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经世之学及其意义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积极影响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周公及三代礼乐，乃后起儒学之先导，周礼制定之地洛邑成周，乃中国儒学之祖庭。
几千年来，为历代儒客尊崇。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影响深远。
儒学的经济学解释
儒学的经济学解释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涉及到道德、政治、社会等方面
的理论，也对经济学有着独特的解释和观点。
儒家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在于倡导“仁政”、“礼治”，强调社会和谐、人伦道德，提倡从人的立场出发来处理经济问题。
首先，儒家经济学强调“仁政”理念。
在儒家思想中，“仁”被视为一种道德品质，即仁爱、仁慈、仁德。
儒家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以仁爱和仁慈的态度来治理国家，通过公平正义的政策来保障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在经济领域，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注重公平分配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减少贫富差距，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
其次，儒家经济学倡导“礼治”观念。
儒家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应该遵循
一定的规范和规则，通过礼仪和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在经济活动中，这就要求商人和政府等各方都应该遵守规则，诚信经营，不得采取欺诈和不正当竞争的手段，维护市场的公平和诚信，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此外，儒家经济学强调“仁者爱财，知者惜财”的理念。
儒家经济学认为，人们
应该正确看待财富，不应该贪婪和铺张浪费，而应该注重节俭和勤俭持家，保持适度的财富观念，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
在经济活动中，这就要求人们应该以诚信经营，珍惜财富，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总的来说，儒家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在于倡导仁政、礼治，注重人的品德修养和
社会的和谐发展，强调经济活动应该遵循规范和规则，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稳定。
儒家经济学的观点和理念，为当代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也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指导。
经世致用简介
经世致用编辑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
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
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作品名称经世致用创作年代明清之际作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名称来源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目录1概述2简介3历史渊源4引用概述编辑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
《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
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
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思经世致用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
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
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
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
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
儒家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对后世的政治、教育、道德、家庭和社会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 政治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强调君主的仁德和贤能，主张以仁爱治国，强调统治者的德行和人民的道德修养。
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思想和政治理念的重要基石。
儒家的政治思想还对东亚地区的各国产生了影响，例如，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都受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
2. 教育影响：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教育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倡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实用教育。
儒家的教育思想重视培养人的品德和修养，注重培养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观念。
这种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广泛传承，并影响了中国教育体系的发展。
儒家的教育思想也对其他东亚国家的教育体系产生了影响，例如，朝鲜的儒学教育和日本的儒学教育都受到了儒家教育思想的影响。
3. 道德影响：儒家强调道德修养和人伦关系的重要性。
儒家的道德观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和社会责任感，强调道德行为的重要性。
儒家的道德思想对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观。
儒家的道德思想也影响了东亚其他国家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例如，日本的“礼义廉耻”思想和韩国的“忠孝”观念都与儒家道德思想有关。
4. 家庭和社会关系影响：儒家文化强调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主张以家庭为基础建立和谐的社会。
儒家的家庭观念强调孝道和家族的传承，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和责任感。
