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的情况下，博弈结果会多数有利于强者。

主要原因是：规则的弹性和随意性导致了规则有效性的降低，这时，博弈双方的结局主要取决于二者的个人实力，而不是其他因素；另外，由于规则的生成和运用本身具有强势主导的倾向，所以，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规则会体现一种为强势服务的工具倾向。

所以，只有刚性的规则，才能为社会合理性提供一定的前提条件。

反之，若规则随意性大，则其实际所体现的最大功能就是更多成为了为强者服务的一种工具。

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假如你犯了事，这时问题就不是看你犯的事大不大，而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

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密切相关的。

一个人越是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处理的结果对其就越有利；反之，则反之。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