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与方法论述评
历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
历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简介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需要依赖科学方法来研究和理解历史事件和现象。
本文将介绍几种常用的历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
实证主义方法实证主义方法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种常用方法论。
它强调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观察和分析，基于可验证的证据进行研究，以揭示历史事件的真实本质。
实证主义方法注重对历史数据的收集和整理，通过归纳和演绎推理来建立历史事实与原因之间的关系。
格里菲斯方法格里菲斯方法是一种用于历史文献研究的方法论。
它由历史学家艾伦·格里菲斯（Alan Jacobson Griffiths）提出，旨在揭示历史文献中蕴含的信息和真相。
格里菲斯方法强调对历史文献的深入阅读和细致分析，关注文献中的线索、隐含意义和可能的偏见，从而获取更全面的历史理解。
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是历史学中一种关注社会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方法。
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同的社会组织和机构相互作用，共同维持社会的稳定与正常运转。
在历史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可以通过分析历史事件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来理解历史发展和变迁的规律。
后现代主义方法后现代主义方法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历史学研究方法。
它质疑传统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认为历史是多元的、相对的和构造性的。
后现代主义方法不强调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追求，而注重历史叙述的多样性和个体感知的重要性。
在后现代主义方法的研究中，文化和权力等因素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
总结以上只是几种历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简要介绍。
历史学家可以根据研究的对象和目标选择适当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没有绝对正确的方法，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灵活运用和不断探索，以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述评—李小方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述评李小方内容提要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书伯整个思想体系中占居着中心地位, 是理解韦伯思想的关键。
通过对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分析和评价, 可以看出, 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对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与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进行融合的产物。
这一方面使他的思想表现出矛盾一妥协的性格, 带来了一定的消极意义, 另一方面, 也正是这一特点使韦伯的思想更富有建设性, 从而时后来西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多义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 M a x W e b e r 1 8 6 4 一1 9 2 0 )是本世纪最著名的社会学思想家之一, 他继承了自狄尔泰( W·D i l t ll y 1 8 3 3一2 9 1 1 ) 以来的反实证主义传统. 井对之进行了总结和检讨, 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体系, 成为20世纪初期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集大成者。
在韦伯宏大的思想体系中, 最能反映其思想本质特征并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他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论述。
韦伯正是以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间题的深入探究和其它领域的经验研究, 奠定了他在学术界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本文试图对分析, 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一韦伯自幼与狄尔泰、文德尔班( Wi l h e l m W i n d e l b a ,、d 1 8 18一1 , 2 5 ) 过从甚密f肠, 后来又结识了李凯尔特吸f l e n r i e h R i 。
ke r t 1 8侣3 一1 9 3 6 、和齐美尔( ` ; 、、“ ` 吕S i m ln 以1 8 5 8 一1 9 1 8 ) ,并探受其影响。
这些早年的经历, 为他后来形成以新康德主义为其哲学主导原则的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想葵定了基础。
同时,19 世纪和20 世纪之交实证主义址会学的蓬勃发展也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明。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一位杰出的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贡献可以称得上是深远而重要的。
他的研究方法论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在当今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将从历史角度和时代价值角度分析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探讨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和影响。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科学领域正在蓬勃发展。
马克斯·韦伯生于这一时期，他的研究方法论对当时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价值理性的概念，这一概念成为了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核心。
价值理性强调个体在行动时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对其行为的影响，而这些价值观念受到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理解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即通过深入了解个体的意义论解释行为和社会现象。
这一方法对于当时强调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价值理性和理解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推动了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范式走向了人文范式，使社会科学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当时，欧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正迅猛发展，各种官僚制度大量涌现。
马克斯·韦伯通过对官僚制度的研究，提出了官僚化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
他指出官僚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对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对官僚制度的研究，马克斯·韦伯为当时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指导。
对官僚制度的研究也为后来的组织理论和管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对权威和社会变革的研究也具有历史价值。
在当时，欧洲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挑战，政治、社会和文化都在快速变化。
