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_法家_道家政治思想的斗争与融合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发现，儒家的礼治思想是教人在现 实中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入世思想。而道家无为之治思想则是 厌恶世间丑恶，因此教人要远离这些丑恶，保持清净无为的隐 士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两家思想对从事农业生产这一 个基本的社会实践问题的不同看法中发现。孔子对学生樊迟请 教如何种庄稼表示“吾不如老农”，樊迟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 “吾不如老囿”。等樊迟退出去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上 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 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4]表面 上看孔子对种田和种菜问题认为自己不如老农和老菜农的回 答实事求是，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对种田、种菜等农业生产活 动的不屑一顾。认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5]可见孔子是 反对士人留恋家庭农耕生活的。而就这一问题，老子说：“治人 事天莫如蔷。”[6]意思是说办一切事情，就像农谚“霜降种麦，不 要问得”那样自然，从而把农耕生活看得很重。
道家政治思想的特点是“无为”。关于老子的阶级属性问 题，我们可以从《汉书·艺文志》中去发现。班固在《汉书·艺文 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 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 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赚赚，一谦而四益，此其所以长也。”从 中我们可以知道老子讲的就是“君人南面之术”，即统治术。老 子的思想是力图维护没落奴隶主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在《老 子》看来，导致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正是人们的聪明才智和欲 望，即“有为”。所以《老子》为把人们从有为的道路拉回无为的
哲学与历史
《传承》2010 年第 11 期
试论儒家、法家、道家政治思想的斗争与融合
□唐 月
[摘 要] 儒家礼治、法家法治、道家无为之治的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三种重要的政治思想。它们立足各自的哲学基 础争鸣辩论，同时又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共同发展。面对作为思想资源的三家学说，我们应该取之精华，去之糟粕，批判性地继 承和发展。
孔子与老子之所以产生如此争论，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思 想不同。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以伦理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孔子代 表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他们以先王之道作为自己的 旗帜；崇尚礼义，主张以礼治国，以礼区分君臣、父子、贵贱、亲 疏之别。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教育天下人安分守己是儒家礼治 的政治思想的基本点。其政治理想国的特点是所有的人都按 照礼制规定，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处其位，各谋其事。但是 又不能因为礼所规定的秩序而使人们走向分裂与对立，因此 要在“分”中注以“和”。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 为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和”并不是要消除“礼”所主张的贵 贱上下之别，而是在“别”中求得和谐，有“和而不同”之意。这 就是孔子的美政思想的体现。
二、相互融合，共获发展
中国古代封建盛世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政治思想 领域出现三家思想“相互融合，共获发展”的思想意识形态领 域准备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汉高祖刘邦看到战乱之后，“民亡 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贫困状况，因而 “君臣具欲休息乎无为”。[10]于是便采取“休养生息”的“无为” 方针，取得了恢复生产、安定百姓的初步成效。其间萧和、曹参 为汉相，都采取顺从民意，不扰乱民众生活的办法来治理政 务，最终迎来了后世的“文景之治”。这是后世对“文景之治”原 因的一般阐释，但是事实并未如此简单。汉初，谋士陆贾在回 答刘邦“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11]的训斥时说：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 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于是在汉高祖刘邦期间“萧和次律令， 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12] 这一做法包含了儒家礼治、法家法治、道家“内圣外王”以达 “无为之治”的政治思想 。通过上述综合的治国手段，汉初（刘 邦建政到景帝时期）逐步实现了治国安邦的目的。
在这一时期，儒家政治思想面向汉初实际也获得了新的 发展。突出表现在陆贾为刘邦作《新语》，贾谊的尊仁义、行礼 法、定名号的政治思想得到统治者的采纳和落实。
这一时期的法家虽然因为秦朝的灭亡而处于被批判的地 位，不过实际的政治一点也离不开法家，汉朝的基本政治制度 继承秦制，说明了法家的实际政治价值依然有效。汉初法家的 政治思想虽然遇到了危机，但是依然在危机中获得发展。其中 晁错的尚法摒弃韩非子的重罚主义，主张君主集权并确实掌 握权力的思想，继贾谊之后提出削藩的策略同样得到统治者
陆贾著《新语·辅政》篇认为秦亡的原因是刑罚过于严峻， 导致“覆巢破卵“”倾仆跌伤”。《新语·无为》篇依然认为秦亡的 原因是“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因此，《新语· 至德》篇所描绘的老少各得其所，在朝则为忠臣，在家则为孝 子，兴办学校以教化百姓的理想境界就是要将道家黄老学说和 儒家孔孟之道相互融合，融会贯通来实现。该著作成为汉初“休 养生息”治国政策的政治思想基础。因此，有学者将汉初统治者 政治思想格局概括为“：明倡黄老，辅以儒教，暗用法家。”[13]
