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和谐追求_赖正和
《东坡易传》与苏轼的道家政治观
《东坡易传》与苏轼的道家政治观苏轼是宋朝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诗人，也是一位重视正统儒家传统的政治家。
他的政治观念受到了“东坡易传”的影响，他被称为“东坡宗室”。
《东坡易传》是一部以荆楚儒家、佛教和道家思想为主的散文集。
《东坡易传》的政治思想聚焦于“政令”的理论，呼吁“克己复礼”。
它强调，人们应当自我严格，接受上级的管理，尊重先祖和礼仪，从而保持社会秩序。
此外，《东坡易传》中还有一些思想，如“天道不公”、“地理不平”，说明了社会不公正的现象。
苏轼的道家政治观受到了《东坡易传》的影响，他坚持“克己复礼”，严格要求自己尊重先祖和礼仪，并尽量避免让政治和道德被破坏。
他相信宋朝政府应该把“克己复礼”作为政策实施，并企图在政治上重新实现一种完整的道德秩序。
同时，他也认为当时宋朝社会中存在种种不公正的现象，这是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总之，苏轼的道家政治观尊重传统，强调礼仪，追求和谐，反对不公正，旨在实现一种完整的道德秩序。
苏轼同时深切注意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他认为以官僚专制统治的宋朝时期，土地改革、税制宽松和严厉惩罚犯罪都是解决宋朝政治困局的重要措施。
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建立“天听”政府机构，对于那些扰乱官僚秩序的大臣们，他建议取消他们的官职，以及加强监管。
这些都是苏轼力图促进社会公正和秩序的方式。
苏轼提倡的道家政治观点，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强调“克己复礼”和尊重礼仪的教义仍被追求，反对不公正的思想仍然对现今的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他的道家政治观鼓励人们把社会和谐放在首位，以及在政治上追求公平正义，是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思想，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
苏轼关于道家政治观的见解也受到了现代一些著名政治学家的欣赏。
他的想法在许多国家也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因此现代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对他的思想有着肯定的态度。
例如，卢梭和罗宾汉等人都引用苏轼的观点和文章，并赞同“克己复礼”的主张，认为这是把社会变得和谐和平的重要方法。
苏轼人生观的文化解析
苏轼人生观的文化解析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安徽宿州（今安徽宿县）人，唐
末宋初伟大文学家、乐府大家。
作品涉猎广泛，充满奔放的思想，是与欧阳修、辛弃疾并
称的“唐宋四大家”。
苏轼的人生观让怀疑和挑战的气息，朴素而又勇敢的追求无欲无求的最终目的，矛盾
与顽强的对立、激情与坚定的融合，是他跃然纸上的思想源泉。
苏轼以自由和质朴为他人生观的核心理论，在他们理解处被拉升到新的水平。
他深信，自由、质朴、灵性、共产主义四者是并服的，是一个兼容的哲学。
他的人生观考虑的不只
是感官生活，而是一种全面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解析。
苏轼把自己的人生观看作是一种“境界”，任何行动都有其影响。
他提倡的，是一种
超越社会、宗教、精神及道德的智力观点。
他曾说：“今日之头，吾言贵之，因以释放自由。
” 他认为个人自由应该兼顾他人自由和弘扬人伦，不能仅仅依靠个人感情。
另一方面，苏轼对追求创新有着独特的看法。
他把自己的创新思想比作水流循环，
“江水入海水无穷，源流不尽，而终归大海”在他看来，就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方法：追根
溯源，将智慧发挥到极致。
苏轼也主张，在创新的过程中，要能给予和释放那些深藏的思想，成就大志。
从上面可以看出，苏轼的人生观坚持用自由、质朴与灵性来解析生活，追求勇敢的创新，体现一种释放人性智慧的境界。
他把心中想当然的思想融入文字之中，并因此诞生了
许多经典的作品。
在苏轼的文学中，人们不但可以感受他对生活、社会和创新的独立思考，还可以从其中感受到一种超越肤浅社会约束的全新思想。
熙宁元丰年间苏轼的政论
熙宁元丰年间苏轼的政论
熙宁元丰年间，苏轼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化名流和政治家，曾在他的政论作品中表达了许多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看法。
苏轼在他的政论中强调了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呼吁官员们以人民福利为中心。
他认为，官员应该关注这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仅仅追求自己的利益。
苏轼也对天灾和社会不公问题提出了有力的批评。
他指出，官员们应该为普通百姓的生计和福祉负责，而不是让他们在灾难和贫困中挣扎。
他呼吁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
此外，苏轼还关注了财政和经济问题。
他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如调整税制和减轻农民的负担，以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
总的来说，苏轼在熙宁元丰年间的政论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和建议，这些观点和建议对于当时的社会和今天的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1 -。
文豪苏东坡的政治理念
了 有 损 民心 的行 政 指 令 。正 是 出于 对 百 姓 的 关 爱 和 为 官
的 责 任 感 ， 坡 才 会 了解 到 百 姓 的 不 满 ， 将 情 况 如 实 向 东 并
