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异同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影响

浅析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异同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影响摘要商法和民法是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的重要的一类法律制度，效益和公平在法律层面是其最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两者之间既有一定区别又存在密切联系。

两者之间的区别既在于其法律对象的不同，也在与其在立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的差异。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需要考虑到效益优先的原则，因而效益成为了商法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而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在对资源进行再次分配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公平优先的原则，因而公平成为了民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对商法和民法不同价值取向的正确认识，于我国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民商法价值取向公平效益作者简介：陈卫延，浙江国翱律师事务所主任，二级律师。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1-137-02关于商法和民法的界定标准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两者在调整内容和调整对象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这并非是区分这两者的唯一标准。

两者在价值取向上的明显差别也是区分民商法之所以分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的原因。

不同的价值取向会直接影响到法律立法的目的，因而不同的价值取向也是对各法律部门进行区分的主要依据之一。

商法和民法正是由于其不同的价值取向才使得其在调整手段和立法目的上存在的显著差别，这种差别也决定两者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同的作用和地位。

公平是民法最高的价值取向，即当民法在立法过程中，若公平原则与其他原则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公平原则为依据，没有公平这一重要指标也就没有了民事和民法相关法律制度。

效益是商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即当其他原则和公平原则与发生冲突时，应当以效益原则为根本，其次兼顾公平。

一、立法价值取向的意义和表现形式立法的价值取向包含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制定法律时，国家期望以立法这种形式达到其所制定的社会效果和目标；二是在法律制度和实施过程中其所选择的价值取向出现矛盾时，应当以某一个为最高价值取向作为最终选择目标。

价值取向主要涉及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界定，其中价值选择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价值本身的可取性；二是在多种价值中，价值取向的重要程度。

不论制定何种法律，其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立法目标和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虽然是一种较为主观的价值评判，但是其依旧要受到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的约束。

法律原则的制定是价值取向最集中的体现，且价值取向可直接体现和转化相关的法律原则，而相关的法律原则必定会具化为相关的法律制度和规范。

法律部门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应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具体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

不同的调整对象虽然可以直接限定不同法律的执法内容但是价值取向却会直接决定法律的立法目标。

虽然所有法律均以公平为共同的立法前提，公平性原则也在各法律条款中有所体现，但是不同性质的法律对公平的需求程度是不尽相同的。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所有的法律均带有市场经济的气味，均对效益的需求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民法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将一些与效益相关的内容融入到了其法律条款之中，但是公平原则依旧是其最高的价值取向。

在商法中最基本的立法原则即效益，当商法中其他的法律原则与效益原则相冲突时有坚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商法和民法在价值取向在对效益和公平的态度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点不仅体现了在立法方面商法和民法的不同价值，而且也体现了商法和民法在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时各自所发挥的作用和独特价值。

二、民法和商法价值取向的产生基础（一）公平优先原则的产生原因和体现民法归属于私法一类，私法最基本的立法点是保护私人权利，市民社会中的基本法就是民法，市民社会的内容是以个人意志自由为主，独立于国家，且完全分离民事权利与政治权力。

市民社会要求国家限制自己的权力界限和范围，应当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以此最大化社会效益，保障社会公平。

因而，每个国家在其民法典中均有涉及到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相关的内容，以此作为个人权利不受国家侵犯的法律保障。

民法公平优先的原则是以市民社会中的意思自治和私权神圣为基础的。

社会学将所有的法律规范分为了两大部分，即技术性条款和伦理性条款。

商法具有强烈的技术性，而民法则归属于理论性条款。

在民法为市场经济提供的法律规则中，大多是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本身的概括，而且作为社会伦理生活中一部分的民事活动对社会具有较强的趋向性，并且法律语言很难将伦理规则精确的描述出来。

由于民法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因而民法的绝大多数条款都归属于伦理性条款。

简单来说，其行为的性质判断可以以社会主体的伦理为依据，无需当事人具有专业的判断能力和法律的专业知识，而公平的原则在法律价值的判断标准中无可争议是最具伦理性。

民法所具有的伦理性是其以公平优先为原则理论基础。

民法与其他法律相比更具广泛性，其适用对象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是所有市民的法律保障基础。

就民法本身的属性来说，其应当使社会主体的生存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即要保障社会大众的财产、个人尊严、生命以及公平对待的权利。

只有真正做到这些才能满足社会主体公平的愿望，才能使得社会得以和谐健康的发展。

民法的公平优先的原则是基于其适用主体的社会大众性所决定的。

商品经济与民法之间是紧密联系起来的，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就必然存在着行对应的法律，而民法则是对商品经济进行调整的基本法律。

商品经济有两个必要的存在条件，其一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可能实现自我生产所有需要的商品，使人们必须以商品交换为途径满足自我需求。

