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我国公民幸福政治初探基于政府与公民互动关系的分析视角
试论和谐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基于中国传统伦理的思考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极为推崇“中庸”精神，他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概而言之，中庸之道主要内涵在两个方面：一是“中”，一是“和”“中”，不同于折衷主义、调和主义中的“中”，而是指“适度”、“适当”，即“无过无不及”。“和”，是指不同事物相互间比例协调、配合适当，从而达到总体上的和谐状态，即寻求对立面的统一，差异中的一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价值观无疑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坚持集体主义原则，贯彻“五爱”精神的政治价值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施政者对多种政治价值观不能一味追求大一统，而应该通过引导的方式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同，确保主体政治价值观的稳固。施政者应坚持“中庸之道”，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对于消解政治价值观的冲突，引导正确的政治价值观树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总之，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就是指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因素处于一种比例协调、配合恰当的状态。
(四)为民的政治诉求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即要求统治者实现“仁者爱人”，对民众要以儒家的道德理想来熏陶影响，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他们思想纯朴，民俗和顺。对己要为政清廉，“修己以安百姓”，充分认识到“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苟子·王制》)的道理。可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要求执政者以“仁”为本，以“爱民”为指向，在宽厚仁爱的道德情感中进行合理、合法地统治，从而获得民众的支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
(三)中庸的政治思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相继涌现，各种政治诉求接踵而至。协调和处理好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要有宽容的政治思想，在坚持主流的基础上，要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不同人群的不同行为方式。对此，有必要借鉴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中庸”思想，在适度中融合、在协调中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的实现。
公民政治参与与和谐社会构建
附：论文格式模板（仅供参考）作者姓名：所学专业：行政管理学准考证号：指导教师：二零一一年七月公民政治参与与和谐社会构建内容摘要：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政治参与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程度就越高。
目前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与相互促进的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然要求发展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展公民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必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尺度,也是一个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标尺。
要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公民参与政府管理是不可或缺的。
公民通过合法的渠道参与政治活动的管理,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还是监督行政权力运行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有序政治参与和谐社会构建民主政治目录一、公民政治参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和影响------------------------1 （一）公民政治参与是民主法治的衡量标准------------------------------1 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既是执政为民的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最高表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具有的内在价值。
（二）政治参与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2 公民政治参与可以使政府行为相对透明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普通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三）政治参与是社会充满活力的集中体现------------------------------3 政治参与的扩大化被看作是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它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聆听和谐社会专题报告心得体会（2篇）
聆听和谐社会专题报告心得体会在聆听和谐社会专题报告之后，我深感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已经成为了时代的呼声。
报告中指出，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
一个和谐的社会是指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能达到一种平衡和协调的社会状态。
听完报告，我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和全面了。
首先，和谐社会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相结合。
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但是纯粹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公平正义的原则，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报告中提到了建立健全的分配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
只有通过调整和改革分配制度，让财富更加公平地分配给全体人民，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谐。
其次，和谐社会要求政府与市场相协调。