马克斯·韦伯通过对权威和社会变革的研究，提出了“合法统治”、“理想型”等重要概念，并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解释和分析。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一位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具有时代价值。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具有一定历史背景。
在当时，德国受到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社会科学面临着一种尝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的趋势。
韦伯认为社会领域的研究不仅仅限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还应该考虑到社会与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他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强调了"理解"（Verstehen）的重要性。
他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致力于理解个人和群体的意义与目的，而不仅仅是进行客观的观察和测量。
他强调了对于社会行为背后的意义和动机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还强调了价值中立性与价值标准的区分。
他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遵循道德中立的原则，即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应该影响研究的结果。
这种方法论对于确保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韦伯的方法论强调了对社会行为背后动机的深入研究，这一观点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理解和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深入挖掘背后的动机和意义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韦伯的方法论强调了价值中立性与科学研究的分离。
在当代社会中，科学研究往往面临着伦理和道德挑战。
韦伯的方法论提醒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主观意识形态的干扰，确保研究结果的公正性与客观性。
韦伯的方法论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涵盖多个学科领域，从而更全面地理解社会现象。
在当代社会中，社会问题往往具有多个维度和复杂性，因此跨学科研究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社会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社会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人文社会科学是一门涉及广泛领域的学科，其中又以社会史学最为重要。
社会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对社会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并结合实例进行具体讲解。
一、社会史学的理论基础社会史学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它的理论基础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结构功能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它认为，社会历史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历史。
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
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结构对社会行为和社会变迁的影响，既包括物质结构又包括非物质结构，例如种族、性别、阶级等等。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制度是一种适应环境的结构，能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和要求。
因此社会史学需要研究社会结构的演变，找出其中的规律和变化趋势。
二、社会史学的研究方法社会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资料法、社会调查法、生命史法、档案研究法和比较历史法等。
下面将对其中几种研究方法进行详细介绍。
1.文献资料法文献资料法是社会史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通过研究文献资料，可以了解到当时历史环境、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内容，并推断出一些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发生原因，为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
例如，在研究中国近代人物梁启超的时候，可以通过阅读他的讲演、日记、书信等文献资料，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况，并据此分析梁启超的思想定位和历史地位，探究他的思想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贡献与局限。
2.社会调查法社会调查法是通过对社会中一定的人群、机构或地区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调查和观察，从而获得数据并加以分析、比较和解释，揭示社会生活中的规律。
社会调查法是社会史学中最为直接、实际、直观的研究方法。
例如，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手工业时，可以通过社会调查的方法去了解手工业在当时社会中的生产规模、分布情况和技术特点等问题。
社会学方法论的发展与变化
社会学方法论的发展与变化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社会学作为其中的重要学科之一，其方法论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变化。
通过对社会学方法论的历史与现状的分析，探讨社会学方法论的发展与变化，对于深入了解社会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一、社会学方法论的起源社会学方法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欧洲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兴起，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些社会变化开启了社会学的研究之路，同时也创造了社会学方法论的发展条件。
在这个时期，社会学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社会世界中，希望通过科学化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和改善社会。
二、社会学方法论的经典社会学方法论经历了许多经典社会学家的探索与实践。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法国社会学家康德，他提出了社会学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不同的方法，强调了社会学必须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建立由观察到归纳推理的方法，逐步升华为阐释性的理论。
此外，马克思、韦伯等著名的社会学家也对社会学方法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社会学方法论的转型随着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教育、科技、医疗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迫使社会学方法论必须不断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开始了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的转变，同时也开始了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转变，数据分析、实证研究、混合方法等新的研究方法也相继出现。
这些变化不仅对社会学的研究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四、社会学方法论的挑战尽管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愈加多样化和复杂化，但是仍然面临着许多的挑战。
其中最重要的挑战就是社会学方法论的理论化和实证化问题。
不同的社会学家常常依据各自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方法，产生了许多研究分支和批判性理论。
但是，这些理论未必完全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现象，也未必完全符合当下各项社会变动的现实性。
