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在解决小微企业信贷难题中的作用

论政府在解决小微企业信贷难题中的作用作者：张文彬来源：《中国市场》2011年第46期摘要：本文把影响我国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的技术、组织和宏观环境三个层面的因素归结为两类非均衡，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从而指出政府的介入方向：通过积极完善信贷基础设施来解决第一类非均衡，通过调整银行产业组织政策、放松小微金融机构的规制来解决第二类非均衡；并提出政府的补贴应该是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对纠正第一类非均衡的各种活动进行补贴。

关键词：小微企业；信贷；政府中图分类号：F832.4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就业问题解决、城镇化推进、区域差距缩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面临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困境。

尤其是最近我国部分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出现民间借贷利率飙升、民间借贷纠纷增加、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恶化等问题，引发了各方关注。

政府在其中该起什么作用，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从世界各国小微企业信贷的实践来看，大量的政府干预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甚至出现了“好心办坏事”的结果，那么是否需要政府介入，政府应该怎么介入，补贴怎么花，这是本文所要分析的问题。

一、小微企业信贷难政府需介入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分析通常从三个层面出发：第一个层次是技术层面，银行面对信息不对称的信贷技术选择；第二个层次是组织层面，是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的选择；第三个层次是宏观环境层面，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贷基础设施、银行产业组织政策以及利率管制政策等（Berger and Udell，2006）。

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我国小微企业信贷宏观环境不尽如人意，如信贷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地方政府偏好于规模经济，银行规模结构不尽合理，银行竞争程度有待提升，所有制歧视严重，利率管制严格。

在这一宏观环境下，银行在组织层面倾向于选择多级科层体系，在技术层面倾向基于被动机制的信贷配给，因为基于硬信息的各类可行的交易型信贷技术缺乏必要的实施基础，软信息生产、加工、传递成本很高。

同时，多级科层体系的组织结构安排缺乏对生产、传递软信息的主动机制的激励，只能选择被动机制。

而长期选择被动机制、实施交易型信贷技术的银行在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下不断强化其多层科级体系，并因为缺乏关系型借贷技术经验的积累而更不愿意涉足，从而进一步影响宏观层面的银行规模、产权结构、竞争等政策的导向，并倾向于利率管制。

上述三个环节之间相互强化，将形成一个低水平的小微企业银行信贷配给的路径依赖问题。

我国小微企业银行信贷融资困境在上述三个环节的表现从原因上可以归结为厉以宁（1990）提出的两类经济非均衡。

一类是纯粹是因为市场不完善造成的经济非均衡，这主要表现为技术层面的信息不对称与技术选择、组织层面的信息不对称与激励约束机制安排以及宏观层面信贷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另一类是在市场不完善之外、因为体制性因素造成的非均衡，这主要表现在宏观层面的银行业所有权结构偏好、所有制歧视、不合理的利率管制等，这造成了银行在小微企业信贷业务方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而只将这项业务作为一个政策性的业务、政治性的任务。

所以，我国小微企业银行信贷融资困境是两类经济非均衡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两类非均衡并存的情形下，民间借贷在市场和政府调节之外引入道德调节的作用，充分利用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作用机制在贷前信息甄别、贷中监督和贷后执行方面的作用，有效提高了小微企业的信贷可得性。

以浙江泰隆银行等为代表民营社区银行充分借鉴民间借贷的运行机制，通过信贷技术创新，在构建垂直型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紧密社区中的横向社会资本的作用，降低主动机制借贷技术中软信息生产成本；通过扁平化的组织治理结构并结合横向监督机制，发挥软信息在小微企业信贷决策中的作用，避免组织内部的代理人问题；依靠弹性的市场化利率定价机制实现商业上的可持续性。

但是，信贷技术和组织结构创新都只是针对两类非均衡情形的被动反应。

单个民间放贷人、放贷组织或者社区银行，都缺乏足够的激励和能力去完成地方信贷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因此，这实际上是政府在公共产品供应上的缺位恶化了第一类非均衡的影响。

而第二类体制因素造成的非均衡对小微企业信贷的抑制作用更不可能依赖于具体的微观经营主体来调整的，因为这是政府的不合理介入行为造成的。

因此，这些被动性的反应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

而且，随着地理流动性的提升，企业借贷规模的上升，小型紧密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的信息优势、声誉机制、社区规范、社区压力等作用随着社区边界的拓展而下降，因而，民间借贷依赖于传统社会资本作用所形成的低违约率、低风险、低交易成本的特征难以为继。

同样，这也会对依赖于社会资本进行社区化经营的社区银行形成类似的冲击。

这意味着长期依赖于关系型借贷技术的小微企业信贷也需要拓展一些新的交易型借贷技术，或者将关系型借贷与交易型借贷技术相结合，降低对软信息的依赖程度，提升硬信息的作用。

而这同样依赖于信贷基础设施的完善，无法离开政府的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紧紧依赖自发的社会资本调节机制和市场化定价机制并不能完全有效解决小微企业信贷难的问题，需要政府的介入来解决两类非均衡问题。

二、政府的介入方向与方式政府缺位造成了第一类非均衡的恶化，政府的不合理干预导致第二类非均衡的产生。

这给出了政府的介入方向：通过积极完善信贷基础设施来解决第一类非均衡，降低各类小微企业的信贷成本和提高银行信贷的商业可持续性；通过放松小微金融机构的规制，调整银行产业组织政策来解决第二类非均衡，完善小微企业信贷机构的组织结构，发展有活力的地方性小型金融机构，扩大小微企业信贷的供给。

