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一)

试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一)
论文摘要]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强调三个方面的要求：批评是一种艺术；批评是一种理解；批评是“灵魂在杰作间的奇遇”。

这三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共同构成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

论文关键词]李健吾，文学批评；艺术；理解；灵魂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李健吾以他的印象式咀华批评而独树一帜，成为“京派”文学批评的重要代表。

所谓“印象式咀华批评”，是说其批评强调批评主体的直觉印象，是一种“印象批评”，这种“印象批评”又是通过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批评来实现的，含英咀华，既显示作品之精神，又传达批评者之印象。

有人说：“咀华批评出于京派，秀于京派!李健吾堪称‘是现代中国最具文学性的批评家’。

”这一方面说出了李健吾的印象式咀华批评与“京派”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李健吾的印象式咀华批评的自我特色：不讲究理论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偏重于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凸显其文学批评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从他《咀华集》和《咀华二集》这两本“零珠碎玉式”的批评华章中，我们可以发掘、归纳出一些规律性的批评观念和批评理念，这些规律性的批评观念和批评理念既可以说是李健吾对“京派”批评的贡献，同时也构成了李健吾的批评观念。

其主要观念有：批评是一种艺术；批评是一种理解；批评是“灵魂在杰作间的奇遇”。

一、批评是一种艺术
在文学批评领域里，“京派”批评的突出特点是在文学批评自身建设中追求批评的审美自觉。

无论是沈从文高扬人文理念的创作式批评，朱光潜以文艺心理学为基础的知识型批评，李健吾强调批评本质的印象式批评，梁宗岱致力于法国象征主义诗学探索的对话型批评，还是李长之独具特色的情感中心主义批评，都表明“京派”批评家们在有意识地推重一种文学批评的审美自觉。

因此有论者指出：
“京派批评的出现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审美自觉与成熟”“代表着文的自觉，试图回归文学本身，开辟了审美的前景”。

总体而言，“京派”批评是一种偏重于作品的“寻美的批评”。

李健吾的咀华批评则更进一步，把重点落实到关注批评本身的审美性，可以说是一种“寻美的美的批评”。

李健吾立足于批评，进行“批评是什么”，“批评为什么”，“批评怎么写”的思索与实践，这对文学批评独立性品格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也正是这一点成就了李健吾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它也是李健吾“秀于京派”的重要表现。

在李健吾的批评观中，文学批评独立性品格建立的标志是对“自我”的高度重视。

在批评中，他把“自我”提到了批评活动的中心位置。

他说：“一个有自尊心的批评者，不把批评当做一种世俗的职业，把批评当作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藉以完成他来人间所向往的更高的企止。

”这意味着批评家和批评对象一样，具有同等存在的权利，批评家应该利用批评对象并超越批评对象，批评家需要对象，正像作家需要生活，需要故事，都只是为自己的自我表现服务。

既然批评是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那么文学批评中的“自我发现”就显得异常重要，“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

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犹如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

在李健吾的心目中，批评与创作一样有其价值，同样是一个人心灵印象和体验的述说与表现。

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就摆脱了对作品的附庸，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存在，它也是一种有自己的独立品格的生命有机体。

文学批评既已取得与创作等同的地位，有了自己的独立品格，强调它的艺术性就成为必然。

因此批评的独立品格的形成也就是意味着批评是一种艺术。

反过来，他认为批评是一种艺术，主要在于他把批评看作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个性的独立存在。

可以说批评的独立性和艺术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
识。

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

创作家根据生料和他的存在，提炼出来他的艺术；批评家根据前者的艺术和自我的存在，不仅说出见解，进而企图完成批评的使命，因为它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

”在李健吾看来，批评不是神秘的，它只是批评家根据自己的感触而写，拒绝任何既定的规范标准，它有自己的使命，重在建设而不是摧毁。

这种批评是一种艺术的观念也正显示出批评走向了一种审美的自觉。

批评既然是一种艺术，批评家就可以像艺术家一样凸显出批评过程的自我表现和自我获得，这个“自我”是批评者人生体验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宇宙，它虽然微小，但是又广袤复杂。