“ 东坡 是 一 个 充 满 激 情 充 满 诗 意 的人 ， 是 一 个 极 富 又 理 性 精 神 的 人 ” 。 坡 的 求 实 精 神 是其 理 性 精 神 的 重 要 【 东 １
一
合 污 ，而 且 理 直 气 壮 地 使 用 自己作 为地 方 官 或 者 朝 廷 谏
官 的 权 力 ， 具 体 的地 方 行 政 举措 或 上 书 直 言 的形 式 。 用 与 官 场 恶 习 斗 争 。 抗 争 的 目的 ， 为 了百 姓 的安 居 乐 业 和 他 是 国家政权的稳定 。
理 论 和 政 治 措 施 便 显 得 更 加 难 能 可 贵 。而 东 坡 在 北 宋 中 期 那 个 政 治 飘 摇 的 时代 ． 以说 是 求 实作 风 的 代 表 之 一 。 可 他 的求 实 精 神 ， 现 在 政 论 与 政 务 中 ， 重 视 调 查 见 闻 、 体 如 反 对 冒险 主 义 。 以下 试 分 点 略论 之 。
坡 的反 击 简 单 、 有力 而 沉 重 ．未 及 乐 成 ， 怨 已起 矣 ” “ 而 。当
民怨 不 可 平 息 之 时 ， 是 统 治者 覆 灭 之 时 。因 此 ， 坡 提 便 东
倡 “ 相 因则 事 易成 ， 有 渐 则 民不 惊 。 ” 法 事
以 上 言 行 。 现 了东 坡 政 治 理 念 中的 求 实 精 神 。 他 体 是 留 给 后 人 的 诸 多 精 神 遗 产 之 一 。 坡 求 实 精神 的 出 发点 ， 东
浅谈苏轼的思想及其对作品的影响
苏轼，字子瞻，号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
苏轼一生经历了宦海沉浮，既屡受打击又名满天下。
进退出处、贵贱穷皆无滞于心，成就的辉煌业绩，与他自身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本文就苏轼思想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构成苏轼思想的主要有儒、佛、道三家思想，在他坎坷的一生和创作中，都对其起到了指导作用。
苏轼自幼就研读儒家经典，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他以修身为出发点，进而实现齐家平天下的伟业。
少时的苏轼就“奋厉有当世志”，二十六岁登上政治舞台，面对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苏轼大胆提出一系列的措施，用来匡时救弊。
他做事从不“随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见解来决定自己的言语行动。
在苏轼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济世精神,这一点在《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借用汉代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的典故表示自己渴望得到重用,到边疆抗敌、建立功业的雄心壮志。
苏轼出任地方官时，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猛力抨击北宋“苛政猛于虎”，说北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他质问“百姓何由安生？”（均见《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他主张对内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使“百官之众，四海之广”，“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决壅蔽》）。
除了诗词以外，苏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积极倡导现实主义文风，苏轼主张诗文要有为而作，文章要有内在的思想，反对没有现实内容的只讲究形式的空洞诗文。
儒家积极用世精神成为苏轼思想的一部分，并一度影响着苏词的创作。
苏轼在不断流放过程中，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
1101年苏轼从岭南北返回朝，苏轼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中写道：“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桴意，初识轩辕奏乐声。
第十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 中国文化心灵 ” 中的“ 和定力 ” ， 出苏轼的“ 》提 文
化心灵” 是以和顺 、 调和 、 应和等内容为灵魂的 ， 并 深入分析了其“ 文化心灵 ” 的六个 方面的特质 ， 认 为具备这种心灵 ， 以德润天下 ， 可 心和万物 、 身历 万难。 其观点与论述角度具有启发性。 刘清泉 、 王 晋川《 谈苏轼 的和谐博弈观》从弈棋 “ ， 小道” 切入
看苏轼 的和谐 思想 ， 为苏轼的《 认 观棋》 弈观是 博
和谐娱乐 ， 人际博弈观是和谐相处 ， 政治博弈观是
和谐竞争 ， 文艺博弈观是和谐发展。 高纯林《东坡 （ 易传 ） 的和谐思想之初探》吴洪生《 东坡易传 ） 、 （ 的 和谐思想》两文 ，都侧重于苏轼代表性哲学著作
《 东坡易传》 体现的和谐 思想之探讨 ， 并结合苏轼 的哲学 、 文化 、 政治思想与人生观念 ， 分析 了《 东 （
格品质。 李新《 论苏轼对于传统儒家和谐理念 的践 行》 分析了苏轼践行儒家仁者爱人 、 ， 济世为人 、 爱
物同人 的思想观念 ， 实现 了与亲人 、 与社会 、 自 与
然的和谐相处。 李宗昌《 一个和睦家庭成就了旷世 奇才苏东坡》 考察 了苏轼成为旷世奇才与其家庭 ，
和睦的内在联系 ， 提出和谐社会的建设 ， 需要造就 千千万万个和睦家庭 ， 这是古今共同的启示 。 颜正
究， 并为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
在苏轼和谐理念 的理论探讨层面 ， 陈粥《 试探 苏轼和谐理念 的内涵》从“ ， 天人和谐”人际和谐” “ “ 身心和谐 ” 三个方面探讨了苏轼和谐思想 的基本
内涵 。 杨胜宽《 “ 的人生观念看苏轼的社会和 从 乐”
苏东坡的人生哲学与价值观研究
苏东坡的人生哲学与价值观研究苏东坡（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政治家、书法家。
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之一，也是一位深具思想的哲学家。
