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中的思想对话和文学批评

《孟子》中的思想对话和文学批评

袁济喜

【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专题号】J2

【复印期号】2010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09年6期第140～146页

【英文标题】The Intellectual Dialogu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Mencius

【作者简介】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孟子通过对话和论辩，展现了其思想品格，建构了文学批评的内容。孟子在对话中彰显士人人格，倡导批判精神，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学批评的范

畴和命题，比如“知言养气”、“知人论世”等。孟子与他的代表作《孟子》

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和方法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Through dialogue and argument, Mencius demonstrated his ideological

character, and constructed the content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dialogue Mencius demonstrate personality of scholars, advocated a

critical spirit,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categories and

propositions of literary criticism, such as "knowing the words and

cultivating the character", "knowing the man and commenting on the

world" and so on. Mencius and his masterpiece Mencius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values and method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关键词】孟子/对话/论辩/人格精神/文学批评Mencius/dialogue/argument/personality

spirit/literary criticism

孟子（约公元前390—公元前305），名轲，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儒家思想家，被称为“亚圣”。他生当战国中叶，早年与孔子一样，游说于各国，推行仁政，但是被诸侯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①，备受冷落。于是在晚年，孟子退而“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与孔子相比，孟子在文艺对话上更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孔子《论语》中所记对话，较为平和与隽永，风格也温厚、含蓄。孟子生活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的思想对话与孔子不同，更加富有雄辩的色彩。记载他的思想言行的《孟子》大多采用的是对话体，表现为雄辩、尚气。蒋伯潜在《诸子通考》中指出《孟子》一书“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1](P126)。朱熹《孟子序说》引北宋程颐的话比较孔子与孟子：又曰：“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闲。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晶）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

这段话可谓道出了孟子人格与孔子的不同之处。朱熹引程颐的话，批评孟子英气逼人，无孔圣那样的温润、含蓄之气象。但是从文学角度来说，孟子崇尚当仁不让和浩然之气，他所处的战国中期，与孔子所处的时代相比，文学创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南方以屈原为代表

的楚辞文学繁盛一时，蔚为辞宗；《诗经》作为礼乐文明的经典，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称引，诸子散文也颇为可观。孟子长于《诗》、《书》，在《孟子》一书中，引《诗》有30处，论《诗》有4处。孟子的文学批评与孔子相比，更加突出人格的作用，将它作为在世风日下、暴力与财富成为社会主宰年代的精神旗帜，并旁及“以意逆志说”、“知人论世说”和“知言养气说”，并影响到中唐韩愈的“气盛言宜说”。

一、在对话中弘扬士人精神

孟子的思想对话，留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乃至于思想史上的风范，便是他对于士的人格精神与名节风骨的阐释。可以说，孟子的善辩与其思维方式、性格特点已融为一体。文如其人的特点，在孟子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从人格精神的建树上去从事文学批评，是孟子的一个重要特点。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相对于孔子生活的春秋年代，各种社会矛盾更为尖锐。诸侯强大，兼并战争频繁，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儒家心仪的上古圣人之治理想成为泡影。孟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他的心理压力与精神痛苦相对于孔子说来无疑更大，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越是处于一种险恶环境中，就越是坚持自己的操守，从而大大突显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他不同意当时流行的告子的性无善无恶、犹如水自由流动的人性论。孟子与告子的对话可谓针锋相对：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告子以性犹水、各自东西流来比喻人性无善无恶，这种观点颇能迷惑当时的人。孟子反驳道，人性虽然本善，但是也需要弘道扬义，自强不息，人性的进化毕竟与水流东西不同，存在着一个自我提升与自甘堕落的问题，人性的养成与分化有着鲜明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在内，而告子过分强调人性无分善恶，实际将人性等同于物性，而即使是水性也存在着可使向上与可使向下的问题。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其作为人性不同于动物性的族类遗传性，自有其合理的因素，是为了彰显在当时混乱世道中的善良一面，以张扬人性的光明一面，如果在浊世中一味煽动人性中恶的本能，则会刺激人的兽性发作，其结果可想而知。

孟子认为，人性善的表现在于对道的追求与向往。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孟子以流水比喻人性的修养，应当滔滔不息，充盈向前。他与公孙丑曾就道的修养展开对话：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

这段对话十分形象生动，将二人的思想性格以及带有普遍性的道德修养问题彰显出来。真正的思想对话之所以不同于无聊的卖弄，在于从普通的小事中见出深远的人生哲理，以小见大。公孙丑提出道不可及，孟子则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不懂道，认为道应当引而不发，跃跃如也，使人们乐于去从事。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在天下有道时以道殉身，而在天下无道时则更要以身殉道，从而突出了士的人格精神。

《孟子》一书中特别值得赞扬的地方，便是对于士的尊严与地位的提升。中国古代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