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三个根本差异8600字

中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三个根本差异8600字中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三个根本差异一、抽象之人vs道德生命体从人性着手构筑论文联盟理想的政治制度体系是中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视域。

究竟如何看待人性，以及从人性着手寻求现实政治的合法性与设计完美的政治制度，西方社会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已开始，柏拉图率先先验地将人的灵魂分为理智、激情、欲望三个部分，从而提出了由完全理性的哲学王统治激情的护国者与满怀欲望的生产者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理想国的构想。

亚里士多德也遵循这一路线，指出“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

但任其自由发展而不加干涉或规范，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为了弃恶扬善、消除人的淫欲和贪婪，必然需要建立以法律与道德为主的有着规范与制约机制的理想的政治共同体秩序。

力图正确地揭示人性更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政治哲学家的努力方向。

特别是近代以来，各种人性的观点纷纷出炉，尽管众说纷纭，但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西方政治哲学家在人性观上的深层共识在于人是一种超验的抽象的个人，是拥有物质需求(在各个哲学家那里其内容不同)、富有经济思维(为了自由、财产而与他人交往)并善于利用理性(这是政治组织形成的前提)参与政治事务的个人，从而必定是要么属于“经济人”，要么属于“政治人”。

与西方政治哲学家相似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同样看到了从人性出发探视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引领者充分认识到了“‘人’是世界问题的总根源，任何改造世界、完善社会、增进文明的诉求，都必须从‘人’本身下手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因为他们知道人类心理的共同之点、人与人之间的相同方面必然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关键，是人类社会结构合理建造的源泉，把握到了每个差异个人的共同人性，就找到了解决人类伦理、政治、宗教及其他一切问题的钥匙。

但与西方哲学注重人的理性与欲望，将人归结为“政治人”或“经济人”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则主要在人性善恶上展开，并据此得出了为政以德的道德理想政治的完美秩序。

老子主张人类天性本来是“无知无欲”，但又认为“民莫之令而自正”，这说明人们虽然无知、无私、无欲，但在无人命令的条件下却是有道德的，这实质上是一种先天性善论的表述。

人性如此，当然要求无为而治，以保证人们享受自由的自然状态。

孔子在人性观上也有言简意赅的一句话，即“性相近习相远”，并未深刻剖析人性之本质，但其后继者则大大发挥了这一思想。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著名的表述就是“人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在他看来，人性中本身含有德的潜质，在人格圆满的基础上只要稍加扩展，“苟能充之”，就“足以保四海”，就能够实现人类理想的政治社会秩序，隐含的意思是，所谓的武力、法律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旬子无疑是性恶论的代表，“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即人本性是恶的。

表现出善只是一种伪装，他继而认为只有儒家的礼才可以摆脱因人性所导致的混乱局面，礼也因而产生，由此看来，旬子对人性的看法与西方哲学的观点是极为相似的，他从人性不能无欲出发，从欲望谈到需求，从需求谈到斗争，从斗争谈到建立国家的礼的统治，这正是西方政治哲学人性话语的基本逻辑。

不同的是，旬子回到了礼的社会，而不是契约与法律。

这种社会根据“度量分界”(指贵贱、贫富、长幼、知愚、能不能之分)，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制止争乱，从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的不同的欲望出发，实现各得其所的礼制社会。

墨子对人类社会最初状态的描述与霍布斯“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的最初状态的描述极为相似，他与旬子一样，是性恶论的代表，在原初的无序的状态下，人与“禽兽”相差无几，这种恶的程度远远高于旬子的有私利欲望的人。

霍布斯为解决这一混乱局面。

所走的是建立契约，形成共同体国家的道路，墨家则为此引申出提倡兼爱、非攻的无私伦理规范，并主张通过选举产生圣智天子。

尽管中国哲人的人性观点纷繁争鸣，但从对人性的分析中，我们能够总结出中国文化在人性观上的共识。

其一，“政治人”必为道德生命体，才能真正成为政治人。

西方传统文化强调了“人更是一种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语)，强调了“政治人”的爱智慧(柏拉图的哲学王观念)，强调了政治人理性与欲望的结合体(霍布斯、洛克、卢梭等近代契约论者)，但遗憾的在于他们没有注重人的道德素质。