过去，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的阶段，现在则逐渐走向市场经济的轨道。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调控，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和劳工的权益，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听取报告时，我深刻体会到政府与市场的协调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只有在政府的引导下，市场才能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
再次，和谐社会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
社会的和谐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在报告中，提到了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和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的重要性。
社会组织可以发挥中间组织的作用，调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同时，社会的各个成员也应该关心和参与社会的建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的和谐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和谐社会需要文化的支撑。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灵魂，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不竭动力。
听取报告时，我深深感受到了文化在社会和谐中的重要性。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要有价值观的共同认同和文化价值的传承。
只有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有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略论政府社会管理中的政府、社会、公民三者的关系
略论政府社会管理中的政府、社会、公民三者关系乔耀章提要：政府与社会及公民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也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首要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及公民的关系问题，才能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社会、服务于社会的水平和质量。
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是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确定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一。
温家宝总理曾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文①中，就全面履行政府职能问题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
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职能。
其中，关于政府社会管理，温总理指出，社会管理，就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
加强社会管理，必须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关于公共服务，温总理指出，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可见，温总理已经对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基本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本文仅就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中的公民关系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政府与社会（由于政府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或表征，有时又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
千百年来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在努力探求。
通常人们认为政府是同国家相联系②，广义的政府视同整个国家机构，狭义的政府是国家机构中的执行机构。
通常人们所讲的社会，指的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在国家产生以前孕育着国家，在国家产生以后包容着国家，因而是广义的社会。
和谐社会的调查报告
和谐社会的调查报告2019年11月10日至11月20日，本次调查共选取了500名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区的受访者，旨在了解他们对和谐社会的认知和评价。
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收集和分析了有关和谐社会的数据和观点。
以下是本次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一、对和谐社会的认知本次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对和谐社会的认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社会稳定与安全：约70%的受访者认为，和谐社会应该具备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全的基本条件。
他们认为社会不应该存在暴力、犯罪和社会动荡等问题，而是应该建立一个安全平稳的环境，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并追求自己的理想。
2.公平与正义：超过80%的受访者强调，和谐社会必须具备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观。
他们认为社会的财富分配应该更加平等，每个人的权益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此外，受访者对法律的普及和严格执行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认为法律的公正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3.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近70%的受访者认为，和谐社会应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他们认为人们应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促进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更加和谐。
二、对和谐社会的评价1.和谐社会的建设成果针对和谐社会的评价，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社会正在朝着和谐社会的目标稳步前进。
他们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在社会稳定、公平正义、环境保护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果。
