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年间的畿辅水利营田

保密级别：内部学位级别：历史学硕士论文提交日期：1999年12月28日论文答辩日期：2000年1月11日论文中文题名：雍正年间的畿辅水利营田论文英文题名：The water conservancy in JiFu area during yongzheng's period作者及所在单位：李成燕历史系指导教师及所在单位：梁希哲历史系分类标识：F129中文主题标识：雍正年间畿辅水利营田英文主题标识：Y ong Zheng's period , JiFu ,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 Jifu area总页数：34页开本：16开是否有图表：有图：1、雍正初年直隶水系图2、雍正年间的畿辅水利营田成绩示意图目录内容提要前言‥‥‥‥‥‥‥‥‥‥‥‥‥‥‥‥‥‥‥‥‥‥‥‥‥‥‥‥‥１一、元、明及清代顺康时期发展畿辅水利营田的议论和尝试‥‥‥‥‥１二、雍正年间对直隶河道的治理‥‥‥‥‥‥‥‥‥‥‥‥‥‥‥‥‥５（一）直隶水系‥‥‥‥‥‥‥‥‥‥‥‥‥‥‥‥‥‥‥‥‥‥５（二）清初畿辅地区的水利状况‥‥‥‥‥‥‥‥‥‥‥‥‥‥‥７（三）时人的“畿辅水利议”‥‥‥‥‥‥‥‥‥‥‥‥‥‥‥‥８（四）雍正年间允祥等对直隶河道的治理‥‥‥‥‥‥‥‥‥‥‥８三、雍正年间在畿辅营治水田的活动‥‥‥‥‥‥‥‥‥‥‥‥‥‥‥１１（一）营田四局之设及其营田活动‥‥‥‥‥‥‥‥‥‥‥‥‥‥１２1、京东局‥‥‥‥‥‥‥‥‥‥‥‥‥‥‥‥‥‥‥‥‥‥１３2、京西局‥‥‥‥‥‥‥‥‥‥‥‥‥‥‥‥‥‥‥‥‥‥１５3、京南局‥‥‥‥‥‥‥‥‥‥‥‥‥‥‥‥‥‥‥‥‥‥１７4、天津局‥‥‥‥‥‥‥‥‥‥‥‥‥‥‥‥‥‥‥‥‥‥１９（二）雍正年间畿辅水利营田的特点及效果‥‥‥‥‥‥‥‥‥‥２０四、雍正年间畿辅水利营田的衰败及其原因‥‥‥‥‥‥‥‥‥‥‥‥２１结束语‥‥‥‥‥‥‥‥‥‥‥‥‥‥‥‥‥‥‥‥‥‥‥‥‥‥‥２３注释‥‥‥‥‥‥‥‥‥‥‥‥‥‥‥‥‥‥‥‥‥‥‥‥‥‥‥‥２４主要参考书目‥‥‥‥‥‥‥‥‥‥‥‥‥‥‥‥‥‥‥‥‥‥‥‥２６主要参考文献‥‥‥‥‥‥‥‥‥‥‥‥‥‥‥‥‥‥‥‥‥‥‥‥２６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内容提要元明清时期，漕运不但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而且也加重了江南人民的赋役负担，造成了江南赋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元明清时期，许多人主张兴办畿辅水利并付诸实施。

其中，雍正帝对此付诸了大量心血，在畿辅进行了规模颇大的水利营田活动。

为此，雍正帝派允祥等人首先对海河流域各河道进行了治理，采取“堵、疏、挖”的方法，对各河上中下游统一治理，并对畿辅水利加以规划。

在此基础上，又在畿辅展开了大规模的营治水田活动，兴修水利，种植水田，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