其二是由于社会财产非一人所有，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在承认相互之间的财产所有权的前提下，相互之间进行等价的劳动价值交换。

由于商品经济对任何事物和人都不具特权，其骨子里带有平等的天性，只受控于商品竞争。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所有参入经济行为的主体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利。

商品经济是民法公平优先原则产生的经济基础。

公平优先的原则在民法的各个方面均有体现，不但在民事主体、所有权和民法债权中均体现了公平原则，在民法的其他部分中也均体现了公平性的原则。

如民事行为中的可撤销和无效制度主要是用于对公平的维护；第三人制度中即时取得制度、表见代理制度等内容也是为了保护民法的公平性；在婚姻法中自由是其最基本的要求，而自由本身就是对公平的一种体现，其他的如平均分配夫妻共有财产、在法律上夫妻地位平等婚姻法条例均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在遗产继承法中对继承关系和根据权利义务一致进行遗产分配等法规同样是民法公平原则的体现。

公平优先原则是法律最高价值的体现，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相符，有助于充分激发民事主体的潜能。

（二）效益优先原则的产生原因和体现市场经济是商法效益优先原则产生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商品经济不同于市场经济，其侧重点在于产品所具有的交换属性，通过交换生产者之间就能获取对方的产品。

商法的最初产生就源于对商品经济进行的法律调整。

计划经济是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市场机制为手段在整个社会范畴内对社会资源进行调节配置的经济发展模式。

只有当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高度后市场经济才得以产生，商法的作用和内容都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

相当数量的技术性规范也是商法效益优先原则产生的基础，商法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职业性和专门性，直接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整，商法规则可以说主要是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式、运作、内容和规则等构成。

即商法规范应当依据不同的市场交易内容和交易方式进行调整。

这就从根本上确定了商法规范应当具备相当程度的技术性和操作性。

商法所设计的大多数技术性规范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主体的营利性行为，且其行为效果不能单凭伦理道德进行评定。

商法规范不仅要有对事项进行定性的相关规定，更加要有对其进行定量的规定，如票据法中有关于票据的要式性、发票行为、票据抗辩、无因性规定、承兑行为和背书行为等都具有相当强度的技术含量。

只有运用相当数量的技术性规范对不同规则进行调节才能实现商法的宗旨和营利性。

商法制度和商法原则上处处体现着效益优先的原则，而且商法以效益为其最高价值取向的同时甚至会牺牲某种程度的公平，其中票据无因性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最为典型。

票据无因性制度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将票据关系和因其产生的民事基础关系进行严格的法律区分。

其主要是为了使得票据流转的速度加快，使票据在支付、流通和充当信用工具时发挥出最大限度的价值。

但是一旦票据基础关系失效，那么票据义务人将对其履行单方面的义务。

有限责任制度将特定的投资行为进行合法化的保护以实现社会财富的最终增长。

但是债权人不仅没有对其所投资的生产活动进行经营的权利甚至没有进行监督的权利，从而使得债权人承担了出资人所应当承担的一定的生产经营风险。

三、民商立法价值取向对我国立法的影响虽然民法和商法之间的调整范围和价值取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足以撼动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依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民法和商法之间在调整方法和调整内容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因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依旧是我国的立法发展趋向。

首先，民法和商法之间的价值取向存在较多的相同之处。

合法性价值、平等性价值、诚实信用原则和效益原则等价值取向均为民法和商法之间所共有的。

这些相同价值取向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是商法和民法共同的调整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关系是商法和民法共同的调整对象，且二者均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特色的任意性规范为调整手段，且都以市民社会为制度观念。

商法于效益的追求和民法于公平的追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仅具有相交融的一面同时也具有趋同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对效益的追求应当受到公平原则的制约，而对公平的追求也应当是基于对效益实现的公平。

其次，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无法进行明确的划分，两者都是以市场活动及其本身为调节的对象。

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商业于人的普及化使得民法上所提及的自然人和法人很难与商法上所涉及的商人阶层相区分。

伴随着经济专业化和社会化的不断发展，生产职能与商业职能相互融合在一起，从而致使商事行为和民事行为在立法上具有相当的区分难度，在民法上与商品经营相关的一般准则在商事行为上依旧适用。

第三，只有当民法发展到相当的高度民商分法才能得以实现。

当前我国的民法不论是单就其理论研究而言还是就其法典化的完善程度，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如诚实信用和公平等还亟待进一步发展。

而民商合一在我国不仅有较深的历史基础而且还有较深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坚守民商合一的立法精神，将基本法确定为民法典，并以单行法作为特别法对其进行补充，这种立法形式是我国商事立法的理性抉择。

但是，坚持民商合一的精神并不是要人民法将商法完全吸纳，而是以两者之间在价值取向上所存在的差异为基础，确定在当前法律体系中商法相对独立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