（一）信贷基础设施的完善1. 信息环境的完善一方面，对于关系型借贷而言，目前较为成功的小微企业信贷主要是依赖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形成以及社会资本在软信息生产上具有明显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这意味着政府的介入是必要的。

考虑到社会资本的作用范围限于紧密的社区内部，政府可以在一些小型社区内部，如村庄、街道社区建立社区信用调查中心，由村委会、居委会的成员或者村庄里、社区中有威望的人构成，即社区关键人物，他们对社区的情况最为了解。

这样就大大便利了社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与社区建立垂直型社会资本的过程，也避免了每个银行对花费相应的重复劳动都获取相同的信息，有效降低了软信息的生产成本。

同时，可以考虑将社区信用调查中心整合到政府或者民营企业经营的担保中心。

后者为前者运营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前者也为后者提供必要的地方化信息，保障其正常运营和财务健康。

大量官办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或者公司成立的目的在于通过与银行共担风险来促进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发放。

担保公司的介入会降低银行的风险，从而也会导致银行减少信息甄别以及贷后监督的努力，这种减少的努力本应转移至担保公司来完成。

但是，官办担保公司在小微企业软信息生产方面并不具备优势，尤其是出于政策性目的的官办担保公司，更是缺乏激励付出信息生产的努力。

因此，那些没有信息生产优势的担保公司的介入，反而增加了银行和借款人的道德风险，造成担保公司入不敷出。

所以，社区信用调查中心所具备的低成本、高准确度软信息的生产作用，使得小微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公司）在信息生产方面具有更为专业化的比较优势，可以比银行付出更少的信息成本来承担必要的信息生产，降低银行的信贷成本和信贷风险，从而有效增加小微企业的信贷供给。

另一方面，就交易型借贷而言，完善硬信息环境主要从企业和企业主两个主体入手。

缺乏真实可信的财务报表是小微企业信息不透明的主要表现。

税务、审计等部门可以考虑根据不同行业的特征设计小微企业的会计标准，设定简化的、标准化的会计科目和流程。

在形式上可以有电脑版、手机版和纸质版等。

对于使用严格会计准则和规定流程的企业，或者通过可靠会计事务所提供财务报表的企业，可以减免税收，以此激励小微企业制作可信的税务报表，提供正式的财务信息。

同时，鉴于小微企业和企业主之间的紧密关系，社区银行对小微企业的借贷以及绝大多数民间借贷都是直接与企业主形成的，这样可以将企业的有限责任转化为个人的无限责任。

因此，个人征信系统的完善是硬信息完善的重要环节。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个人在金融机构借贷的历史信息系统，但是还缺乏个人储蓄、消费等信息。

随着电子支付交易的快速普及，这一方面的信息可以考虑尽快加入到个人征信系统中，加快建立个人信用局。

银行可以依据这些信息构建信用评级模型等，进行个人经营性贷款的批量性生产。

对于个人征信系统，还需要指出两个问题：一要进一步加强其时效性，目前的征信有一个多月的滞后性；二要对于小微企业信贷的征信查询，降低查询费用，甚至可以考虑免受查询费用，从而降低银行的信贷成本，也可以提高征信系统的使用率。

另外，很多小微企业是给一些大、中企业做配套的，利用其应收账款来融资的保理业务可以成为小微企业交易型借贷的一种主要方式。

银行或者应收账款的购买者只需关注应收账款支付方的信用状况和财务状况。

如果这些支付方是本地大企业或者全国知名企业的话，信息透明，还款保障能力强，因而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类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目前我国的保理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大、中型银行对这一业务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性，不过现在急需完善其交易平台的建设。

根据墨西哥的经验，构建一个提供在线保理业务的电子化平台，该平台选定一定规模以上和信用等级高的企业，每个企业对应一个专用网页，然后将其供应商分配到其买家链中，并将有融资需求的小微企业的应收账款电子单据挂在网上。

国内开办保理业务的银行等金融机构针对特定应收账款进行利率报价，小微企业选择自己认为条件最优化的保理商。

这种电子化交易平台实现了竞争性的即时交易，降低了银行对小微企业信贷的成本和风险，也降低了小微企业的借贷利率（Malhotra，et al.，2006）。

2. 法律环境的完善大量小微企业的创业者来自于农村，他们的初始资产通常只是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子，但没有产权证，并无法抵押。

因此，对于来自农村的创业者而言，缺乏必要的抵押品使得其无法通过需要抵押的被动机制中获取贷款。

即使在社区银行的主动机制中或者在民间借贷中，尽管一般不需要办理具体的抵押手续，但是借贷者所拥有的宅基地是否是国有的、其房子是否有产权证也是被考虑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其贷款额度和贷款可得性。

因此，为了解决来自农村的小微企业创业者的信贷困难，需要在法律上明确农民对这些资产的个人产权，在县一级设立农村产权登记中心，给农民发放承包土地、宅基地和宅基地上房子的产权证，并允许其抵押。

即使可以抵押，仍会出现新的问题。

我国一些地区也在这一方面做了尝试。

比如台州的农村信用社曾经尝试过农村住房的抵押贷款，但是很快就被取消了，这是因为这些抵押物很难处理，其流转变现受到当前法律的限制。

针对这一问题，在法律上应该进一步拓宽农村承包地流转、宅基地流转以及农村住房流转的交易对象和范围，比如在一个省内，可以自由的在农户之间流转等，加强其变现能力。