儒家的社会观念主张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重视社会的等级和秩序。
这种家庭观念和社会观念对中国社会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影响了东亚其他国家的家庭和社会关系。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儒家思想)
孔子之后儒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要说孟子了，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到了西汉，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之中。
儒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程颐、朱熹（他是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陆守仁、王阳明。
儒家的特征主要有五点：
一、以孔子为思想领袖。
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三、在思想上讲究“仁、义、礼”，形成了一种张力结构。
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即所谓“尽性知命”，这就是儒家的“性与天道之学”，认为应该“先修心再修身”。
到了五四时期，时人发愤于国之积弱，诟龟呼天。一批深受西学影响又急欲救亡图强的激进青年，以胡适、陈独秀为主，发起了一场中国近代以来反孔非儒的高潮“五四运动”。抱着“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姿态，否定了作为中华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
在“文革”时期，儒学遭到最惨重的打击。这场充满强烈政治目的色彩的“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的“文革”运动，使儒学历经空前的厄运。亿万人民（其中不乏文育工作者）高喊"打倒孔老二"的噪音充斥在中国的大地上，就这样使儒学乃至孔孟本人蒙上了不白之冤。
其影响一直绵延至今。经五四、文革后的儒家所有学说，似乎全是恶名昭著，不屑一提。甚至于一些人一听说是“儒学”、“孔孟之道”，就怒斥为“腐儒”、“孔老二”，神经紧张地似拉上弓弦的箭矢，不分青天红皂白大加诋毁。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
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
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
进入 20 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
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
儒家哲学思想主要内容
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二、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儒学先后有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儒学(包含宋明理学、宋明实学)、清朝实学。
儒学是中国古代宗法等级制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是当时的本质社会生活形态及其社会基本原则在哲学思想上的折射。
严格地讲儒学发源很早，可追忆至尧、舜，而周公是孔子十分尊敬的儒家贤人。
儒学重视人生问题、伦理道德问题，是对于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中人际关系和睦的学识，故儒学精于认识人生而疏于认识自然。
孔子的学说以伦理为重心，主张博爱。
其爱人有差等，并从亲亲做起。
孔子日：“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所以孔子的博爱是成立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亲亲”、“尊尊”两大原则之上的。
孔子倡议“修己以安百姓”之学，既要搞好自己的修身，又要搞好济世之事功，即“内圣外王"之道。
所以孔子不单重视心性道德涵养，并且重视经世致用。
明道为根本，而济世是最后目的。
孔子教育的要点是培育人们的品德，要求其门人修己以治世，故儒家有经世的传统，关怀现实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并踊跃参加国家政治。
孔子求实，不空聊天道性命，主张学用联合，知行一致，重申明理笃行的重要性。
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仁是内在的道德意识，而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
为了按照仁，有必需把仁外化为一系列调理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定和仪式，即所谓礼。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③即控制自己的情欲，自觉地按照礼就是仁。
孔子倡议中庸之道，即到处注意适量原则，掌握分寸，恰到利处，无过和不及，正好适中切合常道。
孔子尊敬中庸是最高的道德质量，“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④因为中庸不单是知，并且是行，是道德实践。
孔子中庸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孔子差别义与利，提出了义利关系问题。
孔子以为义高于利，义与利应一致；当义与利产生矛盾不可以兼备时，应舍利存义，即舍一己之私利，而存公利。
孔子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
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②但孔子其实不一概否认利，谋利若切合道义即是正当的，故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⑨孔子的义实指公利，而所谓利实指私利，义利之辨的本质是公与私的关系问题，是群与己、人与我的关系问题。
谈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影响
谈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影响作者：子夜飞蛾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有着源远流长、蓄积深厚的传统文化。
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儒家思想也是世界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粹历经几千年的风雨还依然久盛不衰。
从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开始，儒学就和当时的其他学说一起融入了思想文化的长河里。
在这期间，它磨砺过、沉没过、漂浮过，在经历了无数次沉浮之后最终成为这条长河的主流。
儒家思想历经千百位儒学大师的修正锤炼之后才得以发展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但是，这条河流的前进、以及儒家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就此止步。
