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中国经济高杠杆陷阱？
经济发展的使用注意事项避免常见陷阱的实用建议
经济发展的使用注意事项避免常见陷阱的实用建议经济发展的使用注意事项-避免常见陷阱的实用建议在当今全球化和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任何国家或地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家陷入经济陷阱，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为了避免这些常见的陷阱，以下是一些实用的建议。
第一，多元化经济。
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注意事项是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经济结构。
过度依赖某一个产业或资源将使经济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例如，过度依赖石油资源的国家在油价下跌时经济往往陷入困境。
因此，通过发展多种产业和培养多样化的经济基础，可以增强经济的韧性，降低风险。
其次，建立良好的基础设施。
良好的基础设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例如，高效的交通网络、现代化的通信设施以及可靠的电力供应都能吸引投资和促进商业活动。
因此，政府必须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并为此提供足够的预算。
此外，政府还应该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法规，吸引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第三，投资教育和技能培训。
教育和技能培训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劳动力素质至关重要。
具备良好的教育和技能的劳动力更具竞争力，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投资，并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培训机会，以确保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鼓励创新和科技进步。
创新和科技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政府应该制定有利于创新的政策，提供创业支持和鼓励科研投资。
此外，建立和加强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加速技术转移和商业化。
第五，稳定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应该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率和低的利率，并且制定长期的财政计划和政策，以确保经济的健康增长。
此外，政府还应该加强监管，避免金融风险和经济不均衡的出现。
第六，注重环境可持续性。
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结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政府应该加强环境管理和监管，并推动绿色技术和清洁能源的发展和应用。
中国民众经济体系的去杠杆化与风险防控
中国民众经济体系的去杠杆化与风险防控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民众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强。
然而，过去几年来，中国的经济体系也面临着去杠杆化和风险防控的挑战。
本文将探讨中国民众经济体系去杠杆化的原因、影响以及相应的风险防控策略。
一、中国民众经济体系的去杠杆化原因1.过度借贷近年来，中国社会对借贷的需求增加，大量民众通过贷款获得资金用于购买房产、投资等方面。
这种过度借贷导致了民众的债务水平迅速上升，形成高杠杆的经济体系。
2.房地产市场泡沫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长期以来存在着泡沫问题。
民众购买房屋的热情高涨，房价不断上涨，导致很多人为购房而增加债务，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体系的杠杆化。
3.金融创新与风险传导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例如，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出现为民众提供了更便捷的借贷渠道，但由于监管不足，一些平台存在着信用风险和违规经营等问题，加大了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
二、中国民众经济体系的去杠杆化的影响1.减少系统性风险去杠杆化可以减少经济系统中存在的过度债务风险，提高整体的防范风险能力。
通过控制债务增长速度，可以减少风险传导的可能性，避免出现金融危机。
2.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过度债务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去杠杆化可以通过降低债务水平，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减少债务负担，鼓励民众更多地进行实体经济投资，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
3.增加民众的经济稳定性经济去杠杆化可以减少债务负担，提高民众的经济稳定性。
过度债务可能导致债务违约，增加了个人和家庭面临的风险。
通过去杠杆化，民众可以减少债务压力，增加储蓄和投资，提高财务稳定性。
三、中国民众经济体系的风险防控策略1.加强金融监管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监管，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加大金融风险防控力度，防范金融风险的扩散和传染。
2.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债务违约和债务违约处置的程序和方式。
通过法律手段来约束民众借贷行为，降低债务违约的风险。
中国高杠杆的成因及治理
中国经济报告 2016年第3期金融与资本092FINANCE AND CAPITAL□王宇 杨娉中国高杠杆的成因及治理中国经济的高杠杆既是国际贸易增幅下降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结果王宇专栏高杠杆的主要表现1.企业部门杠杆率相对较高。
近年来，中国杠杆率水平持续上升，债务余额与GDP 之比从2007年的158%升至2014年的282%。
从部门结构看，企业部门高杠杆是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征。
根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1996-2014年，中国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对全社会实体部门杠杆率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6.8%、32.1%、12.1%和28.8%。
其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部门债务与GDP 之比从2007年的42%上升至2014年的55%左右；居民部门负债率从20%上升至约38%，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率则从72%上升至125%。