二、批评是一种理解
说批评是一种自我表现的艺术，实质是强调批评中主体的自觉，因为主体的自觉，批评有了自己的尊严、自己的宇宙、自己的独立品格，这独立的品格又反过来促成了批评主体的自觉。

批评主体的自觉表明：批评是一种主体积极的创造活动，批评家会不自觉地在批评中显示出自己的主体作用。

批评家的世界观、人生态度以及价值取向会很自然地渗入其文学批评之中。

“京派”批评家出现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的生存态度促其追求一种超然现实之外，隐匿于象牙塔中以一种清高孤傲的姿态观看喧嚣的现实世界。

他们倡导在文学本位中寻求一种文化坚守，这种坚守使他们在把握艺术真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现实时代的热切关注。

也正是在这点上，他们遭到左派批评的嘲讽。

但左派批评忽视了“京派”批评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一般都试图透过人性的多样复杂感受到人生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从而体现他们对现实的关注。

作为“京派”的一位杰出代表，李健吾也具有这种倾向。

他表面上不胶着于现实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漠视现实，他只是不关注现实时代的表面生活，他关注的是既超越现实又和现实有密切关系的人生和人性，从而体现出对现实的思考。

李健吾对人生尤其是对人性有自己的独特理解。

在他看来，“一切是工具，人生是目的，艺术是理想化的人生。

”而“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通过这种“富丽的人性”，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实现了沟通。

他甚至明确提出文学批评的“人生尺度”。

人生、人性成为他批评观与批评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批评观念上对人生、人性的倚重。

在具体的鉴赏过程中，他把作品当作“人类性灵的花朵来咀嚼”。

作为一个创作的实践者，李健吾深知创作之难，所以他明确指出：“一个作者不是一个罪人，而他的作品更不是一片罪状。

把对手看做罪人，即使无辜，尊严的审判也必须收回他的同情，因为同情和法律是不相容的。

针对当时文坛互相攻讦的批评情状，他指出，“一个批评家，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和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这就需要一个批评家在广泛人性的基础上，以同情的心情、宽容的态度，怀着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怀着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来从事批评，批评的目的是建设和整合而不是破坏与离析。

批评是一种理解。

批评是一种理解，在李健吾的批评实践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作家的尊重与宽容。

李健吾是“京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他对“京派”作家投以更多的关注是必然的，但是他在批评中也有意识地扫除门户之见，把眼光也投向诸如萧军、夏衍以及叶紫等左翼作家及其作品。

比如对左翼作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评论，李健吾宽容的说：“我们无从责备我们一般(特别是青年)作家。

我们如今站在一个漩涡里。

时代和政治不容我们具有艺术家的公平(不是人的公平)。

我们处在一个神人共怒的时代，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要容易。

我们正义的感觉加强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

在选择批评对象时，李健吾也不注重作者的身份地位，他依据作品本身以及他自己的理解，认真地发掘了现代文学史许多无名之辈，他的《咀华二集》中共收集了十七篇文章，评论了当时十二位作家，除巴金外，其余在当时都是不被人们注意的。

一九三四年，当林徽因的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发表后，没有引起文坛足够重视，但是李健吾独辟蹊径，认为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虽然不适合当时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它却“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
“是根据了一个特别的看法，达到一个甚高的造诣”。

但是宽容的意识不是毫无原则的认同或者吹捧，批评家应根据自我的阅读经验和个人的真切体验，对批评对象的特点进行发掘，这就需要细腻的艺术体验。

比如，在《三本书》中谈到叶圣陶，李健吾说：“叶圣陶……说他的文字和为人全都平庸……我却正和他相反，喜爱他的平庸，因为他从来没有向他的性格和他的读者撒谎，……我们的传统带着浮夸的词藻，虚浮的情感，投机的智慧；我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歪扭了文学上最可贵的一个成分……叶圣陶先生的平庸，如他所谓，是他的血，是他的肉，所以透过文字很快就和我们的心灵融成一片，成为我们的平庸的一部分……唯其平庸，这才健康。

……《西川集》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