可是，这次畿辅水利营田活动不久便失败了。

究其原因，封建社会人去政亡的弊端、海河流域的自然条件、对河流的治标不治本以及统治者的保漕思想等等都构成了这次活动失败的原因。

前言海河流域的水利很早就受到重视，至今仍备受关注。

前人对历史上海河流域的灌溉情况、明清时期的“畿辅水利”，以及明清时期在天津的水利营田情况、清代前期直隶地区的植稻活动，都作了研究。

可是，对于清代雍正年间在海、滦河流域进行的规模巨大的畿辅水利营田活动却缺乏专门论述。

当时，雍正帝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畿辅水利营田活动的背景是什么？其目的何在？这项活动的效果如何？其失败的原因又何在？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简略探讨。

正文宋元以来，经济重心南移，但政治重心仍在北方。

为了维持北方大批官僚和军队庞大的消费开支，朝廷每年都从南方向北方漕运几百万石的粮食，这加重了江南人民的负担。

为了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寻求江南重赋问题的解决方案，明代江南人如虞集、归有光、徐贞明、徐光启、以及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清代的许承宣等人都提出了发展西北水利的主张。

清人刘献廷亦谓：“西北乃先王旧都，二千年余年未闻仰给东南，何则？沟洫通，水利修也。

……故欲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矣。

”[1]他们所说的西北，范围甚广，包括当时的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诸省。

持西北水利议者认为，西北水利的实施，要由京东而畿内，由畿内而西行，“盖先之数处以兆其端，而京东之地皆可渐而行也；先之京东，而畿内列郡皆可渐而行也；先之畿内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渐而行也。

……特始之京东数处，因而推之西北。

”[2]正是在这种先京东而畿内、进而发展整个西北水利的主张之下，许多人首先在畿辅进行了水利营田的尝试。

一、元、明及清代顺康时期发展畿辅水利营田的议论和尝试畿辅，亦有京畿、京师、腹里、直隶之称，一般指国都附近的地方，为中央直辖之地。

元明清三代均建都今北京，畿辅之地即指今北京、天津及其附近地区，只是具体范围大小有所不同而已。

元代畿辅为中书省直辖之地，“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

”[3]明代则为京师，“京师，《禹贡》冀兖豫三州之域，元直隶中书省。

……北至宣府（外为边地），东至辽海（与山东界），南至东明（与山东、河南界），西至阜平（与山西界）。

”[4]清代为“直隶”，“《禹贡》冀兖二州之域，明为北京，置北平布政使司、万全都指挥使司。

清顺治初定鼎京师，为直隶省。

”[5]在清代，畿辅又是直隶省的别称。

而明清时期人们所谓的“畿辅水利”，往往指海河流域的水利。

[6]水利一词较早见于战国末期问世的《吕氏春秋》中的《孝行览・慎人》篇，但它所讲的“取水利”系指捕鱼之利。

约公元前104—前91年，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成《史记》，其中的《河渠书》是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

该书记述了从大禹治水到汉武帝黄河瓠子堵口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系列治河防洪、开渠通航和引水灌溉的史实之后，感叹道：“甚哉水之利害也”。

并指出：“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

”[7]从此，水利一词就具有防洪、灌溉、航运等除害兴利的含义。

以后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水利的内涵不断充实扩大。

但是，水利的含义仍主要是防洪、灌溉、航运三方面。

而所谓水利营田，是指对水充分利用，引水灌溉，并防治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

而元明清时期所说的水利营田，所营之田主要是水田。

元代最早提出畿辅水利主张的是虞集。

元泰定年间（公元1324—1327年），翰林学士虞集认为：“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濒青齐，萑苇之场也。

海潮日至，淤为沃壤。

”因而主张“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

”[8]采取招募垦荒的方式，鼓励愿意做官的富民以开荒为建功得官的资本。

每个富民因手下掌握的农人数目不同而授予不同面积的荒地，并分别授为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等职。

二年之内国家不征税，第三年根据收成情况和土地的优劣确定征收税额。

五年后如有积蓄，就正式授给官职；十年后则颁发符印，子孙可以世袭为官。

虞集认为这种屯田方式有几个好处：一是可以利用屯田的农民“近卫京师，外御岛夷”；二是可以减少漕运量，“以纾疲民”；三是可以“遂富民得官之志，而获其用”；四是可以使“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

