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
价值创造：面向存量的规划与设计
10[ UED ] 100 | 04 | 2016价值创造：面向存量的规划与设计Value Creation:planning/Design for Existing property 2015年10月28日，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进行了以“价值创造：面向存量的规划与设计”为主题的讲座，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学科的专家、学者及设计师、学子们分享了自己在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
在本次长达四个小时的讲座中，赵燕菁教授结合自身30多年的城市规划管理及实践经验，从城市发展战略、城市经营与管理、存量规划等多方面剖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并结合具体项目特色、特点论证了多样化的城市更新模式，以及如何在存量时代创造价值。
赵燕菁教授提出：20世纪80年代是建筑设计，20世纪90年代是空间规划，21世纪初是制度设计。
面对学生朋友，他指明大学教育的本质是投资未来—文/赵燕菁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和王亚楠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编辑/王 陶、谭 柳什么是存量？ 任何资产一旦建设完成（包括城市、道路、管线、高架桥等），就立刻成为存量资产。
存量规划的本质和增量规划是一样的。
我们设计房子是要给业主创造价值，存量价值也是要创造价值。
30近年来，城市存量规划的趋势开始明晰，2007年前后的深圳新一轮总体规划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从增量到存量的总体规划。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开始超过50%，增量和存量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市规划正式进入存量规划阶段。
2013年，上海的新一轮总体规划开始立项，其中明确了土地零增长的要求。
2014年，全国城镇化会议提出的六大目标，全部是关于存量。
自此，存量规划成为城市规划行业的一个重要话题。
[1]在过去的这二三十年里，推动城市快速的发展以及导致增量规划非凡成功的制度，正是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发动机，也是支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财源。
20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借鉴并改造了中国香港的土地制度。
赵燕菁：向“负面清单”式规划转变
赵燕菁：向“负面清单”式规划转变经济观看报赵燕菁/评文老师报告（《真正的土地市场才能转变分类比例的扭曲》）的核心观点是，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不同用途土地的最优比例。
我长期在政府城市规划部门工作，土地用途转变恰恰是城市规划最核心的部分。
我试着从实践的角度，针对文老师的观点做一个评论。
赞成的观点不再赘述，主要提不同的观点。
城市的两个阶段：建设和运营第一个问题，假如有土地自由贸易，农地是否就可以自动演化为多样化的城市土地？初始城市土地用途的形成，肯定是武断打算的。
市场打算土地最优的安排比例的命题，首先是混淆了城市化的两个阶段。
我们把城市缩小成一个建筑，当设计一个建筑的时候，里边还没人，我们怎么打算建筑不同用途的比例？开头建设之前，总得给建筑师一个任务书吧，这个任务书肯定要给出建筑的功能。
明显，大楼各种用途比例肯定是“人”给的，不是市场给的。
道理很简洁，使用大楼的“市场”还没消失。
大家现在看到的城市，平均而言只有不到1/10是改革开放前积累的。
其余都是过去三、四十年建设的。
在这样一个非演进型的增长下，城市化初始阶段肯定是由城市的业主——政府，依据自己对市场的推断，打算城市土地的最优比例。
这不是市场打算用地比例还是政府打算用地比例的问题，而是城市化增量阶段和存量阶段生成土地最有比例的机制不同以及如何转变的问题。
其次，“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不同用途土地的最优比例”的命题，错误地将政府活动排斥出“市场”活动的范畴。
中国的土地市场并不是完全规划局拍脑门打算的，而是由政府依据他所理解的市场需求打算的，这和企业家打算自己产品的设计没有本质差别。
我在厦门规划局制定规划，肯定是好多开发商来提出需求，我们再供应土地。
肯定不是先规划好，结果来了一个开发商，我们告知他不符合规划。
供应数量也是如此，住宅用地比例低，是由于中国的土地市场是卖方市场，开发商竞价，价高者得。
土地市场是为政府融资，而非为居民供应住房。
工业用地比重高，是由于工业用地是买方市场，政府招商供地不足，企业就会到其他城市。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规划_下_