苏东坡的人生哲学与价值观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
本文将对苏东坡的人生哲学与价值观进行研究，探讨其对个人、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启示。
一、自我价值与人生追求苏东坡的人生哲学核心是对自我价值的探索和对人生目标的追求。
他认为，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才华和价值，应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
他坚持以自己的才能为依托，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苏东坡具有极高的自我意识和自信，他用独立自主的思考和行动去塑造自己的人生，不受他人评价和社会观念的束缚。
二、知行合一与实践主义苏东坡主张知行合一，即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
在文学创作中，苏东坡坚持“以事论志”的原则，将个人的思想和观点融入到作品中，使其更具有真实性和感染力。
苏东坡注重实践的同时，也注重思考和反思，以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三、坚守正义与慎独守真苏东坡非常注重正义和诚实，他对待政治和社会问题始终秉持公正的态度。
他主张要有“天下为公”的胸怀，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苏东坡还强调个人的内心追求和精神境界，他主张慎独守真，坚守真理、正直和操守，以求达到个人的清高和境界。
四、乐观向上与豁达胸怀苏东坡积极向上，对人生充满了乐观的态度。
他在遭遇挫折和困境时，不气馁不放弃，坚持希望与积极的心态。
苏东坡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他的这种豁达胸怀成为人们学习和追求的榜样，鼓舞着后人积极面对生活的挑战。
五、人文精神与艺术追求苏东坡崇尚人文精神和艺术追求。
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化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张以情感表达和人文关怀来塑造作品的魅力。
苏东坡的文学才华和艺术追求不仅在当时影响深远，也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他的人文精神和艺术追求带给人们启示，使他们更加关注人性和内心世界的感悟。
论苏东坡的政治理念与文化偏好
论苏东坡的政治理念与文化偏好引言苏东坡（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和文化名人。
他的政治理念和对文化的偏好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着重探讨苏东坡的政治理念和他在文化方面所展现的偏好。
政治理念苏东坡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政治家。
他认为国家的兴衰与人才有关，并提出了“吾之志非外一朝之功也，传世也”的观点。
他主张正确地管理国家事务，以实现国家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同时，苏东坡注重民生问题，提倡减轻赋税、积极救灾等措施，以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
此外，苏东坡还强调执政者应具备良好品德和聪明智慧，并重视为官清廉、公正廉洁的原则。
他主张“以群众之意办事”，并鼓励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以实现良好的治理。
他通过这些政治理念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并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偏好苏东坡是一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他对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有很高的欣赏和造诣。
他在文学方面创作了大量作品，如《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这些作品传世至今，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在书法方面，苏东坡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
他以著名的《黄州寒食诗帖》等作品展示了其精湛的书法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此外，苏东坡也对绘画颇感兴趣。
他喜欢山水画，并与其他画家相互交流并合作创作。
他通过自己的绘画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人生境界追求的渴望。
影响和评价苏东坡不仅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在文化方面也影响深远。
他提倡文风雅正，注重文学的真实和情感表达。
他的文学作品和艺术成就对后世文人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苏东坡的政治理念上，他的追求为后世政治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他倡导廉政、努力奉公，这些观点对当代政治制度建设仍具有积极意义。
总之，苏东坡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化名人和政治家，他的政治理念和文化偏好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以及对国家和民众的关心与支持，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论苏轼的政治态度和人生哲学
论苏轼的政治态度和人生哲学苏轼，号东坡居士。
他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对苏轼的文学创作影响较大.而母亲程氏知书达理、深明大义，自幼教苏轼读书,曾用东汉范谤反对宦官专权误国的事迹激励儿子,使他从小“奋励有当世志"，这对苏轼的政治态度有着很大的影响。