2.社会问题的存在然而，调查数据也反映出一些社会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会对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一定的挑战。
例如，约30%的受访者认为贫富差距过大，资源分配不均衡；约20%的受访者关注到教育资源不平等、社会就业压力大等问题；同时还有一部分受访者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表达了担忧。
三、建设和谐社会的建议在深度访谈中，受访者提出了一些建设和谐社会的建议：1.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2.提高基础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论和谐社会的基础以及政府的作用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理论热点和实践方向，这一伟大社会目标的提出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观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的运用。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来看，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政府越来越提出了直接的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的社会工程中，必然要求政府扮演积极主动的引导者角色。
同时，由于服务型政府及其引导型职能的建设，也为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保证。
关键词：总体性；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自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目标，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总体观念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又一项伟大创新工程。
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另一方面，是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建立在总体性哲学范畴之上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观念在实践中的运用，其基本内容是人的全面的发展，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行动。
“和谐社会”的境界就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注释1）正如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现实中的实现过程是在其政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也需要由其政党以及这个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将其付诸实施。
也就是说，在走向“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发挥着引导的功能。
因此，当前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任务，就是科学地分析和把握时势，认识政府引导“和谐社会”构建运动的客观基础，同时，通过自身的变革去增强政府引导社会的能力，并作出科学的路径选择，从而真正承担起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角色。
一。
社会和历史的全面总体化的过程。
虽然人类社会工业化的结果是社会的领域分化，即造就了许许多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领域，但是，总体性却是包含在社会整体各组成部分中的统一性的因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实现和不断获得的一种全面发展的“质性”。
浅谈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问题
浅谈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问题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问题，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路径选择，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民参与民主政策制定过程1 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现状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目前我国除了“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外，还逐步建立和完善了选举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参与立法制度、公民批评制度、建议制度等”。
“但是由于公民参与受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公民参与领域不够广泛、参与程度不够深、参与积极性不够高、参与机制不够完善等”。
[1]此外，政府官员自身也存在服务意识不强、对公民利益表达不敏感、民主价值观概念的淡漠以及对责任的缺失等问题。
而要使公民参与过程有序进行需要通过政府、公民、社会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2 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问题2.1 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所谓政治，就是民意的表达。
“政府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这就需要依靠公民及其代表提出利益要求。
而我国在利益表达机制上，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政府内部的权力精英在对社会利益格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倡议，公民及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较少，从而导致政府权力过大，“主—仆”关系倒置。
存在政府侵害公共利益的可能性”。
[2]例如：《新华日报》的一份民意报告显示有六成被访者认为听证会已是流于形式。
个别政府不是把听证制度当成改善政策制定的手段，而是走过场。
这种现象不但使公民利益诉求无法正确表达，而且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影响政策制定的精确性。
2.2 政府与公民互动滞后我国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是因为其具有责任明确、事权集中、效率较高等特点，符合现代决策迅速果断解决问题的要求也与我国特定的政治环境相配。
但同时也易于导致家长式领导和一言堂式的决策作风。
论我国新型政民关系的构建_基于和谐社会的视角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Administration School2008年11月第22卷第4期Nov.,2008Vol.22,No.4收稿日期：2008-08-02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06JZD0033）；徐州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7XWB09）作者简介：周定财（1979-），男，湖北襄樊人，讲师，行政管理硕士，从事政府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崔利利（1986-），女，江苏赣榆人，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政府综合运用各类行政管理手段，整合社会资源，调整利益结构。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无疑是民众为主、政府为仆，政府是要为其所管辖的人民服务的。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进一步明确公民在政民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把政府职能真正转变到为市场主体服务、为公民服务，营造良好政务环境上来。
