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额尔古纳河右岸》

裂隙：在民族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之间——论《额尔古纳河右岸》在既五彩斑斓又泥沙俱下的当下文学创作中，《额尔古纳河右岸》无疑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迟子建继《伪满洲国》之后，再次以日常生活叙事重新建构了一次边地民族宏大叙事。

小说文本为我们提供了若干讨论、磋商、反思的话题，由此甚至可以重构当代文学中一些被忽略了的“精神事件”[1]。

它激发我思考的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一、关于民族史谱叙事的问题；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表达问题；三、关于现代文明批判问题。

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这三个方面既有其独特的叙事魅力，同时也具有令人疑惑的意指倾向。

边地民族史谱叙事作为一种审美风格的魅力穿越《额尔古纳河右岸》密不透风的丛林故事、针头线脑的日常生活描绘、万物有灵的神秘信仰，在小说类型上它依然属于民族史谱叙事行列中的一个个案。

故事的整体架构是氏族史诗的百年架构，同时它以“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这样的时间顺序为结构，或者以叙述者“我”的少女时代、中年时代、老年时代这样的隐喻时间为结构，但是这一切都是以鄂温克氏族的百年历史架构为中心的。

这种“民族史谱叙事”不仅不是新鲜事物，而且简直是60年当代文学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小说叙述模式。

从“既定意识形态”[2]下的革命历史叙事，到“寻根文学”中以与中原主流规范文化形态相对峙，侧重“区域文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历史、文化叙事[3]，再到新世纪以来以《藏獒》、《狼图腾》等为代表的“边地”叙事，均为民族史谱叙事的变形，其创作的意指均笼罩在一个民族史谱叙事的宏大的模子里，其根由因作家的创作动机或艺术发现的不同而各异。

在这里，我无意梳理当代文学这种可以被称为“边缘叙事”[4]的文学史线索，而是关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氏族史谱叙事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审美风格。

对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读者而言，构成对其民族史谱叙事关注的兴趣或者震撼的，首先在于这个行将消失的民族的生活方式对当下生活方式的一种冲击性的心理效果。

这是一种与我们已经可以整体概括的现实生活方式样态并行的、但绝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文学的审美“距离”拉开后，我们却被迟子建的这种探秘式的氏族生活描绘拉了进去，顺着密林的小径、太阳和星星、驯鹿和有着无数支流的额尔古纳河，来到一个“化外之民”的生活世界。

这是一个和我们的历史与现实并行的（而不是遥远的、“古代”的）、人与自然尚未完全分离的世界，但它在小说中不仅不是一个野蛮、蒙昧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美丽而神奇、充满生命力量的生活世界，它甚至可以说构成了我们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对立面。

在生活方式上，小说中鄂温克族人的氏族生活最接近西方“文化”最初内涵的所指，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言的那种“照料动植物的成长”[5]的阶段。

这种生活方式之所以没有被描写成“野蛮、蒙昧”，是因为他们虽然以狩猎为生，但却并非是以破坏生态文明为生，而是在人与自然的一种平衡中生存。

小说中写到了驯鹿的生态性：“性情温顺而富有耐力”，“它们吃东西很爱惜，它们从草地走过，是一边行走一边轻轻啃着青草的，所以那草地总是毫发未损的样子，该绿还是绿的。

它们吃桦树和柳树的叶子，也是啃几口就离开，那树依然枝叶茂盛”。

而在“半个月亮”的尾声中，作者借“我”之口对他们的氏族生活与被要求的定居生活做出了对比性的总结：“他说一个放下了猎枪的民族，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一个有前途和出路的民族。

我很想对他们说，我们和我们的驯鹿，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的。

我们与数以万计的伐木人比起来，就是轻轻掠过水面的几只蜻蜓。

如果森林之河遭受了污染，怎么可能是因为几只蜻蜓的缘故呢？”可见，所谓文明的生活方式强加给鄂温克族人定居的理由是虚假的。

在生活的信仰上，小说中鄂温克族人普遍敬畏于自己的民族宗教——萨满教。

“跳神”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其神秘效果上对氏族成员形成了敬畏，关键在于萨满仪式是为民族而牺牲自我的高贵精神的集中体现。