17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规划（下）赵燕菁【作者简介】赵燕菁，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厦门市城市规划局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修改日期】２００５－０５－１８【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１３２９（２００５）０７－００１７－１１【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ＴＵ９８４【文献标识码】Ａ（续上期）６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一：政府的市场角色具体到城市规划，就是要明晰规划活动中不同的产权所有者和原始的产权分配，然后用客观的经济基准，替代主观的道德基准，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从一种资源配置向更优资源配置转换的交易成本，从而实现社会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解释城市规划中不同主体的行为和角色，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重新解释“政府的本质”。
因为政府是城市规划最主要的“消费者”，如果政府的行为模式是非经济甚至是反经济的，经济学的工具在城市规划里就会毫无用武之地。
也就是说，如果要在城市规划中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进行分析，被分析的对象（政府、开发商、市民等）就应当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
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新古典的经济学一样，将政府看作仅仅是用来解决市场失灵（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的制度冗余（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在城市规划主流看来，所有市场上的主体都是自利的，但政府却是例外，它应当是公众利益的代表，其责任是保持社会公正，而自身应当是非盈利的；在经典的经济学看来，政府应当是中立的裁判，不应干预任何市场活动，更遑论谋取自身的利益（如著名的弗莱堡学派）。
由于现实中，这种理想中的政府根本不存在，于是，规划师和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用他们想象中的“政府”作为基准，对真实世界政府的行为和动机展开了无休止的道德审判。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约而同”，就在于这两个学科的底层都假设（或隐含假设）了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政府作为一种降低交易成本而产生的“制度”自然成为一种社会冗余。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规划_上_赵燕菁
规划研究40P l a n n i n g S t u d i e s【摘要】长期以来，制度因素一直是城市规划中无法规范分析的一个领域。
许多规划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制度影响为零的假设之上的。
一旦这些“理想”的规划进入现实，就会受到一系列制度因素的扭曲。
结果，不是规划完全走味，就是干脆无法实施。
制度经济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发展出一套规范分析的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成为理解规划中制度因素的有用工具。
如何借鉴制度经济学的新进展，开拓城市规划的视野，建立起城市规划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对未来规划理论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方向。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城市规划；价格理论；空间分析URBAN PLANN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INSTITUTIONAL ECONOMICSZHAO Y anjingABSTRACT: Institution has long been an elementthat can not been properly analyzed in urban planning,and many plans is based on the presumption that theinfluence of institution is zero. Once the “ideal” plansare put into practice, they are distorted by the forceof institutional elements. For half a century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 series ofmethods which could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institutional element in urban planning. Therefore it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for institutionalanalysis in urban planning by referring to the progress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KEYWORDS: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urbanplanning; price theory; spatial analysis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规划（上）赵燕菁【作者简介】赵燕菁，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厦门市城市规划局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赵燕菁城市的收缩：机理与应对
