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兄弟的思想意义

余华小说《兄弟》的思想意义摘要本文通过对余华《兄弟》中两个时代中人物行为和命运的探讨，揭示出了他小说中的思想意义。

在文革时代，人们发泄权力和施暴的欲望，在商业社会，人们又听从欲望的堕落。

兄弟俩在困境中相依为命，在走入新生活后却又陷入人生的虚无。

小说在作者一贯冷酷的风格上，增添了一缕人性的光辉，这缕光辉恰恰出现在动乱的文革时代，而不是繁荣的商业社会。

通过对比和反讽，作者试图找到现实和历史中的某种真实。

绪论《兄弟》是关于一对兄弟的历史，更是两个时代的荒诞史。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

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胜于今天的欧洲……”《兄弟》将文革和当前这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连接在一起，虽然如作者所言，这四十年的变化相当于欧洲的四百年的变迁，但主宰这两个时代的人物命运和社会变迁的却都是对欲望狂热和无理性的追求，无论是精神狂热还是物质崇拜，都是欲望的结果。

文革时期有对权力和施暴的欲望，这种精神的极度狂热导致了那一幕幕人间惨剧的发生，书中的宋凡平的惨死、长发青年孙伟的无端送命、孙伟父亲的惨烈自杀等等，都是那个被异化了的时代的普通而又荒诞的现象。

同样当时也有着对食物和性的饥渴和疯狂追求，李光头用偷看屁股的经历，换取阳春面和三鲜面的描写如一幕幕荒诞剧，写出了被食与色的饥渴异化了的众生的丑态。

而今日的现实更是一个欲望的大漩涡，人人都在追逐着金钱和美色，被欲望的洪流冲撞得晕头转向，如果说在文革这个疯狂的年代里尚有宋凡平、李兰、苏妈这几个柔弱而高尚的灵魂，有着宋刚与李光头这两个儿童纯真的兄弟之情，那么在当代社会中，书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拜倒在了金钱和美色脚下，连那仅存的兄弟亲情也变得模糊和难以捉摸。

作者用反讽的手法对现代商业社会做了夸张的描述。

一、理想的失落余华在《兄弟》（上）的内在维度中贯彻着一种对苦难的豁达与乐观，主人公宋凡平面对苦难，一直保留了一种意识中内在的精神自由。

他在与李兰结婚当天，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庭保护妻儿，与故意寻衅的镇上人发生冲突，并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他却鼓励一家人挺胸抬头行走在大街上，并兴高采烈地要照全家福。

在政治运动中，宋凡平的胳膊被打折了，他为了使幼小的孩子心灵免受伤害，他掩盖真相，很轻松地对孩子解释说：“它累了，我让它休息几天”，并忍痛和孩子做胳膊郎当的游戏，“两个孩子惊喜万分，相互看着对方晃动的胳膊，嘴里哎呀哎呀叫起来”；被批斗完回到家后，他用自己的故意摔倒来换取儿子玩“扫荡腿”的快乐；当家里被抢劫一空连吃饭的筷子都不剩一双的时候，他捡来树枝，用“古人用的筷子”来消除孩子们心中的阴霾；当自己被羁押在仓库并被毒打得伤痕累累时，他为了让远在上海治病的妻子安心，竟用爱的谎言瞒骗妻子，并承诺一定会到上海去接妻子回家。

他偷跑出来，带着孩子们认真地打扫一片狼藉的屋子，满心欢喜地期盼妻子归来。

他去火车站买票时，“迎着日出走出去的高大身影，像是电影里的英雄人物。

”但他幸运地逃出仓库，却并没幸运地逃脱红卫兵的追捕和毒打，最终，宋凡平为了实现对妻子的承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惨死在红卫兵的棍棒之下。

在小说中，宋凡平是善良、勇敢和爱的化身，他的行为无处不表现出凄凉的英雄主义色彩。

他不顾粪坑的恶臭挺身而出打捞刘山峰尸体；在灯光球场上，当他扣篮进球时，他不顾世俗高兴地冲过去将瘦弱羞怯的李兰抱起来欢呼；当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家庭时，他镇静地承受和化解。