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是世俗性和神性的双重代表，是渺小的人类和强大残酷的森林自然相互斗争而坚强生存的氏族精神的体现。

妮浩的每一次萨满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无条件地解救别人，而对她自己的条件则是必须牺牲自己的孩子。

他们是鄂温克族真正的精神领袖，他们的威望和尊严建立对大自然森林法则的敬畏与内心道德纯洁无私的自我要求上。

尘世生活中的爱恨情仇与疯癫状态中的牺牲精神使萨满成为鄂温克族人的人格神，人们通过将自身不能摆脱的痛苦、恐惧和未知让渡给萨满而获得心灵的安宁。

在社会关系上，小说中鄂温克族人和自然最为贴近，因而其人性的一面格外体现出自然的丰富内涵。

其中小说表达最充分，也是小说中最为吸引读者的是爱情以及由此展现的健康、自然、生机盎然的人性。

从林克、拉吉达到瓦罗加，从鲁尼、小达西到伊万，鄂温克族的男人们无疑更像男人：对自己爱的女人就像苍鹰翼护着小鸟、正午的太阳舔舐着额尔古纳河的流水，雄武强健，坚定不移，保护着女人、保护着驯鹿，保护着领地。

正像“我”在岩石上所画的画像一样：“我没有想到，我画的第一个图形，就是一个男人的身姿。

他的头像林克，胳膊和腿像尼都萨满，而他宽厚的胸脯，无疑就是拉吉达的了。

这三个离开我的亲人，在那个瞬间组合在一起，向我呈现了一个完美的男人的风貌。

”这幅图画形象地传达了“我”下意识里对本族优秀男子的爱慕、崇敬以及由此获得的幸福感。

以狩猎、随驯鹿迁徙、生育等为主要人生内容的鄂温克人的情感是原始的、粗犷的，但是男男女女之间的感情也是真诚的、直率的、无机心的。

这种原始而真纯、热烈而执着、豪爽与仗义的情感成为其社会关系中人们普遍遵循的无形的道德。

无疑，《额尔古纳河右岸》首先为读者提供了这么一个迥异于汉民族生活方式、生活信仰和情感表达方式的艺术世界——鄂温克氏族的文化世界，而且再现了其百年沧桑历史以及逐渐被现代社会改造所冲击最后走向消亡的悲剧命运。

正是在这样的叙事和描写中，迟子建以这个氏族的最后一个酋长的女儿——一个九十岁的老人的口吻，在本民族绝大多数成员正离开这片土地下山定居的时候，温情而忧伤地讲述了鄂温克族逐渐没落的历史。

如果小说在这段历史的没落之处止笔，那么，这一个民族史谱叙事将会以一种审美风格的魅力表达形式而呈现：“将外在的动作冲突变为内在的价值冲突，由时空范畴转入了心理范畴”[6]。

而鄂温克族的“时空范畴”转入“现代人”的心理范畴的过程如何实现？这就要看作家的意指倾向了。

“第一，包含在表面对象中的价值范畴，一般具有大文化背景；通过观照、反省、认同，与传统相吻合。

这是对现实的政治、伦理的范畴的超越。

第二，作家用理解或者苟同的态度对待历史，则是对自己提出的价值范畴的超越。

”[7]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后半部分，鄂温克族的文化世界的逐渐没落与其说具有珍贵的人类学价值，与其说是一种营造艺术魅力的审美风格，不如说是一次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和对其所“匮乏”的东西的寻找。

文本的意指倾向很明显不仅是为了审美风格的需要，而是新的价值观的吁求。

而这样的价值吁求则不是迟子建的个性，而是30多年来同类小说的共性。

一部作品就是一个精神事件，但不是任何作品都会成为精神事件。

在当下巨大的变革无法构成精神事件的文化语境中，《额尔古纳河右岸》依然没有构成“精神事件”。

快餐文化时代的细火慢炖《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民族史谱是以日常生活叙事呈现某一种生活方式进而呈现文化内涵的方式来展开的。