赵燕菁城市的收缩：机理与应对摄于清华艺术博物馆一瓣经赵老师授权转载一、城市为什么会收缩在我刚进入规划行业的时候，城市能否增长并不是规划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扩张型增长，我们城市规划的方法都是围绕此类城市而设计的。
规划要回答的无非是增长多少、增长快慢的问题。
过去十几年，城市收缩开始被中国越来越多的数据所观察到。
城市增长开始分化——有些城市继续增长，而另一些城市则增长停滞甚至开始收缩。
规划师越来越多地面对一个以前没有遇到的新问题，收缩的城市还能发展吗？如果能，发展的路径是什么？现实迫切需要一个能解释“非增长型城市”的理论并提出相应的规划方法。
城市收缩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国家早已出现。
早在1966年，美国规划师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区域发展政策》(Regionaldevelopment policy)一书中，就注意到这种区域经济涨落不均衡的现象。
他将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推广到空间分析中。
1969年在《极化发展理论》一书中，他又进一步将“核心-边缘”归纳为解释区际或城乡之间非均衡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
弗里德曼认为，任何空间经济系统均可分解为核心区和边缘区（Core and Periphery）。
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
但核心-边缘理论与其说解释了不均衡增长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发现了不均衡增长的现象。
西方国家关于收缩城市的研究和我们今天一样，大多把重点放在用各种数据描述城市收缩这一现象，但对城市收缩的机理研究却很少，或者说，大都集中在比较浅表的层次，这使得规划很少能给收缩的城市开出对症的处方。
针对这些城市增长的现象，2017年我在《城市发展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效用型增长：边缘地区城市化模式”，试图建立一个一般化的理论模型来为收缩的城市提供规划的工具。
存量规划-文献综述
存量规划赵燕菁在《北京规划建设》专题栏千山独行中，阐述了存量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他认为存量规划的理论在经济学，存量规划它主要回答的是如何将现有的资源，转移给能为城市贡献最大的使用者。
减少要素转移的成本，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是存量规划的主要目标。
目标转变意味着手段的改变，以工程设计为主要工具的城市规划，要转向以制度设计为主要工具。
而手段的改变，必然伴随着学科理论基础的重建——新的基础：产权。
在存量规划里，我们必须面对大量既有产权所有人。
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将资源从低效率的所有人，转移到高效率的所有人。
同时他认为存量规划的核心在于交易成本，存量规划的最大特点，就是既有空间资源为众多产权人共有。
城市公共服务的提升，必须经由集体行动才能达成。
制度设计取代工程设计，成为城市规划的主要工具。
自然，制度经济学便成为城市规划转型最顺手的工具。
在存量规划里，原有土地是有产权人的。
说服原有产权人转让给更有效率的使用者，需要额外支付成本。
这个成本，就是所谓的交易成本。
因此，存量规划的核心，就是设计出必要制度，将提供新的公共服务所必须的交易成本，减少到新增公共服务带来的收益之下。
再者他认为存量规划的内容在于规划变更，如果说增量规划主要是解决在一张白纸上，怎样合理布局各种“色块”（功能），那么存量规划主要是解决怎样在已经布满“色块”的现状图上，将一个已有的“色块”转变为更合理的“色块”。
规划师改变不了任何现状“色块”。
他所做的只是设计一种规则，然后等待“色块”在市场的驱动下，自主转变为更合理的“色块”。
这个规则可能是“政策”“法规”或审批“标准”。
刘晓斌，温锋华在《系统规划理论在存量空间规划中的应用模型研究》中提出】我国城乡规划正在迈入存量空间规划时代，针对存量空间规划的类型、特点和要求，从系统规划理论的视角总结存量空间规划的方法论特征，将城乡规划学近年兴起的城市系统规划理念运用于存量空间规划领域，演绎出存量空间系统规划的“钻石模型”，构建存量空间系统规划的概念和应用模型。
存量规划：理论与实践
存量规划：理论与实践文/ 赵燕菁不久前，上海启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本轮规划最大的特点，就是提出“严守用地底线，实现建设用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如果说，2007年深圳总体规划是第一个从增量为主转向存量为主的规划，那么上海总规很可能意味着，存量规划正式成为法定主流规划的一部分。
但规划行业远未为这一转变做好准备。
无论深圳总体规划还是上海新一轮总规，都还是在传统的规划框架内，增加一些关于存量的描述。
法定规划内容的强制性规定，也决定了现有的规划首先必须是一个增量规划。
存量规划只能是各地的“自选动作”。
我们必须马上为新的规划需求做好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准备。
一、存量规划的理论增量规划的基础，主要是工程学的。