因此，社会学方法论应该更加深入地探索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可预测性与可操作性，并有效地应对社会学研究的现实需求。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被誉为现代社会科学之父。
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极具历史和时代价值，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
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强调对个体、文化和历史的重视，对此他提出了“理解性社会科学”的概念，认为只有通过对文化、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复杂关系进行理解，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现象。
他还提出了“价值自由”的观念，即研究者在探究社会现象时需尽可能抛开个人观点和价值判断，以保持客观性，这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思想之一。
此外，韦伯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中还提出了几个重要概念，如“社会行动”、“社会现象”、“社会类型”和“社会变迁”，这些概念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
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有时代价值。
在当今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他关注文化多元性的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韦伯的理解性社会科学理念对跨文化研究具有启发作用，让研究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不同文化间的社会现象。
此外，韦伯的价值自由观念也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有着直接关联。
在当代社会问题研究中，要求研究者不偏袒任何一方，避免价值判断和偏见，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总之，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启蒙，他对文化、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价值自由观念的强调，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中依然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德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更具有时代的深刻意义。
本文将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进行深入分析。
我们来看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价值。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都比较混乱。
马克斯·韦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深入思考和系统整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他首先提出了价值中立性的原则，即社会科学家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应该尽量避免个人价值观的影响，尽量客观地进行研究。
这一原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它为社会科学的严谨性和客观性奠定了基础。
韦伯还提出了“理解”（Verstehen）的方法，即通过对个体行为的理解来揭示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
这一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还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需求，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
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快速发展，社会问题复杂多样，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方法来应对。
韦伯提出的“理解”方法，对于揭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帮助社会科学家更准确地认识社会现象。
这种对当时社会需求的回应，也使得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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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与方法论述评刘华杰（北京大学）把科学本身作为学术考察的对象形成了“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潘涛博士曾向我多次建议将此词组译成“科学元究”），主要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文化批判等研究。
本文考察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历史演化和若干方法论问题。
1．突破禁区：SSK的可能性70年代初英国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一个比系级建制略低的单位“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成员主要包括巴恩斯（Barry Barnes）、布鲁尔(David Bloor)、沙宾(Steven Shapin)和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等。
理论家主要是巴恩斯和布鲁尔，他们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科学的研究纲领；其他人则在此纲领下做大量具体的案例研究，产生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既引起学界的不断赞赏也引起学界的愤怒声讨。
他们的研究总体上属于科学之社会（学）研究，他们自称其学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区别早期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
外界称英国这个小组的科学社会学工作为“爱丁堡学派”。
此学派的思想渊源可直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迪尔凯姆、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等。
代表著作主要有《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知识与社会意象》、《维特根斯坦：知识的社会理论》、《建构夸克》、《利维坦与气泵》等，重要论文有“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理性主义、超自然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理性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等。
最能代表爱丁堡学派SSK观点的著作是布鲁尔所著《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初版，1991年再版（增加了一篇很长的答辩“后记”）。
整部书除了关于数学和逻辑的一些具体研究外，基本上是自问自答式的方法论性的论战。
作者首先对当时社会学家不敢碰科学知识本身的谨慎态度进行了严厉批评。
“知识社会学能够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特有的内容和本性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不能。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3）当时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环境和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是两回事，而后者超出了探索范围，社会学家不能碰这个禁区。
而布鲁尔认为这种心甘情愿限制自己研究范围的做法本身有违科学本性，是不彻底的社会学研究。
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
而以前社会学家把本来可以研究的领地让给了心理学家和哲学家。
“知识社会学本来完全可以强有力地深入到哲学家们棗这些人一直堂而皇之地把界定知识的本性作为自己的任务棗现在所占据的领域。
实际上，社会学家心悦诚服并急不可耐地把他们对科学的关注局限在对科学的制度框架和外部因素上面。
这种做法并未触及被如此创造出来的科学知识的本性。
”布鲁尔此处批评的是美国默顿学派科学社会学过分保守，只从宏观尺度外在地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敢从社会学角度直接研究科学知识本身即科学的内容。
这种批评对默顿学派应该说是恰当的。