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率不仅高于国内其他经济部门，也高于发达国家82.8%的平均水平和经合组织国家90%的阈值。
从行业结构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产业链上游行业和预算软约束主体的债务水平增长尤其迅速。
产业链上游行业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国有大型企业的占比相对较高，对利率敏感性相对较差。
在应对危机过程中，这类企业的投资扩张更为明显。
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变化，传统上游产业已经成为信用风险相对较高的领域。
从新闻媒体不时披露的信托计划和信用债违约的项目来看，有不少涉及到钢贸、采矿和能源等传统上游产业；东部发达省份浙江、江苏等爆发的互联互保风险，其违约源头也有相当一部分源于上游产业。
2015年，负面信用事件爆发最多的前四个行业依次为采矿冶炼、房地产建设、石油化工和机械设备，分别占负面信用事件的29.7%、12.4%、10.3%和7.6%。
2.实体经济对流动性的吸收能力下降。
在资金的供给方面，虽然流动性持续宽松，但货币宽松转化为信用宽松的效率却不断下降。
去杠杆 实施方案
去杠杆实施方案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债务水平逐渐攀升，杠杆率过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了有效化解去杠杆风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去杠杆实施方案。
一、加强宏观调控，稳妥推进去杠杆在宏观政策方面，应当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严格控制信贷规模，遏制金融风险的进一步扩大，确保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二、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结构在金融领域，需要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结构，推动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加强风险管理，提高资本充足率和风险防范能力。
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加大对金融乱象和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三、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降低杠杆率在企业层面，应当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推动企业降低杠杆率，提高盈利能力。
同时，要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力度，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加强风险防范，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在风险防范方面，需要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建立健全的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和应对潜在风险，防止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传导，确保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
五、加大对外开放，优化外部环境在对外开放方面，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优化外部环境，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六、加强宣传教育，形成社会共识在社会层面，需要加强去杠杆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引导社会各界正确理解和支持去杠杆政策，形成社会共识，凝聚起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去杠杆工作的顺利实施。
综上所述，去杠杆实施方案需要从宏观政策、金融改革、企业改革、风险防范、对外开放和社会共识等多个方面综合施策，全面推动去杠杆工作的顺利实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希望相关部门和各界人士能够共同努力，积极落实去杠杆实施方案，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高杠杆的成因及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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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杠杆的成因及治理”
作者：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第04期
@ KiAile_Grizzly：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去杠杆定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在2016年的五大经济政策任务中，去杠杆位列首位。
不过迄今为止，去杠杆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高杠杆陷阱：因为很难接受短期调整的成本，不但宏观层面去杠杆的可能性很低，微观层面的资产重组也很难推进，金融体系转型更是无法一步到位。
我也看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个问题形成了三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判断杠杆率高低需要考虑金融结构和偿付能力等因素。
看国际比较，中国的M2/GDP比非常高，非金融部门债务/GDP比稍偏高，但债务集中的制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在下降。
第二，并非所有杠杆都是坏的，当然高杠杆的问题不仅包括违约风险，还包括负外部性。
近年来，国企加杠杆、民企去杠杆，而且民企的杠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利息备付率都要高于国企，民企的杠杆应该是好的杠杆。
第三，短期内不宜在宏观层面过度强调去杠杆，但应该在结构层面多花功夫。
应多发展股权融资，通过强化市场纪律让僵尸企业有序退出；同时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杆配合国企去杠杆。
我国高杠杆率的成因分析
我国高杠杆率的成因分析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高杠杆率已经成为了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深入分析高杠杆率的成因，找出根本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
本文将对我国高杠杆率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高杠杆率是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例如经济周期波动、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经济的发展存在周期性波动，每逢经济周期下行期，就会出现企业利润下降、债务违约等问题，导致企业杠杆率上升。
通货膨胀也会加剧企业债务负担，导致高杠杆率的问题。
