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刑讯逼供的原理与机制

制刑讯逼供的原理与机制研究发布日期：2010-10-27 文章来源：互联网一、论文的研究背景酷刑是反人类的罪孽，刑讯逼供是酷刑在现代社会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

这种古老的源远流长的“恶俗”与文明的理念和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不断遭到抨击和诟病，反酷刑已然成为全世界共同发出的声音。

遏制刑讯逼供问题是连接程序法、实体法与人权法的重要命题，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和国家权力的健康运转，关系到公正审判的实现和司法信仰的确立。

为遏制刑讯逼供寻找良方不是一个新命题，但国际和国内的背景使得遏制刑讯逼供的研究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从国际看，911之后，美国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巨大压力下，在讯问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时被频频曝光的明目张胆的暴力和血腥令全世界愤慨，也使得刑讯逼供这一国际范围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

而面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公害”，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携手战斗的行列，纷纷制定或修改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反恐法制与人权保障问题亦在此改变中产生诸多争议，国家安全似乎成为刑讯逼供最为“安全”的一个借口。

从国内看，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治理刑讯逼供刻不容缓。

（1）司法现实和法治实现的需要。

受历史文化、国民性格、法律制度、侦查力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刑讯逼供在中国尤为根深蒂固，成为阻碍中国刑事司法文明化的顽疾。

近年来，随着杜培武、佘祥林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曝光，刑讯逼供更是被置于公共舆论的风口浪尖。

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在总结导致错杀和可能错杀的案件时发现其中多数存在刑讯逼供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明确将刑讯逼供列为侦查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9年以来，云南的李荞明、陕西的徐梗荣、江西的李文彦等一系列看守所、审讯室内非正常死亡案件的接连发生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公安部于2009年4月1日召开全国公安机关反腐倡廉建设会议，决心以解决执法过程中当事人非正常死亡和监管场所安全隐患等执法突出问题作为当年的工作重点，推进公安系统的反腐倡廉建设。

刑讯逼供的治理显然是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2）遵守公约和履行缔约国义务的需要。

1984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我国政府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1988年9月5日正式批准了该公约，同年11月3日，该公约对我国生效。

由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是国际法的灵魂和基础，公约在效力上具有当然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我国理所当然应该履行缔约国的义务，恪守公约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不时曝光的由刑讯逼供引发的冤假错案却不断地提醒我们反刑讯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3）保障人权和刑事诉讼法修正的需要。

2004年我国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近年来，党和政府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得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响应，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事业在不断进步和发展。

而被称作“小宪法”的《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修正运行了十余年之后出现了诸多问题，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修改日程，建立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机制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这种背景下，探究遏制刑讯逼供问题是一个刑诉法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纵观已有的研究资料，国内学者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的专门研究仍然有限。

如中文著作方面，陈云生教授的《反酷刑——当代中国的法治和人权保护》和《走向人权与法治——反酷刑纵横谈》两本著作是普及性的读物，对反刑讯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赵秉志教授的《酷刑遏制论》侧重于对实体酷刑的研究和探讨，而对程序酷刑（刑讯逼供）的遏制和预防机制涉猎较少；夏勇教授主编的《如何根除酷刑》和陈光中教授主编的《沉默权研究》都是论文集，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靳学仁副教授的《刑讯逼供研究》对刑讯逼供的概念、历史、成因、危害性及防范分别进行了专章论述，但对刑讯逼供成因分析的学科视角略显单一，对刑讯逼供防范机制的研究略显粗糙，西方国家遏制刑讯的有益经验在该论著中也没有得到明显的体现；外文著作方面，Malcolm.D.Evans和Rod Mortgan所著的《预防酷刑》及《保护囚犯》，George Ryley Scott所著的《酷刑的历史》，Karen J Greenberg所著的《酷刑在美国引发的争论》，Deborah Jenkinson所著的《酷刑？在欧洲？》以及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撰写的《不惜一切代价获取口供——俄罗斯的刑讯逼供》，基本上局限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视角对酷刑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及反酷刑的机制进行介绍和论述，缺乏系统的比较研究。

与专门研究的欠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关遏制刑讯逼供的论文数量极多，但主要围绕对策研究方面，且多数局限于宏观的对策研究，缺乏对具体的程序机制的研究，比如如何提起刑讯逼供抗辩、如何证明、如何审判、如何救济等。

而探讨刑讯逼供与相似概念如酷刑、酷刑罪、死刑的关系，遏制刑讯逼供的基本原理，中西刑讯逼供的根源比较，911之后的反刑讯困境，多学科视角下的刑讯逼供成因等方面的论文更为有限。

本文以程序法意义上的警察刑讯逼供行为为研究对象，意图实现以下四个研究目的：一是从理论上为遏制刑讯逼供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维和视角，为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最艰巨问题——人权保障开辟一个豁朗的天地；二是发现和弥补刑事程序法及相关部门法调整的盲点，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增强对刑讯逼供的遏制和惩罚力度，使得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这场法律变革中成为真正的受益人；三是通过对遏制刑讯逼供原理与机制的研究为我国履行已经批准、加入或缔结的国际人权公约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创造空间；四是以遏制刑讯逼供问题的研究为契机实现人本精神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注入，消解、弥补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在人权保障功能上的欠缺，进而使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得到刑事诉讼法的支持。

二、论文结构和要旨本文在搜集、翻译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分析刑讯逼供的概念入手，对遏制刑讯逼供的原理和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全文既关注对刑讯逼供的历史及根源的中西比较和遏制刑讯逼供原理的探讨，又关注世界各国治理刑讯逼供的有效办法和遏制刑讯逼供在中国的具体实现路径，既关注遏制刑讯逼供正当性的研究，又关注911之后反刑讯理论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力求实现理论探讨与解决实际问题的结合。