[9]虞集的主张在当时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以为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矣。

”[10]他的主张没能付诸实施。

三十年后，元末丞相脱脱采纳了这一建议。

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南方农民起义蜂起云涌，海漕两运中断，为了解决京师的需要，他建议发展北方水田，“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得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而京师足食。

”[11]于是他亲自主持大司农司，拨发牛具、农器、谷种和贷款，又计划从江浙、淮东召募善于种植水田和修筑围岸的技师各一千人，每人给钞十锭，一年后允许返回原籍。

在他的大力推行下，“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今临榆县），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治密云）、顺州（治顺义），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岁乃大稔”。

[12]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十二月又在保定、河间、武清、景县、蓟县设四处大兵农司，推进水利营田。

但是，元朝迅即灭亡，畿辅水利营田并未能取得较大成绩。

明代中期，随着国家军事、经济方面的需要，每年从南方漕运到北方的漕粮不下四百万石，而北方的海河流域水涝灾害也较以前频繁。

在这种情况下，兴修水利，发展北方水田的主张又重新被提出来。

弘治时，大学士丘浚作《大学衍义补》，提出在地势平衍的京畿一带，开沟挖河，兴修畿辅水利，“莫若少仿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为主，又随地势各为大沟，广一丈以上者以达于河；又各随地势开小沟，广四尺以上者达于大沟；又各随地势开细沟，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达于小沟。

”其经理办法，“其大沟则官府为之，小沟则合有田者共为之，细沟则人各自为之于其田。

每岁二月以后，官府遣人督其开挑，而又时常巡视，不使淤塞。

”这样，“纵有霖雨，不能为害矣”。

[13]在京东沿海一带，他建议推广虞集的屯田主张，派出得力大臣进行考察，然后进行招募屯垦，“随宜相势，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职，一如虞集之策。

”[14]继丘浚之后，万历年间的徐贞明也提出兴修畿辅水利，开垦水田，并付诸实施，取得了一定成绩。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任工科给事中的徐贞明上疏神宗，要求采纳虞集发展畿辅水利的主张，改变京师仰食东南的不正常状况。

他认为，如果北方有一石粮食的收获，就可以节省南方几石的漕运量，如果能持续发展下去，“东南民力庶几再苏。

”[15]所以他主张兴修北方水利，发展北方水田。

而北方水利的兴修，首先应从京东开始，然后推广到畿内，进而整个西北，以此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减轻东南重赋之苦。

后来，徐贞明又著《潞水客谈》，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论证北方兴修水利的14条好处，驳斥反对意见，提出具体办法。

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九月，徐贞明被任命为尚宝寺少卿，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前往京东各地实施水利营田，第二年便在京东永平府（治今河北卢龙县）垦田三万九千余亩。

[16]正当他履勘海河流域各河，准备推广之时，却受到北方占有大片土地的大官僚的反对，徐贞明被劾罢官，畿辅水利营田计划中途夭折。

继徐贞明之后，明后期主张畿辅水利营田的有汪应蛟、左光斗、卢观象、张慎言、董应举等人。

万历二十六年到三十年（公元1598—1602年）几年间，天津巡抚都御史汪应蛟在天津葛沽、何家圈、双沟、白塘等地“令防海军丁屯种，人授田四亩，共种五千余亩，水稻二千亩，收多。

”[17]汪应蛟所主持开垦的水田形式大致是，一面滨河，三面开渠，与河水相通，四面筑堤以防水涝，中间多开沟渠，纵横交错。

这是一种典型的围田模式，利用海河潮汐的特点，涨潮时引水灌溉，退潮时排出尾水，循环往复，降低土壤盐分。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改任保定巡抚都御史的汪应蛟，上疏建议推广水利屯田，设想在天津开垦七千顷水田，每年收谷二百万石，可抵当时漕运量的一半，不久他又把开垦水田的主张扩大到整个北直隶（北直隶指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即畿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