因此，只有构建和谐的政民关系，才能更好地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民和谐、政府和谐、社会和谐。
一、构建新型政民关系的现实意义（一）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政民关系是否和谐，也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但是在复杂的内外环境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和谐的现象，如由于利益的驱动，部分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寻租腐败，滥用职权，不能恪尽职守，为了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置论我国新型政民关系的构建———基于和谐社会的视角周定财1，崔利利2（1.徐州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221009；2.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97）摘要：政民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晴雨表。
构建新型政民关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服务型政府、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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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0No.12013年1月第10卷第1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an.2013幸福自古就是人类不懈的追求，“你幸福吗？怎样才幸福？”在国民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同时，人们发现单纯的物质丰富并不必然使国民幸福感同步提升。
改革开放的经济优先发展、“唯GDP 论”模式衍生出的官民利益冲突、贫富分化与收入差距过大、生活幸福感匮乏等问题促使人类开始对追求幸福的现代性反思。
随之淡化GDP 崇拜，缔造幸福中国已成各级政府关注焦点，“十二五”提出的关注民生，将促进公民幸福纳入政府目标既是政治民主发展的诉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题中之意。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二战后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迅猛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类梦寐以求的丰裕社会似已成真。
然而消费功利主义产生的各种压力和负面影响也与日俱增，外部环境越来越差，内部失落感越来越强。
为摆脱“钱越来越多，幸福越来越少”的困境，美、英、瑞典等国近年都在探求“幸福政治”之路，各国政府重点围绕将政府政策从“以钱为主”转化到“以人为本”，将国民幸福纳入政治决策。
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就同时打出“幸福政治”旗帜，提出“我们不仅要思考把钱放进人们的口袋，还要思考如何把乐趣放进人们心头”。
[1]放眼国内，改革开放30年使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政府引以为傲的GDP 连续多年以9%年均增长率领跑全球，中国从温饱不足到奔小康指标陆续实现而屡创“奇迹”。
但研究发现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未伴随物质富裕同步提高。
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有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2004年的77%下降近5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披露的一份8万人幸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感到生活幸福的仅占44.7%，不足五成；而来自盖洛普公司的调查也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曲线并不同步。
此外，布罗克曼在《中国的困惑：经济增长而幸福感却在下降》文中提到：参与调查的中国人中认为自己很幸福的比例从1990年的28%快速下降到2000年的12%，采用从1（低分）到10（高分）的逐级评分标准，人们社会生活满意度从之前的年均7.3下降至6.5。
[2]最明显的是无论中国农村或城区每个收入阶层群体的社会生活满意度都出现下降趋势。
经济发展了，物质富裕了，社会幸福感却未同步提高，公民政治幸福仍待提速。
回顾近年一系列冲突性事件：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2009年云南“躲猫猫”事件、2010年江西“宜黄强拆事件”等，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不难发现，一方面少数政府官员奉行“官权本位”，漠视公民权利与利益，另一方面部分民众“仇官倾向”较重，共同促成基层政府、公民间摩擦不断和矛盾冲突的结果，而且越往基层官民关系渐呈紧张态势。
当政府与公民间互不信任、关系疏离、矛盾激化，试问公民幸福政治何以可能？步入工业化社会，在承受西方国家“后工业时代”普遍追求幸福政治浪潮冲击下，如何实现中国公民幸福政治已经进入政府部门、政策制定者的视野，谋求公民幸福政治也上升为政府执政理念的核心。
党中央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重大战略部署就标示着我国政府认识到为公民谋幸福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
构建和实现公民幸福政治是与当前我国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社会，从过往政府“GDP 崇拜”，社会发展单纯以增加公民物质财富为目标转向以全方位谋求公民幸福政治为根本目标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契合。
本文恰是基于这一社会背景和现实需求，采用文献综合分析法侧重从政府———公民互动关系的行政学视角分析探求公民幸福政治的实践思路，以期对推动民主政治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参考。
二、幸福政治研究梳理及内涵幸福政治最初萌芽于古老的哲学话题，其源头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甚至柏拉图时期。
纵观历史，基于时代文化背景的不同，各领域研究者对幸福政治问题提出过观点各异的解读或诠释。
近几年，西方学者尝试将幸福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从政治学视角探求幸福政治问题。
尤其面对经济增长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的“伊斯特林悖论”，政府倡导公民幸福政治执政治国的理念便水到渠成，也是工业化社会政府施政目标的理性回归。