全文除导论和结束语外，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刑讯逼供的基本理解”。

分为三节，分别论述了对酷刑的理解，刑讯逼供行为的界定以及刑讯逼供行为的性质。

这一部分内容是基本、基础而不得不论及的问题，后续的理论研究均是在本章的基础上展开的。

表面上看，刑讯逼供这一概念尽人皆知，实际上与之相关的众多基础理论问题没有达成共识或尚存研究空白。

本章的主要观点是：其一，刑讯逼供是酷刑在当今世界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

刑讯逼供的英文表达是Extort a Confession byTorture。

因此，要达成对刑讯逼供的准确理解和深入探讨，必须先对Torture——酷刑进行释明和辨析，这需要对国际公约中惩治和防范酷刑的规范进行研究。

其二，刑讯逼供与刑讯逼供罪不同，本文研究的刑讯逼供是程序法意义上的刑讯逼供行为，这种行为的判断标准和行为方式均需要作出专门的界定，与实体法上的刑讯逼供罪加以区分。

其三，刑讯逼供的行为性质这一理论上的研究空白需要填补，刑讯逼供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一种滥用国家权力的行为，在现代是违法行为甚至构成犯罪。

第二章“从合法到非法——中西方刑讯逼供的不同生命轨迹”。

分别阐述了刑讯逼供在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变迁。

本章的研究是跟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展开的，以古代中国、近代中国、文革时期、现代中国四个时期为线索梳理了刑讯逼供在中国的兴衰史，以古代西方、中世纪晚期到启蒙运动前期、启蒙时代和现代西方四个时期为线索梳理了刑讯逼供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而总结出了中西方刑讯逼供生命轨迹的两点重要区别：一是合法的刑讯逼供在中国的历史较之西方更为悠久，二是尽管刑讯逼供脱下合法的外衣之后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均未完全绝迹，但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瑞典等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刑讯已不再成为困扰普通刑事司法的难题。

第三章“中西方刑讯逼供不同生命轨迹的深层根源”。

分别从经济根源、政治根源、思想文化根源三个方面对刑讯逼供在西方率先消隐，而在中国的顽固程度和历史影响尤甚的原因作出了解答。

本章的主要观点是：从经济根源上看，刑讯逼供手段的施用源自人类认识能力低下与侦查手段落后，正是由于西方同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国，西方早于中国近一个世纪提出了废除刑讯逼供的口号，因此遏制刑讯逼供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从政治根源上看，刑讯逼供与专制相伴而生，中西专制制度在根基、历史影响、统治方式、核心理论四个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刑讯逼供在专制烙印深刻、儒家思想盛行的中国社会更加根深蒂固，而西欧因其专制根基薄弱、民主法治观念更易在民众中得到传播和确立而更有条件成为反刑讯的领袖；从思想文化根源上看，儒家的封建等级崇拜思想和法家的重刑思想支撑着中国刑讯逼供的出现和顽强生长，而刑讯逼供在欧洲的衰亡则与欧洲启蒙时代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理论的兴起和传播密不可分。

尽管启蒙欧洲的正是中国的儒学，但中西人文思想对“神”、“人”关系以及“个体”、“人权”关系的不同理解导致中国的传统人文主义未能像欧洲启蒙思想那样成为刑讯非法化的终结力量。

第四章“遏制刑讯逼供的基本原理——结合911之后反刑讯困境的分析”。

分为四节对遏制刑讯逼供的正当性进行了研究。

第一节“遏制刑讯逼供的根据”从广义的刑讯受害人的角度探讨了受刑人、旁观者、施刑者乃至国家在刑讯逼供中受到的不同程度的伤害；第二节“遏制刑讯逼供的理论基础”围绕反刑讯的伦理基础、哲学基础、法学基础三方面展开，指出刑讯逼供撞击着人类的伦理底线，康德的自由主义哲学构成了反刑讯的哲学基础，而罪刑法定、无罪推定、人权理念和正当程序则构成了反刑讯的法学基础；第三节“遏制刑讯逼供的社会价值”从人道价值、公正价值、效益价值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阐明了人道价值是反刑讯的终极价值，反刑讯口号的提出和践行为刑事司法的公正之路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而刑讯逼供为人忽略的沉重的社会成本则从反面证实了反刑讯无法估量的效益价值；第四节“遏制刑讯逼供理论的现代挑战——911之后的反刑讯困境”体现了本文对司法现实和国际形势的关注。

从对911之后有关限制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各国立法的介绍和以美军虐囚为例的刑讯逼供抬头之势的描述入手，论证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禁止刑讯逼供的关系，旗帜鲜明地指出公民的生命和基本权利是追求国家安全不能触碰的底线。

第五章“中国刑讯逼供的现状和成因”。

分为两节，第一节“中国现今刑讯逼供的主要表现——刑讯逼供实证考察报告”，通过作者赴公安机关调研及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得出了刑讯逼供特别是变相肉刑逼供方式在当今中国仍客观存在，警察对刑讯逼供的实施存有一定的容忍度，对短期内遏制刑讯逼供信心不足的结论；第二节“刑讯逼供的成因——两种研究视角的分析”，跳出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思路，先是摆脱了点状思维的局限，以犯罪学中雷克利斯的遏制理论为线索，对影响警察刑讯逼供的外部压力、内部推力、内部遏制、外部遏制力量进行归类分析，指出外部压力与内部推力强强联手击败了内部遏制与外部遏制的软弱抵抗是刑讯逼供发生的根本原因，得出遏制刑讯逼供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结论，进而站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十种学科视角，运用丰富的交叉学科知识对影响警察刑讯逼供的深层动因进行了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