解决对策：为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需要通过宏观调控、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等手段，来维护经济环境的稳定，减少企业的经营困难，降低企业债务负担，从而降低高杠杆率的风险。
二、金融市场的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对较晚，市场机制不够成熟，金融体系存在许多问题，这也是导致高杠杆率的原因之一。
金融市场存在着信用风险、利率风险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企业的杠杆率。
解决对策：政府需要加强金融监管，打破金融垄断，改善金融机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金融风险管理水平，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减少企业的融资难度，从而降低企业的杠杆率。
三、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也是高杠杆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企业可能长期存在盲目扩张、过度投资、过分依赖外部融资等问题，从而导致资产负债比率的升高，进而提高了企业的杠杆率。
解决对策：企业应该加强内部管理，降低盲目扩张、加大资产负债比率和杠杆率的控制。
同时加强内部融资渠道的建设，减少过度依赖外部融资，提高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降低企业的杠杆率。
四、宏观政策的影响宏观政策对我国高杠杆率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宏观政策方面，政府可能存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过度膨胀的信贷，企业的债务规模也随之增大。
解决对策：政府应该加强货币政策的调控，避免货币供应过度膨胀，控制信贷规模，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减少企业的债务规模，降低企业的杠杆率。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杠杆风险与防范策略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杠杆风险与防范策略作者：王捷来源：《学习月刊》 2019年第5期王捷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债务增速明显加快，长期通过过度负债来推动经济增长，导致总体宏观杠杆率大幅攀升，实体经济应对风险的能力大幅减弱。
为缓解高杠杆率对经济造成的危害，自2015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以降低宏观杠杆率，2017年，“去杠杆”首次被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并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
杠杆是用于衡量一国负债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国际通用的杠杆率计算方法是：杠杆率=总负债/GDP，宏观杠杆率是由政府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杠杆率以及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三部分组成。
本文用到的杠杆率数据均来自BIS（国际清算银行），旨在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来系统分析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点以及应对策略。
一、我国宏观杠杆率现状总体宏观杠杆率偏高。
一般来说，只要杠杆率上升幅度能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那么杠杆率提升就不是一件坏事，社会各部门通过加杠杆能有力地促进经济活动，长远而言对经济发展也是一件好事。
但若杠杆率的增长速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背离，那么杠杆率提升的过程也就是风险积累的过程，长此以往必然难以持续。
截至2017年底，我国总体宏观杠杆率为255.7%，接近发达国家杠杆率的均值水平，远超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杠杆率。
一国的抗风险能力是由其发展程度决定的。
目前发达国家人均GDP均超过3万美元，而我国刚刚越过9000美元，相较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我国的宏观杠杆率明显处于偏高水平，导致经济应对风险的能力大幅下降，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
政府部门加杠杆速度过快。
随着“四万亿投资”计划刺激经济的效果逐渐减弱，到2011年我国经济增速再度面临失速下滑的风险，基建投资成为拉动GDP的重要引擎。
2015年以前，地方政府不允许发行债券，政府举债主要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实现。
地方融资平台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可以通过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为基建项目筹集资金，其债务往往会得到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也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我国金融杠杆与股市存在问题的对策
我国金融杠杆与股市存在问题的对策1完善金融杠杆风险预警机制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发现其爆发的最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金融杠杆的监管机制问题，由于缺乏高效且及时地预警，才引发了金融风险并向全球席卷开来，对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均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冲击，该冲击效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且最为深刻的一次经济衰退，其持续时间颇久，部分地区甚至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出其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而作为首要部署的便是推动重大风险防范与化解。
而金融杠杆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需要合理地运用杠杆原理，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首先，逐渐完善经济杠杆的评估体系，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体系，毕竟国与国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须制定出符合我国情的金融杠杆风险评估体系和标准，而且我国不同地区情况也不一致，应该在风险识别、度量上给出相应的配套机制，切勿一成不变，这在风险化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健全金融杠杆的预警系统，需要实时维护，使其处在反应快捷、及时且信息处理系统畅通的良好状态，这是防范金融杠杆风险的重要前提保障，在构建金融杠杆信息系统时既需要强化对市场各个指标的监测与体系构建，又要求提供有力的信息平台以支持风险监管与预警。