的采纳。在匈奴问题上他提出“以蛮夷攻蛮夷”、迁民实边和择 良将戍边的建议是很有见地的。即使是到汉武帝虽然采纳了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但是在用人上并不专 用儒生。而是出现了儒、法、道三家弟子同朝为官的局面。
盛唐时期，唐太宗认为“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 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1“4] 君无为则人乐，君多 欲则人苦”。[15]这里强调的是“治国” “清净” “无为” “寡欲”。儒 家为现实人生设计的道路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达到 这一点，成为“忠臣” “孝子”同样要克制各种不良的欲望。道家 主张人生要清净无为，这种状态既要求内心的“寡欲”又要求 对外部世界的“根不摇”。这与儒家所倡导的“克己复礼”的主 张有相通之处。在这方面，虽然两者的政治主张不同，一个强 调要积极“入世”，另一个则强调“出世”。但探析其内涵时却发 现其在“治世” “治心” “修身”方面有殊途同归、相辅相成之感。
任何思想学说都是建立在思考现实的基础之上，只是因 为角度不同就造成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差异性。然而现实 世界的各种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如果仅仅以某种学说来支配 整个社会的所有领域，难免有挂一漏万之憾。礼治力图维护既 定社会秩序，难免造成社会缺乏改革、变迁的动力。法家则把 法威推向绝路，造成暴君政治，最终导致官逼民反，揭竿而起。 道家学说把无为推向峰巅，放弃对现实的励精图治，造成“无 政府状态”。其无为之治的思想在“无为”中变得“不治”。
一、各执一词，争鸣辩论
身处礼崩乐坏的动乱年代，为了解决现实中前所未有的 现实问题，社会上先后出现了以老子、孔子、韩非子为代表的 多家政治思想学派，他们著书立说，阐释自己的理论与主张， 迎来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
被后世公认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为宣扬自己的学说周 游列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齐，晏平仲；于郑，子 产。”[1]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说“: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 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这话是对孔子“得其时”与“不得其时”的不同行状表现出蔑视 和嘲讽。而孔子虽对老子表现出了尊重，但是对其“无为之治” 的学说，则持否定态度“：无为之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 己正南面而已矣。”[2]他认为时过境迁，当下社会处于乱世之 中，无为之治的思想已经成为明日黄花。
道路上来。一方面劝统治者减少活动，即“去甚、去奢、去泰”[3] 的“三去”原则。具体而言就是让百姓减少赋税、对百姓减轻刑 罚、统治者谨慎用兵并且带头崇尚节俭。另一方面就是要使百 姓陷入无为之地，使之不能为。这就要把引起有为的社会条件 用政治的办法加以消除。在《老子》看来，引起有为的最根本原 因是“有欲” “有智”。因此要是想无为，就要消除欲和智。消除 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
[关键词] 儒家 法家 道家 政治思想 斗争与融合
纵观中国政治思想史，我们会发现其形成和发展是多元 的：礼治、法治、无为之治的思想一方面有争鸣辩论相互斗争 时候，另一方面三种政治思想谁也没能真正击败谁，反而是互 相依赖、互相制衡、又互相渗透与融合的共同发展状况，呈现 出多元中的斗争与融合的发展态势。
儒、法、道三家不仅著书立说，相互论战宣扬自己的思想 而且还积极应用自己的理论指导社会变革实践。在春秋战国 时期法家得其时顺其势，频频取胜。商鞅变法所取得的成绩最 为显著；孔子为鲁大司寇行摄相事，企图实施礼治，但在“春秋 无义战”的语境下却是逆时而治，最终无法推行，被人认为是 “知其不可而为之者”。[9]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无为之治，然 而在“周衰” “民饥”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儒、法、道的门人们
三、三家思想之于当代中国
文化的传承与变迁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可以说文化在传 承中变迁，在变迁中传承。当代中国文化虽然具有多元化的特 点，但是其思想内涵与传统文化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而 儒、法、道三家学说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 时过境迁，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也已 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礼治、法治、无为之治的学说也存在 着时代局限性，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没有法治不 行，没有礼治不行，没有“清净无为”也不行。
孔子的礼治与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孔 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主张“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反对在 社会动荡时代的一切“僭越”。而韩非子则强调“然则今有美 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 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7] 今欲以先王 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7]主张不断变法、改革。
在君臣关系方面，儒家倡导君臣关系是建立在礼义忠信 的基础上，而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则认为君臣之间是权力与利 害的较量。因此，君臣之间的关系最佳状况是臣子尽力，君收 其利，即所谓“仰成而已”。而要做到这一步，君主不一定要有 超众的才能，而在于有相当的驭臣之术。为防止君轻臣重的现 象发生，慎到还提出“尚法而不尚贤”。[8]战国时期尚贤蔚然成 风，尤其以儒家为最。慎到却极力反对，与儒家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