尽管面对无事生非的刘镇人，看到被欺辱的妻儿时，他也曾忧伤流泪，但他心胸是宽广而坚强的，对于面前的困难，他没有太多的抱怨和愤慨，但也不像《活着》中的福贵那样隐忍和麻木，也不似《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那样盲目地乐观，他会为爱和自尊而抗争，也会为爱而忍耐。

在颠倒黑白的失语的时代，宋凡平不幸落入政治陷阱，被关押在仓库，此时的他曾为保全自己的家而在红卫兵面前表现出一定的软弱和妥协，但他并非是以丧失道德原则为代价的，只不过是残酷的现实教给他的一点生存的智慧而已。

而且这一切都是为了爱，为保全对儿子的慈父之爱，对妻子的执著之爱。

这种爱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念，他从来没有想过去背弃。

为爱为幸福而有所妥协和软弱，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当镇上人和两个儿子后来说到宋凡平时，都不由得说“是条汉子”。

在那个至今想起还令无数人不寒而栗的黑暗年代，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已经没有了父母、儿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些最基本的伦常关系，也没有了亲情和友谊，亲情可以毫不犹豫地出卖，夫妻可以互相揭发，朋友可以成为敌人，这一切在过去连小人也不屑为之的行径，却在“文革”中以革命和政治的堂皇理由公开上演，那个叫刘镇的小镇自然也不例外。

在刘镇上演的幕幕令人齿寒和恐怖的暴力场面，让宋凡平和李兰看穿了革命和政治背后的黑暗，他们想要小心地经营自己内心的私人生活，即小家庭的和睦与幸福。

但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他们的爱情生活只能退回到内心，成为自己的一个依托，一个盼望。

苦熬中的人，如果没有爱的慰藉，绝望就应运而生了。

对于濒临绝望的人，惟有爱是能够点燃他们内心希望的事物，他们寒冷的内心也只有在爱中才能得到些许的慰藉。

也是爱使宋凡平在被关押的艰难处境中还能保有一颗乐观坚强的心。

对妻子的思念和对流浪在外的两个儿子的牵挂是他被关在仓库期间的最重要的心灵生活，并给予他对抗苦难的信心和勇气，他希望重获自由后能再续灾祸降临前的平静幸福的美好生活。

宋凡平为接李兰而惨死在红卫兵的棍棒之下，他为爱出逃的行为令人敬佩，但结局却是令人心酸。

宋凡平的死亡，极端地烘托出了环境的恶劣和他人格的坚强。

宋凡平和李兰因为那宽广而无私的人性之爱，使他们所受的苦难在那个爱情亲情普遍沦丧的年代焕发出特有的价值和光辉。

而在成长阶段的李光头重复了他父亲的命运，偷窥厕所里的屁股，刘镇上的人们用三鲜面或阳春面作为交换来打听林红屁股的情节内容，在文本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

余华不惜笔墨地将人类的各个欲望的侧面敞露出来，这样的一种描述，实际上昭示了理想与神圣性的缺席，欲望在刘镇的大地上汹涌。

刘镇上的人们，特别是男性，几乎绝大部分的热情都花费在窥视别人的隐私上了。

生命的激情来源于对生存的盼望。

而《兄弟（上）》的生存背景恰恰是一个让人们普遍失去盼望的年代，于是，窥视、打击、报复等阴暗的欲望在人身上就获得了一个突破口，进而引导了人们的生活。

刘山峰的窥厕而死实际上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主因，没有他的无耻的死亡，宋凡平和李兰的故事也就不会是小说中的样子。

可以说，正是刘镇人人格的颓废和猥琐，间接地把宋凡平和李兰拉到了一起。

余华力图在小说中冲破存在的根本困境和探索存在的答案，建构一个理想的人性，而“爱”是理想人性的灵魂。

宋凡平的爱给了妻子李兰和两个孩子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宋凡平的言传身教让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并领悟到了亲情、怜悯、关爱所具有的坚韧与强悍、无私与无畏。

这与《现实一种》中对亲情的否定和批判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苏妈和陶青是刘镇人中给过李兰和两个孩子无私帮助的两个善良的人，苏妈亲眼目睹宋凡平惨死在红卫兵的棍棒之下两个年幼的孩子面对血肉模糊的父亲的遗体，只能无助地伏在父亲身上痛哭。