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现阶段，可以运用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数据信息处理工具，为金融杠杆风险防控提供更加真实、准确的数据。
2推动股市改革，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影响股市稳定性的因素具有很多，既有宏观经济变量，又有微观主体的投资行为等等，但从根本上首先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股市环境。
从股市改革、制度建设以及监管方面逐一着手，努力打造良好股市运行环境。
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方面：2.1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一方面，需要对上市公司的准入机制进行完善。
对于提出上市申请的企业，必须进行严格审查，参考相关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做出合理选择，筛选出真正具有较大投资价值的企业，使其通过上市融资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也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成功规避“发展陷阱”
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成功规避“发展陷阱”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成功规避“发展陷阱”中国式现代化是指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融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情况，走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处之一就是能够规避“发展陷阱”。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首先，中国注重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意识到，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还需要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因此，中国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善民生、加强文化教育等，以确保人民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社会稳定得以维护。
同时，中国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次，中国重视创新和自主发展。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重自主创新和自主核心技术的发展。
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同时，中国也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人民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
通过创新和自主发展，中国能够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中国注重开放和合作。
中国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过程，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和合作。
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和交流，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提高自身的发展水平。
同时，中国还推动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治理和经济体系的建设，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通过开放和合作，中国能够规避经济封闭和孤立主义的陷阱，实现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处主要包括注重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重视创新和自主发展，以及注重开放和合作。
这些策略的有效执行使得中国能够避免“发展陷阱”，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中国成功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也为全球现代化进程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成功规避“发展陷阱”上文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成功规避“发展陷阱”的三个方面，即注重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重视创新和自主发展，以及注重开放和合作。
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高质量迈进!
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高质量迈进！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高质量迈进！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
然而，目前的挑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产业结构的升级。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如制造业和出口业。
但是，这种模式已经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资源的浪费。
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加快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变。
这意味着要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提高创新能力，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并通过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高新技术产业。
其次，要实现高收入，需要加强消费升级。
中国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
为了满足中产阶级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中国需要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提高消费品质和服务水平。
政府可以通过减税降费、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促进消费的增长。
此外，也需要进一步推动创新和创业，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多高品质、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再次，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关键。