一、发展历程：明显的阶段性正如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样，一种思想文化能否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关键是看它是否能满足社会存在的发展需要。
思想文化也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学说能否被统治者重视，关键是看它能否真实反映和保护经济基础。
正因为如此，不同的朝代对儒家思想持不同的态度，这决定了儒家思想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形成这是我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
经济上铁器牛耕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率，促使井田制瓦解，封建经济迅速发展；政治上周王室衰微，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思想上教育和学术逐渐下移，从“学在官府”发展为“学在民间”，这一切都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孔子提出“仁”的思想，创立了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克己复礼”。
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具有古典人文主义色彩，包含民本思想。
孔子的“仁”，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君舟民水”都蕴含了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的其他学派中也有体现，比如说道家的“无为”，墨家的“兼爱”“非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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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经世之学及其意义儒家在中国已有近2600年的历史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本身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不仅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各以其自身立场阐发各自的儒学思想，而且儒学宏富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演变亦使研究者对儒学的了解颇感困惑，从而引发了许多误解和争论。
其实，无论儒学经历过多少时代，我们对儒学的理解首先应该弄清儒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儒学的目的、儒生的终极关怀是什么？笔者认为，从此契入最应紧紧扣住经世精神及其意义来了解、体认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
儒学本来就是一门经世之学，儒家之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世精神。
所谓“经世”，即“经世致用”。
“经世”有时写作“经济”，即“经国济世”，意义相同。
“经世”是指称儒家极其关心社会、参与政治，以祈求迗到天下治平的一种观念。
“经世”概念最早见之于《庄子•齐物论》，其言有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
《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
对于这里提到的“经世” 一词的含义，学者说法不一，如章太炎认为应解作“纪年”；梁启超则以济世致用之义视之，他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为诸生订立学约十条，其中第九条即为“经世”，并解释道：“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
凡学焉而不足为世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
”查“经世” 一词，历史上也有用为“入世”的同义词，以与佛教“出世”观念相区别，如南宋陆九渊谓：“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
”故近世学者有认为庄子之言是“由道家出世的观点，反衬出儒家的入世精神。
”庄子“经世”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姑且可以置之不论，但经世观念确实代表着儒家入世和通过为政以达到致天下于太平、登万民于圣域的态度与抱负。
儒家的经世并不是因职责所需而体现的。
刘师培认为儒家的经世精神渊源有自：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亲民治事、化民成俗本为司徙应有天职，儒家由此转化而成学派。
刘氏所说在孔子以前也许是事实，但到孔子时，儒家的经世已绝非为了“尽职”，而是作为儒者或社会良心承担者无可旁贷的责任。
这从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孔子言行的《论语》中可以得到证明，如孔子阐述其最为强调的“仁”的观念时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迗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有弟子问何为儒家的理想人格__ “君子”，孔子的回答也是经世的：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君子的“修己”是要“安人”和“安百姓”，“修己” 只是起点，“安人”、“安百姓”才是终极目的。
儒家所追求的最理想的道德境界“仁”，其充分的体现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迗而迗人”。
由此可见，儒家所关心的并不是一己的安乐，而是其亲友、以至天下百姓的安乐。
唯其如此，经世也就成了儒学的一大前提。
孔子和孟子都是身体力行的真正儒者：孔子周游列国，虽四处碰壁，却仍矢志不移，目的不是为了一己荣辱，而是为实现其“安人”、“安百姓”的社会理想；孟子游说诸侯实行王政仁道，为的也是天下万民的安乐。
他们开启并人格化了的经世精神，在《大学》中被进一步肯定。
《大学》有认为是子思或曾子的作品，而其内容则可说综合了先秦儒家政治理论的主要观点，并建立了一个首尾完整、体系严密的理论架构，对儒学在后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大学》开宗明义便道破了其全部宗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大学》的三纲领，只有“明德”、“亲民”，才能迗致“至善”之境，这实际是重申并发挥了孔子“修己”以“安人”的基本观念。
然而，儒家以“安人”、“安百姓”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经世精神，在汉以后开始发生变化。
刘师培《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云：自《史记》立儒林传，班与二史沿之，然后以通经为儒。
夫两汉经生，均以师法相教授，与儒者教民之事亦复相符。
惟其所教授者，在于先王之成绩，与化民成俗之义殊。
名之曰儒，盖有儒名而无其实也。
