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关系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关系的实证研究摘要：从社会保障产生以来，人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待社会保障的经济作用。

事实上，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由于社会保障通过影响个人决策进而影响经济运行中的资本积累，它对经济发展势必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从整体上研究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是社会保障增长的单项原因。

关键词：社会保障：经济增长：因果检验长期以来。

在有关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

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到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同时期的主要流派都提出了相应的学术观点。

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社会保障水平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

社会保障支出属于财政支出的一部分，从一个比较静态的角度看，社会保障支出会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二是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的短期波动具有“自动稳定器”作用，它通过影响微观个体经济决策来影响经济运行中的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即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有推动(或限制)作用。

当国民经济过度繁荣时，减少社会保险支出会导致总需求下降，进而会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当国民经济出现萧条时，增加社会保险支出会导致总需求增加，进而起到降低失业率的作用，此后，随着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和深入，该理论也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默顿指出社会保障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保险机制，由于人力资本未来收益不确定且无法通过资本市场交易来分散风险，社会保障提供了一种经济机制，它可以将个人人力资本的回报看作是个人一生的劳动收入，是对个人一生收入的保险，从而刺激人力资本投资。

新增长理论从社会保障与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管理与人力资本3个方面，研究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可见，新增长理论为社会保障经济学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原因在于从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并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视角来考察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所得到的结论与从物质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所得到的结论截然不同。

一、文献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其在社会经济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一些关注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开始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工具引入到社会保障的相关研究之中。

但是，受到当时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以及政府财政巨额赤字和老龄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学者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影响的认识也出现了许多理解和分歧。

在国外，较早的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两者是否存在着相互的因果关系，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社会保障支出效应的差异，以及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主体决策的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不同学者在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上的判断各执一词，尚处于探索和探讨阶段。

例如，Sala-i-Martin(1996)通过研究美国、日本和欧洲五国的经济发展趋同情况，以及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占GDP的比例，分析了社会保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贡献，并认为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

Gupta等(2005)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的近40个低收入国家样本，考察这些国家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公共支出的构成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增加社会保障等转移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在国内，许多学者就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

穆怀中(2001)从国家福利和自保公助两种社保模式出发，运用相关性检验和直接回归方法分析了社会保障支出与GDP、国内储蓄、投资及私人消费之间的相关影响，证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均GDP增长呈现高度的正相关。

①董拥军和邱长溶(2007)指出，我国近十几年来的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幅度较大，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他们用协整分析方法对1989年至2003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对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关系，并且发现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②于长革(2007)利用C-D生产函数采用OLS方法，就1978-1998年的时间序列检验了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论认为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③张欣(2007)研究了社会保障支付对总需求和总供给变量的各种不同影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从理论和实证上说明了在经济萧条时的社会保障支出可以积极地增加有效需求，从而增加产出和就业水平，在非萧条时期可以通过正确设计社会保障制度将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和社会投资，从而促进长期的经济发展。

二、实证检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

1979-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

而据国外学者计算，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有11个国家和地区在长达25年的时间内，年均经济增速达到7％以上。

同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迅速。

统计数据显示，各种社会保险基金(主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收支水平和结余水平都显著增长。

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从1989年的153.6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0812.3亿元，增长了近70倍：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从1989年的120.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7887.8亿元，增长了近65倍：社会保险基金盈余从1989年的81.6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1236.6亿元，增长了近138倍。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们利用动态计量模型分析1989—2007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支出等时间序列数据一般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直接采用OLS回归分析方法就可能会产生“伪回归”的现象。

为此，根据动态计量模型的分析需要，以1989年为基期，利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减指数获得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社会保障支出的真实数据。

进一步地，本文对相关数据取自然对数，用来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同时这样的做法又不会改变原来时间序列的协整关系。

(一)相关变量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从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看，整个社会保障支出主要由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52伤与生育保险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社会优抚与社会救济等项目组成。

其中，后三项是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它与社会保险基金的总和构成了社会保障支出总额。

为了消除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支出时间序列可能出现的异方差现象，在不改变它们办整关系的前提下，我们对这两个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

初始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和社会保障支出(SS)数据，以及取对数后的lnGDP和lnSS数据参见表1。

我们首先对时间序列lnGDP和lnSS进行ADF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这种做法主要是用来说明这两组数据对数情况下是否是同阶单整的。

根据计算，结果显示对数化后的lnGDP和lnSS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经过一阶差分后的和则是平稳时问序列，所以二者都是单整序列。

(二)Granger因果检验在对既往研究结果的总结之中，我们发现不同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支出之间关系的判断并不相同：社会保障支出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而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多少，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数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等问题还有较大的争议。

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在两者是同阶单整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对两者做出格兰杰检验来确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从上面的检验结果可看出，对于检验的原假设“社会保障支出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我们拒绝它可能犯错误的概率为0.8754，这表明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社会保障支出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但是，至少在5％的置信水平下，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保障支出的Granger原因。

上面的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说明，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支出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即经济增长推动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三)模型的协整分析从以上因果检验可知，经济增长是社会保障支出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LnGDP是LnSS的Granger原因。

进而，我们用LnSS对LnGDP进行OLS回归，得到回归方程如下：lnsst=-12.308+1.7131nGDP+e(-13.542)(21.154)R2=0.963,F=447.472，其中括号里的数字是t值，是回归残差。

最后，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来检验拟合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一般来说，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就能够说明LnSS 和LnGDP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否则回归方程就是一个“伪回归”方程。

我们同样采用ADF检验法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的ADF值小于显著水平5％时的临界值。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表明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具有协整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实证分析的对象变量是社会保障支出(SS)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对数形式。

因此，我们得到的方程表示的是两个变量比例变化的关系，也是一种弹性关系。

也就是说，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增加1.7131个百分点。

三、结论以上的实证分析结论显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仅仅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即社会保障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是社会保障支出的Granger原因，并且二者之间的弹性系数达到了1.7131。

究其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保制度一直处于不断的改革之中。

在这个时期，政府在社保制度改革中还没有发挥应尽的主体作用，并且社保制度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

仅以养老保险为例，上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

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社会统筹由单位负担缴费。

目前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账户则由职工个人缴费，缴费比例为个人工资的8％。

在统账结合的制度确立以后，个人账户的资金被用于支付当期养老金，由此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空账”。

据统计，2004年我国养老保险“空账”为7400亿，到2009年这个数字上升为约1.3万亿。

郑秉文指出，“2009年中国养老金累计结余1.25万亿，五险累计结余1.93万亿，但中国养老金账户投资的收益率不到2％，面对高于收益率的CPI，形成了福利的巨大损失”。

上述这些原因最终造成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已经无法满足经济转型期各项经济社会改革的要求，成为制约相关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的“瓶颈”，自然也就谈不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