苏轼在宋神宗嘉佑三年参加考试中第，而后参加科举考试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三年期满还朝，经学士院考试授直史馆,直至父亲病逝京师，苏轼与其弟扶柩返家守丧.这段时间苏轼写下了不少文章表达其政治改革思想，其政治观点精髓在于“以民为本”。
他认为当时国家形势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主张“补偏救弊”、“宣故呐新”，并提出一整套的改革措施。
苏轼提倡改革，却又不想引起剧烈的社会变动，甚至还天真地希望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和道德完善来实现，这其实就是“以民为本，为民着想"。
他反对骤变，提倡渐变，主张稳健的改革。
如此便是在考虑百姓民众的接受能力，人民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来进行无数的创造，统治阶级作为决策者和领导者往往看不到底层民众的情况，为了更好地统治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样受伤的便是人民大众,他们要不断的变化去适应统治阶级，有时候甚至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苏轼深刻的考虑到了人民的情况，实为当时人民之福祉。
但是独臂难挡众拳,王安石的变法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当时神宗向苏轼征求意见时,苏轼体现了他另一个人格魅力，刚直不阿的他一再反对变法，可这些并没有得到支持。
于是，苏轼自请外调，走访多地。
在苏轼外调期间,他开始了词的创作，这是这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的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入狱，经过五个月的折腾，苏轼被贬谪至黄州。
1072-1074这几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目睹了百姓在繁重的差役赋税和各种自然灾害等多重压力下的痛苦生活，于是写下了不少反映人民痛苦的诗歌，表达了与民同忧之情和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
苏轼故事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
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
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
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
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
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
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
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
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
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
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
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1、针锋相对苏东坡被贬黄州后，一居数年。
一天傍晚，他和好友佛印和尚泛舟长江。
正举杯畅饮间，苏东坡忽然用手往江岸一指，笑而不语。
佛印顺势望去，只见一条黄狗正在啃骨头，顿有所悟，随将自己手中题有苏东坡诗句的扇子抛入水中。
两人面面相觑，不禁大笑起来。
原来，这是一副哑联。
苏东坡的上联是：狗啃河上（和尚）骨。
佛印的下联是：水流东坡尸（东坡诗）。
2、旁敲侧击一日中午，苏东坡去拜访佛印。
佛印正忙着做菜，刚把煮好的鱼端上桌，就听到小和尚禀报：东坡居士来访。
佛印怕把吃鱼的秘密暴露，情急生智，把鱼扣在一口磬中，便急忙出门迎接客人。
两人同至禅房喝茶，苏东坡喝茶时，闻到阵阵鱼香，又见到桌上反扣的磬，心中有数了。
因为磬是和尚做佛事用的一种打击乐器，平日都是口朝上，今日反扣着，必有蹊跷。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和谐追求赖正和（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四川乐山614000）摘要：文章从苏东坡政治主张的提出、苏东坡先后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争、苏东坡践行他的政治主张的作为等几方面，论述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和谐追求。
关键词：苏东坡；政治主张；和谐追求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66（2012）02-0005-05一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建立和谐社会，生产力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人民生活才能改善。
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但首要的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要建立和维系和谐关系。
《荀子·王制》：“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履舟。
’”[1]79这段话形象生动地表明了统洽者与人民建立和维系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而建立和维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关键则是恰当而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