而我国古代先哲将人视为一种道德生命体，主张在修身养性中去治国平天下，“儒家深信非有健全之人民，则不能有健全之政治。

故其言政治也，惟务养成多数人之政治道德、政治能力及政治习惯。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看待人性，人必然与道德精神关联起来，人必须锻造成道德的生命体，人方可以称为人，成为政治人，“政治人”同样应该是“道德人”。

其二，人并非天生是道德生命体，在后天的磨炼中有一个动态的形成过程。

在西方文化中。

人天生如此、先验如此，后天的努力则是为了更好地杜绝其恶(好战)，满足其欲(自由、财产)，利用其优(理性)。

中国文化强调人的道德生命体本质，但这个道德性的存在或道德生命体并非一定是天生如此，也可能是一个在成长中不断形成的生命体，老子、孟子的性善论显然强调人天生具有道德的潜质，而旬子、墨家的性恶论则主张在社会实践中完善道德人格。

其三，诸子百家的基本思维逻辑仍然在于从人性出发，寻求理想的政治制度、完美社会，它的清晰性在于：认定人(无论性善还是性恶)都有经改造成为道德“圣人”的机会，这决定了政治要从人性的提升完善着手，设计出符合人性改造的最佳路线图，这就是政治统治者以身作则、道德秩序良好、道德与政治有机统一的道德政治共同体。

这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一条隐性的思维逻辑，这条逻辑注重在政治领域内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的、至今依然有借鉴价值的重要方面。

事实证明，在市场经济风靡全球的现实背景下，注重执政者道德修养，强调社会成员提升道德素质，一定程度上仰赖社会的柔性管理(并非仅仅依靠法律的刚性制裁)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

二、个人主义vs整体主义中西方政治哲学的另外一个差异在于，中国遵循整体主义而非西方个人主义的思维逻辑，其分析政治问题、政治实践，是从群体、集体、社会而非个人、个体出发。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过人类天生是合群动物的整体主义观念，“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

”但这并未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形成一种长效的、有影响力的整体主义视角，相反，它的对立面个人主义却成为西方一以贯之的看待问题的政治思维。

尽管个人主网义有着多种多样的内涵。

但作为一种政治思维，它无疑是指把个人确定为认识评价政治实践、政治价值的前提或基础，立足于个人与国家、政府关系的视角，提倡个人相对于国家、政府的本原和终极目的的地位，强调个人的独立、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和个人利益的实现，而反对国家、政府对个人自主事务的干预，从而在政治实践中极力推崇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国家。

个人主义坚信这个“个人”是先在的个人，是先验的存在物，是最原初、最基本的单位。

任何其他的共同体，如部落、政府、国家等都有其基础，有其渊源。

唯有构成一切共同体基础的抽象的个人，是不需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基本单位。

在他们的眼中，所谓人民的利益不过是政府人员或精英阶层对个人民意的强奸；所谓爱国也不过是对魅力领导的崇拜。

因而，他们更为现实，更是一切从个人的权利、利益出发。

密尔指出，“任何人的行为。

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

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

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个人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只要他遵守法律、法规和不侵犯他人的正当利益，“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

与此截然相反，“在中国的思想世界中，‘个人’并不是如近代社会中所看到的孤零零而与‘社会’或‘国家’对抗的‘个人’；相反地，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个人’，深深地浸润在群体的脉络与精神之中。

在时间上，‘个人’与过去无以数计的祖先，与未来生生不息的子孙构成绵延不绝的传承关系；在空间上，‘个人’与社会其他的‘个人’透过‘心’或‘良知’的感通而构成一种密切互动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思维一直是从个人组成的整体来作为主体基础的，它没有给个人留下太多的空间。

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一段话总结的相当有道理，可以看作对中西方不同政治思维形成的原因，他们认为在西方“自从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题目进行思索以来，民主公民(thedemocratic citezen)常被解释为这样一个人：他在家受抚养，直至成人，然后离家参加到公众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