时至今日，默顿派的工作只讨论科学的社会规范、科学的社会分层、科学的社会影响，科学的奖励体系、科学计量学等等，而不进入认识论领域去探讨科学知识本身。
本戴维（算半个默顿派）甚至也曾反对社会学越界，但他马上又承认了SSK的作用。
最近一个默顿派弟子声称，默顿派的方法并未排斥SSK工作的可能性，更有甚者，扬言默顿早就做了SSK所做的工作。
这是不符合历史的，作为默顿派正宗传人之一的科尔（Stephen Cole）也反驳了这种胡说。
这算后话。
布鲁尔分析，“人们之所以对从社会学角度彻底审查科学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缺乏魄力和意志。
他们认定这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
”为什么如此呢？当时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科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特殊的事业，完全不同于文学、哲学与宗教等一般文化现象，科学更具有自然本性而不是社会本性。
如果社会学家无视科学的特殊性，就会面临各种矛盾和谬误。
当时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和波普尔等正希望社会学家保持这种克制。
布鲁尔坚决反对这种克制。
他专门提到深入禁区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做好了准备，他特别赞赏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工作，迪氏对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的经典研究为SSK提供了启示和灵感。
“更重要的是，迪尔凯姆还作了一些暗示棗怎样才能把他的发现与对科学知识的研究联系起来。
”他说，可惜的是，凯尔凯姆的思想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这些暗示仿佛落入了聋子的耳朵。
”（D.Bloor, ibid.）爱丁堡学派在实际中真的突破了禁区，开始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学分析，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并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实实在在创立了SSK，在世界范围内引来一大批追随者。
近30年SSK日益壮大，大有盖过默顿派正统科学社会学之势。
爱丁堡的SSK早已跨过大洋在美洲扎根，牢牢把握了学术阵地，如今SSK反而变成了正统，近乎成了新的“学术霸权”。
真是应了一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
如今爱丁堡大学那个“科学元勘小组”（已划归社会学系）虽然已不复存在，除布鲁尔还坚守阵地外，余者都奔走他乡“布道”去了。
巴恩斯虽仍在英伦，但已转到别的大学，沙宾和皮克林都到了美国，前者在西海岸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社会学系，后者在中部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系。
也就是说，现在作为定域性实体的爱丁堡SSK学派已不存在，但其思想却早已扩散并渗透到一批从事科学之哲学、历史与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大脑之中，特别是其方法与后现代科学批判等运动相结合在当今学术界影响巨大，争论不断，可从《科学大战》、《飞离科学与理性》等书窥见一般。
爱丁堡学派思想的传播经历令人回想起之前的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
2．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SSK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从今日之形形色色的SSK研究表现出来的淡淡的反科学情绪，很难猜测到当初的SSK研究纲领竟有着彻底的科学味。
当年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提出著名的“SSK的强纲领”，其动机是使科学之社会学研究成为标准的经验科学，即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
在谈到强纲领之前，布鲁尔先说明了强纲领下的知识概念。
布鲁尔等人认为，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这与通常把知识定义为“真实的信念”不同。
“知识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
”“社会学家特别关心那些被人类群体视为理所当然、被制度化、被赋予权威性的信念。
当然，也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
知识通常指那些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的和具有个人特征的信念当作纯粹信念来考虑。
”这种知识观与旧知识社会学对知识的理解差不多。
曼海姆就曾将知识分作七类，包括神话和传说、宗教、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等等。
这种宽泛的知识观有相当的含糊性，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客观知识的“偏见”，也为其SSK的基本纲领预设了许多东西，其中重要的一种暗示是：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传统哲学中，知识被当作经过证明的正确信念。
对SSK实践者而言，真理仅仅被认定为“局部可信的那部分知识”。
在传统哲学中，知识和真理都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规范性的概念。
SSK仅仅描述和解释人们实际上相信什么，而不是阐明人们应该相信的事物的结构。
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由4个信条组成: 第一是因果性，能够导致信念或者知识状态的条件应当是因果性的。
除了能协同导致信念的社会原因外自然尚有其他类型的原因。
第二是无偏见性或者叫公正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无偏见地加以对待。
这些相悖的方面都要得到解释。
第三是对称性，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比如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
第四是反身性，原则上它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布鲁尔还对每一条原则作了说明，主要目的是阐明社会学家也是科学家，应当象科学家一样行事。
“如果社会学不能彻底地应用于科学知识，则意味着科学尚未科学地认识自身。
”于是他首先强调了寻求因果性的重要性。
这一点并未引起争论，接下来在怎样寻找因果解释中就遇上关键的中间那两条：无偏见性和对称性。
而这两条是许多理性主义者无法接受的。
科学哲学家劳丹对强纲领发起猛烈攻击，并且集中在“对称性”一条。
劳丹认为，所有其他原理如果诠释得正确，也只是无关宏旨地说出了真相。
而关键是对称性，它要求无论对于真实的或虚假的、合理的或非理性的信念的解释，都必须是相同的，而这不是科学的通行之路，是最大的例外。
1984年布朗编辑了一部文集《科学合理性：社会学转向》，反映的主要是知识界对强纲领的态度，布鲁尔再次为强纲领辩护。
强纲领要求公平且对称地对待合理性和非理性，这与科学哲学家和传统社会学家的观念相去甚远。
劳丹说，当且仅当在某些信念难以就其理性优点加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着手解释它们；思想史家可以利用已有的工具去解释充分合乎理性的那部分思想史，对科学的外部关系及理论选择中的偶然性等非理性状况，才轮到知识社会学家插手。
哲学家牛顿-史密斯的口号是：社会学只是用于反常现象，当且仅当出现背离合理性的反常情况时才需要社会学。
布鲁尔对理性主义者的“蛮横”进行了批驳，并因此从一百多年前的教会编史学争论中发掘出知识社会学的一位真正始祖，在第二版《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的最后一段，布鲁尔将科学与宗教、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的理性主义与教会编史学领域的保守的超自然主义进行了类比。
布鲁尔的这段精采论述基本摘自他为1984年在匈牙利召开了第五届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大会提交的一篇论文“理性主义、超自然主义与知识社会学”（David Bloor, Rationalism, supernatur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Scientific Knowledge Socialized, edited by I.Hronszky et a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s, 1988）。
布鲁尔在此文开篇说：“在世俗文化中长期居住令人确信，科学知识相对于宗教必然有所不同并更加优越。
我们不难看到，宗教寻求传统、制度、法会以及既得利益团体的支持。
我们于是试图得出结论，相反，关于自然世界的命题其可信性并不依赖于此类东西。
难道它们不是完全得自关于自然的一种合理的好奇吗？可信赖性由宗教转移到科学身上是相对近来的进展。
其中一个副效应是，今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发现自己处于上一世纪那批学者同样的境地，那些学者仔细考察了公认的圣经教义的历史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