他以儒名指经生，当然是很狭义的说法，但他注意到至汉代对“儒”的界定已有所变化，则无疑是符合实际的。
汉以前的儒都是“立身行己，诵法先圣，务以通经适用”的知识分子，而到汉代则开始有了因专职授经而被称为儒者之士人。
这从《史记》、两《汉书》的“儒林传”中可见。
《史记》有《儒林列传》一卷，《史记正义》引姚承云：“儒谓博士，为儒雅之林，综理古文，宣明旧艺，咸勤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而《后汉书》的作者在《儒林列传》引言中则称是篇所录为“能通经名家者”。
就是说，汉代史书儒林传所选录的尽皆能“通经”的职业儒者。
当然，在汉及其后历代史乘中称为“儒”的多是指传授儒家经典的博雅之士，但这并不表示从此便没有了经世之儒，相反地，儒家经世精神在汉代及其后仍然得到继承和发扬。
深受内蕴着这种精神的儒家经典的薰陶而成长起来，并将所学用来为民谋利的儒者，在汉及其后的历朝历代都并不乏其人。
儒家所重视的经世精神真正受到冲击和考验是在宋代开始比较明显的。
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子部•儒家类一”收录《孔子家语》、《荀子》、《孔丛子》、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桓宽《盐铁论》、刘向《新序》和《说苑》、扬雄《法音》、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徐幹《中论》、傅元《傅子》、王通《中说》、唐太宗《帝范》、林慎思《续孟子》和《仲子》、张弧《素履子》、司马光《家范》、范袓禹《帝学》、王开袓《儒道编》等儒家著作共21种，卷末附案语云：以上诸书，皆在濂洛未出之前。
其学在于修己治人，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
其涌法圣人，求艺别专一先生号召天下也。
中惟王通师弟，私相标榜，而亦尚无门户相攻之事。
今录之，以见儒家初轨，与其渐变之萌蘖焉。
此谓所收作品如《新语》、《帝范》等皆属“修己治人” 之学，当无异议；其对王通之微词，亦非毫无根据。
至于说自濂洛之学出，儒家修己治人的大旨才为之一变，转为讲论理气心性，这就需要进一步探讨了。
无可否认，儒学在汉代以后已开始有式微迹象。
汉代虽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但当时所重者仍是典章礼乐，并不是孔子、孟子、《大学》等提倡的“修己安人”之学。
唐代佛学大盛，儒学衰微愈甚，虽有韩愈、李翱别出心裁地建立“道统”之说，又有孔颖迗撰《五经正义》，力奋发以重振儒学权威，但仍未能给儒学带来转机，“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乃是隋唐之世的真实景况。
只是到了宋代，随着新血液的输入，新观念的提出，儒学才渐渐复兴，进而开辟出儒学发展的新阶段。
理学的出现开始了儒学复兴的进程，但理学家喜谈心性致使儒学素所重视的经世目的有被淹没的危险。
尽管宋代力倡理学的儒者并没有放弃经世，而是至少在语言上仍以经世为终极关怀，如二程谓：“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
器而不可用，工不为也。
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穷经，将以致用也今世之号为穷经者，果能迗于政事专对之间乎？则其所谓穷经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惑也。
”但实在说来，理学家中比较具体的接触到实际政治体制问题的并不多见，当时思想界的大势所趋乃是偏重于性理方面的探讨。
应该看到，儒家的经世精神在宋代儒学复兴之际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自有其道理。
理学在宋代兴起有着对抗当时正发展迅速的佛学的特殊意义，而理学家在性理探讨过程中提出的那一套修养身心的理论和方法正足以同佛教的治心之论相抗衡。
然而，过分强调修养身心，毕竟造成了本末倒置，使原来“安人”、“安百姓”的终极关怀被抛诸脑后，而修养身心却被认为就是最终目标。
于是，本来十分注重外在入世的儒学被赋予了内敛性格。
譬如，《大学》在宋代的地位同于“五经”而居于“四书”之首，理学家对之作了许多阐释发挥。
但他们一方面认为《大学》所提出的以修身为基础的德治理论过于简单化，易流于理想主义，令儒士以为只要修身就可达到太平，另方面，他们也承认儒者理应“经世”，要“通经致用”，“致用”的过程和“经世”的抱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只是际遇不一，有经世之志与经世之才，却未必一定有致用的机会，像孔子尽管树立了儒家经世安人的精神，并以实际行动体现了这种精神，但他生命中最大的悲剧就是没有机会去完成他作为君子、圣人的“安人”和“安百姓”的职志，以配合他在修身方面所迗到的崇高境界。
这使得相当一部分理学家感到修身与治国平天下是对置的两极，由此而造成其心灵上的困境；当儒家君子真切体验到道德与事功并不具有相应关系，即其“内圣外王”理想难以化为现实的时候，内在的极端痛苦和挫折感就会打击他们修己治人以迗天下太平的观念。
王安石以儒家理想为主导的变法的失败，是儒家经世理想在政治领域内所碰到的最大挫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南宋复兴起来的儒学无论是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或者是张栻的湘学、吕袓谦的婺学，都无例外地偏重于内倾。
至于讲求经制之学的唐仲友、注重事功的陈亮和叶适，虽然体现了儒家固有的经世精神，却被排斥在当时儒学主流之外。
儒学逐渐转向内倾的结果是经世途径的转变，慢慢地偏重于内圣一面，讲学论道代替了从政问俗，外王事功被置诸高阁。
当时的经世作品，如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很可以看出南宋时期儒家经世之学的取向。
《大学衍义》四十三卷，是宋儒试图通过诠释《大学》之教以达致治平的重要作品。
该书于南宋端平元年呈献给理宗皇帝，真德秀在《上大学衍义表并劄子》中说：圣人之道，有体有用。
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
尧舜三王之为治，六经孔孟之为教，不出乎此。
而《大学》由体而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
故先儒谓于今得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
盖其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体也，必以此为据依，然后体用之全已默识矣。
《大学》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儒家所谓“全体大用”之学。
就体用而言，体是指主体、本体，或道德修养；用是指作用、功用，或经世致用。
上引真德秀之言明显表示了《大学》是有体有用之学，而这也确乎是儒学基本特质所在。
但细玩真氏全书，自会发觉其所论集中在修身齐家方面，完全没有涉及治国平天下的问题。
真德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四者之道得，则治国平天下在其中。
”他实际认为只要修好一己之身，则治国平天下问题很自然地就会得到解决。
可见，真德秀并不是没有经世之志，他撰《大学衍义》并进呈给理宗帝，就是为了经世，但他偏重于修己，且误认为修己即可冶人，殊不知在儒家修己治人的经世观念中，修己仅仅只是达致治人的最基本要求而已。
真氏的认识，代表了理学家的一般思想倾向。
宋儒对经世观念的理解，足以反映出当时儒学日趋内敛的大势。
这在真德秀《大学衍义》中有所反映，当时的另一部经世名作《经济文衡》同样也反映了这态势。
《经济文衡》分“前集”二十五卷、“后集”二十卷、“续集”二十二卷，是朱熹门人滕珙取朱子语录、文集分类编次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