和谐社会我国公民幸福政治初探———基于政府与公民互动关系的分析视角赵德岩，程新国（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江苏南京211816）摘要：幸福是人类的不懈追求，改革开放促成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升。
然而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政治民主的进步，我国公民的幸福感未能同步增长。
政府公民间的对立冲突日益凸显，官民关系紧张而不和谐，公民的政治幸福感匮乏。
基于当前构建和谐幸福社会的特殊背景，从政府与公民互动关系的全新视角研究幸福政治，并提出构建服务型政府和培育公民社会作为政府有效实现公民幸福政治的两大途径，以期对和谐社会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和谐社会；幸福政治；国民幸福总值；政府公民互动10··遗憾的是，因研究视角各存差异对幸福政治内涵至今未有一致性界定，但并不妨碍世界范围内对它的热衷探索。
综合国内外研究，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幸福政治思想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国家的目的不仅仅是维持安全与秩序，而是进入到促进全城邦人民的一切美德，达到人类真正的幸福”。
[3]杰里米·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中则明确阐述了“最大幸福原则”，即任何正确的行动和政治方针都必须做到产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且将痛苦缩减到最少。
[4]现代以来，对该课题的研究以不丹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不丹王国国王第一次将幸福指数引入宏观领域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方面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提出政府应关注人民幸福，以实现幸福最大化为目标。
”[5]因此不丹被公认世界上首次真正意义上提出“国民幸福政治”概念的国家。
国内学者诺亚（2006年）在幸福心理学和绿色环保运动基础上提出“幸福政治理论”观点。
[1]姚东（2007年）提出幸福政治学研究课题，认为：幸福政治学是对幸福政治进行研究的一种独特政治学视角。
幸福政治学首要的是研究政治制度设计、政治体制安排、政治文化培育、政治运行过程中政治主体尤其是公民的幸福感。
[7]最近，美国教育家德瑞克·伯克（Derek Bok）（2010年）的《幸福政治：政府能从幸福的新研究中借鉴什么》一书详尽论述了幸福与政治、政府、政策的关系，讨论政府如何运用幸福经验性研究成果优化完善政府公共政策，进而提出政府有效促进民众政治幸福的政策建议。
[8]综上，笔者认为姚东对幸福政治内涵的界定颇具代表性，是目前国内研究幸福政治较全面系统的理论，对此笔者也较认同。
但本文认为，研究公民幸福政治始终不能脱离政府———公民“双主体”的互动过程，应从互动关系视角界定公民幸福政治内涵，即指通过在政治体系中合理设计政治制度、安排政治体制，建设为实现公民幸福政治服务的政府，同时培育自由、平等、广泛参与的公民社会，在互动沟通中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主体并最大化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主体从其应享的政治权利、政治利益及政治需求中感受到的政治幸福。
三、政府———公民互动关系条件下的幸福政治（一）政府———公民互动关系类型划分依据历史进程，人类先后经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相应形成特征各异的阶段性政府社会治理模式，即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工业社会的管理行政和后工业社会的服务行政。
高振扬在论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历史逻辑时，从统治、管理和价值维度分析政府公民主体间相互关系。
[9]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追加引入政府开放式协商程度和公民政治参与意愿两个考察因素，从而在多维度、深层次上界分政府公民互动关系类型。
由此，依据政府权力主体对政治参与、政治体系所持有的开放式协商程度以及公民权利主体对政治参与主观意愿强弱不同，并结合统治、管理、价值维度将政府———公民“双主体”的互动强弱界分成Ⅰ、Ⅱ、Ⅲ、Ⅳ四个区域。
其中，互动关系区域Ⅰ与农业社会中政府推行的统治行政社会治理模式相适应，政府公民间关系为典型的统治行政下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单向统御型关系；互动关系区域Ⅱ、Ⅳ分别与工业社会早期与后期阶段管理行政治理模式相契合，他们均属于管理行政效率导向下的政府公民间互动关系；互动关系区域Ⅲ则是与后工业社会极力倡导的服务行政治理模式相一致，因而政府公民间关系体现为价值主体下的双向互动关系。
图1：政府———公民间互动关系模型（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自绘，下同）（二）不同政府———公民互动关系对公民幸福政治影响分析不同社会条件下，政府公民间互动模式及互动程度不同会直接影响社会公民幸福政治目标的实现与否。
1．统治行政下政府公民间单向统御型关系（Ⅰ）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农民作为权利主体仅限于获取满足其生存的物质必需品而已，而对政治社会、政治过程、政治制度缺少主观意愿上的最基本认识和了解，普遍缺乏主体权利意识，权利主体地位被抹杀，政府公民间基本不存在政治互动。
对比之下，政府作为权力主体奉行“官权本位”，一切以自我权力主体为中心，本质上二者处于官主民从甚至矛盾对立的政治关系中。
在政府强势公民弱势、政府公民关系疏离对抗状态下，要实现公民幸福政治目标无异于空中楼阁，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2.管理行政效率导向下的政府公民间互动关系（Ⅱ、Ⅳ）当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社会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巨变，整个社会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各级政府主要职能转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己任，以迅速提高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为根本目标。
至于实现公民幸福政治尚未进入政府决策者视线，政府多数政治决策与活动不可能在追求公民幸福政治层面做出较大尝试或变革。
相反，政府为维护权力主体优势地位，充分发挥政府效率及行政监管作用，多数政府仍以行政权力为核心设计和安排整体的社会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本质上公民依然是弱势权利主体，基本游离于政治权力体系外围。
当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也不被政府重视时，那么公民的政治权利主体地位便无法真正实现。
此处并不排除极少数公民偶有机会进入政府权力阶层，或者作为普遍公民权利代表被赋予政治特权，即便如此相比于强势的政府权力主体，难免显得身单力薄、人微言轻。
因此，公民主体的政治权利与需求并不能被根本保障，工业化社会实现公民幸福政治障碍重重。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工业社会的两大进步：其一，此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为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维护政府权力主体地位，部分政府官员逐渐认识到维护和实现公民主体权利的重要性。
因而政府开始尝试关注公民政治需求和意愿，通过政务公开、主动吸纳公民参与政治活动与决策方式，促成政府以开放协商式地政治参与共同合11··作解决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