交通、市政、甚至规模预测、功能分区，都是在回答怎样分配和组合资源，已达成最优的公共服务水准。
存量规划则不同，它主要回答的是如何将现有的资源，转移给能为城市贡献最大的使用者。
减少要素转移的成本，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是存量规划的主要目标。
目标的转变，意味着手段的改变。
以工程设计为主要工具的城市规划，要转向以制度设计为主要工具。
而手段的改变，必然伴随着学科理论基础的重建。
这个新的基础是什么？产权。
这是一个在增量规划中，几乎完全不用考虑的因素。
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假设：城市产权是单一的，城市政府可以按照效率最高的原则，任意设计城市。
我们所要知道的，只是“什么是效率最高”的设计。
但在存量规划里，我们必须面对大量既有产权所有人。
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将资源从低效率的所有人，转移到高效率的所有人。
最优的工程设计要解决建造成本问题。
同样，最优的产权问题也要解决产权转移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
制度设计的目标，就是减少交易的成本。
产权自然就会成为存量规划的核心问题。
城市规划理论原点，也必须随之平移到新的原点。
显然，工程学无法为存量规划提供可用的理论工具。
最接近存量规划提出的问题的学科，一个是社会学，一个是经济学。
赵燕菁：城市更新——跨越财务陷阱
赵燕菁：城市更新——跨越财务陷阱导读2023年9月23日，2022/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湖北省武汉市隆重开幕。
在全体大会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厦门高校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双聘教授赵燕菁作题为《城市更新——跨越财务陷阱》的报告。
赵燕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厦门高校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双聘教授一、当前城市进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挑战和应对之道当前城市规划行业业务总量缩减的萧条局面，本质上还是城市进展进程中的一种结构性问题导致。
随着城市化水平提升，当前城市建成区所容纳的城市人口已接近70%，城市可进展的空间受到限制，同时城市增量空间渐渐削减。
城市规划的从业者不断增加，城市规划的业务不断削减，从而导致行业内产生肯定程度的内卷。
所以城市规划假如还是围绕原来的城市开发、城市新城建设或者城市增量来做文章的话，城市规划将无法进展。
纵观国外的城市规划行业，在完成城市建设后，行业的进展同样也在变得越来越弱小甚至消逝。
因此对于城市规划的进展，我们应当转换视角，把城市规划的重心转移到存量空间这部分，那我国城市规划行业的进展空间就比以前更开拓了。
对于城市规划行业从业者而言，要像游牧民族一样，乐观查找新的“牧草地”，完成城市规划行业的迁移。
但这种迁移并不是把传统增量时代的方法，简洁复制到存量时代的规划和更新工作中。
由于两者的底层规律是不全都的，之间是存在陷阱的。
我们以往在增量规划阶段中熟识的方法在存量阶段事实上是无法延用的。
广阔城市规划工假如有留意到2023年7月24日中共中心政治局工作会议所作出的重要论断，即“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心从“防范风险”转换成“化解风险”，就会发觉传统的土地融资模式假如不调整，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增长陷阱，城市更新就可能会落入新的财务陷阱，这对于城市和城市规划来说都是特别危急的。
二、城市更新价值来源和财务陷阱传统的城市更新模式，核心是成本收益平衡，手段是增加容积率。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选择字号：大中小本文共阅读 567 次更新时间： 2012-02-24 13:15:16赵燕菁：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进入专题：城市增长模式土地财政中国模式● 赵燕菁中国增长模式之所以不能被理论界解释，盖因主流学派依托的新古典理论存在致命的弱点。
基于消费者竞争和生产者竞争的新定价规则，本文对政府的市场角色和行为做出了新的解释。
按照这个规则，类似于“土地财政”之类的增长模式，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核心。
中国模式与“标准模式”的差异，在于城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商业模式不同。
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土地融资的中国城市增长模式，就不再是一无是处，而是存在被改进、发展的可能。
引言观点之分歧，皆源于理论。
理论差异没有解决，观点分歧就不可能分出是非。
没有理论的“思想竞争”，必然是各说各话。
思想的取舍存废，也只能靠支持者的多寡或学术江湖地位的高低等“场外规则”来来决定。
最近，我不经意间卷入的“土地财政”模式之争(赵燕菁，2011)，也是如此。
争论中，没人愿意听完对方的观点，而是急于抢占“道德制高点”，争取更多围观的群众(马光远，2010)。
结果，辩论演化成对骂，竞技变成了群殴。
思想竞争，只能凭借赛场上的实力，而不能依赖场外支持者的多寡。
“土地财政”攸关城市增长模式，规划师是无法缺席的论方。
在同很多一流经济学者[1]当面交锋中，我感到，如果不尽快澄清各自分析工具的差异，争论就一直会停留在娱乐大众的浅表层次。
