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精神来解读现代管理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精神来解读现代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滋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地发展壮大，而且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里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早在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就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寻求智慧。”宽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精神来解读现代管理，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智慧的启示。

宽容是现代管理者崇尚的人格品质

“宽容”一词在我国先秦典籍中即已出现。《庄子》中说，人应禀持“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庄子·天下》）的人生态度，也就是常以宽容之心容纳事物，不要苛求于他人。儒家从“仁”出发，倡导宽容的为人处世之道。仁的基本精神是爱人，而所谓爱人，也就是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故“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因此，儒家“尚仁”“贵和”，

特别推重宽容的实践价值，并把它看作是人终生应坚守的道德原则。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

“‘有一言而可以终生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强调应该宽恕待人，应提倡“恕”道。伏尔泰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称为“人类的法典”。这句话不仅被写入了1793年的法国宪法，也被写进了1993年的《全球伦理宣言》。儒家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即内含了尊重差异、宽以待人的道德理念，体现了仁者所应有的理解、原谅、仁慈、同情的情怀。孔子倡导“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宽容精神，认为做一个人，尤其是做一个君子，重要的是要严格要求自己，对人则采取宽容的态度，在责备和批评别人的时候应该尽量做到和缓宽厚，这样才能形成“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即宽广、开阔、容忍的胸怀。

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知。”（《孟子·离娄下》）在这里，孟子根据孔子所说的立人立己、达人达己论，把爱人、敬人看作是被人爱、被人敬的前提，认为只有爱他人、敬他人才有可能得到他人的爱、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主张在人际交往中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发生人际冲突、矛盾时多反省自己而少责备别人，从而进一步肯定了孔子“躬自厚而

薄责于人”的人际交往原则。

苟子也主张“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摧。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摧，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苟子·非相》）。君子之所以是君子而非小人，就在于他贤能而能容纳无能的人，聪明而能容纳愚昧的人，知识渊博而能容纳孤陋寡闻的人，道德纯洁而能容纳品行驳杂的人。这也就是《易传》中说的“君子以厚德载物”（《象传》），即君子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万物。

在现代管理中，宽容是领袖气质必备的品质。著名心理学家豪斯认为，出色的领导以其领袖气质指出下属前进的明确目标，帮助他们在情境不明的情况下明确方向，激励他们为实现目标而奋斗。对那些具有领袖气质的领导者来说，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他们能够唤起、激励、影响他人的情绪，因而能够触摸到他人的情感深处。由此可见，管理者具有的领袖气质将对员工积极性的提升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领袖气质来自于与人沟通，以及唤起和激励他人采取行动的出色能力。

因此，作为领袖的管理者，必须以宽容之心与人交往，善于理解人，能经常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一是严于律己，以榜样的力量来感召员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

语·颜渊》）？你带头端正自己的行为，谁敢不端正呢？二是注重员工的诉求，以真诚、平等、沟通交流的方式营造一个相互帮助、相互理解、相互激励、相互关心的工作氛围，使员工在被理解、被尊重的基础上形成集体认同感，从而稳定工作情绪，激发工作热情，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进而产生企业合力，达成企业组织管理的目标。

宽容是现代管理理念的核心内容

现代管理强调团队精神的凝聚，因而需要营造一个和谐的集体氛围。而宽容方能和谐，和谐才能成事。在中国历史上，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命题，意为实现了和谐，则万物即可生长发育，如果完全相同一致，则无法发展、继续。由于和谐是对立面的统一，故君子应该容“异”以成其和，这包含着宽容思想的意蕴。纵观古往今来那些成就大事的人，他们无不具有包容天下的宽阔胸怀，无不善于在“不同”中谋统一、在和谐中聚力量。春秋战国时，齐桓公不记恨管仲的一箭之仇，任其为相，终于得其辅佐，使齐国成为五霸之首。廉颇知错能改、负荆请罪，蔺相如胸怀全局、宽容大度，换来了难得的“将相和”，共保了赵国的安宁。相反，西楚霸王项羽虽武功盖世，却因“自矜功伐”，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才智过人，但心胸狭窄，结果抱憾而终，壮志难酬。

老子从本体论角度揭示了为政者宽容管理的根据。在老子看来，“道”作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具有“容”的品格。“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道德经·十六章》）。故“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三十七章》）。人如果能够做到宽容，便与大道相符合，从而终生不会遭受危险。老子认为，无为即“不为物先，不为物后”，顺乎自然以为治。它不是无所为，而是不妄为、不乱为，是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为。无为是实现无不为、无不治的前提条件，以最终达到“以无事取天下”的目的。所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章》）。这就要求为政者，要给予民众自由生存的空间，充分尊重和发挥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作用，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顺势而为，最终才能达到“万物将自化”（《道德经·三十七章》）的结果。

老子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认识到，正是为政者居高临下，以强性管理的方式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各种社会游戏规则，由此造成民众的逆反，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因此，要从有为的对立面——无为来展开社会的管理，由此才能激发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活力，形成具有生机的社会凝聚力。为此老子通过由自然理性推导社会理性的思路，提出了为政者应该具有谦下、宽容的崇高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