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公安三袁

明朝公安三袁明末文學家有“公安三袁”，即袁宏道與兄宗道、弟中道，為公安派的創始者。

袁宏道袁宏道（1568—1610），初字孺修，改字中郎，號石公、六休，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

出身官宦家庭。

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善於詩文。

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結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有聲裏中”①，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為師，“奉其約束，不敢犯”②。

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雨過庭花好，開樽亦自幽。

不知今夕醉，消得幾年愁？一朵新紅甲，四筵半白頭。

久知行樂是，老矣複何求？”③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詩中，浩歎孤寂愁悶與落落寡歡。

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託，以禪詮儒，豁然大悟。

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並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

李贄稱讚他“識力膽力，皆迥絕於世，真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並贈詩曰：“誦君《金屑》句，執鞭亦忻慕。

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

”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於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

從此，他決心改變詩文創作之風，“能為心師，不師於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

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①，而卓然獨立。

萬曆二十年（1592），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

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願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遊，悠閒自得。

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

在《答李子髯詩》中，袁宏道寫道：“若問文章事，應須折此心。

”“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

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

後來富文藻，詘理競修辭。

揮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

模擬成儉狹，莽蕩取世譏。

直欲淩蘇柳，斯言無乃欺。

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

卻沽一壺酒，攜君聽《竹枝》。

”②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曆二十三年（1595），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

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

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閒，他覺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③。

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辭職。

①《明史》卷二八八《袁宏道傳》。

②袁中道：《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珂雪齋文集》卷九。

③《花朝即事》，《袁宏道集箋校》卷一，第19 頁。

①袁中道：《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

②《答李子髯》，《袁宏道集箋校》卷二，第81 頁。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後並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遊東南名勝，徜徉於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

三個多月，“無一日不遊，無一遊不樂，無一刻不談，無一談不暢”，而且“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④。

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不覺驚躍”，“如魘得醒”，為徐渭“恣臆談謔，了無忌憚”的詩風所傾倒①，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②，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

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後人學習的楷模，不然捨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於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

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裏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

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

計騙杜工部，囤紮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

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③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

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岩》、《湘湖》、《西湖》等數十篇遊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俱從真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一掃王、李雲霧，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飾之病”④。

東南遊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征，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

萬曆二十六年（1598），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

次年遷國子監助教。

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北京畢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閒適快樂。

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遂一矯而主修，自律甚嚴，自檢甚密，以澹守之，以靜凝之”①；另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

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

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

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②他還說：“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為文，密於持論而疏於用裁。

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

”③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

錢謙益後來在評論袁宏道的影響時，稱他推動文風的轉變，使詩文創作出現生機，“其功偉矣”④。

③《沈廣乘》，《袁宏道集箋校》卷五，第242 頁。

④《解脫集之四·尺牘·伯修》，《袁宏道集箋校》卷十一，第492 頁。

①《徐文長傳》，《袁宏道集箋校》卷十九，第715—716 頁。

②《敘小修詩》，《袁宏道集箋校》卷四，第187 頁。

③《與張幼於書》，《袁宏道集箋校》卷十一，第502 頁。

④《公安縣誌·袁宏道傳》，轉引自施蟄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錄甲》，光明書局1935 年版，第359頁。

①袁中道：《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

萬曆二十八年（1600），袁宏道因兄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

他築“柳浪館”於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

他還遊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讚歎，並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於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寧乞食而不悔”①。

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曆三十四年（1606）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後，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讚《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

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並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並論，給予高度的評價。

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

他一度主持陝西鄉試，乘興遊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遊記與詩歌，“極一唱三歎之致”②。

萬曆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告歸。

此時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築硯北樓，以便晚年在此“息影臥遊”，遊藝詩書，“疏瀹性靈”③。

但不久患病不起，竟於九月初六日（10 月20 日）遽然去世④，終年四十三歲。

袁宏道一生，倡“性靈說”，強調詩文創作的直抒性靈，對蕩滌復古派末流的模擬文風起到重要的作用，與其兄宗道、弟中道同稱“公安三袁”，為“公安派”的首領。

他的詩文有《錦帆集》、《解脫集》、《瓶花齋集》、《瀟碧堂集》等，後來集為《袁中郎集》（即《袁宏道集》）。

袁宗道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號石浦，生於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1560 年3 月13 日）。

①為袁宏道之兄。

他聰穎早慧，十歲就會寫詩，二十歲成秀才。

袁宗道為詩最初學李攀龍、王世貞，不僅熟讀，而且認真摹仿。

但是他逐漸覺得李、王之詩過於刻板，便懷疑“詩文之道不盡於是”②，乃試圖另闢蹊徑，以擺脫拘束。

二十多歲時，他與鄉中文友結社論文，並且沉溺其中，夜以繼日，還編刻自己的詩集付梓。

後來他得病幾死，因而暫時放棄文事，終日靜坐修身，或栽花薙草，不問世事。

在父親的數度催逼下，二十七歲時考中進士，並被選為庶吉士。

三年後，授翰林院編修。

②《馮琢庵師》，《袁宏道集箋校》卷二二，第780、781 頁。

③《答陶石匱》，《袁宏道集箋校》卷二二，第743 頁。

④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袁稽勳宏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567 頁。

①袁宏道：《與湯義仍》，見施蟄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中郎小品》，第頁。

②袁中道：《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

③袁中道：《硯北樓記》，《珂雪齋近集》卷一，上海書局版，第80 頁。

④袁中道：《遊居柿錄》。

①袁中道：《珂雪齋近集》卷三，《石浦先生傳》，第45 頁。

②《公安縣誌·袁伯修傳》，轉引自施蟄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錄甲》，第353 頁。

在翰林院，袁宗道接識了李贄的弟子深有和尚，受其“心性”之說的影響，以禪詮儒，不再談論道家的養生之道。

後來又奉使湖北，逗留家鄉，與弟宏道、中道兩度赴麻城拜訪李贄，求教文章之道。

李贄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使袁氏兄弟大受啟發，袁宗道最先寫文章對復古派的弊端提出批評，他認為詩文應當代表口舌以宣傳心意，因而“古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

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

不然，只會“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於殽核之內”③；辭不達意，言不由衷，雖鴻篇巨裁，也不過是“募緣殘溺，盜竊遺矢”而已①。

袁宗道針對李、王復古派“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觀點，提出“漢、唐、宋諸名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及國朝陽明、荊川，皆理充於腹，而文隨之，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的問難，並且反駁道：“滄溟強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進而一針見血地點明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②為此，袁宗道還特別選中唐以後的白居易、宋人蘇軾作為自己的詩文學習榜樣，並將書齋取名為“白蘇齋”。

所寫詩文以白、蘇平易暢達之風為旨。

在他的帶動下，宏道、中道繼之而起，促成“公安派”的形成。

萬曆二十二年（1594），袁宗道由湖廣返京，不久改任東宮講官，後官至春坊右庶子。

那時，袁宏道也入京任職，中道則寓居北京，他們兄弟三人與謝肇淛等人結“葡萄社”於城西，寄趣詩文，放情山水。

袁宗道寫下《上方山四記》、《西山五記》等散文，以清潤婉妙見稱。

袁宗道性喜恬淡，為人文雅謹慎，厭於塵俗之勞。

萬曆二十八年（1600），他決定辭官南歸。

可是官場的勞悴已使他體虛患病，九月，逝於北京任上，終年四十一歲。

袁宗道為官清廉，死後身無積蓄，全仗門生資助，遺妻方得移櫬公安。

他的詩文收入《白蘇齋集》。

袁中道袁中道（1570—1624），字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