在苏妈的极力哀求下，陶青用苏妈的板车，帮两个孩子把宋凡平的尸体拉回了家。

苏妈和陶青的帮助，虽然与整个残酷的大环境相比显得是那么渺小，但却温暖了李兰及孩子们寒冷的心。

苏妈对帮孩子忙的陶青说的那句“你会有善报的”的话也教给了两个孩子人世间最朴素的伦理道义，让他们感受到人性中“善”的温馨，以致影响了他们后来的为人处事的方式。

李兰是个受尽身心磨难的柔弱的女人，她曾因前夫刘山峰极不光彩的死而精神几近崩溃，自尊已被刘镇人的流言蜚语之剑切割得支离破碎，她只能把自己藏在角落里，悄无声息。

是宋凡平的爱给了她重新做人的尊严和骄傲，她在宋凡平爱的守护下度过了短暂的幸福时光，她也为他倾注了所有的忠诚。

当她从上海治病回来时，深爱着她的宋凡平已血肉模糊，被迫永远地离开了她。

但这次李兰并没有像刘山峰死时那样倒下，丈夫宋凡平像个英雄般的死法给了她做人的荣耀，也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

她冷静地处理着宋凡平的后事，骄傲地微笑着面对一切的非难，坚强地活了下来。

《兄弟》（上）在这已不仅仅是一个提供人物活动场所的一个简单的故事，它还提供了一个内在空间，让人物的存在环境及作者对存在的理解得以展开。

像宋凡平这样的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正面人物的塑造，我想，是余华自己在想象中为灾难岁月中的人们的生存极力追寻的理想，他成了社会在疯狂之后的一个假想的守护者。

二、欲望的迷途如果说在动乱的文革年代还有像宋凡平这样的英雄和李兰这样的贤妻良母，文革之后的商业社会，却完全充斥了欲望的堕落。

《兄弟》中的人物到了商业社会都成了失去自我的欲望的奴隶。

在这一幅群丑图中，李光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是这个漩涡的中心。

在他经历了文革时代的极端贫困和极端残暴之后，他聪明的本性使他明白了做人的现实，而他的哥哥宋钢依旧保持他的本性，到最后却凄凉收场。

李光头成了刘镇的风云人物，不停地在为刘镇这个小镇流淌的欲望之河推波助澜，甚至有时决定着它前进的方向。

李光头的欲望赤裸而疯狂，从小的贫苦生活使得他对金钱极度渴望，他不择手段地去敛财又极度豪奢地去挥霍，像一匹被金钱的鞭子抽打的疯狂的野马，不停地去狂奔和呼喊。

而对女性（尤其是对林红）的渴望，使他可以放弃颜面人格，割舍兄弟亲情，不择手段地去死缠烂打。

在无法得到林红后更是纵身欲海，与众多女性发生关系，而小说对他与两个所谓的“处美人”以及与林红的做爱场面的描写更使得这一形象变得非人般可怕。

围绕在李光头周围的刘镇群众童铁匠、小关剪刀、王冰棍、张裁缝、苏妈以及道貌岸然的刘作家和赵诗人等人在金钱与美色面前也是个个丑态百出，他们随着李光头境遇的不同对李光头的态度几度转变，在李光头要集资建服装厂的时候，他们信心百倍，对李光头也是格外崇拜和尊重，建厂失败后却个个变得凶神恶煞般，对李光头大打出手，当李光头发了财，成为刘镇的大富豪和风云人物时又个个趋之若鹜……而李光头组织的“处美人大赛”是自己和刘镇的群众的一次美色的飨宴和狂欢节，在这次大赛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被拉上舞台，无论是官员、百姓还是所谓的“处美人”们以及兜售处女膜的骗子，都纷纷登台亮相，展露出他们被欲望扭曲了的嘴脸。

作品中最让人为之心痛的是林红与宋刚这两个人物的变化。

林红这一刘镇第一美女从“一个容易羞涩的纯情少女，一个恋爱时的疯狂情人，一个心里只有宋钢的贤惠妻子”变成了“一个和李光头疯狂做爱三个月的疯狂情人，一个生者戚戚的寡妇，一个面无表情深居简出的独身女子”，到最后竟然成了精明老练的妓院老板，着实让人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