一、价格理论：新古典与非新古典当代经济学的大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新古典价格理论基础上的。
也是我的辩论对手依凭的主要理论工具。
在马歇尔之前，价格理论大体上分为两派：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供给和生产一侧决定的，生产者的成本是价格的核心因素;而边际学派则认为，市场是消费和需求一侧决定的，消费者的偏好，决定了产品的价格。
马歇尔将两者结合起来，认为市场价格是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Alfred Marshall，1890)。
在完美的市场里，应当有一个均衡解，使得供求双方都无法在不损害对方情况下，增进自己的利益。
随后的经济学，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发展起来的。
但也正是从这个框架开始，经济学逐渐脱离真实世界，转变为逻辑内恰，自我证实的数学游戏。
为了确保向上的供给曲线，报酬递增和规模经济被排除。
劳动力和资本取代了利润和固定成本、可变成本成为新的生产函数;增长被装进“技术进步”的黑盒子;剩余(利润)和固定成本成为冗余概念;为了确保均衡的存在，价格一开始就被假定了，价格理论从寻找价格，转变为寻找给定价格下最优的要素分配;竞争被“完全竞争”所取代，而这个所谓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根本没有竞争[2](Hayek,1948( 1980))——没有人可以通过改变价格最大化自己的剩余。
在这个框架内，许多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经济现象，如垄断和政府行为，被经济学家判定为“无效率的”。
公共产品理论、增长理论、拍卖理论、博弈理论……，一个又一个新理论被提出来，以修补千疮百孔的马歇尔框架。
甚至经济学本身也被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面对同一个经济现象，不同的经济学家应用同一个理论，可以给众多完全不同的解释。
经济学被讥讽为“把现实中原本行得通的东西，放到模型里，看看是否行得通的”的后知后觉的学术游戏。
当中国经济以违反经济学“原理”的模式高速增长后，经济学家先是认为只是“过渡”，然后又认为“不可持续”，最后，干脆断定“必须转型”。
而与此同时，符合“标准”经济学原理的增长模式和制度，却一个又一个爆发严重的危机。
显然，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地方政府的行为(像企业一样盈利、竞争)，乃至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都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不彻底重建经济学大厦的基础，就不可能理解“土地财政”的本质，就不可能终结学术争论的混乱。
这个基础，就是基于马歇尔框架的新古典价格理论。
二、新的框架：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从哈耶克到科斯，众多顶尖学者都曾对马歇尔的框架提出过质疑[3]。
但马歇尔框架依然是经济学本科教材中的基本原理。
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依然醉心于编制这件已经衣不遮体的“皇帝新衣”。
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学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与马歇尔框架平行的替代框架。
马歇尔究竟错在哪里?受达尔文思想的影响，马歇尔方法论的一个核心，就是“自然不能飞跃”(Alfred Marshall， 1920)。
他认为，供、需双方犹如剪刀的两翼，市场价格决定于双方的力量均衡。
据此，马歇尔假设了两个连续的曲线——一个倾斜向上的供给曲线，和一个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两个曲线交点处的价格和数量，就是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和数量。
为了确保这两个曲线有一个交点，二者被放到了同一个坐标系里。
而这正是马歇尔框架错误的起点。
为了使价格研究重回竞争的市场并为制度分析提供理论基础，我在提交给加迪夫大学的博士论文《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市场角色》(Zhao Yanjing，2009)中的提出的一个新的价格理论[4]。
在我的框架里，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分别处于独立的坐标系——两个曲线既不连续更不相交，而是通过共享数量轴相互影响。
市场不再被视作一个连续对应的函数，而是被分为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两种状态：当供大于求时，竞争发生在生产者之间，消费者制定竞争的规则，其收入只影响消费者剩余的多少，而不影响市场价格;当供不应求时，竞争发生在消费者之间，生产者决定竞争的规则，其成本只影响其利润多寡，而不影响价格高低[5](赵燕菁，2007,2010)[6]。
任何产品都有两个“市场价格”——消费者价格和生产者价格。
当数量变化导致两种不同的状态间转换时，价格不是连续变化，而是不连续地在两种价格间切换[7]。
在这个框架里，“自然”存在“飞跃”，或者更准确定说，市场价格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交互过程。
生产函数由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和利润组成。
生产者之间通过熊彼特竞争决定价格，即边际上最优的生产者和次优生产者之间的竞争。