如果统治者大肆聚敛，超过人民承受的极限，就会破坏和谐关系，为求生存的人民就会揭竿反抗，最终推翻统治者。
纵观中外历史，无一能够逃脱这一社会法则。
我们明智的前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社会真理。
孔子回答子张“何谓惠而不费”的问题时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2]170（把人民应有的利益赐给他们，这不就是施恩而不浪费么？）可见孔子是主张利民的。
赵国武灵王告诫公子成“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他把“利民”强调为治国之本。
荀子批评成侯、嗣公是“聚敛计数之君”，指出聚敛者“筐筐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谧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侍也”，“王者富民”[1]80。
荀子把富不富民提高到亡不亡国的高度来认识，认定聚敛者“亡”，富民者“王”。
唐太宗告诫待臣“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刻民以奉君，犹制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费广而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3]431唐太宗用“制肉充饥”这样生动形象的比喻讲明了统治者不能“刻民”的深刻道理。
苏东坡“初好贾谊、陆贄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比冠，学通经史”[4]1126，1117。
贾谊、陆贽分别为西汉、唐代政论家，都曾联系现实提出治国安邦之大计，陆贽在担任宰相期间，明确主张废除两税以外的一切苛敛，减轻人民的负担。
在经史及贾、陆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苏东坡，深知“民者，国之本”[5]133，自然懂得建立和维系统治者与人民和谐关系的重要性，懂得维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关键收稿日期：2011-09-07作者简介：赖正和（1937-）男，四川眉山人，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Leshan Teachers College第27卷第2期2012年2月Vol．27,No．2Feb ．2012在于利民，而切忌刻民。
二苏东坡22岁时参加进士考试作了《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政论文虽然仅有六七百字，却阐明了他终身坚持不渝至死也不放弃的政治主张的核心和根本。
这核心和根本是什么？就是“爱民”“忧民”“广恩”“慎刑”这八个字。
爱民、忧民是其政治主张的发源点，广恩、慎刑则是其政治主张的大原则总框架。
这八个字就是苏东坡为建立、维系统治者与人民和谐关系的制胜法宝。
苏东坡后来提出并坚持践行的政治主张，就都是由这八个字生发开来的。
苏东坡26岁时参加制科考试，进了《策》《论》各25篇，作了《御试制科策》，后来在凤翔签判任上又作了《思政论》，这些策、论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和主张，内容十分广泛全面，涵盖经济、财政、吏制、民政、军事、外事、高层统治集团的整顿等诸多方面。
在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方面，他认为最高统治者富有四海，不应该与人民“净于锥刀之末”，应该“其与民也，优；其取利也，缓。
”他说古之圣人不得已而向人民索取，也“时有所置”（置：搁置，停下来）。
他批评现实说:“古之设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设官者，求以胜民。
”本来征收赋税有固定的时间，现在却要提前征收；本来有固定的征收数量，官吏却以多征收为能。
天地之间有可取之利，无不留给官府而禁止小民去取。
现在是“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5]255。
“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
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
”[5]255他主张：“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
”而把利让给人民[5]135。
他严厉地指出：“毒莫深于夺民利。
”[5]286因此可以断言：真正按照苏东坡让利于民的主张去做，无疑完全可以在赵宋王朝统治下，建立和维系统治者与人民之间一定程度上的和谐关系。
三苏东坡34岁时服父丧满回到京师，正遇王安石在宋神宗强有力的支持下紧锣密鼓地进行变法。
对于王安石变法，自宋至今褒贬不一。
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邓广铭先生是极其推崇、赞赏王安石的，曾经“三写王安石”。
他说:“王安石的政治改革，规模宏阔，所涉及范围，既广且深，但其最为核心的问题却在于‘理财’。
”[6]110邵先生一语中的！王安石变法的核心问题原来就是理财。
何谓理财？拿王安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7]406。
用现代语来说，就是统治者依靠天下的劳动力生产天下的财富；统治者攫取天下的财富供给治理天下的统治者花费。
王安石认为前世统治者理财就是如此，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他竭力推行的新法便多以理财为目的。
邓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专谈王安石推行新法的第四章中，就认定王安石推行的几项主要新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祛、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是理财的新法。
由于这些新法的施行，天下财富滚滚而来，涌入朝廷。