中国需要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科技创新的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同时，要积极推动绿色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可以通过加强环境监管、推行清洁能源等措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最后，要实现高收入、高质量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途径。
需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强产权保护，优化经济结构，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同时，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吸引更多的外资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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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中国经济高杠杆陷阱？作者：黄益平来源：《财经界》2016年第10期短期内不宜在宏观层面过度强调去杠杆，但应该在结构层面多花功夫。
高杠杆几乎成为令普通大众谈虎色变的经济现象，可能要归功于莱恩哈特和罗格夫在2009年出版的畅销书《这次不一样》。
笔者系统地梳理了过去八百年来的金融危机，发现很多灾难都起源于借贷的高速扩张。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专家认为高杠杆率已经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风险因素。
最近英国《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非金融负债与GDP之比高达240%，虽然略低于1991年开始“失去的十年”之前日本的水平，但已经接近2006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水平。
麦肯锡发现中国的负债率在2007-2014年间提高了83个百分点，中国的杠杆率不但高而且还在快速上升，这确实令投资者和决策者担忧。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去杠杆确定为其重要政策目标之一，在2016年的五大经济政策任务中，去杠杆位列其首。
只不过迄今为止，去杠杆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在一定意义上似乎陷入了一个高杠杆陷阱：因为很难接受短期调整的成本，不但宏观层面去杠杆的可能性很低，微观层面的资产重组也很难推进，金融体系转型更是无法一步到位。
可惜的是，我们关于中国经济高杠杆运行机制的知识的储备非常少：中国的杠杆率到底高不高？高杠杆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怎样才能有效地去杠杆？对于这些关键问题，我们的认识往往很笼统甚至似是而非。
而知识储备不足，可能让实际经济部门无所适从或者盲目从事。
判断杠杆率高低，需要考虑金融结构和偿付能力等因素。
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M2/GDP比非常高，非金融部门债务/GDP比稍偏高，但债务集中的制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在下降。
并非所有杠杆都是坏的，当然高杠杆的问题不仅包括违约风险，还要看负外部性。
近年国企加杠杆、民企去杠杆，而且民企的杠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利息备付率都要高于国企，民企的杠杆应该是好的杠杆。
短期内不宜在宏观层面过度强调去杠杆，但应该在结构层面多花功夫。
多发展股权融资，通过强化市场纪律让僵尸企业有序退出，同时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杆配合国企去杠杆。
高杠杆、低杠杆？衡量杠杆率的指标有多种，最广义的指标是货币供应量与经济规模的比率（如M2/GDP），宏观讨论中用最常见的指标可能是非金融部门（包括政府、居民和非金融企业）负债与GDP的比率，而对微观分析更有意义的可能是资产负债率（负债/资产）或者资本负债率（负债/权益）。
虽然这些指标都有各自的重要意义，但如果讨论的是经济与金融风险，可能还是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最重要。
对任何债务来说，最大的风险当然是违约的风险。
2014年底中国M2/GDP之比为193%，这个比率远远超过了全球样本的平均水平63%，只有日本（240%）等少数国家的比率比中国更高一些。
英国是150%多一点，美国是90%，其它一些东亚国家如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都在140%附近。
这样看来中国的货币确实发得太多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施康和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在读博士生王立升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做了一个统计分析，他们发现人口结构、收入水平、贸易规模、政府规模、汇率制度等经济变量只能解释中国的M2/GDP比率的120%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国际经验推算，中国的M2/GDP比率中余下的60%属于“超发”。
但如果看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负担，结论又略有变化。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谭小芬发现，中国债务负担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但明显高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2015年6月中国非金融部门总信贷与GDP的比率是244%，与美国、欧元区和韩国差不多，低于日本，但高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
如果进一步分解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就会发现政府与居民的杠杆率并不高，非金融部门的负债其实主要集中在企业。
2015年6月，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相当于GDP的163%，远远高于同期美国的71%、日本的102%，韩国的105%和印度的50%。
这个发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永定和陆婷的结论是一致的。
但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到底有多严重？施康和王立升根据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计算了制造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他们发现，从1998年起中国制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是往下走的，从1998年的65%下降到2001年的60%以下和2007年的58%，之后再全球危机期间虽然信贷高速扩张，资产负债率却进一步下降到2013年的56%以下。