在现代意义上，“文化”的其中一个重要内涵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不管在广义或是狭义方面，用来表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关于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全体人类）”[8]，不用说，迟子建给我们提供的鄂温克族人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民族在百年之内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及其没落的过程。

作家在这一方面，远离了当代文坛的浮躁之气，平心静气，从少时探秘这个民族的渴望、大量的文献资料中抽身而出，对其做了细火慢炖似的艺术处理，并借此传达了对文化的个性化解读。

其一，小说以社会学“田野考察”一样的记述方式展示了鄂温克族人独特的生活世界。

作者不厌其烦、针头线脑地关注熊与狼出没的大森林、成群驯鹿走过的草原、漫长的冰雪的冬天。

在“我”的讲述中，随时引出氏族古老的传说、族人曾经的恩怨经历。

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几乎不想遗漏哪怕一个细节。

在这一方面，小说没有去设置“抓人”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将笔触像慢镜头一样，将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一一扫描。

这些细节的奇异之处在于，这样的细节越多，鄂温克族人日常生活的全貌甚至精神生活的全貌就越清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更加须臾不可分离，其中的“味道”也显得越来越浓厚。

从“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开头，小说将读者带入了鄂温克族人生老病死的生活世界中去。

小说中的“我”——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分三段讲述了一个无人倾听的故事。

“清晨”的故事讲给森林里的雨和火，“正午”的故事讲给袍皮袜子、花手帕、小酒壶、鹿骨项链和鹿铃，“黄昏”的故事讲给上面的所有物什、桦树皮花瓶和刚刚到来的紫菊花。

她把这个氏族的故事讲给自然、森林和那些印着本族人生活内容的物什。

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奠定了独语的温情和忧伤、悲凉和孤独，本身隐喻了民族史谱里的沧桑。

在这个漫长而又短暂的民族故事中，主人公细火慢炖的，不是社会结构、民族精神等宏大要素，而是鄂温克族人的“日常生活”。

而这种日常生活叙事传达的恰恰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

他们的“生”就像丛林万物的生长一样，在暴风的袭击中出生，在与自然相斗争的丛林法则中生存。

他们的生，既受到上天的恩赐，又受到环境的威胁，他们直接面对残酷的自然，同时又从与自然的抗争中享受氏族群体中的温情、拯救和爱。

小说写了无数次的死亡，林克被雷电击中，拉吉达在寻找驯鹿时冻死在冰雪中，瓦罗加则在保护放映员时遭遇了熊的袭击，正如“我”所言的“人们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出生的，死时却各有各的死法”。

边地民族的这种原始而质朴、残酷而温柔、粗糙而又细腻的生存方式，不仅具有鲜明的审美陌生化特征，开拓出一种崭新的视野和景观，更重要的是警醒了过于现实的我们的心底那种浪漫的根性，补充了世俗浑噩中精神匮乏的那一处空白。

其二，在密不透风的日常生活叙事中，爱情成为其中支柱性的精神内容。

我一直以为，在两性世界中，爱情的坚贞、忠诚和深度，应该由男人的品格来体现或承担，这是两性生理差异对美好、刻骨的爱情的要求。

小说中“我”的两次爱情均体现了这种人间至情。

“我”一生中的两个男人——拉吉达和瓦罗加，勇敢坦诚、粗犷豪迈，纯洁、深切、有力度的对“我”的深爱堪称“男人”典范。

这种原始、朴素、坦荡的深厚情感由“我”的切身体验被总结性地烘托出来，成为小说中最为动人的章节。

比如，“我”在岩石上作画中下意识地综合了三个男性的优点。

再比如，“看着英姿勃勃的维克特，我想起了拉吉达，想起来我在迷路和饥饿的时候遇见的那个我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我的眼睛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