神宗朝有两笔原来没有的巨额支出：1.熙宁三年（1070）开始给原本没有薪金的“吏”发薪金，仅熙宁六年（1073）发给吏的薪金就多达110.32余万缗①。
2.元丰四年组织五路兵马进攻西夏，耗去巨额军费。
这两笔巨额费用支出后，北宋政府还积累了巨额钱粮。
元丰八年（1085），苏东坡说，施行免役法十六七年后，光免役宽剩钱一项就积累了“三千余万贯石”[5]768。
元祐元年（1086），全国各州县积累的钱粮多达“数十百万巨”，如全归户部作为经费，够支用20年②。
该年任户部尚书的李常报告说：光常平、坊场、免役积剩钱，就有5 000余万贯“散在天下州县”③。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知枢密院事的安熹回忆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
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
”④由此看，王安石通过变法富国的目的确实实现了。
然而人民富没富呢？没有!不仅没有富，反而更穷了。
元祐四年（1089）至六年（1091），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向朝廷反映的种种情况足可说明这一点。
他在《缴进应诏所论四事状》中说:“浙中州县市井人烟，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
”[5]903为什么二十年间人口减少一半多？除了饿死（因灾荒）、病死，多半是为了躲避官府催收积欠，不得不举家逃亡了。
何谓积欠？就是一年一年积累下来的百姓欠官府的钱。
苏东坡在《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中说：江浙一带“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盐税之债，田宅在官（已折价纳官），房廊倾斜，商贾不行，市井萧然。
”[5]1402后来他在《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中也说：昔日号称无人可比的大姓富户，“皆为市易所破，十无一二矣。
其余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积欠。
”[5]957据苏东坡统计，经多年“鞭答督催”后，杭州百姓因朝廷推行新的盐法而积欠官盐钱的还有445户，仅从熙宁四年（1071）至元丰八年（1085）积欠的官盐钱就多达50300多贯；仅熙宁年间百姓积欠官酒钱的就有1433户，到元祐五年(1090）还有404户积欠官酒钱13400多贯；元丰四年，官府强行把残次丝绢派赊给百姓，经十几年“如捕寇盗”般催收后，还有282户百姓欠官丝绢钱8200余贯；因朝廷推行市易法而积欠市易官钱的百姓实在还不了钱，官府强行将其楼店屋产折价纳官，直至元祐五年（1090）还有112户因失去产业而久无所归[5]875-881。
自秦汉以来，江浙地区就是富庶的鱼米之乡，江浙百姓都如此穷苦，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苏东坡也曾说他“亲见两浙、凉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5]958。
由上述不难看出，经王安石变法之后，社会不是迈向了和谐，而是加剧了原来的不和谐。
社会的不和谐，必然导致生产力的下降，生产成果减少，使人民生活更加艰难困苦。
王安石推行新法不久，坚持民本思想的苏东坡便看出其要害在于敛取天下财富，看出施行新法的最终结果必然使各阶层人民都走向穷困而加剧社会矛盾。
于是，他“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不惧丢官乃至杀身，挺身而出，多次向神宗皇帝上书批评新法，揭露新法的聚敛实质，甚至质问神宗：“巨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与，抑富国与？”[5]305由此可知，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实质是富民不富民之政争。
王安石攫取天下财富是为“富国”。
对于富国，苏东坡并不反对；反对的是王安石的富国手段。
他早在参加制科考试时所作的《策》中，就提出了富国的两项主张：一是廉取，二是节用。
可见他们两个富国的途径、手段是大相径庭的。
走苏东坡的富国途径，既可富国，又不伤民。
对于富国、富民二者的关系，苏东坡主张“必先裕民而后裕国”⑤。
他对神宗皇帝说:“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5]305《论语·颜渊》记载：鲁哀公同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叫他恢复“彻法”，即按十分之一征收赋税。
鲁哀公说：“我现在按十分之二征收赋税都不够花销，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2]103仔细推究苏东坡引用有若的话，可以窥见他的观点：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应当让人民先富；统治者应当减少榨取。
这就是他对富民、富国二者关系的认识。
不难看出，苏东坡富民思想、主张如果得以实行的话，得到的结果必然与王安石变法的结果截然相反———人民的疾苦可以稍得缓解，其生产积极性可以稍微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矛盾尤其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可以稍有缓和，人民稍可安居乐业，也就是稍能推进社会和谐。
四苏东坡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上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富民的主张，一直没有被朝廷全面采用。
可是，他始终坚持自已的主张，并按照自已的主张去做，尽管时常碰壁。
元丰八年（1085）末至元祐初（1086），苏东坡与全面废除熙宁新法的司马光发生了役法之争。
司马光坚持废除雇役法而复行差役法；苏东坡力主保留雇役法而去其弊。
其时，司马光是门下侍郎，而苏东坡仅为礼部郎中（稍后为起居舍人），级别悬殊。
可苏东坡不顾官卑职小，在政事堂与司马光争论，竟致司马光“忿然”；苏东坡见司马光终不肯采纳他的建议，便数次上书请求罢免他的“详定役法差遣”，司马光“始怒，有逐公意矣”[4]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