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制度在中国的发展

专利制度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从新“长尾”和大规模协作两大方向来分析探讨下。

一、适合专利制度发展的新“长尾”
克里斯·安德森在他的《长尾理论》一书中用简单的“数量”和“品种”两个维度构成的坐标，阐述了只要满足1、制造它;2、传播它;3、帮助找到它这三个条件，就可以把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与新兴的小批量生产的特征全部概括进去，从而形成一条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长尾。

专利制度下的技术创新激励亦是如此。

中国在吸收了国外的专利制度基础上，又利用了专利费用减缓、“一步到位”的专利申请等特色方法大大降低了申请人的经济准入门槛，辅以专利制度的保护与公开，配合因特网作为知识传播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服务领域的不断膨胀的创新活动，形成了一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资源长尾。

所以才有了20多年来，中国专利申请数量保持着惊人的增长。

使更多的人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产权，形成一个鼓励科技进步，维护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创新发展。

从而真正做到科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和以人为本，使得申请人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推动了社会的创新与发展。

专利申请门槛的降低恰恰反衬了知识创造的不易。

由于专利技术具有信息化特征，使得侵权者复制的成本趋近于零，同时它兼备创新性和稀缺性，在同一时期很难找到替代品，如
果不加以保护，就会使侵权行为变得肆虐泛滥，研发成本与收益不对称，鲜有人愿意再创造产出，结果导致供给不足，不仅造成市场失灵，而且严重挫伤创新者的积极性。

所以，专利保护所确定的率先性和独占性的专利控制形式是对发明者所冒风险和智力投资的回报。

作为创新保护的“原动力”是专利制度与生俱来的特殊气质。

也是维系这条不断创新长尾的保障。

二、大规模协作环境下的专利创新
多年的积累，已经使中国成为“专利大国”，但是离“专利强国”还有一定的差距。

评价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高低，重要的是有效专利的拥有量，而不仅是发明专利的多少。

专利只有经历了从授权到应用、产业化等一系列过程的成功，才能称之为“创新”的有效专利。

专利制度本身是一个“舶来品”。

由于中国专利制度建立较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等方面的差距，怎样消化西方国家的百年精粹，在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语境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且寻求有效措施来缓解、调整和消除专利制度在我国的“排异”现象，寻求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知识密集型发展轨迹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严峻的问题。

因此，提升中国专利质量，探索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差异化专利制度，形成中国自有的高效创新体系尤为关键。

具体措施有：
合理利用国内外专利文献，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

其一，通过对专利文献这座宝库中所蕴藏的技术信息进行挖掘，人们可以了解世界各国以及企业的科技发展最新水平，预测高新技术发展趋势，分析潜在市场发展动态。

从而选择正确的技术创新方向和途径。

其二，有
效地配置资源，抬高技术创新的起点和水平，避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其三，尤其对于我国一些实力较弱、刚刚起步的企业来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他们迅速地进入该领域。

在开放的平台上协作创新。

被誉为台湾IT业“教父”的施振荣在《再造宏碁》中提出——采取与本土企业合资的方式是跨越东西方文化与商业壁垒，实现华人企业国际化的一条良好途径。

采取“专利联盟”的策略是在当前知识经济环境下，特别是中国入世后知识产权发展的一个新思路。

积极引进外资。

资本市场是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连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纽带。

离开了资本市场的支撑，技术创新将会困难重重。

随着中国的市场的不断开放，国际风险资本与信贷资本逐步注入，可以通过资源的超常规配置来激励创新和培育新兴产业。

建立一系列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和制度环境。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主要包括要素、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态势，以及政府与机遇等因子的组合。

这些因子共同形成一国产业的聚集，聚集越强越紧密，该国产业之竞争力越强。

所以，成功的创新要求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创新等方面得到有力的支持。

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应当在适合国情的基础上调动现有的优势，去弥补中国知识产权方面的劣势，弥补质量的劣势，提高市场竞争，巩固和完善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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