资产负债率下降，意味着股东权益（资本）在资产中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当然，如果看这个时期的所有非金融企业的数据，资产负债率还是缓步上升的，杠杆加得最快的是采矿业与建筑业。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讨论总结为以下几条发现：中国M2/GDP的比率已经处于全球高位。
非金融部门负债/GDP比在全球范围看属于偏高，明显高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但与多数高收入经济差不多。
非金融部门的负债其实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而不是政府和居民即便如此，制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
当然，所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稳步上升，按行业看，采矿和建筑是杠杆加得最快的行业。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的高杠杆率是否太高这个问题，答案并不是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楚的。
政策讨论中常用的判定方法可能有三个潜在的问题：第一，负债率在各国之间是否可比？若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负债便多。
中国的M2/GDP 比高于美国但低于日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金融格局决定的，不能简单地据此推论中国的杠杆率太高。
第二，负债应该跟GDP比还是应该跟资产比？债务是存量，而GDP是流量，这两个变量并不完全对应。
现在制造业企业负债相对GDP增加，但相对资产下降，结论就不太好下。
第三，2007年以后杠杆率快速上升是永久性的还是过渡性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令负债增加，但同时增长减速，杠杆率上升很正常。
我们在做经济决策时应该考虑这个特殊因素。
好杠杆、坏杠杆？我们提出判定杠杆率高低需要更为全面、具体、细致的信息，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存在高杠杆风险这个假设。
但我们确实需要对杠杆问题尤其是高杠杆危害形成更为客观的认识。
莱恩哈特和罗格夫发现一旦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从30%以下上升到90%以上，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就可能从4.1%暴跌到-0.1%。
不过，后来麻省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发现这两位经济学家可能算错了。
当然，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超过90%仍然可能拉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效果并非像莱恩哈特和罗格夫宣称的那么夸张，只是有进一步放缓。
公共债务/GDP比从30-90%上升到90%以上，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从2.8%回落到2.2%。
莱恩哈特和罗格夫对高杠杆危害的警告十分重要，但准确的量化分析也很关键。
说穿了，债务杠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组成元素。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杠杆率的合理区间，既能有效放大经济发展的机会，又不至于引发金融灾难，而判断债务风险的最佳因素应该是偿付能力或者违约风险。
但对于不同的经济和不同的部门，杠杆率的合理区间可能是不一样的。
从这一点看，施康和王立升对“好的杠杆”和“坏的杠杆”的区分就很有意义。
他们利用省级数据解释信贷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发现：凡是在民营企业在经济中份额比较高的省份，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
如果国有企业的份额高，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小。
从地区分布看：内陆地区企业的杠杆率最高，沿海地区企业次之，中部地区企业的杠杆率最低。
当然，简单地说民营经济的杠杆是“好杠杆”而国有经济的杠杆是“坏杠杆”，可能过于粗糙，但从平均水平看，似有一定道理。
把好坏杠杆与近年企业杠杆率的分化现象结合起来看，我们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前景产生更多的担忧。
谭小芬分析了Wind的2500余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从2003年到2007年，国企和民企的资本负债率水平非常接近，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移动。
但从2008年开始，两者的资本负债率发生了分化，看90分位数，国有企业的资本负债率从2007年的304%上升到2013年的350%，而同期民营企业的资本负债率则从292%下降到206%。
好的杠杆在降低，而坏的杠杆在上升，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在不断减弱。
既然国企的杠杆质量不如民企，是什么原因在支持国企加杠杆、民企去杠杆呢？1、产权歧视金融机构在配置信贷时偏好国有企业、歧视民营企业。
2、产业差异在重资产的资源类重工业，国企比较集中。
民企更多的是在轻工业，而且越来越多的转向服务业。
3、规模歧视中央财经大学的苟琴与其合作者的研究就发现，银行信贷配置中的产权歧视已经日益被规模歧视取代。
施康和王立升的研究也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在2013年，小规模的非国企的杠杆率远低于国企，但非国企的杠杆率随着规模的增加而提高，最大规模的国企、非国企的杠杆率的差别很小。
无论如何，债务风险主要来自于实际或者预期的偿付能力的变化。
因此，看杠杆率有没有问题，还是要分析回报率和资产负债表。
其中一个常用的指标是利息备付率，即息税前利润（EBIT）与利息费用之比。
这个比例越低，说明企业支付利息的困难越大，违约的概率就越高。
谭小芬对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全球危机以来民企的利息备付率一直高于国企；近年民企的利息备付率也已经显著下降；这两条同时明确无误地指向潜在的债务风险。
因此，我们在分析杠杆率问题时，看部门或个体的数据可能比看综合的数据更有意义，因为这样更容易识别主要风险源。
高杠杆率和低利息备付率主要集中内陆地区、重化工业和国有企业，这一类杠杆就是坏的杠杆。
而杠杆率相对较低但利息备付率相对较高的则主要是沿海地区、轻工业与服务业和民营企业，这一类杠杆就是好的杠杆。
去杠杆政策的目的应该是减少坏的杠杆、增加好的杠杆。
这个分类揭示了实施去杠杆政策的难度，不过绝大部分坏的杠杆的背后都是有政府担保的，也就是说坏杠杆降低效率、影响增长，但它们不见得马上会引发债务危机。
在国家真正放弃支持以前，国企（包括国有金融机构）实质上是可以跟政府并表的，起码政府会承担“剩余风险”的责任。
这可以为去杠杆政策赢得一点时间和空间。
王鹏飞认为高杠杆的风险并不仅仅局限于债务违约本身，更重要的可能反映在一系列的负外部性上：第一种负外部性就是过高的杠杆会导致资产的“恐慌式抛售”（Fire Sales）。
第二种负外部性是资产泡沫。
而第三种负外部性是信贷市场的多重均衡而可能导致的蝴蝶效应。
这些外部性的共同特点是借贷个人或机构不会或者无法考虑到，但它们却最容易引发整个金融部门的不稳定。
这类外部性问题只能尽量通过系统性风险分析与宏观审慎监管来克服。
去杠杆，加杠杆？既然存在杠杆过高的风险，去杠杆就义不容辞。
从理论上看，一个国家如果杠杆率太高，大概有六条化解的途径：1、加剧通胀2、压低利率3、增加税收4、加快增长5、违约破产6、外部援助这些途径落到实际操作层面，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