由于存在规模经济，生产者通过扩大市场占有，最大化自己的剩余。
因此，市场上均衡的价格，就是令次优生产者利润为零时的价格。
消费者函数由消费者的偏好、预算组成。
有效需求是预算和效用皆为正时的消费。
消费者通过威克瑞拍卖决定市场价格，在偏好均为正的情况下，市场价格等于边际上消费者所愿意出的最高价格。
这个价格应该刚好令次优消费者预算小于零。
生产者的固定成本随着规模增加被摊薄，平均成本降低，利润增加。
大规模生产带来递增，乃是现代经济循环扩张的主要动力。
但剩余的积累不会导致产品规模的无限扩大，而是会分裂出新的产品，以满足多样化消费的需求，减少规模生产导致的消费者效用的损失。
相邻替代产品间，以哈耶克竞争的方式决定市场的占有率，并间接影响市场的价格。
最优的市场价格不是简单的数量和价格，而是“数量-价格-种类数”三者同时形成均衡。
三、政府就是企业不同的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不同[8]。
首先是政府角色的不同。
在新古典框架里，政府天然的垄断地位，必定是非经济的。
政府是市场的对立面。
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多，经济运行的效率就越差。
完美的经济，应当靠市场规则自动运行。
市场规则在交易过程中自发形成，无人能设计、操控;在我的框架里，政府不过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赢利的“企业”。
即使处于垄断地位，也要面临次优企业(如其他政党)和相邻企业(如其他政府)的竞争。
只要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市场没有准入限制，政府的行为就必然会受到竞争约束。
这就如同商店里的商家并不能利用自己的定价权任意定价，因为顾客会用脚投票，比较相邻的商家。
如果将政府理解为一个企业，干预经济就不是例外，而是常态。
市场的所有规则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经济参与者(包括政府)有目的的设计。
市场的作用，是通过竞争，选择高效率的机制，淘汰低效率的机制。
政府就不再是市场的“傍观者”或“守夜人”。
政府就必须参与经济，必须计算成本，必须能够盈利。
在新古典的框架里，垄断的政府一定会有动机剥夺“顾客”，因此，需要分权，通过制度监督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但在我的框架里，只要存在相邻政府的竞争，政府就不可能为所欲为。
政府间的竞争，比分权制度更有效率。
政府也不一定像新古典认为的那样“小就是好”，而是取决于相比其他组织，政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更有效率。
其最优规模要由市场决定。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发达国家“标准”的地方政府和中国地方政府的差异的话，前者就像是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物业费的收取和使用，要通过小区全体居民用手投票;而后者则更像是一个酒店，通过不断改进服务和有竞争力的定价吸引“顾客”，而城市的消费者(劳动力、资本)则通过用脚投票，选择最优的社区。
这种竞争同出售类似产品的相邻企业(商店)没有本质差异。
类似的比喻来自张五常先生的鸿文《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2009)：“一个鲜明的例子可以示范县与县之间的热烈竞争。
那是购物商场。
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
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张五常先生敏锐地发现，中国成功秘密，很大程度上在于拥有土地权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同我在2002年的一篇被广泛争议的文章(赵燕菁，2002)中的观点如出一辙。
在我的范式里，政府的大小同企业的大小一样，取决商业模式是否成功，本身无所谓好坏。
不同政府如同许多Tiebout社区(Tiebout，1956)，与其他政府展开“哈耶克竞争”。
这种貌似垄断的竞争，要远比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来的激烈。
(赵燕菁。
2010) 如同企业般的政府竞争，在新古典的范式中是完全无法解释的。
在完全竞争的范式中，政府具有天然的垄断性，而垄断竞争相对于完全竞争，必定是无效率的。
越“完美”的市场，政府的角色应当越弱。
显然，要理解土地财政，首先就必须抛弃新古典定义的政府——政府不是市场的裁判，不是守夜人。
它就是普通的企业，不仅要赢利，而且要参与竞争。
在我的范式里，越是强大的市场，越是能产生强大的政府。
这是我和多数经济学家分歧的起点，也是“土地财政”争议背后更深层的隐性争议。
四、财富增长的源泉按照新古典理论，在完全均衡的市场里，所有生产者的利润为零，否则生产规模必然持续扩大而无法实现均衡。
由于没有剩余，经济增长在完全竞争范式里，无法内生。
均衡经济里不断增长的“剩余”部分，必须借助“技术进步”这个外生变量来解释。
在我的框架里，经济增长，源自于剩余的积累。
由于均衡的价格是使边际上次优生产者(消费者)利润(预算)为零时的价格，因此，即使在均衡的条件下，最优的生产者(消费者)也会不断积累剩余。
剩余(包括生产者的利润)乃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经济流程中，积累剩余的效率。
投入产出的差额，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
新古典所谓的技术进步(包括制度的进步)，不过是提高剩余积累的效率所采用手段的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